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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这位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洋博士、2010获得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的唯一经济学家,近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之时,对中国经济当前的热点问题,开出了一个五料杂陈的中药方。
“我这是一个中药方,涉及到方方面面。请大家报道的时候,要全面,不要只提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以免产生误会,形成误导,好不好?”
3月10日上午10时,李稻葵面带微笑、合掌打拱,准时步入北京国际饭店第一功能厅。他一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黑皮鞋擦得锃亮,踩着红地毯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为了这一次独自面对中外记者的群体访谈,他已尽可能地做了准备。
作为一名越来越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发言越来越谨慎。尤其是近期,他的一些“片面”观点引起了轻微的质疑与不满,这让他感觉到了压力。
李稻葵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当红的经济学家之一,年仅48岁,不仅已是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而且还在2010年成为当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中唯一的经济学家,同时与其他两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一起,被央行聘用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次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了委员驻地之一的北京国际饭店里最受记者关注的人物。
但在两会的其他时间里,无论记者们在什么地方堵住他采访,他都只是很客气地回应:“好好,等过两天,你们一起来问。”北京国际饭店两会新闻联络处要求采访李稻葵的记者,登记了满满几页纸。
这位曾表示“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的经济学家,身材颀长,面皮白净,有磁性男中音,语速中等,说一口相当流利的美式英语。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尽量为外国记者优先解答。他对在场国内记者说,“人家外国记者机会难得”,不过熟悉他的人能够理解,他是在一以贯之地履行自己“尽最大的努力,让更多西方人排除对中国经济的误解”的使命。
李稻葵谈吐良好、学养深厚、思路清晰,举止有浓郁的学者风度。记者们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听着那些无比枯燥的经济学道理,却并不感觉到疲累。
不过,这位经济“郎中”却不轻松。虽然他仍然谈笑自若,满面春风,但阐述问题的间隙,总不时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我刚才应该说得比较全面的吧?写文章别只强调一面啊!”而且,在采访的中途,他向记者们询问:“请问哪位带着糖?我补充一下血糖。”
此次访谈,涉及通胀、人民币升值、加息、个税、房价、车市等方方面面,李稻葵用“人个观点”很“谨慎”地开出了一个五料杂陈的“中药方”。
药方之一
治理通胀:收紧货币+减税
主要观点:加息只是补救性措施,治标不治本;特别看好的是财政政策,对相关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更有助于缓解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胀。
问:你对目前的通胀状况是不是很担忧?今年CPI控制在4%左右有没有困难?
答:对通胀,我既担忧,也不担忧。担忧的是国际因素,比如中东、北非局势,我们无法控制。(注:面向身旁的美国记者)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美国人是有海军有航空母舰的,美国人能不能站在自身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角度上,尽量帮助中东、北非地区稳定情况,而不是使情况更加恶化?这样的话,油价可以稳定下来,中国的通胀压力会小一点。原油价格、原材料价格,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国内因素我不是很担忧,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价格上涨、来自于劳动工资的上涨。应对这些因素,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适当收紧货币,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升压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粮食生产。
问: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答:我最看好的,还是财政政策。加息是应对物价上涨这个后果,是为稳定预期,它并不是一个治本的东西。治本靠什么呢?靠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一点。比如,帮助那些特别依赖国际原材料进口的企业应对价格上涨压力;帮助那些劳动密集型、受到工资上涨压力的企业应对压力,以免他们转嫁成本,抬高物价。怎么操作呢?适当地减税嘛,可以搞一个企业控制成本基金,按照一定的原则,给这两类企业减税。政策可以是短期的,比如半年或一年。
问:4万亿投资是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主要原因?
答:4万亿投资与通胀没有必然联系。今天的通胀主要是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提高是不是带来了物价的上涨呢?有影响,但它是第二轮影响,第一轮影响是成本推动型,引起物价上涨预期,这个预期可能演变成第二轮物价上涨的压力。
问:今年还会不会加息?频率会有多快?
