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与保健品：
　　“中国大妈”的寂寞和恐惧
　　2013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时至今日，热度不减。
　　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炫民族风》等的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
　　当大妈被戴上固化的“脸谱”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对抗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用在大妈身上的词语都是负面的——黄金市场被套牢，她们被嘲讽为“贪小便宜却因为不懂市场而失败”;早晚高峰乘坐公交车，她们被指责为“占用公共资源”;一早进入超市抢新鲜蔬菜和打折商品，她们被嘲笑为“不改小市民心性”;随着音乐跳起广场舞，她们又被口诛笔伐为“扰乱公共秩序，跳得既土又傻，毫无美感”。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描摹了老年人消极的人生状态：“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他把一国之希望寄予少年。
　　他们之中，有人在公交地铁的座位前貌似身体虚弱，在斑马线的红灯前居然脚步飞快;有人习惯在还剩最后三秒红灯转绿灯之前，就推着婴儿车上的孙子孙女过马路;有人自恃阅历丰富和老谋深算，贪图高息回报，瞒着家人大额投资，屡屡上当受骗;有人不信银行不信警察不信报纸不信儿女，只信那通让他们把钱转出来的神秘电话;有人以帮儿女的名义，强行剥夺儿女照看和教育自己亲生儿女的权利;有人在以自身为例，教儿女双面人格，阳奉阴违，迎上欺下，保全自己;有人“以身作则”地为下一代做着贪官的榜样，置子女于耻辱之中;有人激励儿女为国效力——考公务员，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儿女滥用公权和贪污腐败的“成果”。
　　他们塑造了这个世界的强权、不公、霸道，然后继续享受这个被遮蔽的世界。有人年轻时强势过，老了不惜以干扰他人的方式，继续在公众场合宣示存在感。
　　所以，他们怕死，怕失去拥有的一切，怕再也没有了这个寂寞的人生。木心说：“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练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表现为极度怕死，每天测十次血压，抢购一切真真假假的保健品。
　　罗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害怕死亡倒可以理解。那些年轻人有理由害怕在战场上丧命，想到自己享受不到生命所赋予的种种美好事物会感到痛苦，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饱尝过人生的欢乐与悲哀、已经完成了他力所能及和应做的工作的老年人来说，仍然贪生怕死，那未免显得有些怯懦和不够体面了。”
　　板车游遍全国：
　　出走与远行里的生命寻找
　　唐代诗人薛能说：“一想流年百事惊，已抛渔父戴尘缨。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
　　在对青春的留恋中，对生命的体悟中，对自身命运的垂怜中，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在做最后的挣扎。于是，你看到了他们如孩童般纯净的举止，却又满是蹒跚的皱纹，夹杂无法言说的内心之痛。
　　贫困、疾病、失能、孤独是老年人难以摆脱的四大难关;他们已成定势的思维和行为赶不上社会转型，难免发生观念冲突和行为摩擦，其中干扰或伤及他人的行为，更激起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共愤。
　　面对生命死亡的精神抵抗，一直在潜流中暗藏。
　　当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遍延长，退休后的生活还有许多年，老年人有了自己更多的休闲娱乐时间。他们不仅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也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花。
　　近年来，老年大学的火爆程度丝毫不逊于一些名牌大学，招生一度爆棚。老年人不仅争先恐后报名，甚至已经学成的毕业生还“赖”在学校迟迟不肯离开。
　　除了老年大学，不少社区还出现了居委会组织的兴趣班和老人们自发组织的学习小组。目前，济南各大公园成为老年人活动的聚集地。
　　“在农村的熟人社会生态环境中，老人们三五成群凑在一起，便可以打发时间、交流情感，但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这种情况便极少出现。”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说，以往的社交方式出现了改变，很多老年人会感到孤独，特别对于一些跟随儿女来到城市的老年人来说，在老年大学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便显得弥足珍贵。
　　向内的精神寄托，向外的出走，构成了人的基本需求，老人也同样如此。
　　单县52岁儿子徒步拉80岁父亲游全国;男子用板车推86岁老母亲游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让年迈且腿脚不好的母亲第一次见识到了游乐场的热闹;年近六旬的兄弟俩，拉着由板车改造的“房车”，载着81岁的老母，从黑龙江要一路走到台湾旅游;两个月时间，61岁的聂昇元和妻子开着房车从泰安出发，“南巡”抵达海口……
　　青岛一家专门生产房车的企业营销经理介绍，购买房车的有三大群体，第一便是中老年人群，“在我们去年的房车销售总量中，退休之后的中老年群体占了六成，他们主要购买40万左右的家用型房车。”
　　话语权缺失：他们用一生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绝望
　　中国人从未丧失敬老尊老助老的传统，倒是缺乏对老人一视同仁的观念。
　　多年前，舆论的主流是上一辈人斥责下一辈人是“垮掉的一代”。如今，下一辈人长大了，舆论的主流变成斥责上一辈人“为老不尊”。
　　熟练掌握着信息时代话语权的年轻人、中年人，刚刚撂下老妈盛满的饭碗，就跑到网上对“大妈”口诛笔伐。
　　然而，勤俭其实都是为了孩子。有人说：“一大早超市还没开门，一些老人就在等着了。”大妈说：“勤俭了一辈子，这些实惠的东西也是给儿孙买的。”
　　他们精神空虚却无人陪伴。有人说：“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三无产品啊，老人家怎么总上当。”大妈说：“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小姑娘，说的话比亲生儿女还要贴心。”
　　他们需要交流。有人说：“广场舞影响别人休息，重要的是，这舞土爆了。”大妈说：“这既能锻炼身体，又是社交平台。”
　　公交抢座、倒地讹人（无人敢扶）、广场舞大妈——被称为老人的“三大痼疾”。其实，在和年轻人掌握的大众传媒做“斗争”的过程中，老人是先天的失语者;有老人倒地讹人的案例存在，但似乎撞人想逃避责任的年轻人更多。
　　当信息平台被一个人群主导时，那么信息焦点难免是这个群体眼中的焦点、信息中的利益偏好难免是这个群体的偏好、信息评判中的价值观难免反映这个群体的价值观。
　　一条“老人跟姑娘抢座位，坐姑娘腿上”的新闻，几天内就有3万跟帖，痛骂“为老不尊”。一条“老翁给生病女青年让座，称年轻人也不容易”的新闻就只有一百来条跟帖。同样的，“老人送公交让座年轻人蛋雕”、“老人给让座乘客发红包 内有2元钱和感谢卡”也得不到太多的关注。
　　试着找寻一下善待老人的理由：谁都会老;人孰无过;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不少老人自尊自爱自强，堪称人生榜样;他们年轻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老了还在为社会发挥余热;他们老了还在为下一代服务（提人生忠告、付房款首期、帮带孙辈）;老有老的难处;年轻人的问题不比老人少;社会也有责任。
　　我曾多次进入养老院，看到那些丧失了所有记忆，孤独面对一张床铺的老人，还会有任何批判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忘记了对我付出了一生的爱”，“妈妈不记得我了，她有了一个新的、孤独的世界”，“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他们经历“文革”，也亲手送给了我们一个改革开放的世界。他们曾经以泯灭的人性向更老的老人“开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忏悔，“山东老人为文革写大字报批斗老师道歉”等等新闻逐渐见诸报端。他们为社会、为儿女付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艰辛、被压榨的绝望，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这个社会的黑暗和光明，无数次轮番重塑他们的人生，也必将在我们的人生里留下根深蒂固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