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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天津《大公报》连载了一部署名为“凫公”的小说《人海微澜》。故事以当时的北平为背景，以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一悲一喜，尽现那个年代的人世沧桑。
这部小说很快风靡，影响甚巨，鲁迅、朱自清、吴宓等文化名流皆对其赞美有加。1933年该小说还被导演郑正秋搬上银幕，易名《春水情波》，由胡蝶主演。
这样一部可以俘获一众高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谁能想到它的作者当时只有23岁，他就是潘伯鹰。就连学究气浓郁、一向反对白话文小说的章士钊也以诗文唱和，足见其在文坛影响之大。
说起潘伯鹰，就不得不提及章士钊，两人谊兼师友、情同手足。而即将于6月初举槌的北京保利春拍将推出章士钊的遗珍文献以及与知交老友所赠笔墨丹青共114件，其中有与陶铸、吴湖帆、周谷城、潘伯鹰、朱启钤、陈独秀等名流诗酒唱和。各种文献资料折射其曲折的人生经历之丰富的层面。
章士钊与潘伯鹰如何相识，不见记载。据李志贤《潘伯鹰年表》记载，1925年潘已开始从章士钊学逻辑。时章官拜总长，事务繁忙，应该不会有精力认真授课的。1926年，伯鹰与章夫人吴弱男的干女儿何世珍结婚，有了这层关系，等于也成了章翁的自家人。伯鹰的才华，深获章翁赏识，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诗句。国共和谈时，潘被委以秘书之职，人们因有“书记翩翩潘伯鹰”的美称。章翁早年也以“书记”闻名海内，强将手下无弱兵，伯鹰后来居上，今犹为人乐道。
《人海微澜》虽是白话小说，却是华丽典雅的白话。遣词造句精妙细腻，布局节奏张弛顿挫。更了得的是，作者并没有丢失小说轻佻有趣、婉转缠绵的特质。“奇而法，庄而肆”，这是潘对小说的见解，也是毫厘不差的精准。他果然又心到手到，得章翁赏识自不必说。
章士钊多次写诗称赞伯鹰诵诗之美，如作于1939年的《仲恂约共为诗纪述伯鹰哦诗之妙，吾曩有诗及此，徇仲恂请，欣然再赋》：“许生诵诗少陵爱，至谓飞动摧霹雳。大声岂若小声俊，伯鹰低哦浪微激。江天明月照高楼，何处短箫杂长笛。未若仲恂作牛吼，世无葛卢人莫析。”抗战时期，他俩都到了重庆，许多诗友也纷纷汇聚山城，酬赠叠唱，此起彼伏，饮河诗社就应运而生。诗社以章士钊为中心，其组织则较为松散，没有什么社章及入社手续，以潘伯鹰主编《饮河集》诗刊为园地，名家汇聚，佳作纷呈，集一时之盛。
其实，章士钊与潘伯鹰的诗风存在较大不同之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文章家，胡适评价“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其诗讲究每个句子都有出处、有典故，而相比之下，潘伯鹰的诗往往比较洒脱，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以诗沟通内心。章士钊一生写了两万多首诗，留存下来的有5000多首，而本次展览展出的资料中涉及到300余首，内容多是对过往的追忆，涉及事件、人物众多，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在这样一批珍贵的史料中，除了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以外，也涉及一些民国文坛的趣闻。如《题沪上周吴故事》一札，记载了一段民国恋情的相关细节，从中能看出章士钊这位“老学究”活泼调侃的一面。
本次展览另有两封信提及高二适，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著名的“兰亭论辩”。当时章士钊站出来支持并不出名的高二适，与被视为文坛领袖的郭沫若进行论辩，对这场“帖学革命”侃侃抗争，纵横于文坛、书坛的历史，令人萦怀。章士钊本人精于行楷及隶书，早年受王羲之《兰亭序》及黄庭坚风格影响，后参杨凝式和北魏书风，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纯正雍容。“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白居易的《孤桐》大约最符合章士钊的心境的。穿梭于无数“猛人”之间，但始终安然无恙，不能不说这棵“孤桐”的独特能量。他也像极了人间丹草，可以与周围的任何事物和谐相处，独善其身。
章士钊一生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与鲁迅的纠葛。 鲁迅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各执己见，以至于打起“笔仗”。
对于那场官司的细节我们无须赘述，而在新保利大厦为本次展览举行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先生的外孙女洪晃女士针对当年那场风波透露的一个细节却非常值得玩味。章士钊去世的时候洪晃已经12岁，她小时候经常会为外公在书案前磨墨、抻纸。她感觉那时候的外公在大部分时间里心情都是很舒畅的，但有时候会自言自语道：“荒唐！荒唐！”年幼的洪晃不解其意，却也经常学着外公的样子说“荒唐”，直逗得外公前仰后合。年齡稍长后，洪晃也问过外公“荒唐”二字是指什么而言，外公说是在想与鲁迅的论战。看来，虽已时过境迁，但章士钊对当年的事情依然“耿耿于怀”。那么这句“荒唐”，是对鲁迅而说，还是对自己而说呢？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