答:单纯加息应对通胀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但利率还是要调,为什么?整个物价水平在上涨,如果利率不进行一些缓慢调整,负利率的现象会影响百姓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后患无穷。现在调利率根本的目的,是帮助百姓坚定或者恢复对银行的信心,它表达的意思是:成本推动型的第一轮价格上涨,不至于演变为第二轮上涨。要让百姓放心,相信银行、相信金融体系,百姓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把存款提走。这是为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加息是物价上涨的后果,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
问: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整还有空间吗?
答:理论上我不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有什么极限,因为央行把存款收回来,付点利率不就可以了嘛。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要走一步看一步,要密切观察和监测经济运行的态势。从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等指标上看,现在好像经济运行的速度有一定的放缓,如果放缓的态势能够稳定下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步伐可放缓一点。
问: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次利率调整?
答:这个真很难讲。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正处在非常复杂、微妙的一个时期,因为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瞬息万变,中东的,北非的,石油的价格在剧烈变化。所以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一定是吃中药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政策搭配使用。各种政策都有副作用,搭配使用,将副作用抵消。希望到下半年国际形势有所好转、稳定,粮食生产基本格局开始明朗,物价上涨的压力有所下降,那时候,整个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度、力度,可能就会有所放缓,至少更加明朗。
药方之二
治理高房价:保障房建设+大城市限购
主要观点:保障房政策是一种有助于稳定房价预期并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北京等大城市房价会因限购而下调,不过今年能有5-10%的下降就很满意了。
问:今年保障房建设能否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
答: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应该能够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1000万套房相当于正常年份60-70%的开工建设面积,而且它会导致房地产结构的改变,保障房面向中低收入阶层供应,这部分人的住房保障得到逐步解决了,那商品房的价格上涨也好,下降也好,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小多了。保障房的建设是一个结构问题,它把整个房地产的供给结构进行了优化,帮助缓解社会矛盾,而房地产总体供给的量可能不会有多大改变。
问:如何看当前国家的楼市调控政策与房价走向?
答:限购政策出来之后,非常自然地,房市交易量会下降,之后市场会有一个僵持对峙期,开发商可能还是不愿意降价,他们还有一定的资金基础,但僵持期过了之后,价格应当会有所松动。到了下半年、年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价格可能会降。
问:房价会下跌多少?
答:如果能够出现5%-10%的下降,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果,限购令的降温作用就已经达到了,市场氛围与预期就很好了。
问:有没有新调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答:全国不可能是一盘棋,一刀切,各个地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比如北京很特殊啊,房子承载的东西太多啦。而据我不完全的调研,成都、重庆等地在限购令出来之前房价并没有出现太大上涨,有理由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一年半之后,这些地区会率先探索逐步退出限购令。
药方之三
个税:提高起征点+区别性征税
主要观点:征收个税需要有民意基础和社会福利保障为前提;当前的个税设计极其简陋、弱智而不合理,不仅起征点要上调,而且不应该主要针对工资收入,个税应该进行全面的改革。
问:个税改革最重要的是应该调整哪些方面?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答: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企业的利润税、房产税都不太一样,它征收的对象直接针对老百姓个人,是“已经进入百姓腰包的钱”,这要拿出来,是很难的事情。
