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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世纪后，不少诗人企图通过亲和民间的写作立场来重回大众视野。指涉现实的及物题材扩充了诗歌的容量，口语化的语言使诗歌不再为精英知识分子所独享，向叙事文学借鉴的手法也让诗歌在还原真实生活的同时，具有了更为沉静悠远的情思。世俗化的诗意使诗歌重焕生机，但若向其过度倾斜，也会让诗歌因为诗意的缺失而走向末路。
关键词：新世纪诗歌；世俗化；艺术向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自1999年“盘峰会议”始，新世纪诗歌已经走过了十七年的岁月。尽管乐观的评论家们始终认为新世纪“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人文科学遭遇极度漠视的当下，新世纪诗歌恐怕也未能完成突围的重任，它的现状大抵如谢冕所言——“奇迹并未发生”[1]。然而，市场经济又并非单薄的它在，在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诗歌这个往日如“缪斯”般不可亵玩的存在，如今也已走下神坛，逐渐向世俗倾斜，横溢出世俗化的诗意。透过题材的及物化、语言的大众化以及叙事的世俗化三个向度，我们也许可以对表面上热闹非凡的新世纪诗歌整体走向做一个粗浅的总结。
一、指涉现实的及物题材
诗歌曾是文学金字塔的顶端，精英知识分子为维护诗歌的健康和纯粹，在选取入诗意象时，对琐屑的日常生活是嗤之以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的纯诗意识、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罗兰·巴特“不及物”主张等诗歌美学观点引入中国后，更强化了绝大多数诗人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尽管采取亲近社会现实及时代语境的姿态来写作诗歌，可能在短期内会吸引外界的关注，但说到底因这些“非”诗因素引发的诗歌会损害诗歌的健康纯粹，这样的诗歌无法长期立足于诗坛，反而会使诗人遭人诟病。联想到这一点，凡是爱惜自身诗歌名誉的诗人就都绝然不会贸然前往了。因此，与社会层面相关，勾连时代语境的题材和事物就如同瘟疫一般，让当时致力于青春期写作、纯诗写作、神话写作等的诗人群体们避之不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诗歌置于了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诗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通过对“此在”世界的触碰来对抗此前因为“不及物”写作而导致诗歌陷入的神秘与虚无境地。新世纪诗歌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诗人将个人情感与日常生活体验紧紧结合，在琐屑事物中来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如王小妮的《一个人轻易改变了一座城》：“吃半碟土豆已经饱了。/送走一个儿子/人已经老了。”日常生活中带有情感的触动，语言简约却饱含深重；“打工诗人”郑小琼粗粝地描绘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工厂的流水线、冰冷的车间、狰狞的机器……潜藏在工业生产时代的反人性特质被无情揭露。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国家遭遇了一系列事故，“非典”、冰灾、地震……灾难接连发生。所谓“家国不幸诗家幸”，太多触目惊心的现实题材，让诗人避无所避。如汶川大地震之后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抛却无谓的煽情，朵渔直率的语言及清醒的反思彰显出死亡的沉重，显示出了新时期诗人应有的承担意识。
“及物”的诗歌题材可以延展诗歌的广度和深度，但把这种“及物”视作诗歌创作的唯一筹码，不加节制不经剪裁地直接搬入诗歌中，最终只能导致诗性的沦落和泯灭。诗人荣荣的著名诗作《鱼头豆腐汤》，其诗歌主体是一道菜的描绘，虽然诗人认为自己这样“随手写下”的诗歌是“不急功近利，不空，不无病呻吟，不虚情假意”的[2]，但不可否认的是，企图通过对世俗生活的诗意化的包装来阐发诗意的做法，得到的只能是对人生肤浅的诠释与注解。诗歌可以“及物”，但这种“及物”也应有度，一旦“及物”流于泛滥，就容易折射出作者把控能力的孱弱和诗歌精神的萎靡。
二、贴近草根的大众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对于诗歌来说则更甚。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世纪诗歌口语化的趋势已呈弥漫之势。有论者认为，新世纪诗歌口语化的态势是由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人”和90年代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民间诗人”推动的。这两次浪潮所针对的诗歌现象不同——前者剑指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后者则是对‘知识分子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反拨，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诗歌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与诗歌文学金字塔的形象相对应，由精英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其语言也应是相当精炼凝重的。