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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二期《博览群书》发表了赵义良博士的文章：“老故事的新读法——评周方银的《解码<西游记>》”，对我写的《解码<西游记>》进行了有趣的点评。赵博士的点评触动了我很多想法。
我写关于《西游记》的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西游记》的深深喜爱和持久兴趣是基本的原因，但我所学的专业先是经济学，后是国际关系，仅仅对《西游记》感兴趣并不足以使我去写一本关于《西游记》的书。写作这本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阅读《西游记》，是一个常常给我带来新奇之感的过程。
这本书的写作，总体上说有两个契机，但从根本上说，背后引导我的是在阅读名著时感受到的思想上的惊奇。
2003年秋天，我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选修了美国圣约翰大学谷李军教授开设的政治学思想史课程。课程进行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挖掘我们的潜力，或者引领我们在思想史的海洋中做更有趣的远航，谷教授组织了一个课余兴趣小组，讨论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一次，谷教授提出讨论《西游记》，我感觉很诧异：虽然自己一直是《西游记》的爱好者，这部书也反复读了很多遍，但觉得《西游记》被放到思想史的范畴中来讨论，匪夷所思。
谷教授组织讨论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并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让我们尽情地讨论、自由地发挥，从中追寻各自觉得有意思的方面。因为对《西游记》的故事很熟悉，我在那次讨论会上说了很多。谷教授在讨论过程中提到了几个要点，对我触动很大。他问了以下一些问题：(1)孙悟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孙悟空是石头化生，并无本性，是什么引导着他的人生，他的命运是在往哪个方向走?(2)妖怪与神仙的区别在哪里?(3)孙悟空通过取经这条路获得了正果，其他妖怪走这条路是不是也能成正果?(4)取经队伍的组合是否合理?这个组合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谷教授并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只是“狡猾”地微笑，看着我们对这些问题争来争去。讨论是令人兴奋的，从晚上六点多开始，差不多到晚上11点钟，我们才离开。
我觉得谷李军教授试图讨论的重点是一个宗教问题，即精神皈依的问题。在他看来，取经不只是路上的历程，更是一个朝圣之旅。一个像孙悟空这样的特殊生命体和曾经的反叛者，最终实现了向宗教的皈依。这个皈依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孙悟空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从而有了被放入政治学思想史的课程中来进行讨论的理由。
由于教育背景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我始终不太重视《西游记》的宗教含义方面，更倾向于以一种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名著。这次讨论激发了我，试图更深入准确地把握原著的细节，把书中原来一些相隔很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部分联系起来。这像是在进行一个复原的过程，即把作者有意打散开来的东西，重新拼接起来。当这样去阅读《西游记》的时候，有两个事实对我触动很大。
一个事实是，孙悟空上天做官时的心情其实是“很高兴”的。当太白金星第一次宣悟空上天做官时，悟空的反应是“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来请”。并“急整衣冠，门外迎接”，对太白金星还要“安排筵宴款待”。太白金星第二次下界宣他上天做齐天大圣时，悟空的反应依然是十分高兴：
悟空道：“来得好!来得好!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认得那天门内外之路。今番又来，定有好意。”教众头目大开旗鼓，摆队迎接。大圣即带引群猴，顶冠贯甲，甲上罩了赭黄袍，足踏云履，急出洞门，躬身施礼，高叫道：“老星请进，恕我失迎之罪。”(第四回)
在齐天大圣府上任后，悟空的心态是“喜地欢天”。这样一种心态，与我早期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那种猴王藐视天庭、蔑视权威、充满反叛精神的印象实在相去太远太远。
另一个事实是，《西游记》第十四回中。刘伯钦在向唐僧介绍五行山的时候，说了如下的话：“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吴承恩有意安排的。他这样的安排，就不得不让人思考作者对大闹天宫的真实态度。他故意说大闹天宫的时间和王莽篡汉同期，可以说有照应的意思，也就是说上界不安，人间自然不宁。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下结论说，吴承恩反对孙悟空大闹天宫，但他对大闹天宫的行为并不是无保留地完全赞赏，应该是显然的。
对这些事实的认知，颠覆了我对孙悟空和《西游记》的很多看法。在认真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更妙的是，所有这些伏笔都以一种逻辑上非常一致的方式完美地连接成一条隐藏的线索。
这条隐线的根本，是被人们所忽视的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性格变化。我具体地把孙悟空的性格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无性阶段、生性阶段、收性阶段和更高层次的无性阶段。这四个阶段在赵义良博士的文章中已有清楚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这个变化，与社会科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人的本性及其在社会中的行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与我过去所学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挂上了钩。
从《西游记》原著中发掘出孙悟空的性格变化历程之后，我也积极地与他人交流这方面的想法。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对孙悟空的性格，人们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一次跟一位朋友谈到孙悟空，我说悟空一开始的性格是“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那人感到很诧异。实际上，这是《西游记》第一回中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面前对自己性格的描述。
我觉得，只是在发现孙悟空的性格变化过程，并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的时候，才可以说自己初步读懂了《西游记》这本书。
这个时候，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契机出现了。
2007年夏天，一次在食堂吃饭。与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聊天，不知怎么说到《西游记》上面，我顺便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张教授很感兴趣，说你干脆在所里做一次讲座，讲讲你对《西游记》的研究。7月初，我在亚太所做了一次关于《西游记》的讲座。我的同事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各不相同，知识背景也有相当的差异，但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游记》这本书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令他们感到惊异，这个反响也出乎我的意料。
在这次讲座中，我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作为讨论的引子：
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之时与取经之时，实力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吴承恩对大闹天宫持什么态度?赞成还是反对?