个人所得税需要一个征收的社会基础。只有在政府能够给老百姓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实惠的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有民意基础,具备社会基础。为什么北欧一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50%,老百姓依然很高兴地纳税呢?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好,从幼儿园开始、从怀孕开始,就有社会福利了,一直到老,都有各种各样教育、住房、医疗,都有福利在里面,它形成一个社会的纳税人跟政府之间的一个默契,一个契约。为什么美国的个税没有北欧的高呢?因为美国的福利没有北欧多,因此它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0%多一点,他们还在呼吁降税。我们也给百姓提供了一些福利,有大量的公共产品,但这部分的公共产品,不等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看病贵、择校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一个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当然会带来一些想法,个人所得税这么高,最高税率达45%,这不能做到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今天的个税,设计是十分简陋的。它是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外企的高工资设计的,起征点是800元。当时,普通工薪阶层工资都比较低,对个税没感觉,“跟我无关”,但搞了这么多年之后,它对普通百姓起作用了。但当时征税的初衷不是这个,这个历史要讲,不要健忘,没那么遥远的历史。所以,今天,个税的起征点肯定要提高。
个税还有一个大问题,它主要的征收对象是劳动收入,资本所得基本上不纳税。利息不收税,炒股、资本升值部分、公司的分红不纳税。房租税率是5%,自愿申报,很多人都不缴这个税,而且也只5%啊,而劳动工资的税累进快得很,一下子到了45%。这很奇怪啊,全世界哪里有这个道理啊?我情绪化一点,这是很弱智的个税方案。事实上,今天的个税变成了工资税。而产生今天收入差别最大的因素,是资本收入和资本升值。对产生收入差距最大的这一块基本不征税,对最需要保护的工薪阶层却收税,个税搞反了,恶化了收入分配。
分析了弊病之后,我的建议是,第一,起征点要提高,应因地制宜地提高,北京生活费用高,多提一点,贵州生活费用低,少提一点,不要一刀切,交给地方政府去做,还形成良性的竞争,广东省缺劳动力,把个税起征点提高了,拿出行动来吸引劳动力。第二,也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起征点上,这个税本身是不合理的,应该全面系统地改革:
一,要把劳动收入和资本分红及资本升值捆在一块一起纳税;
二,以家庭为单位,考虑赡养的负担。如果家里有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夫妻两人都要赡养,起征点当然要提高。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学香港卖地学得很快,但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学不快呢?
三,大幅度降低税率。新加坡、香港的个税到15%打住了。俄罗斯与爱尔兰13%,个税改革俄罗斯和爱尔兰是最成功的,爱尔兰20年前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现在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税率降得比较低,以15%为上限,大量的公民会积极纳税。15%以下的纳税,谁都愿意当守法的公民。征收到的个税税额不仅不会下降,还会大幅度上升。
药方之四
新增贷款:监管银行+放宽结汇
主要观点:通过结汇、窗口指导、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利率、准备金率种种手段,以控制社会融资总量。
问:关于今年的新增贷款,为什么银监会提出的目标,与总理报告提出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好像不完全一致?
答:对于M2的控制,先要弄清楚它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是哪些因素带来M2的增长。M2的增长无非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结汇,外汇转换成人民币的总量,直接带来新增货币,这是人民银行为了应对外汇的涌入而被迫印刷的钞票;第二个因素是银行贷款的速度和力度,如果商业银行贷款的速度非常快,那贷款会带来存款——企业家贷来钱之后,不可能马上花掉,而是又会存到另一家银行。
今年M2设定16%的增长目标,M2不是一个最核心的控制目标,它背后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有可控的因素也有不可控的因素。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的一个控制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
如果就事论事谈M2的控制问题,其一,要想方设法去放宽一些政策,比如让出口企业不见得必须结汇,允许出口企业把外汇放在境外,或者直接存在美元与欧元账户里,放缓结汇的速度。第二,对银行进行一些窗口指导,对放贷的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整,贷款带来存款,而存款会影响M2。
这是一种吃中药的政策,各方面都要用——结汇、窗口指导、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利率、准备金率等等,都要相机行事,要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逐步的调整。
其他观点
电动汽车要大力发展
我对汽车行业特别关注,是经济学界里最大的车迷。汽车和电器、手机不一样,汽车给家庭带来的是什么,是眼界,是胸怀,有了汽车,家庭可以开车到各地方去旅游,家庭团聚,社会福利远远超过其他耐用消费品。中国仍然有很多地方有汽车的潜在需求,汽车仍然是个朝阳产业。
眼下中国大量的汽车使用频率不高,行程不远,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于电动车的发展,不需要很高科技,不需要行程在二百公里以上,一百公里就够了。耐用性比较强、插电式的,不用很复杂的混合动力。特别希望我国汽车行业在这方面能够率先突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中短途的、低度混合汽车行业的全球老大。
我支持混合动力与纯电动车的发展。以后纯电动车的一个发展优势是什么呢?是换电池。电动车都按照一个规格换电池,豪华车用5个电池,经济车用两个电池,但规格是一样的。全国各地,把加油站变成换电池站,汽车开够50公里,换电池就完了嘛。电池站与智能电网合在一起,晚上给电池充电,错开用电高峰。这个事如果做好了的话,咱们汽车的好日子长着呢。
