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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当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一职出现空缺时，怡亲王推荐唐英出任此职。得到雍正皇帝的允准后，怡亲王口宣圣命，要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年希尧办理皇家瓷器烧造事情。那一年，唐英四十七岁。他不知道这是他人生的一次机遇，而且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重大机遇。他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使之成为一代陶圣，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后人评为景德镇历史上陶瓷工艺美术家第一人。
他之所以被雍正皇帝和怡亲王看中是因为他做事勤勉，尽职尽责。他十六岁进内务府服役当差，在养心殿供职。他以帝王贵胄侍从卫队成员的身份曾跟随康熙皇帝三下江南。扈从康熙帝远至漠北，一路担负起侍奉皇帝，保障安全职责。“沐雨栉风于山之左右，江之东西，远至龙沙朔漠，靡不蹒跚经历，几无一息之暇”。受到皇帝的信赖和恩宠。四十二岁升任内务府员外郎之职，服务于造办处，督察造办处各匠人工作情况。他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协助珐琅彩瓷器的烧造。他擅长画美人图，雍正皇帝称赞他“画得款式甚好”。
他是武将，却又儒雅，爱好读书。用他的话说：“未曾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清《广印人传》说他工山水人物、能书、工诗长于篆刻。《八旗画录》也说他“其画无体不工，兼善写隶书。”他是内臣，唯皇家之命是从，却又有孔子门生的风范。心思缜密又寡言少语，举止井然。虽官居五品，但少有一般士大夫的那种傲气。因而备受皇宫上到皇帝下至普通太监宫女的称赞。
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事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这和他的远大抱负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他的夙愿，他很想做一名骁勇的武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洗去他卑微出身的屈辱。
他的曾祖父唐应祖是汉军正白旗包衣鼓人。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是家的意思，阿哈是奴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皇家的奴隶。这些人的来源是战俘、罪犯或破产者的后代。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成为满族贵族的家奴。清朝八旗军出征时在队伍的前面有一支仪仗队，在队中负责打鼓的即被称为鼓人。当后金定都沈阳后，唐应祖也定居沈阳。到唐英出生时，他一家人在北京一带定居下来。在他后来所制作的瓷器上，他的落款用的是“沈阳唐英”。
他排行老三，六岁进私塾，十六岁时因家世及家境的因素进内务府当差。用他的话说是“幼孤且贱”。按清朝规制，像他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一生与功名无缘。虽有花翎顶戴，终究不是科举出身，这一直是他的一个沉重的心结。
当后来他儿子寅保参加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后，他欣喜若狂。他把他及整个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以至后来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他并破例允许其教他儿子寅保学习陶务以继承他的这项工作，他婉拒了乾隆皇帝要其儿子接班的旨意，说儿子“究系年少，诸事阅历未久”。他不想让儿子再做这辛苦的督陶官。
他不敢违抗皇命，也不愿拂怡亲王的好意。他知道，世事有定数，他信佛。佛说：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
年希尧任淮安关督兼管景德镇御窑厂事务，身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他没有具体过问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的烧造，只是传递烧样，验收成品，解运京城，拨付银两。督陶数年，御窑厂烧造的瓷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很有限。
