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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是党创建初期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他牺牲整整80年了，时间虽渐渐离去，但他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仍将不可磨灭。
远渡重洋寻求真理
李林，1886年8月23日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东乡湾泥渡（今邵东县牛马司镇明亮村）一个贫苦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他过继给叔父抚养。11岁时，养父病故，李林与继母姚氏相依为命。全家仅有八分薄地，两间木房。李林七八岁时便跟着继母姚氏当脚夫，以挑煤为生，继母用土筐挑，七八十斤一担，颤颤巍巍朝前走，儿子用提箩挑，二三十斤一挑，一步三斜往后跟，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在这种艰苦环境里，李林从小就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他白天随母劳动，夜则在族中读书，刻苦学习，进步很快。1912年族兄李笏山留日回国，任教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他全力支持李林入正规中学求学。李林入湖南省立二师后，得李笏山亲自教授，获益匪浅。1913年转入宝庆中学继续学习，直到1918年中学毕业。
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李林在李笏山的全力支持下，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1918年8月，他去北京办完手续后，先赴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一年，学习法语、应用力学、机械学、机械制图、钳工等课程。此间，他认识了到校演讲的毛泽东和蔡和森，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理论，见识，使我‘顿开茅塞’。”
1919年10月31日，李林与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贺果等162名青年，在上海乘宝勒加号邮船去法国。历时38天，航程三万里，于1919年12月7日抵达马赛，12月9日到达巴黎。3个月后，李林被分到哈佛柳工厂做工，先做钳工，后改做车工。1920年1月，李林在巴黎与李维汉、李富春发起成立工学励进社（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初期会员有30多人，宗旨是“追求真理寻找出路”。他们向破坏勤工俭学的中外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邀请在法国的蔡和森参加会议，确定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的宗旨，与新民学会的宗旨完全一致。
1922年6月3日，由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发起，召集陈延年、王若飞、李林等51人在巴黎近郊的森林里秘密开会，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李林是少共的骨干。方志刚等留法学生就是通过李林、薛世伦两人培养、介绍入团的。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成立。许多少共团员入了党。李林是第一批党员发展对象，于1923年在法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因国内革命战争的需要，周恩来准备回国。临行前，旅欧支部31名成员在巴黎合影留念，李林坐在第一排紧靠周恩来。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从1923年起，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选派党团员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亲自负责此项选派工作。聂荣臻、李林等27人是第三批，于1924年9月22日离开巴黎去苏联。10月份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李大钊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曾亲自找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话，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
在东方大学学习了约3个月，1925年2月，李林等30多人被分批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王一飞任翻译。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保密的，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教师几乎都是苏联内战时期各个战场抽调的高级指挥官。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讲课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容易接受。李林近半年军事学习收获很大，这为他日后回国三次担任军事学校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成回国弛骋疆场
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东方大学及军校中国班学员分批回国。王一飞、聂荣臻、叶挺、李林等20多人于1925年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威，9月上旬抵达上海。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接见了他们。陈独秀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后，分配了他们的工作。聂荣臻、叶挺等12人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由聂荣臻带队。李林、范易、陈家珍等9人到北方加强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由李林带队。
1925年10月，李林到冯玉祥部队开始工作，初任国民军第三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冯玉祥对李林很赏识，高兴地拍着李林的肩膀说：“共产党不错嘛！到我们的部队来，欢迎！欢迎！”又说：“李林兄，你大胆地干吧！出了漏子，有我冯玉祥来补。”
