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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启蒙美学指的是以莱辛、康德、席勒为代表的美学家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德国启蒙美学的生成和德国的地理、民族、信仰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启蒙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反映，这赋予德国启蒙美学强烈的德意志文化特色。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入手，人们可以还原德国启蒙美学生成的文化环境，揭示德国启蒙美学生成的深层原因。同时，人们可以从动态上明确德国启蒙美学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从中归纳德国美学的逻辑演进过程。
德国是一个有厚重思想文化底蕴的国家，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这种民族性集中体现在德国美学的深刻博大。作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美学做出突出貢献的国家，德国确实不负这样的美誉。正如学者陈嘉映所言，德国哲学或德语哲学至少占据近代哲学的一半。今天，人们赞美德国思想的厚重，但在18世纪之前，相对西欧其他文化强国，德国的思想文化乏善可陈，除了莱布尼茨之外，德国并无能够和布瓦罗、笛卡尔等人并肩的大家。但这一局面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发生了转变。18世纪的启蒙思潮席卷整个欧洲，长期以来身处欧洲文化圈之外的德国也卷入其中，从此德国的思想文化迈入历史的快车道，开始了德国文化发展的新一页。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德国启蒙美学有鲜明的德意志民族特色，即回避政治，只谈文艺。这种倾向和法国启蒙美学的激进形成强烈的反差。德国启蒙美学在法国启蒙美学的刺激下产生，但显示出迥异的价值取向，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展开思考，从而揭示德国的地理、民族、信仰在内的文化要素对德国启蒙美学的影响。
一、文化的概念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据西方较为通行的概念，文化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英法德语中文化的词根都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意义都是农艺，有修建枝叶、除虫的含义。这个概念可以反映出早期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农业取代游牧是历史的必然。由于农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对于采集、渔猎游牧，农业能够提供更大的人口承载力，因此农业对人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塑造人类社会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诸多要素，所以论述文化的形成必然涉及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加之文化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对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对社会整体性的思考。
通常的观点认为，情感、思想、信仰等要素是文化的直接体现，文化具有集体的特性，可以是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共同的属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德国新教信仰所推崇的勤俭节约、踏实苦干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代表了一种对文化属性的看法，即文化具有个人和集体的二重性，在个人性方面，文化内敛于人心灵，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外化。在集体性方面，文化具有协调社会群体行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20世纪流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文化一词作为行为模式而被强调。诸多学者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传统上形成的行为模式及结果。对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对行为模式的理解，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文明必然发生冲突，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差异，让冲突不可避免。这些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的产物，为研究文化的概念和人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文化研究的直接贡献是促成了文化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出现，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社会学出现比较晚，但以其开阔、多元的视角推动了社会学研究，从此对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宗教哲学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更开阔的文化阐释角度，对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对于文化社会学来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被其所属的文化塑形，人是研究文化特性的最好样本。通过研究个体的思想行为，可以理解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能更好审视个体思想的特殊性。德国启蒙美学作为德国文化在17、18世纪的阶段性产物，是理解德国民族特性的重要镜像。以文化社会学角度解析德国启蒙美学在生成过程中折射出的文化特征，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德国启蒙美学所处的时代特征，加深对德国美学独特性的理解。
二、德国启蒙美学的文化、地理要素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欧洲各国家都卷入其中，因国家文化传统的差异，显示出多样的色彩。虽然德国的文化发展起步晚，进展慢，但最终以厚重缜密的民族特色赢得了同行的重视，启蒙美学就是其中一个典范的案例。
由于文化基础的薄弱，最初德国文学并不被重视。德国诗人海涅曾自豪宣扬法国拥有大陆，英国拥有海洋，德国却拥有思维的空间。但德国文化被同行轻视是不争的事实，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海涅指出：“法国人最近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以千里的哑谜。”