我曾经在北京到处找比亚迪的F3DM,现在还没有。如果有,我愿意第一个试车。
“GDP增长7%”非常值得关注
十二五规划中将GDP增长速度调整到7%,这个7%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十一五规划期间GDP增长速度是11.2%,从11.2%要降到7%,这是很大的一个落差。
为什么是7%呢?我理解,中央政府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放缓增长速度,缓解一些矛盾,一类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污染,资源能源的需求高涨,增长放缓之后,这些需求就会放下来;二是放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但就业与增长速度是相关的,所以7%的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结构问题,它要求各地方政府调结构,把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增加大学生的就业。
宜适时发行500元面额钞票
两年多前我提过这么一个建议,要提高钞票面值。为什么?因为人民币要逐步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了,得给境内外的使用者提供方便。港币有1000面额的,美元有200的,欧元有200的。
不过现在,我认为要谨慎,因为百姓担心这是通货膨胀的表现。所以等到通胀压力明显下降的时候,适宜推出大面值的人民币。
人民币每年升值5-8%是合理的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在推进汇率的市场化,由市场定价汇率,不过这个进程不能太快,要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由于中国外贸顺差还比较大,中国很多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强,所以在国际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谨慎,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我认为,按照现在每年5%-6%的幅度,是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各方利益。目前的汇率改革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起到了帮助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作用。
“我这是一个中药方,涉及到方方面面。请大家报道的时候,要全面,不要只提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以免产生误会,形成误导,好不好?”
3月10日上午10时,李稻葵面带微笑、合掌打拱,准时步入北京国际饭店第一功能厅。他一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黑皮鞋擦得锃亮,踩着红地毯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为了这一次独自面对中外记者的群体访谈,他已尽可能地做了准备。
作为一名越来越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发言越来越谨慎。尤其是近期,他的一些“片面”观点引起了轻微的质疑与不满,这让他感觉到了压力。
李稻葵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当红的经济学家之一,年仅48岁,不仅已是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而且还在2010年成为当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中唯一的经济学家,同时与其他两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一起,被央行聘用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次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了委员驻地之一的北京国际饭店里最受记者关注的人物。
但在两会的其他时间里,无论记者们在什么地方堵住他采访,他都只是很客气地回应:“好好,等过两天,你们一起来问。”北京国际饭店两会新闻联络处要求采访李稻葵的记者,登记了满满几页纸。
这位曾表示“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的经济学家,身材颀长,面皮白净,有磁性男中音,语速中等,说一口相当流利的美式英语。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尽量为外国记者优先解答。他对在场国内记者说,“人家外国记者机会难得”,不过熟悉他的人能够理解,他是在一以贯之地履行自己“尽最大的努力,让更多西方人排除对中国经济的误解”的使命。
李稻葵谈吐良好、学养深厚、思路清晰,举止有浓郁的学者风度。记者们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听着那些无比枯燥的经济学道理,却并不感觉到疲累。
不过,这位经济“郎中”却不轻松。虽然他仍然谈笑自若,满面春风,但阐述问题的间隙,总不时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我刚才应该说得比较全面的吧?写文章别只强调一面啊!”而且,在采访的中途,他向记者们询问:“请问哪位带着糖?我补充一下血糖。”
此次访谈,涉及通胀、人民币升值、加息、个税、房价、车市等方方面面,李稻葵用“人个观点”很“谨慎”地开出了一个五料杂陈的“中药方”。
药方之一
治理通胀:收紧货币+减税
主要观点:加息只是补救性措施,治标不治本;特别看好的是财政政策,对相关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更有助于缓解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胀。
问:你对目前的通胀状况是不是很担忧?今年CPI控制在4%左右有没有困难?
