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很深，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浮夸”就是这样的现象。
　　东汉末年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西征关中，河间人田银、苏伯造反，被曹操的手下国渊平定。《资治通鉴》第六十六卷记载此事时，有这么一段：“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大悦。”
　　国渊的这次汇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公开违背了行业的“潜规则”：此前，战争中的歼敌数字统计报表是大有水分的，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业内人士”更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所以，国渊的如实汇报，居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曹操专门过问此事原委了。对国渊不遵守“潜规则”的做法，曹操充分肯定，以至赏识他、提拔他。否则，要是碰上一个糟糕的领导，说不定国渊今后就要被穿小鞋，甚至被同仁们孤立了。
　　古人的“破贼文书”，为何要“以一为十”，夸大这么多倍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领导好大喜功，希望借此机会快速提拔或多拿奖金；比如，领导为了显示实力，威慑敌人，最好起到节约成本、不战而胜的效果，等等。总之，一句话，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对自己大有好处的。
　　古人的“以一为十”提醒我们：古书上记载的统计数字，不能完全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把它们当作“参考数据”，仅供参考而已；甚至，有些连“参考”都谈不上。这就是那些创造“虚报浮夸工作法”的前辈留给后人的一大“遗产”。
　　虚报浮夸的做法，总是有人在继承着，至今也未绝迹。60多年前的延安，中国共产党曾经对虚报数字的做法“动真格”——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关于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对内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战争年代，由于情况特殊，数字有“对内对外”的区别；条件成熟后，我们还是要求讲真话的，并专门为此下发通令，由此可见当时对真实数字的重视程度。
　　然而，60多年前就要求的“讲真话”，却并未完全实现。1958年，浮夸风刮遍全国，这是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的事。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虚报数字的做法堪称登峰造极，而它导致的后果，令后人不堪回首。
　　深刻的教训并未让人们特别是某些官员刻骨铭心，引以为戒。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故意在数字上大做文章。统计数字任意夸大，在我们的政治经济中根本不算新鲜事，当今的数据，让人不放心者何止个别？“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最后全靠领导算计”、“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从这些民谣中，既可以想像某些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又不难品味出其中原因。
　　虚报浮夸为什么盛行？最大的原因是造假者“吹牛不上税”，无本万利，只有好处，没有风险。所以，要治这股歪风，根本的办法是让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欺下瞒上者承担风险，接受严惩。其实，统计执法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秦律》就规定，凡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的与盗同罚；在汉代，官吏存在这方面的行为，将受到免职处分。如果对吹牛者不但“上税”，而且从严追究责任，看有多少人还会去冒险乱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