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家强调“法”的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法”，包括法律、法令、制度等方面。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说要注重法治，而不能实行人治，不能徇私情。一个领导者只有依法办事，才可以游刃有余，如果放弃法而凭主观想法办事，即使尧这样的圣人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见《韩非子·用人》）
那么，注重“法”有哪些好处呢？
一是可以树立领导者的形象，统一大家的行为，制止欺诈、不诚信的行为。
二是可以杜绝随意性和私情。比如在选拔人才或进行奖惩时，领导者根据“法”来操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兴致和好恶等主观因素而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三是不让好人变坏，同时可以使坏人变好。在韩非子看来，本着私利来治国，国家就会混乱;依靠法制来治国，国家就能安定。君主没有掌握治国的原则，那么，智慧的人就有自私的言论，贤能的人也会有违法的念想。君主有了法外的恩惠，臣下就有非法的欲望，有德有智者成群结队，制造各种言论，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但不禁止，反而还去尊敬这些人，这会使臣下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见《韩非子·诡使》）。如果一切按照健全的法律制度办事，身边被宠信之人就会知道欺诈诱骗没有好下场，肯定说：“如果我再这样奸诈自私，而不服从于上级，如果我再拉帮结派、颠倒毁誉，就会像背负千钧重物跌进万丈深渊而想求生还一样，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各级官员如果知道行奸猾之事没有好结果，肯定会说：“如果我不清廉方正，谨守法律，而是以贪婪的心理，违法乱纪，牟取私利，这就如同爬到高山顶上，再掉进无底深渊而求生还，肯定是没有指望了。”这样一来，身边的亲信不敢欺骗君主，各级官吏也不敢因贪心而侵害百姓，那么大家贡献的就只有忠诚和敬业了（见《韩非子·奸劫弑君》）。“法”明确了，有暴力倾向的人就谨慎了，为非作歹的人就回到正路上来了，凶狠的人就收敛了，大盗就改邪归正了，社会就公正太平了（见《韩非子·守道》）。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喜欢无拘无束而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优秀的领导者设置制度条文进行管理，并不是憎恨下属，而是为了爱护他们，让其在奸邪之念没有产生前，就杜绝它。另外，韩非子还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领导者要实施管理，就要在“趋利避害”这四个字上做文章，主要的形式是“赏”和“罚”。赏，就满足了人们对利益的渴求;罚，则实现了人们对失去利益的恐惧。建立严明规范的奖惩制度，是领导者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韩非子提出：圣明的君主立法，其所实施的赏赐政策足以劝导他人为善，所实施的惩罚政策足以战胜强暴，所实行的种种措施足以完善法制。负责处理政务的大臣，功劳大的得到尊位，出力大的得到厚赏，竭尽忠诚的树立名声。美好的东西如春天的草木蓬勃生长，邪恶的东西如同秋天的草木枯萎凋零。所以百姓之间互相勉励，乐于为国家竭尽全力，这就叫做君臣上下的和谐（见《韩非子·守道》）。
至于“奖惩”的内容，韩非子主张应包括实质性的和荣誉性的两类，也就是说，不只是物质上、职务上的奖惩，还包括精神上、道德上的奖惩。这个理念对今天的管理制度仍有借鉴意义。
有了法律和制度，其效果如何，关键还在于执行。“法”的执行，要以“公”字当头，所谓“公”，就是公平、公开、公正。
首先是要讲求公平，就是在执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做到赏罚分明，公平有据，不能因名声、私利、私情等因素而有失公允。韩非子打比方说：“铁锥和砧是用来让不平的物件平整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工具;圣人制定法律，目的也是平整不平，矫正不直。”（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以“法”是为了维护公平的。韩非子强调，法律不偏袒地位高贵者，绳墨不迁就形状弯曲者，即使是优秀人士也逃不过法的惩罚，哪怕是勇猛的人也躲不过法的约束。刑罚不避大臣，奖赏也不错过百姓（见《韩非子·有度》）。也就是说，“法”在执行时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
其次是要讲求公开。“法”制定后，就要明文颁布，让大家都知晓。韩非子说：英明君主所立的标准容易使人看到，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他的教导容易使人懂得，所以说话就起作用;其所立法制容易遵守，所以命令就能得到执行。做到了这三点，而君主又不凭私心办事，那么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就像看着表而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用针线一样（见《韩非子·用人》）。