冯玉祥如此赏识李林，李林也不负所望。1925年11月，李林通过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高文敏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到其部当学兵，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形成骨干，使第三混成旅成为冯玉祥的王牌旅。
1926年春，第三混成旅奉命由陕西华阴庙转驻河南洛阳西宫。部队在洛阳驻扎3个多月，又奉命开往石家庄，在天津南的泊镇打了一仗，打败了奉系军阀张宗昌。之后部队又奉命转移到长辛店。在此期间，李林曾到北京向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汇报并请示工作。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趁第三混成旅1926年四五月间整顿之机，创建了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为校长，李林为副校长，王圭为教育长，高文敏负责党团组织工作。共产国际派到冯玉祥部的3个军事顾问，担任军事教员。李林兼授军事政治课，教材是他亲自编写的。学员们经过教育训练，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
不久，军事政治学校随第三混成旅向绥远转移，在玫瑰营子地区和当地一大股匪徒遭遇，李林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学员们打得英勇顽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李林身中两弹。战斗胜利后，他被送往五原县野战医院治疗。手术后，李林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奔赴前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武汉，革命形势发展顺利。9月17日，冯玉祥到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镇召集各路将领参加重要会议，共产党人刘伯坚、李林、史可轩等应邀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任命刘伯坚为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李林为联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为联军总司令部警备师师长。
1926年底，国民联军进驻西安后，又重新进行改编，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党组织决定，在于右任驻陕总司令的名义掩护下，于1927年3月在西安成立“中山军事学校”，为党培养军事干部。校长史可轩，当时是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虽然是副校长，实际上主持全校工作。
李林除协助校长史可轩主持学校行政外，还兼授军事条令课和战术课。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和学员一样，穿灰色列宁式粗布军服，扎腰带，绑裹腿，过严格的士兵生活。他负过伤的腰和腿，每当天气变化时就一阵阵酸痛。他总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他诙谐地说：“哟！又发布天气预报了，这么准确。”
李林的爱人吴碧云，陕西省澄城县人，190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年与李林在西安结为伉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回国后任陕西省党部妇女部主任委员，1926年生女李白华。为了专心党的工作，他俩将李白华送到外婆家抚养。
正当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得红红火火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撤回武汉以镇压工人运动，河南由冯玉祥国民军占领。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反苏，冯玉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假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名义，拟将各师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李林、邓小平等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是“礼送出境”的重点对象。中共陕西省委及时传来秘密指示，要李林和邓小平迅速采取应变措施，离开西安。李林、邓小平将计就计，借去郑州开会之机，在途中“金蝉脱壳”，转移到党的秘密联络站去了。
地下尖兵功勋卓著
李林在去郑州途中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党组织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他和吴碧云迅速转移。于是，李林重返西安，夫妻俩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李白华，化妆成商人深夜离开西安，几经周折来到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党组织转入地下。李林到达上海后，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上海市闸北区委组织部长（陈云任区委书记），吴碧云任上海地下交通员。李林以拉人力车为掩护，走街穿巷，深入工厂里弄，秘密发展党员。他经常更换姓名，转移住处。有一次他在外滩碰见一位姓唐的老同学（当时是上海一家商行的经理），李林蓬头垢面，身穿八卦衣，脚踏草鞋，汗流浃背，拉着东洋车。这位老同学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了解李林的情况，心想一个留学生竟落到这种地步，这是什么世道。当天下午，他送给李林一笔银元。李林把这笔钱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后经党组织同意，李林在这个商行里当了一名职员。但不久，商行倒闭，友人离沪回湘，李林送至黄埔江边，依依离别。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驻上海）为了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加强江北特别是南通、扬州、淮阳、盐城等地区农运工作的领导，于1927年11月决定成立中共江北特别委员会（驻苏北阜宁），指定李林、王剑秋、陈墣、郭杰三、王四等5人为委员，李林为特委书记。