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一直以来维护了诗歌的高洁纯粹，进入新世纪后却越来越成为一道的枷锁，它阻碍了诗歌与世俗大众间的正常交流，将诗歌圈禁为知识分子的专利，使诗歌萎缩为一种“小众”的艺术，这显然与现代艺术反叛权威，迎合大众的潮流相悖。口语并非专属于庸常大众，也并非不能表達出深刻的玄思。事实上，真正的表达奇才，即使面对最寻常的生活，也能准确抓住生命要义。口语所具有的直白、粗糙的特性，恰好能软化此前被意识形态钳固住的诗歌生硬的写作模式，给诗歌注入幽默、轻松、人间化的成份，充盈诗歌的质感，从而使现代诗歌重获生机。
口语化的语言拓展了诗歌的接受面，但过于口语化的诗歌也可能造就垃圾。诗人赵丽华有很多这方面的诗歌，随意摘录两首：
“诗人们相约/去北京西郊找桃子/问我去不去/我说要是研讨/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远胜过摘花”
——《摘桃子》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我坚决不能容忍》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为人称道的诗意，去除分行之后，甚至无从将其所谓“诗歌”与传统散文区分开来。极端的口语化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但稀疏的诗意也使诗歌失去了应有深刻涵义。口语化扩充了当代诗歌对现代生活的容纳度，但物极必反，不加节制地滥造口语诗歌，也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三、重回人间的叙事诗学
中国古典汉语诗歌一直都是秉承“诗缘情”、“诗言志”的诗学传统，抒情性长久以来都是诗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这种抒情性却大为降温，究其根本，大致可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挤压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社会整体心理浮躁；一是，在相对太平的世俗年代，物质条件相当富足，多发感慨也显得略微矫情。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诗歌的抒情美学被逐渐搁置，这种倾向在后朦胧诗中就略显端倪。在他们的诗中，诗人的情感态度和立场都异常淡漠，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温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诗歌与现实社会交汇点的增多，诗人不再满足于往日的冷抒情，而是借鉴叙事文学的手法，加重了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使诗歌获得更切合时代的大容量。
在孙文波看来，诗歌的“叙事性”主要在于展现生活准确的细节，以获得更“清晰、直接和生动”的图景[3]。而这种更“清晰、直接和生动”的效果，也使诗歌具有了更直接的温情。如马永波的《幸福的蒸汽》，“她还是像在老家的县城那样习惯早起/或者当外面黑暗一片的时候/就能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响动/往常冰冷的厨房也慢慢热了起来/不久玻璃上就满是蒸汽/这些白色的香喷喷的精灵/消散，只是升高，升高……”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准确描写，尽可能地保证了画面的清晰、生动，依靠这些澄清透明的世俗片段，既还原了真实的生活，也使作者在其中寄寓的情感变得沉静而悠远。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叙事并不是全番铺陈纯粹事实，诗人的叙事应当只是在局部强化细节并渗入感情，通过此类细节的真实让诗歌获得更为直接的感染力，因此这种叙事仍是一种诗性叙事。大多数打工诗歌、底层诗歌企图以流水账式平铺直叙的记录来呈现真实的底层人民生活，这样的试验只能因为诗性的缺失而走向失败。谢湘南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详尽写明了伤者姓名、年龄、受伤原因、伤况等，展现出底层打工者们处境之艰辛。但是，过于连贯的线形思维方式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也有悖于诗歌精美的品性，这都使得诗歌失去了应有的审美妙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结语：
新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及普及大大推动了诗歌世俗化的进程。横溢的世俗诗意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写诗这一场“狂欢”中来，新世纪诗歌一度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景观。但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世俗化不应是一剂猛药，适量适时的“还俗”才能使诗歌重获新生。
参考文献：
[1]谢冕.奇迹并未发生——新世纪诗歌观感[J].理论与创作，2012（4）.