最后是要讲求公正。韩非子说：“对疏远卑微的人有功必赏，对亲近宠爱的人有罪必罚，这样能使疏远卑微的人做事时不敢懈怠，使亲近宠爱的人做事时不敢骄横放纵。”（见《韩非子·主道》）
公正，还特别体现在对人的选拔和任用上。韩非子提出领导者要根据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来选拔人才，而不能凭自己的一时兴致和主观好恶。这样，有才能的人才不会被埋没，徒有虚名的人才不会被重用（见《韩非子·有度》）。他甚至提出选拔人才的十字方针：“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并举例说：中牟这个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要地，是邯郸的重镇。我想选用一个合适的县令，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可以。”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人仇怨不能带到公家的事务上来。”平公又问：“内府的主管，你看谁合适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就行。”赵武所举荐的四十六个人，在赵武死后前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考虑个人恩惠的人。后来，晋平公问叔向：群臣中谁最贤能？叔向回答说是赵武，因为他举荐人才时能够做到公正，不为自己牟利，且所举荐之人个个有益于国家。
韩非子还提出，人员的选拔和任用要靠制度，绝不能通过金钱来交易。他指出了卖官买官的六大恶果：一是破坏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二是用钱搞交易，败坏了社会风气;三是使官员的素质下降;四是败坏了官场风气;五是丧失了民心;六是使领导者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容易被蒙蔽。所以，选拔人才应该公正，不可以徇私情，搞请托。我读《韩非子》时，还总结出了“抛、刨、跑、泡”这个“术语”，认为这四种人是绝对要不得的。“抛”就是抛掷，指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刨”，就是刨机会，挖空心思搞钻营;“跑”，就是跑官要官;“泡”，就是泡关系，走升官的捷径。
还需指出的是，对于用人，韩非子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指出要用人所长，切不可求全责备。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用人所长：齐桓公向管仲问任用官吏的事。管仲说;“辨别清楚诉讼双方的言辞，廉洁而不贪财物，熟悉人情世故，我比不上弦商，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刑狱的官。升升降降，恭敬谦让，用明确无误的礼仪接待宾客，我比不上隰朋，请您任命他为主管礼宾的官。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我比不上宁戚，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农业的官。三军已摆好阵势，使士兵视死如归，我比不上公子成父，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军政的官。冒犯龙颜，极力劝谏，我比不上东郭牙，请您任命他为主管进谏的官。治理好齐国，这五个人就够用了;您若想成就霸业，则有我管仲在这里呢。”（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韩非子还谈到“夔一足也”这一典故。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你相信吗？孔子答：夔是人，怎么会一只脚呢？其实，他与旁人无异，只是他懂音乐，所以，堯夸奖他说，夔有一技之长就足够了，于是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所以人们说，夔有一项本领就足够了，而不是说他只有一只脚（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用人所长，关键是要把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韩非子强调：万物都有合适的位置，如此才能施展各自的才能;一切都处于合适的位置，领导者便可以无为而治了（见《韩非子·扬权》）。
韩非子还说：“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授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见《韩非子·用人》）可见，他的人才选拔原则是：效果、能力、态度。即要看此人是否有工作实绩，是否有真才实干，是否能恪尽职守。在用人一事上，韩非子有两点主张：一是不可以貌取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澹台子羽的人，长得很漂亮，孔子打算起用他。但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人徒有其表，难当大用。二是不可以言取人。韩非子又讲了一个故事：宰予说话文雅，但孔子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的智慧根本比不上他的口才（见《韩非子·显学》）。所以，韩非子建议用人一定要全面地进行考察。