这些信札，能串起许多生动的故事，如果你喜欢章士钊、喜欢潘伯鹰，就请关注6月4日登场的“名士风流——章士钊致潘伯鹰及友朋诗稿、书札”专场吧，本场专拍所有展品均将无底价起拍。如果您对民国文化情有独钟，这是一次参与其中的绝佳机会，还等什么！
这部小说很快风靡，影响甚巨，鲁迅、朱自清、吴宓等文化名流皆对其赞美有加。1933年该小说还被导演郑正秋搬上银幕，易名《春水情波》，由胡蝶主演。
这样一部可以俘获一众高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谁能想到它的作者当时只有23岁，他就是潘伯鹰。就连学究气浓郁、一向反对白话文小说的章士钊也以诗文唱和，足见其在文坛影响之大。
说起潘伯鹰，就不得不提及章士钊，两人谊兼师友、情同手足。而即将于6月初举槌的北京保利春拍将推出章士钊的遗珍文献以及与知交老友所赠笔墨丹青共114件，其中有与陶铸、吴湖帆、周谷城、潘伯鹰、朱启钤、陈独秀等名流诗酒唱和。各种文献资料折射其曲折的人生经历之丰富的层面。
章士钊与潘伯鹰如何相识，不见记载。据李志贤《潘伯鹰年表》记载，1925年潘已开始从章士钊学逻辑。时章官拜总长，事务繁忙，应该不会有精力认真授课的。1926年，伯鹰与章夫人吴弱男的干女儿何世珍结婚，有了这层关系，等于也成了章翁的自家人。伯鹰的才华，深获章翁赏识，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诗句。国共和谈时，潘被委以秘书之职，人们因有“书记翩翩潘伯鹰”的美称。章翁早年也以“书记”闻名海内，强将手下无弱兵，伯鹰后来居上，今犹为人乐道。
《人海微澜》虽是白话小说，却是华丽典雅的白话。遣词造句精妙细腻，布局节奏张弛顿挫。更了得的是，作者并没有丢失小说轻佻有趣、婉转缠绵的特质。“奇而法，庄而肆”，这是潘对小说的见解，也是毫厘不差的精准。他果然又心到手到，得章翁赏识自不必说。
章士钊多次写诗称赞伯鹰诵诗之美，如作于1939年的《仲恂约共为诗纪述伯鹰哦诗之妙，吾曩有诗及此，徇仲恂请，欣然再赋》：“许生诵诗少陵爱，至谓飞动摧霹雳。大声岂若小声俊，伯鹰低哦浪微激。江天明月照高楼，何处短箫杂长笛。未若仲恂作牛吼，世无葛卢人莫析。”抗战时期，他俩都到了重庆，许多诗友也纷纷汇聚山城，酬赠叠唱，此起彼伏，饮河诗社就应运而生。诗社以章士钊为中心，其组织则较为松散，没有什么社章及入社手续，以潘伯鹰主编《饮河集》诗刊为园地，名家汇聚，佳作纷呈，集一时之盛。
其实，章士钊与潘伯鹰的诗风存在较大不同之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文章家，胡适评价“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其诗讲究每个句子都有出处、有典故，而相比之下，潘伯鹰的诗往往比较洒脱，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以诗沟通内心。章士钊一生写了两万多首诗，留存下来的有5000多首，而本次展览展出的资料中涉及到300余首，内容多是对过往的追忆，涉及事件、人物众多，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在这样一批珍贵的史料中，除了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以外，也涉及一些民国文坛的趣闻。如《题沪上周吴故事》一札，记载了一段民国恋情的相关细节，从中能看出章士钊这位“老学究”活泼调侃的一面。
本次展览另有两封信提及高二适，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著名的“兰亭论辩”。当时章士钊站出来支持并不出名的高二适，与被视为文坛领袖的郭沫若进行论辩，对这场“帖学革命”侃侃抗争，纵横于文坛、书坛的历史，令人萦怀。章士钊本人精于行楷及隶书，早年受王羲之《兰亭序》及黄庭坚风格影响，后参杨凝式和北魏书风，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纯正雍容。“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白居易的《孤桐》大约最符合章士钊的心境的。穿梭于无数“猛人”之间，但始终安然无恙，不能不说这棵“孤桐”的独特能量。他也像极了人间丹草，可以与周围的任何事物和谐相处，独善其身。
章士钊一生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与鲁迅的纠葛。 鲁迅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各执己见，以至于打起“笔仗”。
对于那场官司的细节我们无须赘述，而在新保利大厦为本次展览举行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先生的外孙女洪晃女士针对当年那场风波透露的一个细节却非常值得玩味。章士钊去世的时候洪晃已经12岁，她小时候经常会为外公在书案前磨墨、抻纸。她感觉那时候的外公在大部分时间里心情都是很舒畅的，但有时候会自言自语道：“荒唐！荒唐！”年幼的洪晃不解其意，却也经常学着外公的样子说“荒唐”，直逗得外公前仰后合。年齡稍长后，洪晃也问过外公“荒唐”二字是指什么而言，外公说是在想与鲁迅的论战。看来，虽已时过境迁，但章士钊对当年的事情依然“耿耿于怀”。那么这句“荒唐”，是对鲁迅而说，还是对自己而说呢？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
这些信札，能串起许多生动的故事，如果你喜欢章士钊、喜欢潘伯鹰，就请关注6月4日登场的“名士风流——章士钊致潘伯鹰及友朋诗稿、书札”专场吧，本场专拍所有展品均将无底价起拍。如果您对民国文化情有独钟，这是一次参与其中的绝佳机会，还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