[2]荣荣.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J].诗刊，2003（6）.
[3]孙文波.语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63.
关键词：新世纪诗歌；世俗化；艺术向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自1999年“盘峰会议”始，新世纪诗歌已经走过了十七年的岁月。尽管乐观的评论家们始终认为新世纪“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人文科学遭遇极度漠视的当下，新世纪诗歌恐怕也未能完成突围的重任，它的现状大抵如谢冕所言——“奇迹并未发生”[1]。然而，市场经济又并非单薄的它在，在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诗歌这个往日如“缪斯”般不可亵玩的存在，如今也已走下神坛，逐渐向世俗倾斜，横溢出世俗化的诗意。透过题材的及物化、语言的大众化以及叙事的世俗化三个向度，我们也许可以对表面上热闹非凡的新世纪诗歌整体走向做一个粗浅的总结。
一、指涉现实的及物题材
诗歌曾是文学金字塔的顶端，精英知识分子为维护诗歌的健康和纯粹，在选取入诗意象时，对琐屑的日常生活是嗤之以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的纯诗意识、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罗兰·巴特“不及物”主张等诗歌美学观点引入中国后，更强化了绝大多数诗人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尽管采取亲近社会现实及时代语境的姿态来写作诗歌，可能在短期内会吸引外界的关注，但说到底因这些“非”诗因素引发的诗歌会损害诗歌的健康纯粹，这样的诗歌无法长期立足于诗坛，反而会使诗人遭人诟病。联想到这一点，凡是爱惜自身诗歌名誉的诗人就都绝然不会贸然前往了。因此，与社会层面相关，勾连时代语境的题材和事物就如同瘟疫一般，让当时致力于青春期写作、纯诗写作、神话写作等的诗人群体们避之不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诗歌置于了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诗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通过对“此在”世界的触碰来对抗此前因为“不及物”写作而导致诗歌陷入的神秘与虚无境地。新世纪诗歌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诗人将个人情感与日常生活体验紧紧结合，在琐屑事物中来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如王小妮的《一个人轻易改变了一座城》：“吃半碟土豆已经饱了。/送走一个儿子/人已经老了。”日常生活中带有情感的触动，语言简约却饱含深重；“打工诗人”郑小琼粗粝地描绘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工厂的流水线、冰冷的车间、狰狞的机器……潜藏在工业生产时代的反人性特质被无情揭露。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国家遭遇了一系列事故，“非典”、冰灾、地震……灾难接连发生。所谓“家国不幸诗家幸”，太多触目惊心的现实题材，让诗人避无所避。如汶川大地震之后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抛却无谓的煽情，朵渔直率的语言及清醒的反思彰显出死亡的沉重，显示出了新时期诗人应有的承担意识。
“及物”的诗歌题材可以延展诗歌的广度和深度，但把这种“及物”视作诗歌创作的唯一筹码，不加节制不经剪裁地直接搬入诗歌中，最终只能导致诗性的沦落和泯灭。诗人荣荣的著名诗作《鱼头豆腐汤》，其诗歌主体是一道菜的描绘，虽然诗人认为自己这样“随手写下”的诗歌是“不急功近利，不空，不无病呻吟，不虚情假意”的[2]，但不可否认的是，企图通过对世俗生活的诗意化的包装来阐发诗意的做法，得到的只能是对人生肤浅的诠释与注解。诗歌可以“及物”，但这种“及物”也应有度，一旦“及物”流于泛滥，就容易折射出作者把控能力的孱弱和诗歌精神的萎靡。
二、贴近草根的大众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对于诗歌来说则更甚。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世纪诗歌口语化的趋势已呈弥漫之势。有论者认为，新世纪诗歌口语化的态势是由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人”和90年代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民间诗人”推动的。这两次浪潮所针对的诗歌现象不同——前者剑指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后者则是对‘知识分子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反拨，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诗歌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与诗歌文学金字塔的形象相对应，由精英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其语言也应是相当精炼凝重的。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一直以来维护了诗歌的高洁纯粹，进入新世纪后却越来越成为一道的枷锁，它阻碍了诗歌与世俗大众间的正常交流，将诗歌圈禁为知识分子的专利，使诗歌萎缩为一种“小众”的艺术，这显然与现代艺术反叛权威，迎合大众的潮流相悖。口语并非专属于庸常大众，也并非不能表達出深刻的玄思。事实上，真正的表达奇才，即使面对最寻常的生活，也能准确抓住生命要义。口语所具有的直白、粗糙的特性，恰好能软化此前被意识形态钳固住的诗歌生硬的写作模式，给诗歌注入幽默、轻松、人间化的成份，充盈诗歌的质感，从而使现代诗歌重获生机。