（本专栏连载完毕）
那么，注重“法”有哪些好处呢？
一是可以树立领导者的形象，统一大家的行为，制止欺诈、不诚信的行为。
二是可以杜绝随意性和私情。比如在选拔人才或进行奖惩时，领导者根据“法”来操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兴致和好恶等主观因素而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三是不让好人变坏，同时可以使坏人变好。在韩非子看来，本着私利来治国，国家就会混乱;依靠法制来治国，国家就能安定。君主没有掌握治国的原则，那么，智慧的人就有自私的言论，贤能的人也会有违法的念想。君主有了法外的恩惠，臣下就有非法的欲望，有德有智者成群结队，制造各种言论，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但不禁止，反而还去尊敬这些人，这会使臣下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见《韩非子·诡使》）。如果一切按照健全的法律制度办事，身边被宠信之人就会知道欺诈诱骗没有好下场，肯定说：“如果我再这样奸诈自私，而不服从于上级，如果我再拉帮结派、颠倒毁誉，就会像背负千钧重物跌进万丈深渊而想求生还一样，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各级官员如果知道行奸猾之事没有好结果，肯定会说：“如果我不清廉方正，谨守法律，而是以贪婪的心理，违法乱纪，牟取私利，这就如同爬到高山顶上，再掉进无底深渊而求生还，肯定是没有指望了。”这样一来，身边的亲信不敢欺骗君主，各级官吏也不敢因贪心而侵害百姓，那么大家贡献的就只有忠诚和敬业了（见《韩非子·奸劫弑君》）。“法”明确了，有暴力倾向的人就谨慎了，为非作歹的人就回到正路上来了，凶狠的人就收敛了，大盗就改邪归正了，社会就公正太平了（见《韩非子·守道》）。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喜欢无拘无束而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优秀的领导者设置制度条文进行管理，并不是憎恨下属，而是为了爱护他们，让其在奸邪之念没有产生前，就杜绝它。另外，韩非子还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领导者要实施管理，就要在“趋利避害”这四个字上做文章，主要的形式是“赏”和“罚”。赏，就满足了人们对利益的渴求;罚，则实现了人们对失去利益的恐惧。建立严明规范的奖惩制度，是领导者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韩非子提出：圣明的君主立法，其所实施的赏赐政策足以劝导他人为善，所实施的惩罚政策足以战胜强暴，所实行的种种措施足以完善法制。负责处理政务的大臣，功劳大的得到尊位，出力大的得到厚赏，竭尽忠诚的树立名声。美好的东西如春天的草木蓬勃生长，邪恶的东西如同秋天的草木枯萎凋零。所以百姓之间互相勉励，乐于为国家竭尽全力，这就叫做君臣上下的和谐（见《韩非子·守道》）。
至于“奖惩”的内容，韩非子主张应包括实质性的和荣誉性的两类，也就是说，不只是物质上、职务上的奖惩，还包括精神上、道德上的奖惩。这个理念对今天的管理制度仍有借鉴意义。
有了法律和制度，其效果如何，关键还在于执行。“法”的执行，要以“公”字当头，所谓“公”，就是公平、公开、公正。
首先是要讲求公平，就是在执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做到赏罚分明，公平有据，不能因名声、私利、私情等因素而有失公允。韩非子打比方说：“铁锥和砧是用来让不平的物件平整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工具;圣人制定法律，目的也是平整不平，矫正不直。”（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以“法”是为了维护公平的。韩非子强调，法律不偏袒地位高贵者，绳墨不迁就形状弯曲者，即使是优秀人士也逃不过法的惩罚，哪怕是勇猛的人也躲不过法的约束。刑罚不避大臣，奖赏也不错过百姓（见《韩非子·有度》）。也就是说，“法”在执行时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
其次是要讲求公开。“法”制定后，就要明文颁布，让大家都知晓。韩非子说：英明君主所立的标准容易使人看到，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他的教导容易使人懂得，所以说话就起作用;其所立法制容易遵守，所以命令就能得到执行。做到了这三点，而君主又不凭私心办事，那么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就像看着表而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用针线一样（见《韩非子·用人》）。
最后是要讲求公正。韩非子说：“对疏远卑微的人有功必赏，对亲近宠爱的人有罪必罚，这样能使疏远卑微的人做事时不敢懈怠，使亲近宠爱的人做事时不敢骄横放纵。”（见《韩非子·主道》）