唐英来到了景德镇，虽身为协理督陶官却成了御窑厂真正的管理者，从此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新时代。
尽管他是一员武将，在皇帝身边三十年，可一到景德镇对着陶瓷生产“茫然不晓”，“为有生所未经见”，每天惴惴不安地由着工匠们摆布指使。“唯诺于工匠之意旨而惴惴焉”，这在他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中曾写到的。
他的优良品行没有让他知难而退。他脱下五品官服，穿上工匠的衣服，拜工匠为师，在工匠好奇又怀疑的目光中成了一名特殊的学徒工。
他学陶人之本色，礼贤下士。他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戳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从每一道工序学起：采石、练泥、拉坯、利坯、绘图、烧成。从无知到熟悉，直至精通，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制作的秘密。到雍正九年，“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之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工匠矣”。他掌握了指挥生产的主动权，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到后来，他可以“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
他来御窑厂不久，就派人往浙江、河南等地学习制作宋代五大名窑等瓷的配方、烧造技术。仿古采今、破茧化蝶，要让全国各大名窑在景德镇御窑厂还魂复生。乃至让当今的所谓的陶瓷专家对雍正官窑和宋代官窑的区别常出差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大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些雍正官窑一直被认为是宋代官窑。
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做任何事都得抱有热情。唐英正是以这种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精神努力从事着督陶工作，成为了一个有作为的窑务管理者和工艺实践家。
他清楚地知道，要把瓷器烧好，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要有窑工们的齐心协力。要发掘窑工们的潜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合作，有精力有兴趣研究制陶工艺，并安心制陶，就要和窑工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仅仅和他们同工同食息是不够的，更要注重对他们精神上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关心体恤。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要施以仁政，勇夫安识义，知者必怀仁。他从实际出发，革除弊政，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如解除窑工的匠籍，实行雇佣制，推行买卖公平制度。所有的物料采购，按市价交易，杜绝强买强卖。他筹措资金，用于救贫扶弱，病者有钱投医，亡者有棺材下葬，生活困难的可以预支薪水，对优秀的工匠予以奖励，包括奖励住所。
他所施的仁政，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从而迸发出了强大的生产力。百姓们安居乐业，整座城市成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桃花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受到了景德镇窑工甚至全体百姓的拥戴。在他五十四岁生日那天，景德镇御窑厂全体工匠与全镇商贾窑户集体到唐英府上给他祝寿，并送上了一块碑。碑名为仁寿碑。碑文近四百字，尽列唐英来景德镇后为他们所做的好事。他们把他当佛看待。“春雨人嫌泥路滑，长途我喜洁身归”，“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些诗可以看出他有更多的贫民意识，也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他以陶人为荣，将诗文集取名《陶人心语》，驳斥某些同僚所谓“陶人劳力之人，何取其於心语”的论调。他认为“富者心侈而语奢，贵者心傲而语夸”。他认为“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所以决心要“本陶人文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决不怕别人诽笑”。正是这种思想感情使他和不少工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助他完成许多陶瓷精品之作。景德镇正如他手中的一坨高岭土，他想把它塑造成一个不再有贫困、疾苦，人人互相帮助、扶携，过着安居乐业、康泰平和的生活。