为什么天庭让悟空看守蟠桃园，为什么让他拜唐僧为师?这两件事有什么共同之处?
金角、银角是如何成妖的?
取经路上，孙悟空为什么经常找一些不相干的神仙帮忙?
降妖伏魔的过程似乎重复很多，为何要如此重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变化?
到达西天时，九九八十一难怎么少一难，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悟空成佛后，头上的金箍为何自动消失了?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一个我们如何从白纸一张的生命体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的问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个体的成长背景，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西游记》的范畴来说，这就涉及到天庭体制的特点，以及在这个体制下众神的行为模式，和在这个背景下孙悟空的成长过程。在天庭体制下，也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张力，这样，体制与反体制、体制的破坏、重建与转型，以及当前学界热衷谈论的身份认同问题，都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被深刻地触及。
使大家感到惊讶的地方，不完全在于我表达的这些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都是直接从《西游记》的原文中出来的。特别是，书中体现出来的孙悟空与观音菩萨、如来佛的关系变化过程，完全颠覆了他们以前对孙悟空的认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认识到，需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西游记》这本书。
主持讨论的张宇燕教授，觉得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不写成一本书就太可惜了。在他的鼓励下，我才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从喜爱《西游记》，到探索隐藏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背后很深的东西，直至最后写出《解码c西游记>》这样一本书，我感触最深的方面在于，应该如何去读一本书，特别是应该如何去阅读名著。
名著之所以能够使人上瘾、令人爱不释手，能够让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喜欢，并反复去读，就是因为它让人常读常新，读起来总有新的收获。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读的时候要用“心”去阅读。这样，读书的过程，就仿佛成了一个与作者谈心的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解码<西游记>》的写作虽然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但从根本上说，在其背后引导我的是思想上的惊奇。这个过程，就像是打开了思想上一扇又一扇的门，直到最后，走入作者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欣赏那无比美丽的风景。
阅读名著，是一个把自己的思考和对人生的体悟不断地、持续地与经典融会升华的过程，我是在事后才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的。
我写关于《西游记》的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西游记》的深深喜爱和持久兴趣是基本的原因，但我所学的专业先是经济学，后是国际关系，仅仅对《西游记》感兴趣并不足以使我去写一本关于《西游记》的书。写作这本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阅读《西游记》，是一个常常给我带来新奇之感的过程。
这本书的写作，总体上说有两个契机，但从根本上说，背后引导我的是在阅读名著时感受到的思想上的惊奇。
2003年秋天，我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选修了美国圣约翰大学谷李军教授开设的政治学思想史课程。课程进行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挖掘我们的潜力，或者引领我们在思想史的海洋中做更有趣的远航，谷教授组织了一个课余兴趣小组，讨论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一次，谷教授提出讨论《西游记》，我感觉很诧异：虽然自己一直是《西游记》的爱好者，这部书也反复读了很多遍，但觉得《西游记》被放到思想史的范畴中来讨论，匪夷所思。
谷教授组织讨论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并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让我们尽情地讨论、自由地发挥，从中追寻各自觉得有意思的方面。因为对《西游记》的故事很熟悉，我在那次讨论会上说了很多。谷教授在讨论过程中提到了几个要点，对我触动很大。他问了以下一些问题：(1)孙悟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孙悟空是石头化生，并无本性，是什么引导着他的人生，他的命运是在往哪个方向走?(2)妖怪与神仙的区别在哪里?(3)孙悟空通过取经这条路获得了正果，其他妖怪走这条路是不是也能成正果?(4)取经队伍的组合是否合理?这个组合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谷教授并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只是“狡猾”地微笑，看着我们对这些问题争来争去。讨论是令人兴奋的，从晚上六点多开始，差不多到晚上11点钟，我们才离开。
我觉得谷李军教授试图讨论的重点是一个宗教问题，即精神皈依的问题。在他看来，取经不只是路上的历程，更是一个朝圣之旅。一个像孙悟空这样的特殊生命体和曾经的反叛者，最终实现了向宗教的皈依。这个皈依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孙悟空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从而有了被放入政治学思想史的课程中来进行讨论的理由。
由于教育背景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我始终不太重视《西游记》的宗教含义方面，更倾向于以一种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名著。这次讨论激发了我，试图更深入准确地把握原著的细节，把书中原来一些相隔很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部分联系起来。这像是在进行一个复原的过程，即把作者有意打散开来的东西，重新拼接起来。当这样去阅读《西游记》的时候，有两个事实对我触动很大。
一个事实是，孙悟空上天做官时的心情其实是“很高兴”的。当太白金星第一次宣悟空上天做官时，悟空的反应是“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来请”。并“急整衣冠，门外迎接”，对太白金星还要“安排筵宴款待”。太白金星第二次下界宣他上天做齐天大圣时，悟空的反应依然是十分高兴：
悟空道：“来得好!来得好!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认得那天门内外之路。今番又来，定有好意。”教众头目大开旗鼓，摆队迎接。大圣即带引群猴，顶冠贯甲，甲上罩了赭黄袍，足踏云履，急出洞门，躬身施礼，高叫道：“老星请进，恕我失迎之罪。”(第四回)