德国文化被忽视，和德国文化传统的薄弱有关。现代的德国源自普鲁士王国，这个王国位于德意志帝国东部的偏僻地区，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其他王国。早期的普鲁士人以农业为主，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民族大迁移时期，普鲁士人夹在斯拉夫和日耳曼两大野蛮民族之间，不断遭受战争的冲击。当时，定居点的军事价值远大于商贸价值，以德国城市名称的后缀“堡”为例，“堡”最初指没有城墙的居民区，到了六七世纪改变了含义，成为一些没有任何城市色彩的建有围墙的地方的地名。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普鲁士人逐渐形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中世纪，由于普鲁士人多神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矛盾，普鲁士人被教皇控制的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多次打击，直到13世纪，普鲁士各部落和教皇的战争才停息，所辖土地被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尽数接管，但尚不具备现代国家的社会形态。
现代的德国历史从勃兰登堡地区开始，在霍亨索伦家族执政期间，普鲁士和勃兰登堡联姻形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文艺复兴以后，路德领导宗教改革引发了长达30年宗教冲突，让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双方遭到严重损失，国家的经济文化出现了严重倒退。面对内部百业凋零、外有强敌环伺的局面，1640年即位的选帝侯威廉被迫走上了扩军的道路。除了外敌外，国内的容克贵族是王权最大的威胁。容克特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他们通过压迫农奴开展种植，通过出卖粮食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他们专断跋扈、闭关自守，是王权最大的威胁，是阻碍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伴随着欧洲商业活动的复兴，重商主义在德国也开始盛行，荣克代表的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的弊病日渐暴露。 17世纪，普鲁士王国在宗教改革的引导下，文明化进程开始加快，学校、出版社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和重商主义催生的资产阶级一起，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推动力，成为改变容克文化的主导力量。启蒙时期，德国的社会环境并不乐观，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德国由300多个小诸侯国和1000多个骑士封地组成，各地区因争夺土地不断爆发战争，由于缺少国家民族意识，这些诸侯国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闭关自守，这让现代思想的传播障碍重重。
德国文化的落后和地理位置也有一定关系。从地理上看，德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三面都是陆地，处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只有北部有出海口，与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相比，十分封闭。无论是古典时代的商业中心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还是18世纪的大西洋两岸，都和德国相距遥远。加之德国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农业一直是德国的优势产业，这也是德国容克庄园制度得以控制地方经济的奥秘所在。一直到了中世纪后期，汉莎同盟崛起，德国的商业潜力才得以被挖掘出来，商业版图扩展到地中海和波羅的海一带，但资产阶级又要承担诸侯国追捧意大利文艺复兴奢侈风尚导致的财政危机。此时，由于资产阶级实力不济，并无变革社会体制的可能。与保守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分别在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登上了政治舞台，到了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 才最终形成。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晚熟，本应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启蒙运动姗姗来迟。启蒙运动伊始，德国资产阶级一度认可法国启蒙思想。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制的暴力性吓退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限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的不足，他们安于现状，畏惧革命，在德国造成了流毒甚远的庸俗市民趣味，“甚至妨碍歌德那样大的诗人能有较高远的理想”。对革命暴力性的思考并非无用，这促使德国思想家以思想启蒙的方式缓解矛盾，达到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路的目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主潮是否定宫廷艺术，倡导民族文学。德国深厚的民间资源为文艺启蒙提供了丰富素材，唤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与此同时，法国文化的入侵也让德国思想家觉醒，促使了康德、赫尔德、莱辛、歌德反省民族文化的价值。他们一方面要求摆脱法语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抗拒法国生活方式对德国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振奋德国精神，延续德国文化命脉的亮点。延续德国文化命脉最好的武器是为德国人寻找精神的寄托，创造德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莱辛创作《汉堡剧评》的本意是消解悲剧和喜剧的差异，他要求必须摆脱宫廷矫情的风气，创造能够真实表现市民情感的“市民悲剧”。悲剧《迦绿蒂》因强烈的反封建主题被誉为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但莱辛和德国启蒙思想家共有局限性，让悲剧缺少法国启蒙文化的大胆无畏，最终主人公自戕的结局也证明了这点。歌德的《浮士德》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也显示了德国启蒙思想的主题，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奋发有为的集体无意识，是对莱辛思想的继承。
三、结语