乾隆元年（1736），年希尧被革职，唐英接任淮安板闸关督理。他离开了景德镇，暂停先前经营的陶务。唐英依依有些不舍，离愁别绪中夹杂着对陶土的依恋和对窑火的渴望，还有那朝夕相处的窑工让他不忍离去。这位重情重义的北方汉子写下了《留别珠山陶署》一诗。诗曰：“自怜痴绝为多情，山署临歧百感生。半野半官栖八载，谁宾谁主寄孤隋。梁间燕垒分辛苦，槛外花枝负约盟。怪煞珠峰间鸟雀，依稀啼出别离声。西江八载赋皇华，淮海乘春又放槎。只为君恩天庶翻，直今臣役客忘客。古亭翠撷心裁句，珠阜香留手植花。风月有情管领在，宛其室矣不须嗟。”可见，他迷上了陶瓷艺术，更与景德镇窑工产生了深厚的友情。
由于唐英的调职，御窑厂的瓷器质量下降，数量减少。乾隆皇帝在三年后将唐英改任江西九江关使兼理陶务。由于九江离景德镇较近，来去方便，停留时间延长，且又掌管瓷器烧造的钱粮。很快，瓷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瓷器的质量不断提高。瓷质莹洁，工艺精湛，品种繁多，器型隽秀，典雅优美，釉色缤纷。特别是仿制宋代的各种釉色超过历代。他不满足仿古的成功，还大胆地进行创新。青花五彩瓷质量大幅提高，珐琅彩进一步丰富，胎细釉白，彩丽画雅，粉彩温润，柔和、明快、层次丰富、色阶多、立体感强。他擅长书画，因而有着独特的欣赏品位。他把书画和陶艺结合到一起，产生了卓绝的艺术魅力。人们把他所生产的瓷器称为唐窑。他的瓷艺美轮美奂，独步清代，影响后世的审美思想。
他生产的瓷器分为三类。一类为官窑，即奉皇帝之命所烧造的瓷器；一类为供器，为皇室祭祀所用；还有一类为自制的瓷器，风格清新雅致，有着半官半民的独特风格，表现了他自身的艺术品位和心灵世界，折射出一个勤勉精进的文人形象。那些诗书画一体的瓷器，也是他朴素无华、恬淡自然的超凡脱俗的心境写照，折射出他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操及品格。
尤其是他创新的仿石纹釉瓷，属低温釉，实际上是彩。先烧好瓷胎，然后用近似于各色石质的彩釉，在白瓷胎上绘石头的纹理，再二次入窑烧成。这种釉瓷大多呈自然随意的风格。或现洞石之奇谲，或现美石之玉质肌理，似山水画，流云迆逦，或壁立千仞，或乱石堆雪，惊涛拍岸，似真亦幻，如入飘渺，神游物外。虽在方寸间，却有万千气象，深得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精髓。这类瓷器他大都馈赠亲朋好友。
正因为他督造的瓷器，让人赏心悦目，就像凝固的音乐。乾隆皇帝清醒地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督陶官，希望他的制瓷技艺能传承下去。于是在乾隆八年（1743），受皇帝的旨意，唐英写下了重要的陶瓷文献著作《陶冶图编次》。这是他深入陶瓷制作实践，呕心沥血而作出的科学总结，也是他智慧的结晶。
书中将陶瓷行业分成二十程序，由宫廷画师孙祜、周鲲、丁观鹏等绘图，书法家戴临书写。这本书共有图二十幅，文字有四千五百字，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经皇帝下旨颁发，成为制瓷的权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唐英再次调离，任职广东海关。他同样地依依不舍，他画了一幅《浔阳送别图》，其实是送他自己。临行他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的境波楼题下诗句：“道是当年旧烟月，好将胜地记湖山”。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唐英又调任原职。十七年三月重回九江，再理陶务。三月二十五日重回景德镇，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唐英写道：“抵镇之日渡昌江，阖镇士民工贾群迓于两岸……且欢腾鼓舞颇有故旧远归之意。余不禁抚然，口占有言，聊志情事：‘重来古镇匪夷想，粤海浑如觉梦乡。山面水心无改换，人情物态有存亡。依然商贾千方集，仍见陶烟五色长。童叟道旁争相识，须眉虽老未颓唐’。”此时，他已七十一岁，他对使命及未来充满了信心，心中装有更多更大的抱负。如今在景德镇唐英广场，有三尊塑像，中为唐英半身像，两旁为群雕，展示了两个历史画面：一为唐英初到御窑厂，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戳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另一为他从广东复调九江回景德镇受欢迎的生动情景。这是他在景德镇的付出所得到的回报。他得到的回报和感动不亚于皇帝的褒奖或擢升，他施仁政及他的贫民意识使他能得到这种厚爱。他以陶人自居，以陶人为荣。在这陶瓷王国里，他俨然像个皇帝受到他们爱戴和敬奉。