在齐天大圣府上任后，悟空的心态是“喜地欢天”。这样一种心态，与我早期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那种猴王藐视天庭、蔑视权威、充满反叛精神的印象实在相去太远太远。
另一个事实是，《西游记》第十四回中。刘伯钦在向唐僧介绍五行山的时候，说了如下的话：“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吴承恩有意安排的。他这样的安排，就不得不让人思考作者对大闹天宫的真实态度。他故意说大闹天宫的时间和王莽篡汉同期，可以说有照应的意思，也就是说上界不安，人间自然不宁。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下结论说，吴承恩反对孙悟空大闹天宫，但他对大闹天宫的行为并不是无保留地完全赞赏，应该是显然的。
对这些事实的认知，颠覆了我对孙悟空和《西游记》的很多看法。在认真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更妙的是，所有这些伏笔都以一种逻辑上非常一致的方式完美地连接成一条隐藏的线索。
这条隐线的根本，是被人们所忽视的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性格变化。我具体地把孙悟空的性格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无性阶段、生性阶段、收性阶段和更高层次的无性阶段。这四个阶段在赵义良博士的文章中已有清楚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发生在孙悟空身上的这个变化，与社会科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人的本性及其在社会中的行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与我过去所学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挂上了钩。
从《西游记》原著中发掘出孙悟空的性格变化历程之后，我也积极地与他人交流这方面的想法。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对孙悟空的性格，人们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一次跟一位朋友谈到孙悟空，我说悟空一开始的性格是“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那人感到很诧异。实际上，这是《西游记》第一回中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面前对自己性格的描述。
我觉得，只是在发现孙悟空的性格变化过程，并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的时候，才可以说自己初步读懂了《西游记》这本书。
这个时候，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契机出现了。
2007年夏天，一次在食堂吃饭。与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聊天，不知怎么说到《西游记》上面，我顺便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张教授很感兴趣，说你干脆在所里做一次讲座，讲讲你对《西游记》的研究。7月初，我在亚太所做了一次关于《西游记》的讲座。我的同事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各不相同，知识背景也有相当的差异，但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游记》这本书中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令他们感到惊异，这个反响也出乎我的意料。
在这次讲座中，我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作为讨论的引子：
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之时与取经之时，实力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吴承恩对大闹天宫持什么态度?赞成还是反对?
为什么天庭让悟空看守蟠桃园，为什么让他拜唐僧为师?这两件事有什么共同之处?
金角、银角是如何成妖的?
取经路上，孙悟空为什么经常找一些不相干的神仙帮忙?
降妖伏魔的过程似乎重复很多，为何要如此重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变化?
到达西天时，九九八十一难怎么少一难，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悟空成佛后，头上的金箍为何自动消失了?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一个我们如何从白纸一张的生命体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的问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个体的成长背景，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西游记》的范畴来说，这就涉及到天庭体制的特点，以及在这个体制下众神的行为模式，和在这个背景下孙悟空的成长过程。在天庭体制下，也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张力，这样，体制与反体制、体制的破坏、重建与转型，以及当前学界热衷谈论的身份认同问题，都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被深刻地触及。
使大家感到惊讶的地方，不完全在于我表达的这些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都是直接从《西游记》的原文中出来的。特别是，书中体现出来的孙悟空与观音菩萨、如来佛的关系变化过程，完全颠覆了他们以前对孙悟空的认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认识到，需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西游记》这本书。
主持讨论的张宇燕教授，觉得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不写成一本书就太可惜了。在他的鼓励下，我才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从喜爱《西游记》，到探索隐藏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背后很深的东西，直至最后写出《解码c西游记>》这样一本书，我感触最深的方面在于，应该如何去读一本书，特别是应该如何去阅读名著。
名著之所以能够使人上瘾、令人爱不释手，能够让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喜欢，并反复去读，就是因为它让人常读常新，读起来总有新的收获。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读的时候要用“心”去阅读。这样，读书的过程，就仿佛成了一个与作者谈心的过程。
从这种意义上说，《解码<西游记>》的写作虽然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但从根本上说，在其背后引导我的是思想上的惊奇。这个过程，就像是打开了思想上一扇又一扇的门，直到最后，走入作者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欣赏那无比美丽的风景。
阅读名著，是一个把自己的思考和对人生的体悟不断地、持续地与经典融会升华的过程，我是在事后才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