李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仅阜宁县就发展了60多人，成立了8个党支部、21个党小组，在此基础上，于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阜宁县委，李林兼任书记。1928年12月9日，闸北区委召开了常委会，书记陈云、组织部长李林、宣传部长金诺等5人出席了会议。李林就组织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由于李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卓著，1928~1930年，他由江北特委书记升任江苏省委常委，分管镇江、南京等地党的工作。他受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派遣，奔赴江苏、安徽以及香港等地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并承担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创办彭杨军事学校
1930年冬，李林、吴碧云夫妻受党中央选派，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带着女儿李白华，乔装打扮，离开上海，辗转来到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初，李林、吴碧云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创办《洪荒月刊》和《农村月刊》，做党的宣传工作。不久，李林调任闽粤赣区组织部长。
1931年3月，党在闽西虎岗创办了彭杨军事学校（为纪念澎湃、杨殷两位烈士命名），共有学员500多人，隶属中共闽粤赣军事委员会，是培养排、连两级军政干部的学校。闽粤赣区参谋长萧劲光任校长兼政委，李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吴碧云任学校机要秘书。萧劲光因负有军区工作重任，实际上由李林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李林办军校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他根据学制短、学员文化水平低、培养基层干部和边学边打仗等特点，制订了一整套教学计划。实践证明，他的教学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但也遭到少数人的非议，说什么“不正规”，主张照搬苏联的一套。李林说：“我们不能囫囵吞枣，要结合中国实际。”
李林很重视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他亲自兼授政治教育课，理论联系实际，讲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时讲得学员哈哈大笑，有时讲得学员声泪俱下。
李林对学校的管理很严格，从不松懈。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他和全体教职员都穿自制的土布军服，戴上自己编制的斗笠，斗笠上面印着李林手书的“彭杨”二字。
军校的经费和物资给养很困难，每天由各排派出两名学员管账，学员日常零用钱靠分伙食尾子。李林和学员一道就餐，常常征求大家的意见，尽可能把伙食办得好些。他爱吃辣椒，但总是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
军校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一天严肃紧张的“三操两课”后，夜晚往往要搞有趣的军事游戏，唱革命歌曲，使大家轻松一下。每逢节假日，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李林和李伯钊等带头登台，和学员们同唱一支歌、同演一出戏，非常活跃。有时他和吴碧云各自独唱，有时又来个充满情趣的二重唱。
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在闽西苏区积极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大抓大杀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6月，彭杨军事学校由龙岗向白沙转移，中途休息时，学员黄鹄不慎把套筒步枪退子钩弄断了，受“左”倾思想影响的连长硬说黄鹄是有意破坏武器，把他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抓了起来，五花大绑送交李林处理。李林调查了几个和黄鹄在一起的学员，摸清了情况。正在这时，校长萧劲光骑着骡马路过，听完李林的汇报，又安慰了黄鹄，批评了连长，然后召集全校人员严肃地说：“……今后没有李副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许抓人。”萧劲光的讲话，充满对战友李林的高度信任。彭杨军事学校在肃反问题上，由于以萧劲光、李林为主要领导坚持抵制了王明“左”倾路线，没有遭到大的损失，使全校500多人安全无恙地渡过了险境。
血染闽西浩气长存
1931年6月，第二次反“围剿”刚刚结束，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进行第三次“围剿”。盘踞在闽西芦丰的钟绍奎部蠢蠢欲动，欲配合蒋介石主力进攻闽西红军。据亲自参加过芦丰战役的伍修权1982年回忆：“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当时闽粤赣军区配合江西红军主力的反‘围剿’，组织了一次芦丰战役，敌人是地方部队钟绍奎的一个旅约2000人，我方参加的主力是彭杨军事学校全体学员和军区直属队的重机枪连、警卫连等，由军区参谋长萧劲光同志指挥。”
6月28日，敌我双方在上杭地区芦丰至兰家渡一带摆开了战场。钟绍奎部来势汹汹。李林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6月29日上午9点左右，未受到重创的敌人蜂拥而至，向芦丰街头猛冲，彭杨军校第一大队被割裂，情况十分危急，李林率部凭山丘顽强抵抗。一颗手榴弹在阵地爆炸，弹片纷飞，伍修权受伤，鲜血直流。李林一边组织抢救，一边指挥还击。这时，我主力部队占领了芦丰东山，一部分到芦丰笠帽山打掩护，向敌人发起猛攻，钟绍奎部死伤惨重，余部狼狈败退。李林身先士卒，率部追击，不料，几个受重伤的顽匪在崖下大石头后面同时向李林射击，李林倒在血泊里，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李林牺牲后，彭杨军事学校与闽西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沉痛悼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红军将领。
1986年5月5日，经湖南省民政厅批复，追认李林为革命烈士。8月23日，邵东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了李林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宣读了李林生前老战友聂荣臻、李维汉、萧劲光、伍修权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来信及题词。