在第三次重掌陶政后，唐英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瓷器的烧造任务，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在当年下旨召见他。他年底从九江关署起身，经过四十五天颠沛的行程，抵达京城。乾隆帝在圆明园接见他，赏给他奉宸苑卿衔。这是给工匠艺人的一个很高的褒奖，正三品，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西洋画家郎世宁也获得过此衔的荣誉。
他于第二年二月一日启程离京，又经过四十二天的跋涉回到九江，一来一往三个月。五月，正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想在陶瓷王国中再显身手时，疾病却缠上了他。他患上了要命的痰火疾病。这或许是他督陶前后共二十七年所得下的职业病，是他在督陶取得辉煌的业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的病使他不能再去景德镇，只能呆在九江。
他督陶共二十七年，在九江生活就长达十六年，他也因此深深地爱上了九江。九江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留下了他的足迹。庾楼、白鹿洞、秀峰、万杉、八里坡、清风阁、胭脂山都出现在他的笔下。除每年春秋去景德镇御窑厂两次，每次一至两个月外，其余时间处理九江关的事务。日子过得很悠闲。
他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互相提防、蝇营狗苟、贪腐盛行的现象。不再留恋京城的生活。他的灵魂脱离了那个大染缸，使之净化而纵情于山野之间和陶瓷这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艺术王国之中，随缘度日，隐隐清欢。 九江成了他第二故乡。唐英在九江有近百口人，是个大家庭，其中也包括唐英家班，也就是唱戏班子。他和九江的士子赋诗唱和，挥笔泼墨，读书写作。他编写的剧本共十七个，合称《古柏棠戏曲集》。他自己做编剧、教习、导演。他家有双碧楼。他经常让家班在楼里演出，也会去蜗仙亭、江洲关署、琵琶亭演出。戏曲以唱昆曲为主。戏曲有《十字坡》、《清忠谱正案》、《芦花絮》、《长生殿补阙》、《三元报》、《转天心》等。
他笃信佛教，刚来九江不久就结识了九峰寺僧近如山人和能仁寺住持，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修了九峰寺的观音阁、清俸桥。桥下的“马尾泉”几个大石刻为唐英儿子寅保于一七四四年题刻。他还捐资修建能仁寺山门，在能仁寺建书院，请名士给学子上课。有时，上课的地点也在烟水亭。
他信仰佛教也缘于他一生婚姻的不幸。二十九岁时，原配夫人赵氏早逝。续娶的马氏，相守了十八年于雍正八年又病故了。二妻的早逝对他的打击很大。和他相伴的只有小妾张氏可姬。可姬为通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十五岁因家贫卖入唐家。她深得马氏喜欢。马氏病重三年不愈，所有一切皆是可姬悉心照料，除却了唐英的后顾之忧。马氏力主唐英纳可姬为妾。
雍正十年（1732），唐英在北京的家宅遭近亲侵占，家人无处可居。可姬只好携带在京的八口亲眷来景德镇投靠唐英，一家人团聚在珠山。
可姬照顾唐英的起居。第二年七月，诞下一子。可惜，年轻的可姬生下儿子五天后就不幸去世了。后来遗子也夭折。可姬这种“死而遗子”的献身精神令唐英尤为感动。虽然爱妾可姬无法和项羽的虞姬相题并论，但对主人忠心耿耿，敢于自我牺牲精神毫不逊于虞姬。
唐英写下了《可姬小传》纪念她。唐英喜欢虞美人，实是寄托他对可姬的幽幽思念。他后来的关于虞美人的诗词，以及他创作的戏曲经典代表作《虞兮梦》，都表露出他对可姬难以忘怀之情。款款真情，诚挚而可贵。他热衷烧制供器，也缘于此。
他来九江后，多次游览琵琶亭。他不忍古迹荒颓破败，于是又捐出俸禄修建琵琶亭，前后共花了七年时间。他写了《重建琵琶亭自记》一文。他写的诗中有一百多首都是有关琵琶亭的。他是以白居易为楷模，关心百姓的疾苦。或许他把自身比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琵琶亭修成后，他常去。他认为这是他“洵半生游览中大观也”。在亭中，他宴请客人，搭台唱戏，赋诗唱和。
在他被疾病缠绕了两个月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二十九日，唐英病逝于九江关署，享年七十五岁。他曾经在琵琶亭的忘机阁中书写的几个大字“残月晓风大江东去”，已无处寻觅。他自己似残月晓风已随大江东去了。一位封建王朝忠诚的奴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艺术的圣手，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