德国启蒙美学是在德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是启蒙时代的德国资产阶级面对强大封建势力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奈之举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德国民族文化的产物。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入手，人们可以更好理解德国启蒙文学的形成机制，明确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等因素对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性。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哈贝马斯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Q1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艳林（1981-），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德国是一个有厚重思想文化底蕴的国家，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这种民族性集中体现在德国美学的深刻博大。作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美学做出突出貢献的国家，德国确实不负这样的美誉。正如学者陈嘉映所言，德国哲学或德语哲学至少占据近代哲学的一半。今天，人们赞美德国思想的厚重，但在18世纪之前，相对西欧其他文化强国，德国的思想文化乏善可陈，除了莱布尼茨之外，德国并无能够和布瓦罗、笛卡尔等人并肩的大家。但这一局面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发生了转变。18世纪的启蒙思潮席卷整个欧洲，长期以来身处欧洲文化圈之外的德国也卷入其中，从此德国的思想文化迈入历史的快车道，开始了德国文化发展的新一页。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德国启蒙美学有鲜明的德意志民族特色，即回避政治，只谈文艺。这种倾向和法国启蒙美学的激进形成强烈的反差。德国启蒙美学在法国启蒙美学的刺激下产生，但显示出迥异的价值取向，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展开思考，从而揭示德国的地理、民族、信仰在内的文化要素对德国启蒙美学的影响。
一、文化的概念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角度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据西方较为通行的概念，文化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英法德语中文化的词根都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意义都是农艺，有修建枝叶、除虫的含义。这个概念可以反映出早期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农业取代游牧是历史的必然。由于农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对于采集、渔猎游牧，农业能够提供更大的人口承载力，因此农业对人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塑造人类社会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诸多要素，所以论述文化的形成必然涉及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加之文化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对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对社会整体性的思考。
通常的观点认为，情感、思想、信仰等要素是文化的直接体现，文化具有集体的特性，可以是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共同的属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德国新教信仰所推崇的勤俭节约、踏实苦干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代表了一种对文化属性的看法，即文化具有个人和集体的二重性，在个人性方面，文化内敛于人心灵，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外化。在集体性方面，文化具有协调社会群体行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20世纪流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文化一词作为行为模式而被强调。诸多学者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传统上形成的行为模式及结果。对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对行为模式的理解，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文明必然发生冲突，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差异，让冲突不可避免。这些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的产物，为研究文化的概念和人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文化研究的直接贡献是促成了文化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出现，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社会学出现比较晚，但以其开阔、多元的视角推动了社会学研究，从此对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宗教哲学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更开阔的文化阐释角度，对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对于文化社会学来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被其所属的文化塑形，人是研究文化特性的最好样本。通过研究个体的思想行为，可以理解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能更好审视个体思想的特殊性。德国启蒙美学作为德国文化在17、18世纪的阶段性产物，是理解德国民族特性的重要镜像。以文化社会学角度解析德国启蒙美学在生成过程中折射出的文化特征，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德国启蒙美学所处的时代特征，加深对德国美学独特性的理解。
二、德国启蒙美学的文化、地理要素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欧洲各国家都卷入其中，因国家文化传统的差异，显示出多样的色彩。虽然德国的文化发展起步晚，进展慢，但最终以厚重缜密的民族特色赢得了同行的重视，启蒙美学就是其中一个典范的案例。
由于文化基础的薄弱，最初德国文学并不被重视。德国诗人海涅曾自豪宣扬法国拥有大陆，英国拥有海洋，德国却拥有思维的空间。但德国文化被同行轻视是不争的事实，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海涅指出：“法国人最近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以千里的哑谜。”