远渡重洋寻求真理
李林，1886年8月23日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东乡湾泥渡（今邵东县牛马司镇明亮村）一个贫苦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他过继给叔父抚养。11岁时，养父病故，李林与继母姚氏相依为命。全家仅有八分薄地，两间木房。李林七八岁时便跟着继母姚氏当脚夫，以挑煤为生，继母用土筐挑，七八十斤一担，颤颤巍巍朝前走，儿子用提箩挑，二三十斤一挑，一步三斜往后跟，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在这种艰苦环境里，李林从小就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他白天随母劳动，夜则在族中读书，刻苦学习，进步很快。1912年族兄李笏山留日回国，任教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他全力支持李林入正规中学求学。李林入湖南省立二师后，得李笏山亲自教授，获益匪浅。1913年转入宝庆中学继续学习，直到1918年中学毕业。
20世纪初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李林在李笏山的全力支持下，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1918年8月，他去北京办完手续后，先赴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一年，学习法语、应用力学、机械学、机械制图、钳工等课程。此间，他认识了到校演讲的毛泽东和蔡和森，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理论，见识，使我‘顿开茅塞’。”
1919年10月31日，李林与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贺果等162名青年，在上海乘宝勒加号邮船去法国。历时38天，航程三万里，于1919年12月7日抵达马赛，12月9日到达巴黎。3个月后，李林被分到哈佛柳工厂做工，先做钳工，后改做车工。1920年1月，李林在巴黎与李维汉、李富春发起成立工学励进社（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初期会员有30多人，宗旨是“追求真理寻找出路”。他们向破坏勤工俭学的中外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邀请在法国的蔡和森参加会议，确定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的宗旨，与新民学会的宗旨完全一致。
1922年6月3日，由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发起，召集陈延年、王若飞、李林等51人在巴黎近郊的森林里秘密开会，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李林是少共的骨干。方志刚等留法学生就是通过李林、薛世伦两人培养、介绍入团的。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成立。许多少共团员入了党。李林是第一批党员发展对象，于1923年在法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因国内革命战争的需要，周恩来准备回国。临行前，旅欧支部31名成员在巴黎合影留念，李林坐在第一排紧靠周恩来。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从1923年起，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选派党团员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亲自负责此项选派工作。聂荣臻、李林等27人是第三批，于1924年9月22日离开巴黎去苏联。10月份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李大钊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曾亲自找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话，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
在东方大学学习了约3个月，1925年2月，李林等30多人被分批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王一飞任翻译。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保密的，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教师几乎都是苏联内战时期各个战场抽调的高级指挥官。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讲课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容易接受。李林近半年军事学习收获很大，这为他日后回国三次担任军事学校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成回国弛骋疆场
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东方大学及军校中国班学员分批回国。王一飞、聂荣臻、叶挺、李林等20多人于1925年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威，9月上旬抵达上海。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接见了他们。陈独秀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后，分配了他们的工作。聂荣臻、叶挺等12人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由聂荣臻带队。李林、范易、陈家珍等9人到北方加强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由李林带队。
1925年10月，李林到冯玉祥部队开始工作，初任国民军第三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冯玉祥对李林很赏识，高兴地拍着李林的肩膀说：“共产党不错嘛！到我们的部队来，欢迎！欢迎！”又说：“李林兄，你大胆地干吧！出了漏子，有我冯玉祥来补。”
