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中国特色式的反危机干预下的加杠杆之后，如今由于巨量政府投资效果的减退，相应居民和企业层面已经开始了“以短换长”中国特有的去杠杆调整。此点有别于欧美的债券总量净减少的“去杠杆”。
　　2012年9月份以来，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危机爆发四年后，又一场货币盛宴的序幕已经拉开，而这场盛宴由于中国央行的缺席，也给金融市场市场带来了“三缺一”的遗憾。
　　中国央行的缺席，表明央行这一次似乎已经不愿意通过开闸放水的方式来应对危机。
　　自2005年以来，作为观察中国资金面的重要指标，外汇占款已在2012年出现了趋势性的逆转：2012年前8月外汇占款仅增加了2814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自2011年9月份以来，中国的外汇占款已经停止了增长的步伐，即便如此，央行仍然没有采取市场期盼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而是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公开市场操作。在周期上也只是增加了28天逆回购期限品种的操作。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2年第三季度例会的声明中，更是增加了“有效解决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盾”的表述。
　　综合来看，央行的态度已经相当清晰地表明，当前中国的货币调控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总量，而是在结构。
　　如此一来，当下中国的信贷结构的新变化，无疑就成为理解央行调控政策的重要注脚。
　　首先从观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变化入手。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2008年，在新增贷款的期限结构中，短期新增信贷和中长期新增信贷的平均比例为42：58。危机爆发后，伴随反危机公共干预的实施，中长期信贷快速上升。2009年-2011年，短期和中长期新增信贷的平均比例变为33：67，即由危机前的“四六开”变为了“三七开”的格局。但是2012年以来，情况又有所变化，前8个月，短期和中长期新增信贷的比例迅速调整为63：37，信贷结构发生了逆转，由前期的“三七开”的格局變为了“七三开”局面。
　　再来看不同部类的信贷变化。2005年——2008年，在新增贷款的部类结构中，居民新增贷款和企业新增贷款的平均比例为21：79，基本是“二八开”。而在2009年-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变为了31：69，即变成了“三七开”的格局，新增贷款的年平均增量为8.3万亿，是2005年至2008期间2.9万亿的2.85倍之多。因此，在此轮反危机过程中，居民的加杠杆程度明显高于企业。而今年前8个月，新增贷款中居民和企业的比例变为了26：74，居民的比重较此前回落了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期限的变化也能体现出调控方向的转变。在2009年至2011年间，居民的新增贷款中，短期与中长期的比例为34：66，2012年前8个月这一比例则变为了48：52，呈现出“五五开”的格局，短期贷款的比重上升了14%。同样的情况在企业层面也如此：2009年-2011年，企业的新增贷款中，短期与中长期的比例为30：70，而今年以来该比例则变为了33：67，即便是将企业债券融资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2009年-2011年，企业的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的比例为30：70，今年含债券在内的企业融资结构，短期和中长期的比例也已经变为了57：43，即“六四开”的格局。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中国特色式的反危机干预下的加杠杆之后，如今由于巨量政府投资效果的减退，相应居民和企业层面已经开始了“以短换长”中国特有的去杠杆调整，此点有别于欧美的债券总量净减少的“去杠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实体经济层面去杠杆的调整下，完全依靠货币政策的开闸放水，恐怕也只能是本末倒置。
　　按照经济结构的比重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运行主要看消费，因此对欧美国家而言，只需要千方百计把居民消费能力快速修复起来即可，即把居民的收入提升起来，路径当然就包括减税，或者提高资产价值来增进居民的财富收入；而对中国而言，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而且就资源的动员能力来说，政府也是力量最大的。因此，当下的中国经济，如果没有财政的“四两”，就不会出现货币的“千斤”。假如起不到“四两拔千斤”的效果，那么央行所提及的“信贷供求矛盾”也依然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