在浩瀚的中国古文化长河中，有两样东西令全世界难忘，它就是丝绸和瓷器。
人们在欣赏古陶瓷时，不能不提到唐英。因为，他在古代陶瓷史上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与其相伯仲。他所生产制作的近百万件共五十七个品种的瓷器，几乎都是陶瓷的精品、珍品、神品、逸品。
他把陶艺推向了巅峰，成了神话。那个时代，是他一个人的舞台，舞尽了最后的芳华。而他留给后人的陶瓷，成为千古绝唱。
他之所以被雍正皇帝和怡亲王看中是因为他做事勤勉，尽职尽责。他十六岁进内务府服役当差，在养心殿供职。他以帝王贵胄侍从卫队成员的身份曾跟随康熙皇帝三下江南。扈从康熙帝远至漠北，一路担负起侍奉皇帝，保障安全职责。“沐雨栉风于山之左右，江之东西，远至龙沙朔漠，靡不蹒跚经历，几无一息之暇”。受到皇帝的信赖和恩宠。四十二岁升任内务府员外郎之职，服务于造办处，督察造办处各匠人工作情况。他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协助珐琅彩瓷器的烧造。他擅长画美人图，雍正皇帝称赞他“画得款式甚好”。
他是武将，却又儒雅，爱好读书。用他的话说：“未曾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清《广印人传》说他工山水人物、能书、工诗长于篆刻。《八旗画录》也说他“其画无体不工，兼善写隶书。”他是内臣，唯皇家之命是从，却又有孔子门生的风范。心思缜密又寡言少语，举止井然。虽官居五品，但少有一般士大夫的那种傲气。因而备受皇宫上到皇帝下至普通太监宫女的称赞。
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事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这和他的远大抱负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他的夙愿，他很想做一名骁勇的武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洗去他卑微出身的屈辱。
他的曾祖父唐应祖是汉军正白旗包衣鼓人。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是家的意思，阿哈是奴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皇家的奴隶。这些人的来源是战俘、罪犯或破产者的后代。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成为满族贵族的家奴。清朝八旗军出征时在队伍的前面有一支仪仗队，在队中负责打鼓的即被称为鼓人。当后金定都沈阳后，唐应祖也定居沈阳。到唐英出生时，他一家人在北京一带定居下来。在他后来所制作的瓷器上，他的落款用的是“沈阳唐英”。
他排行老三，六岁进私塾，十六岁时因家世及家境的因素进内务府当差。用他的话说是“幼孤且贱”。按清朝规制，像他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一生与功名无缘。虽有花翎顶戴，终究不是科举出身，这一直是他的一个沉重的心结。
当后来他儿子寅保参加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后，他欣喜若狂。他把他及整个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以至后来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他并破例允许其教他儿子寅保学习陶务以继承他的这项工作，他婉拒了乾隆皇帝要其儿子接班的旨意，说儿子“究系年少，诸事阅历未久”。他不想让儿子再做这辛苦的督陶官。
他不敢违抗皇命，也不愿拂怡亲王的好意。他知道，世事有定数，他信佛。佛说：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
年希尧任淮安关督兼管景德镇御窑厂事务，身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他没有具体过问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的烧造，只是传递烧样，验收成品，解运京城，拨付银两。督陶数年，御窑厂烧造的瓷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很有限。
唐英来到了景德镇，虽身为协理督陶官却成了御窑厂真正的管理者，从此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新时代。
尽管他是一员武将，在皇帝身边三十年，可一到景德镇对着陶瓷生产“茫然不晓”，“为有生所未经见”，每天惴惴不安地由着工匠们摆布指使。“唯诺于工匠之意旨而惴惴焉”，这在他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中曾写到的。