冯玉祥如此赏识李林，李林也不负所望。1925年11月，李林通过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高文敏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到其部当学兵，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形成骨干，使第三混成旅成为冯玉祥的王牌旅。
1926年春，第三混成旅奉命由陕西华阴庙转驻河南洛阳西宫。部队在洛阳驻扎3个多月，又奉命开往石家庄，在天津南的泊镇打了一仗，打败了奉系军阀张宗昌。之后部队又奉命转移到长辛店。在此期间，李林曾到北京向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汇报并请示工作。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趁第三混成旅1926年四五月间整顿之机，创建了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为校长，李林为副校长，王圭为教育长，高文敏负责党团组织工作。共产国际派到冯玉祥部的3个军事顾问，担任军事教员。李林兼授军事政治课，教材是他亲自编写的。学员们经过教育训练，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
不久，军事政治学校随第三混成旅向绥远转移，在玫瑰营子地区和当地一大股匪徒遭遇，李林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学员们打得英勇顽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李林身中两弹。战斗胜利后，他被送往五原县野战医院治疗。手术后，李林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奔赴前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武汉，革命形势发展顺利。9月17日，冯玉祥到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镇召集各路将领参加重要会议，共产党人刘伯坚、李林、史可轩等应邀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任命刘伯坚为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李林为联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为联军总司令部警备师师长。
1926年底，国民联军进驻西安后，又重新进行改编，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党组织决定，在于右任驻陕总司令的名义掩护下，于1927年3月在西安成立“中山军事学校”，为党培养军事干部。校长史可轩，当时是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虽然是副校长，实际上主持全校工作。
李林除协助校长史可轩主持学校行政外，还兼授军事条令课和战术课。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和学员一样，穿灰色列宁式粗布军服，扎腰带，绑裹腿，过严格的士兵生活。他负过伤的腰和腿，每当天气变化时就一阵阵酸痛。他总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他诙谐地说：“哟！又发布天气预报了，这么准确。”
李林的爱人吴碧云，陕西省澄城县人，190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年与李林在西安结为伉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回国后任陕西省党部妇女部主任委员，1926年生女李白华。为了专心党的工作，他俩将李白华送到外婆家抚养。
正当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得红红火火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撤回武汉以镇压工人运动，河南由冯玉祥国民军占领。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反苏，冯玉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假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名义，拟将各师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李林、邓小平等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是“礼送出境”的重点对象。中共陕西省委及时传来秘密指示，要李林和邓小平迅速采取应变措施，离开西安。李林、邓小平将计就计，借去郑州开会之机，在途中“金蝉脱壳”，转移到党的秘密联络站去了。
地下尖兵功勋卓著
李林在去郑州途中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党组织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他和吴碧云迅速转移。于是，李林重返西安，夫妻俩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李白华，化妆成商人深夜离开西安，几经周折来到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党组织转入地下。李林到达上海后，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上海市闸北区委组织部长（陈云任区委书记），吴碧云任上海地下交通员。李林以拉人力车为掩护，走街穿巷，深入工厂里弄，秘密发展党员。他经常更换姓名，转移住处。有一次他在外滩碰见一位姓唐的老同学（当时是上海一家商行的经理），李林蓬头垢面，身穿八卦衣，脚踏草鞋，汗流浃背，拉着东洋车。这位老同学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了解李林的情况，心想一个留学生竟落到这种地步，这是什么世道。当天下午，他送给李林一笔银元。李林把这笔钱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后经党组织同意，李林在这个商行里当了一名职员。但不久，商行倒闭，友人离沪回湘，李林送至黄埔江边，依依离别。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驻上海）为了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加强江北特别是南通、扬州、淮阳、盐城等地区农运工作的领导，于1927年11月决定成立中共江北特别委员会（驻苏北阜宁），指定李林、王剑秋、陈墣、郭杰三、王四等5人为委员，李林为特委书记。李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仅阜宁县就发展了60多人，成立了8个党支部、21个党小组，在此基础上，于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阜宁县委，李林兼任书记。1928年12月9日，闸北区委召开了常委会，书记陈云、组织部长李林、宣传部长金诺等5人出席了会议。李林就组织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由于李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卓著，1928~1930年，他由江北特委书记升任江苏省委常委，分管镇江、南京等地党的工作。他受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派遣，奔赴江苏、安徽以及香港等地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并承担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创办彭杨军事学校