德国文化被忽视，和德国文化传统的薄弱有关。现代的德国源自普鲁士王国，这个王国位于德意志帝国东部的偏僻地区，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其他王国。早期的普鲁士人以农业为主，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民族大迁移时期，普鲁士人夹在斯拉夫和日耳曼两大野蛮民族之间，不断遭受战争的冲击。当时，定居点的军事价值远大于商贸价值，以德国城市名称的后缀“堡”为例，“堡”最初指没有城墙的居民区，到了六七世纪改变了含义，成为一些没有任何城市色彩的建有围墙的地方的地名。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普鲁士人逐渐形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中世纪，由于普鲁士人多神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矛盾，普鲁士人被教皇控制的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多次打击，直到13世纪，普鲁士各部落和教皇的战争才停息，所辖土地被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尽数接管，但尚不具备现代国家的社会形态。
现代的德国历史从勃兰登堡地区开始，在霍亨索伦家族执政期间，普鲁士和勃兰登堡联姻形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文艺复兴以后，路德领导宗教改革引发了长达30年宗教冲突，让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双方遭到严重损失，国家的经济文化出现了严重倒退。面对内部百业凋零、外有强敌环伺的局面，1640年即位的选帝侯威廉被迫走上了扩军的道路。除了外敌外，国内的容克贵族是王权最大的威胁。容克特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他们通过压迫农奴开展种植，通过出卖粮食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他们专断跋扈、闭关自守，是王权最大的威胁，是阻碍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伴随着欧洲商业活动的复兴，重商主义在德国也开始盛行，荣克代表的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的弊病日渐暴露。 17世纪，普鲁士王国在宗教改革的引导下，文明化进程开始加快，学校、出版社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和重商主义催生的资产阶级一起，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推动力，成为改变容克文化的主导力量。启蒙时期，德国的社会环境并不乐观，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德国由300多个小诸侯国和1000多个骑士封地组成，各地区因争夺土地不断爆发战争，由于缺少国家民族意识，这些诸侯国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闭关自守，这让现代思想的传播障碍重重。
德国文化的落后和地理位置也有一定关系。从地理上看，德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三面都是陆地，处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只有北部有出海口，与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相比，十分封闭。无论是古典时代的商业中心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还是18世纪的大西洋两岸，都和德国相距遥远。加之德国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农业一直是德国的优势产业，这也是德国容克庄园制度得以控制地方经济的奥秘所在。一直到了中世纪后期，汉莎同盟崛起，德国的商业潜力才得以被挖掘出来，商业版图扩展到地中海和波羅的海一带，但资产阶级又要承担诸侯国追捧意大利文艺复兴奢侈风尚导致的财政危机。此时，由于资产阶级实力不济，并无变革社会体制的可能。与保守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分别在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登上了政治舞台，到了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 才最终形成。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晚熟，本应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启蒙运动姗姗来迟。启蒙运动伊始，德国资产阶级一度认可法国启蒙思想。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制的暴力性吓退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限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的不足，他们安于现状，畏惧革命，在德国造成了流毒甚远的庸俗市民趣味，“甚至妨碍歌德那样大的诗人能有较高远的理想”。对革命暴力性的思考并非无用，这促使德国思想家以思想启蒙的方式缓解矛盾，达到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路的目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主潮是否定宫廷艺术，倡导民族文学。德国深厚的民间资源为文艺启蒙提供了丰富素材，唤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与此同时，法国文化的入侵也让德国思想家觉醒，促使了康德、赫尔德、莱辛、歌德反省民族文化的价值。他们一方面要求摆脱法语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抗拒法国生活方式对德国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振奋德国精神，延续德国文化命脉的亮点。延续德国文化命脉最好的武器是为德国人寻找精神的寄托，创造德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莱辛创作《汉堡剧评》的本意是消解悲剧和喜剧的差异，他要求必须摆脱宫廷矫情的风气，创造能够真实表现市民情感的“市民悲剧”。悲剧《迦绿蒂》因强烈的反封建主题被誉为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但莱辛和德国启蒙思想家共有局限性，让悲剧缺少法国启蒙文化的大胆无畏，最终主人公自戕的结局也证明了这点。歌德的《浮士德》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也显示了德国启蒙思想的主题，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奋发有为的集体无意识，是对莱辛思想的继承。
三、结语
德国启蒙美学是在德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是启蒙时代的德国资产阶级面对强大封建势力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奈之举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德国民族文化的产物。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入手，人们可以更好理解德国启蒙文学的形成机制，明确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等因素对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性。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哈贝马斯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Q1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艳林（1981-），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