答:对通胀,我既担忧,也不担忧。担忧的是国际因素,比如中东、北非局势,我们无法控制。(注:面向身旁的美国记者)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美国人是有海军有航空母舰的,美国人能不能站在自身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角度上,尽量帮助中东、北非地区稳定情况,而不是使情况更加恶化?这样的话,油价可以稳定下来,中国的通胀压力会小一点。原油价格、原材料价格,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国内因素我不是很担忧,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价格上涨、来自于劳动工资的上涨。应对这些因素,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适当收紧货币,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升压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粮食生产。
问: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答:我最看好的,还是财政政策。加息是应对物价上涨这个后果,是为稳定预期,它并不是一个治本的东西。治本靠什么呢?靠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一点。比如,帮助那些特别依赖国际原材料进口的企业应对价格上涨压力;帮助那些劳动密集型、受到工资上涨压力的企业应对压力,以免他们转嫁成本,抬高物价。怎么操作呢?适当地减税嘛,可以搞一个企业控制成本基金,按照一定的原则,给这两类企业减税。政策可以是短期的,比如半年或一年。
问:4万亿投资是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主要原因?
答:4万亿投资与通胀没有必然联系。今天的通胀主要是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提高是不是带来了物价的上涨呢?有影响,但它是第二轮影响,第一轮影响是成本推动型,引起物价上涨预期,这个预期可能演变成第二轮物价上涨的压力。
问:今年还会不会加息?频率会有多快?
答:单纯加息应对通胀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但利率还是要调,为什么?整个物价水平在上涨,如果利率不进行一些缓慢调整,负利率的现象会影响百姓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后患无穷。现在调利率根本的目的,是帮助百姓坚定或者恢复对银行的信心,它表达的意思是:成本推动型的第一轮价格上涨,不至于演变为第二轮上涨。要让百姓放心,相信银行、相信金融体系,百姓不要稍有风吹草动就把存款提走。这是为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加息是物价上涨的后果,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
问: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整还有空间吗?
答:理论上我不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有什么极限,因为央行把存款收回来,付点利率不就可以了嘛。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要走一步看一步,要密切观察和监测经济运行的态势。从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等指标上看,现在好像经济运行的速度有一定的放缓,如果放缓的态势能够稳定下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步伐可放缓一点。
问: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次利率调整?
答:这个真很难讲。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正处在非常复杂、微妙的一个时期,因为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瞬息万变,中东的,北非的,石油的价格在剧烈变化。所以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一定是吃中药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政策搭配使用。各种政策都有副作用,搭配使用,将副作用抵消。希望到下半年国际形势有所好转、稳定,粮食生产基本格局开始明朗,物价上涨的压力有所下降,那时候,整个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度、力度,可能就会有所放缓,至少更加明朗。
药方之二
治理高房价:保障房建设+大城市限购
主要观点:保障房政策是一种有助于稳定房价预期并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北京等大城市房价会因限购而下调,不过今年能有5-10%的下降就很满意了。
问:今年保障房建设能否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
答: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应该能够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1000万套房相当于正常年份60-70%的开工建设面积,而且它会导致房地产结构的改变,保障房面向中低收入阶层供应,这部分人的住房保障得到逐步解决了,那商品房的价格上涨也好,下降也好,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小多了。保障房的建设是一个结构问题,它把整个房地产的供给结构进行了优化,帮助缓解社会矛盾,而房地产总体供给的量可能不会有多大改变。
问:如何看当前国家的楼市调控政策与房价走向?
