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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学业负担根源不同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補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
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也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强化公办教育配置，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
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補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
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也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强化公办教育配置，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
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