公正，还特别体现在对人的选拔和任用上。韩非子提出领导者要根据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来选拔人才，而不能凭自己的一时兴致和主观好恶。这样，有才能的人才不会被埋没，徒有虚名的人才不会被重用（见《韩非子·有度》）。他甚至提出选拔人才的十字方针：“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并举例说：中牟这个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要地，是邯郸的重镇。我想选用一个合适的县令，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可以。”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人仇怨不能带到公家的事务上来。”平公又问：“内府的主管，你看谁合适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就行。”赵武所举荐的四十六个人，在赵武死后前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考虑个人恩惠的人。后来，晋平公问叔向：群臣中谁最贤能？叔向回答说是赵武，因为他举荐人才时能够做到公正，不为自己牟利，且所举荐之人个个有益于国家。
韩非子还提出，人员的选拔和任用要靠制度，绝不能通过金钱来交易。他指出了卖官买官的六大恶果：一是破坏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二是用钱搞交易，败坏了社会风气;三是使官员的素质下降;四是败坏了官场风气;五是丧失了民心;六是使领导者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容易被蒙蔽。所以，选拔人才应该公正，不可以徇私情，搞请托。我读《韩非子》时，还总结出了“抛、刨、跑、泡”这个“术语”，认为这四种人是绝对要不得的。“抛”就是抛掷，指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刨”，就是刨机会，挖空心思搞钻营;“跑”，就是跑官要官;“泡”，就是泡关系，走升官的捷径。
还需指出的是，对于用人，韩非子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指出要用人所长，切不可求全责备。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用人所长：齐桓公向管仲问任用官吏的事。管仲说;“辨别清楚诉讼双方的言辞，廉洁而不贪财物，熟悉人情世故，我比不上弦商，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刑狱的官。升升降降，恭敬谦让，用明确无误的礼仪接待宾客，我比不上隰朋，请您任命他为主管礼宾的官。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我比不上宁戚，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农业的官。三军已摆好阵势，使士兵视死如归，我比不上公子成父，请您任命他为主管军政的官。冒犯龙颜，极力劝谏，我比不上东郭牙，请您任命他为主管进谏的官。治理好齐国，这五个人就够用了;您若想成就霸业，则有我管仲在这里呢。”（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韩非子还谈到“夔一足也”这一典故。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你相信吗？孔子答：夔是人，怎么会一只脚呢？其实，他与旁人无异，只是他懂音乐，所以，堯夸奖他说，夔有一技之长就足够了，于是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所以人们说，夔有一项本领就足够了，而不是说他只有一只脚（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用人所长，关键是要把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韩非子强调：万物都有合适的位置，如此才能施展各自的才能;一切都处于合适的位置，领导者便可以无为而治了（见《韩非子·扬权》）。
韩非子还说：“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授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见《韩非子·用人》）可见，他的人才选拔原则是：效果、能力、态度。即要看此人是否有工作实绩，是否有真才实干，是否能恪尽职守。在用人一事上，韩非子有两点主张：一是不可以貌取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澹台子羽的人，长得很漂亮，孔子打算起用他。但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人徒有其表，难当大用。二是不可以言取人。韩非子又讲了一个故事：宰予说话文雅，但孔子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的智慧根本比不上他的口才（见《韩非子·显学》）。所以，韩非子建议用人一定要全面地进行考察。
（本专栏连载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