答:限购政策出来之后,非常自然地,房市交易量会下降,之后市场会有一个僵持对峙期,开发商可能还是不愿意降价,他们还有一定的资金基础,但僵持期过了之后,价格应当会有所松动。到了下半年、年底,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价格可能会降。
问:房价会下跌多少?
答:如果能够出现5%-10%的下降,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果,限购令的降温作用就已经达到了,市场氛围与预期就很好了。
问:有没有新调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答:全国不可能是一盘棋,一刀切,各个地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比如北京很特殊啊,房子承载的东西太多啦。而据我不完全的调研,成都、重庆等地在限购令出来之前房价并没有出现太大上涨,有理由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一年半之后,这些地区会率先探索逐步退出限购令。
药方之三
个税:提高起征点+区别性征税
主要观点:征收个税需要有民意基础和社会福利保障为前提;当前的个税设计极其简陋、弱智而不合理,不仅起征点要上调,而且不应该主要针对工资收入,个税应该进行全面的改革。
问:个税改革最重要的是应该调整哪些方面?起征点应该定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答: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企业的利润税、房产税都不太一样,它征收的对象直接针对老百姓个人,是“已经进入百姓腰包的钱”,这要拿出来,是很难的事情。
个人所得税需要一个征收的社会基础。只有在政府能够给老百姓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实惠的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有民意基础,具备社会基础。为什么北欧一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50%,老百姓依然很高兴地纳税呢?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好,从幼儿园开始、从怀孕开始,就有社会福利了,一直到老,都有各种各样教育、住房、医疗,都有福利在里面,它形成一个社会的纳税人跟政府之间的一个默契,一个契约。为什么美国的个税没有北欧的高呢?因为美国的福利没有北欧多,因此它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0%多一点,他们还在呼吁降税。我们也给百姓提供了一些福利,有大量的公共产品,但这部分的公共产品,不等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看病贵、择校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一个比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当然会带来一些想法,个人所得税这么高,最高税率达45%,这不能做到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今天的个税,设计是十分简陋的。它是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外企的高工资设计的,起征点是800元。当时,普通工薪阶层工资都比较低,对个税没感觉,“跟我无关”,但搞了这么多年之后,它对普通百姓起作用了。但当时征税的初衷不是这个,这个历史要讲,不要健忘,没那么遥远的历史。所以,今天,个税的起征点肯定要提高。
个税还有一个大问题,它主要的征收对象是劳动收入,资本所得基本上不纳税。利息不收税,炒股、资本升值部分、公司的分红不纳税。房租税率是5%,自愿申报,很多人都不缴这个税,而且也只5%啊,而劳动工资的税累进快得很,一下子到了45%。这很奇怪啊,全世界哪里有这个道理啊?我情绪化一点,这是很弱智的个税方案。事实上,今天的个税变成了工资税。而产生今天收入差别最大的因素,是资本收入和资本升值。对产生收入差距最大的这一块基本不征税,对最需要保护的工薪阶层却收税,个税搞反了,恶化了收入分配。
分析了弊病之后,我的建议是,第一,起征点要提高,应因地制宜地提高,北京生活费用高,多提一点,贵州生活费用低,少提一点,不要一刀切,交给地方政府去做,还形成良性的竞争,广东省缺劳动力,把个税起征点提高了,拿出行动来吸引劳动力。第二,也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起征点上,这个税本身是不合理的,应该全面系统地改革:
一,要把劳动收入和资本分红及资本升值捆在一块一起纳税;
二,以家庭为单位,考虑赡养的负担。如果家里有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夫妻两人都要赡养,起征点当然要提高。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学香港卖地学得很快,但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学不快呢?