1930年冬，李林、吴碧云夫妻受党中央选派，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带着女儿李白华，乔装打扮，离开上海，辗转来到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初，李林、吴碧云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创办《洪荒月刊》和《农村月刊》，做党的宣传工作。不久，李林调任闽粤赣区组织部长。
1931年3月，党在闽西虎岗创办了彭杨军事学校（为纪念澎湃、杨殷两位烈士命名），共有学员500多人，隶属中共闽粤赣军事委员会，是培养排、连两级军政干部的学校。闽粤赣区参谋长萧劲光任校长兼政委，李林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吴碧云任学校机要秘书。萧劲光因负有军区工作重任，实际上由李林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李林办军校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他根据学制短、学员文化水平低、培养基层干部和边学边打仗等特点，制订了一整套教学计划。实践证明，他的教学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但也遭到少数人的非议，说什么“不正规”，主张照搬苏联的一套。李林说：“我们不能囫囵吞枣，要结合中国实际。”
李林很重视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他亲自兼授政治教育课，理论联系实际，讲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时讲得学员哈哈大笑，有时讲得学员声泪俱下。
李林对学校的管理很严格，从不松懈。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他和全体教职员都穿自制的土布军服，戴上自己编制的斗笠，斗笠上面印着李林手书的“彭杨”二字。
军校的经费和物资给养很困难，每天由各排派出两名学员管账，学员日常零用钱靠分伙食尾子。李林和学员一道就餐，常常征求大家的意见，尽可能把伙食办得好些。他爱吃辣椒，但总是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
军校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一天严肃紧张的“三操两课”后，夜晚往往要搞有趣的军事游戏，唱革命歌曲，使大家轻松一下。每逢节假日，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李林和李伯钊等带头登台，和学员们同唱一支歌、同演一出戏，非常活跃。有时他和吴碧云各自独唱，有时又来个充满情趣的二重唱。
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在闽西苏区积极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大抓大杀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6月，彭杨军事学校由龙岗向白沙转移，中途休息时，学员黄鹄不慎把套筒步枪退子钩弄断了，受“左”倾思想影响的连长硬说黄鹄是有意破坏武器，把他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抓了起来，五花大绑送交李林处理。李林调查了几个和黄鹄在一起的学员，摸清了情况。正在这时，校长萧劲光骑着骡马路过，听完李林的汇报，又安慰了黄鹄，批评了连长，然后召集全校人员严肃地说：“……今后没有李副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许抓人。”萧劲光的讲话，充满对战友李林的高度信任。彭杨军事学校在肃反问题上，由于以萧劲光、李林为主要领导坚持抵制了王明“左”倾路线，没有遭到大的损失，使全校500多人安全无恙地渡过了险境。
血染闽西浩气长存
1931年6月，第二次反“围剿”刚刚结束，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进行第三次“围剿”。盘踞在闽西芦丰的钟绍奎部蠢蠢欲动，欲配合蒋介石主力进攻闽西红军。据亲自参加过芦丰战役的伍修权1982年回忆：“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当时闽粤赣军区配合江西红军主力的反‘围剿’，组织了一次芦丰战役，敌人是地方部队钟绍奎的一个旅约2000人，我方参加的主力是彭杨军事学校全体学员和军区直属队的重机枪连、警卫连等，由军区参谋长萧劲光同志指挥。”
6月28日，敌我双方在上杭地区芦丰至兰家渡一带摆开了战场。钟绍奎部来势汹汹。李林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6月29日上午9点左右，未受到重创的敌人蜂拥而至，向芦丰街头猛冲，彭杨军校第一大队被割裂，情况十分危急，李林率部凭山丘顽强抵抗。一颗手榴弹在阵地爆炸，弹片纷飞，伍修权受伤，鲜血直流。李林一边组织抢救，一边指挥还击。这时，我主力部队占领了芦丰东山，一部分到芦丰笠帽山打掩护，向敌人发起猛攻，钟绍奎部死伤惨重，余部狼狈败退。李林身先士卒，率部追击，不料，几个受重伤的顽匪在崖下大石头后面同时向李林射击，李林倒在血泊里，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李林牺牲后，彭杨军事学校与闽西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沉痛悼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红军将领。
1986年5月5日，经湖南省民政厅批复，追认李林为革命烈士。8月23日，邵东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了李林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宣读了李林生前老战友聂荣臻、李维汉、萧劲光、伍修权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来信及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