他的优良品行没有让他知难而退。他脱下五品官服，穿上工匠的衣服，拜工匠为师，在工匠好奇又怀疑的目光中成了一名特殊的学徒工。
他学陶人之本色，礼贤下士。他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戳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从每一道工序学起：采石、练泥、拉坯、利坯、绘图、烧成。从无知到熟悉，直至精通，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制作的秘密。到雍正九年，“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之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工匠矣”。他掌握了指挥生产的主动权，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到后来，他可以“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
他来御窑厂不久，就派人往浙江、河南等地学习制作宋代五大名窑等瓷的配方、烧造技术。仿古采今、破茧化蝶，要让全国各大名窑在景德镇御窑厂还魂复生。乃至让当今的所谓的陶瓷专家对雍正官窑和宋代官窑的区别常出差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大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些雍正官窑一直被认为是宋代官窑。
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做任何事都得抱有热情。唐英正是以这种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精神努力从事着督陶工作，成为了一个有作为的窑务管理者和工艺实践家。
他清楚地知道，要把瓷器烧好，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要有窑工们的齐心协力。要发掘窑工们的潜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合作，有精力有兴趣研究制陶工艺，并安心制陶，就要和窑工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仅仅和他们同工同食息是不够的，更要注重对他们精神上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关心体恤。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要施以仁政，勇夫安识义，知者必怀仁。他从实际出发，革除弊政，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如解除窑工的匠籍，实行雇佣制，推行买卖公平制度。所有的物料采购，按市价交易，杜绝强买强卖。他筹措资金，用于救贫扶弱，病者有钱投医，亡者有棺材下葬，生活困难的可以预支薪水，对优秀的工匠予以奖励，包括奖励住所。
他所施的仁政，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从而迸发出了强大的生产力。百姓们安居乐业，整座城市成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桃花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受到了景德镇窑工甚至全体百姓的拥戴。在他五十四岁生日那天，景德镇御窑厂全体工匠与全镇商贾窑户集体到唐英府上给他祝寿，并送上了一块碑。碑名为仁寿碑。碑文近四百字，尽列唐英来景德镇后为他们所做的好事。他们把他当佛看待。“春雨人嫌泥路滑，长途我喜洁身归”，“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些诗可以看出他有更多的贫民意识，也和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他以陶人为荣，将诗文集取名《陶人心语》，驳斥某些同僚所谓“陶人劳力之人，何取其於心语”的论调。他认为“富者心侈而语奢，贵者心傲而语夸”。他认为“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所以决心要“本陶人文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决不怕别人诽笑”。正是这种思想感情使他和不少工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助他完成许多陶瓷精品之作。景德镇正如他手中的一坨高岭土，他想把它塑造成一个不再有贫困、疾苦，人人互相帮助、扶携，过着安居乐业、康泰平和的生活。