口语化的语言拓展了诗歌的接受面，但过于口语化的诗歌也可能造就垃圾。诗人赵丽华有很多这方面的诗歌，随意摘录两首：
“诗人们相约/去北京西郊找桃子/问我去不去/我说要是研讨/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远胜过摘花”
——《摘桃子》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我坚决不能容忍》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为人称道的诗意，去除分行之后，甚至无从将其所谓“诗歌”与传统散文区分开来。极端的口语化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但稀疏的诗意也使诗歌失去了应有深刻涵义。口语化扩充了当代诗歌对现代生活的容纳度，但物极必反，不加节制地滥造口语诗歌，也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三、重回人间的叙事诗学
中国古典汉语诗歌一直都是秉承“诗缘情”、“诗言志”的诗学传统，抒情性长久以来都是诗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这种抒情性却大为降温，究其根本，大致可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挤压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社会整体心理浮躁；一是，在相对太平的世俗年代，物质条件相当富足，多发感慨也显得略微矫情。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诗歌的抒情美学被逐渐搁置，这种倾向在后朦胧诗中就略显端倪。在他们的诗中，诗人的情感态度和立场都异常淡漠，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温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诗歌与现实社会交汇点的增多，诗人不再满足于往日的冷抒情，而是借鉴叙事文学的手法，加重了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使诗歌获得更切合时代的大容量。
在孙文波看来，诗歌的“叙事性”主要在于展现生活准确的细节，以获得更“清晰、直接和生动”的图景[3]。而这种更“清晰、直接和生动”的效果，也使诗歌具有了更直接的温情。如马永波的《幸福的蒸汽》，“她还是像在老家的县城那样习惯早起/或者当外面黑暗一片的时候/就能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响动/往常冰冷的厨房也慢慢热了起来/不久玻璃上就满是蒸汽/这些白色的香喷喷的精灵/消散，只是升高，升高……”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准确描写，尽可能地保证了画面的清晰、生动，依靠这些澄清透明的世俗片段，既还原了真实的生活，也使作者在其中寄寓的情感变得沉静而悠远。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叙事并不是全番铺陈纯粹事实，诗人的叙事应当只是在局部强化细节并渗入感情，通过此类细节的真实让诗歌获得更为直接的感染力，因此这种叙事仍是一种诗性叙事。大多数打工诗歌、底层诗歌企图以流水账式平铺直叙的记录来呈现真实的底层人民生活，这样的试验只能因为诗性的缺失而走向失败。谢湘南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详尽写明了伤者姓名、年龄、受伤原因、伤况等，展现出底层打工者们处境之艰辛。但是，过于连贯的线形思维方式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也有悖于诗歌精美的品性，这都使得诗歌失去了应有的审美妙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结语：
新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及普及大大推动了诗歌世俗化的进程。横溢的世俗诗意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写诗这一场“狂欢”中来，新世纪诗歌一度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景观。但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世俗化不应是一剂猛药，适量适时的“还俗”才能使诗歌重获新生。
参考文献：
[1]谢冕.奇迹并未发生——新世纪诗歌观感[J].理论与创作，2012（4）.
[2]荣荣.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J].诗刊，2003（6）.
[3]孙文波.语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