三,大幅度降低税率。新加坡、香港的个税到15%打住了。俄罗斯与爱尔兰13%,个税改革俄罗斯和爱尔兰是最成功的,爱尔兰20年前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现在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税率降得比较低,以15%为上限,大量的公民会积极纳税。15%以下的纳税,谁都愿意当守法的公民。征收到的个税税额不仅不会下降,还会大幅度上升。
药方之四
新增贷款:监管银行+放宽结汇
主要观点:通过结汇、窗口指导、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利率、准备金率种种手段,以控制社会融资总量。
问:关于今年的新增贷款,为什么银监会提出的目标,与总理报告提出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好像不完全一致?
答:对于M2的控制,先要弄清楚它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是哪些因素带来M2的增长。M2的增长无非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结汇,外汇转换成人民币的总量,直接带来新增货币,这是人民银行为了应对外汇的涌入而被迫印刷的钞票;第二个因素是银行贷款的速度和力度,如果商业银行贷款的速度非常快,那贷款会带来存款——企业家贷来钱之后,不可能马上花掉,而是又会存到另一家银行。
今年M2设定16%的增长目标,M2不是一个最核心的控制目标,它背后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有可控的因素也有不可控的因素。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的一个控制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
如果就事论事谈M2的控制问题,其一,要想方设法去放宽一些政策,比如让出口企业不见得必须结汇,允许出口企业把外汇放在境外,或者直接存在美元与欧元账户里,放缓结汇的速度。第二,对银行进行一些窗口指导,对放贷的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整,贷款带来存款,而存款会影响M2。
这是一种吃中药的政策,各方面都要用——结汇、窗口指导、社会融资总量控制、利率、准备金率等等,都要相机行事,要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逐步的调整。
其他观点
电动汽车要大力发展
我对汽车行业特别关注,是经济学界里最大的车迷。汽车和电器、手机不一样,汽车给家庭带来的是什么,是眼界,是胸怀,有了汽车,家庭可以开车到各地方去旅游,家庭团聚,社会福利远远超过其他耐用消费品。中国仍然有很多地方有汽车的潜在需求,汽车仍然是个朝阳产业。
眼下中国大量的汽车使用频率不高,行程不远,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于电动车的发展,不需要很高科技,不需要行程在二百公里以上,一百公里就够了。耐用性比较强、插电式的,不用很复杂的混合动力。特别希望我国汽车行业在这方面能够率先突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中短途的、低度混合汽车行业的全球老大。
我支持混合动力与纯电动车的发展。以后纯电动车的一个发展优势是什么呢?是换电池。电动车都按照一个规格换电池,豪华车用5个电池,经济车用两个电池,但规格是一样的。全国各地,把加油站变成换电池站,汽车开够50公里,换电池就完了嘛。电池站与智能电网合在一起,晚上给电池充电,错开用电高峰。这个事如果做好了的话,咱们汽车的好日子长着呢。
我曾经在北京到处找比亚迪的F3DM,现在还没有。如果有,我愿意第一个试车。
“GDP增长7%”非常值得关注
十二五规划中将GDP增长速度调整到7%,这个7%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十一五规划期间GDP增长速度是11.2%,从11.2%要降到7%,这是很大的一个落差。
为什么是7%呢?我理解,中央政府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放缓增长速度,缓解一些矛盾,一类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污染,资源能源的需求高涨,增长放缓之后,这些需求就会放下来;二是放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但就业与增长速度是相关的,所以7%的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结构问题,它要求各地方政府调结构,把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增加大学生的就业。
宜适时发行500元面额钞票
两年多前我提过这么一个建议,要提高钞票面值。为什么?因为人民币要逐步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了,得给境内外的使用者提供方便。港币有1000面额的,美元有200的,欧元有200的。
不过现在,我认为要谨慎,因为百姓担心这是通货膨胀的表现。所以等到通胀压力明显下降的时候,适宜推出大面值的人民币。
人民币每年升值5-8%是合理的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在推进汇率的市场化,由市场定价汇率,不过这个进程不能太快,要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由于中国外贸顺差还比较大,中国很多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强,所以在国际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谨慎,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我认为,按照现在每年5%-6%的幅度,是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各方利益。目前的汇率改革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起到了帮助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