乾隆元年（1736），年希尧被革职，唐英接任淮安板闸关督理。他离开了景德镇，暂停先前经营的陶务。唐英依依有些不舍，离愁别绪中夹杂着对陶土的依恋和对窑火的渴望，还有那朝夕相处的窑工让他不忍离去。这位重情重义的北方汉子写下了《留别珠山陶署》一诗。诗曰：“自怜痴绝为多情，山署临歧百感生。半野半官栖八载，谁宾谁主寄孤隋。梁间燕垒分辛苦，槛外花枝负约盟。怪煞珠峰间鸟雀，依稀啼出别离声。西江八载赋皇华，淮海乘春又放槎。只为君恩天庶翻，直今臣役客忘客。古亭翠撷心裁句，珠阜香留手植花。风月有情管领在，宛其室矣不须嗟。”可见，他迷上了陶瓷艺术，更与景德镇窑工产生了深厚的友情。
由于唐英的调职，御窑厂的瓷器质量下降，数量减少。乾隆皇帝在三年后将唐英改任江西九江关使兼理陶务。由于九江离景德镇较近，来去方便，停留时间延长，且又掌管瓷器烧造的钱粮。很快，瓷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瓷器的质量不断提高。瓷质莹洁，工艺精湛，品种繁多，器型隽秀，典雅优美，釉色缤纷。特别是仿制宋代的各种釉色超过历代。他不满足仿古的成功，还大胆地进行创新。青花五彩瓷质量大幅提高，珐琅彩进一步丰富，胎细釉白，彩丽画雅，粉彩温润，柔和、明快、层次丰富、色阶多、立体感强。他擅长书画，因而有着独特的欣赏品位。他把书画和陶艺结合到一起，产生了卓绝的艺术魅力。人们把他所生产的瓷器称为唐窑。他的瓷艺美轮美奂，独步清代，影响后世的审美思想。
他生产的瓷器分为三类。一类为官窑，即奉皇帝之命所烧造的瓷器；一类为供器，为皇室祭祀所用；还有一类为自制的瓷器，风格清新雅致，有着半官半民的独特风格，表现了他自身的艺术品位和心灵世界，折射出一个勤勉精进的文人形象。那些诗书画一体的瓷器，也是他朴素无华、恬淡自然的超凡脱俗的心境写照，折射出他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操及品格。
尤其是他创新的仿石纹釉瓷，属低温釉，实际上是彩。先烧好瓷胎，然后用近似于各色石质的彩釉，在白瓷胎上绘石头的纹理，再二次入窑烧成。这种釉瓷大多呈自然随意的风格。或现洞石之奇谲，或现美石之玉质肌理，似山水画，流云迆逦，或壁立千仞，或乱石堆雪，惊涛拍岸，似真亦幻，如入飘渺，神游物外。虽在方寸间，却有万千气象，深得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精髓。这类瓷器他大都馈赠亲朋好友。
正因为他督造的瓷器，让人赏心悦目，就像凝固的音乐。乾隆皇帝清醒地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督陶官，希望他的制瓷技艺能传承下去。于是在乾隆八年（1743），受皇帝的旨意，唐英写下了重要的陶瓷文献著作《陶冶图编次》。这是他深入陶瓷制作实践，呕心沥血而作出的科学总结，也是他智慧的结晶。
书中将陶瓷行业分成二十程序，由宫廷画师孙祜、周鲲、丁观鹏等绘图，书法家戴临书写。这本书共有图二十幅，文字有四千五百字，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经皇帝下旨颁发，成为制瓷的权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唐英再次调离，任职广东海关。他同样地依依不舍，他画了一幅《浔阳送别图》，其实是送他自己。临行他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的境波楼题下诗句：“道是当年旧烟月，好将胜地记湖山”。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唐英又调任原职。十七年三月重回九江，再理陶务。三月二十五日重回景德镇，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唐英写道：“抵镇之日渡昌江，阖镇士民工贾群迓于两岸……且欢腾鼓舞颇有故旧远归之意。余不禁抚然，口占有言，聊志情事：‘重来古镇匪夷想，粤海浑如觉梦乡。山面水心无改换，人情物态有存亡。依然商贾千方集，仍见陶烟五色长。童叟道旁争相识，须眉虽老未颓唐’。”此时，他已七十一岁，他对使命及未来充满了信心，心中装有更多更大的抱负。如今在景德镇唐英广场，有三尊塑像，中为唐英半身像，两旁为群雕，展示了两个历史画面：一为唐英初到御窑厂，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戳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另一为他从广东复调九江回景德镇受欢迎的生动情景。这是他在景德镇的付出所得到的回报。他得到的回报和感动不亚于皇帝的褒奖或擢升，他施仁政及他的贫民意识使他能得到这种厚爱。他以陶人自居，以陶人为荣。在这陶瓷王国里，他俨然像个皇帝受到他们爱戴和敬奉。
在第三次重掌陶政后，唐英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瓷器的烧造任务，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在当年下旨召见他。他年底从九江关署起身，经过四十五天颠沛的行程，抵达京城。乾隆帝在圆明园接见他，赏给他奉宸苑卿衔。这是给工匠艺人的一个很高的褒奖，正三品，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西洋画家郎世宁也获得过此衔的荣誉。
他于第二年二月一日启程离京，又经过四十二天的跋涉回到九江，一来一往三个月。五月，正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想在陶瓷王国中再显身手时，疾病却缠上了他。他患上了要命的痰火疾病。这或许是他督陶前后共二十七年所得下的职业病，是他在督陶取得辉煌的业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的病使他不能再去景德镇，只能呆在九江。
他督陶共二十七年，在九江生活就长达十六年，他也因此深深地爱上了九江。九江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留下了他的足迹。庾楼、白鹿洞、秀峰、万杉、八里坡、清风阁、胭脂山都出现在他的笔下。除每年春秋去景德镇御窑厂两次，每次一至两个月外，其余时间处理九江关的事务。日子过得很悠闲。
他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互相提防、蝇营狗苟、贪腐盛行的现象。不再留恋京城的生活。他的灵魂脱离了那个大染缸，使之净化而纵情于山野之间和陶瓷这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艺术王国之中，随缘度日，隐隐清欢。 九江成了他第二故乡。唐英在九江有近百口人，是个大家庭，其中也包括唐英家班，也就是唱戏班子。他和九江的士子赋诗唱和，挥笔泼墨，读书写作。他编写的剧本共十七个，合称《古柏棠戏曲集》。他自己做编剧、教习、导演。他家有双碧楼。他经常让家班在楼里演出，也会去蜗仙亭、江洲关署、琵琶亭演出。戏曲以唱昆曲为主。戏曲有《十字坡》、《清忠谱正案》、《芦花絮》、《长生殿补阙》、《三元报》、《转天心》等。
他笃信佛教，刚来九江不久就结识了九峰寺僧近如山人和能仁寺住持，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修了九峰寺的观音阁、清俸桥。桥下的“马尾泉”几个大石刻为唐英儿子寅保于一七四四年题刻。他还捐资修建能仁寺山门，在能仁寺建书院，请名士给学子上课。有时，上课的地点也在烟水亭。
他信仰佛教也缘于他一生婚姻的不幸。二十九岁时，原配夫人赵氏早逝。续娶的马氏，相守了十八年于雍正八年又病故了。二妻的早逝对他的打击很大。和他相伴的只有小妾张氏可姬。可姬为通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十五岁因家贫卖入唐家。她深得马氏喜欢。马氏病重三年不愈，所有一切皆是可姬悉心照料，除却了唐英的后顾之忧。马氏力主唐英纳可姬为妾。
雍正十年（1732），唐英在北京的家宅遭近亲侵占，家人无处可居。可姬只好携带在京的八口亲眷来景德镇投靠唐英，一家人团聚在珠山。
可姬照顾唐英的起居。第二年七月，诞下一子。可惜，年轻的可姬生下儿子五天后就不幸去世了。后来遗子也夭折。可姬这种“死而遗子”的献身精神令唐英尤为感动。虽然爱妾可姬无法和项羽的虞姬相题并论，但对主人忠心耿耿，敢于自我牺牲精神毫不逊于虞姬。
唐英写下了《可姬小传》纪念她。唐英喜欢虞美人，实是寄托他对可姬的幽幽思念。他后来的关于虞美人的诗词，以及他创作的戏曲经典代表作《虞兮梦》，都表露出他对可姬难以忘怀之情。款款真情，诚挚而可贵。他热衷烧制供器，也缘于此。
他来九江后，多次游览琵琶亭。他不忍古迹荒颓破败，于是又捐出俸禄修建琵琶亭，前后共花了七年时间。他写了《重建琵琶亭自记》一文。他写的诗中有一百多首都是有关琵琶亭的。他是以白居易为楷模，关心百姓的疾苦。或许他把自身比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琵琶亭修成后，他常去。他认为这是他“洵半生游览中大观也”。在亭中，他宴请客人，搭台唱戏，赋诗唱和。
在他被疾病缠绕了两个月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二十九日，唐英病逝于九江关署，享年七十五岁。他曾经在琵琶亭的忘机阁中书写的几个大字“残月晓风大江东去”，已无处寻觅。他自己似残月晓风已随大江东去了。一位封建王朝忠诚的奴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艺术的圣手，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
在浩瀚的中国古文化长河中，有两样东西令全世界难忘，它就是丝绸和瓷器。
人们在欣赏古陶瓷时，不能不提到唐英。因为，他在古代陶瓷史上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与其相伯仲。他所生产制作的近百万件共五十七个品种的瓷器，几乎都是陶瓷的精品、珍品、神品、逸品。
他把陶艺推向了巅峰，成了神话。那个时代，是他一个人的舞台，舞尽了最后的芳华。而他留给后人的陶瓷，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