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装者的世界主要是传统男士、传统婚姻和颠倒的真理的世界。
　　异性恋易装者几乎使所有人感到头疼。同性恋者不是蔑视他们就是怀有热情地不能理解他们，较之于容忍稍显热心但是并不太热情。变性人则视他们为“苟且”于异性易装，原因是他们没有勇气满足他们变性的渴望，或者是因为他们深藏不露，或者是他们具有同性倾向而宁愿穿上女装以免直接面临对另外一个男人的渴求。其他异性恋的男士则常常认为他们滑稽可笑或者是令人悲哀。还有一些人则感到极为愤怒。易装者惟有从女人那里得到些善意和同情，如他们的妻子，有时更加可靠的女人则是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女理发师，女商店营业员，女摄像师，女化妆师，女电子去毛师，女理疗师和女性朋友。
　　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情可原的。他们是性取向、外表和脾性的三位一体。比如，女人气的男同性恋者为了职业需要打扮女装，就像鲁保尔（RuPaul）那样；有的是为了色情服务，尽管赢利不丰，穿上女装；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表演欲和表现出一点女人味。巴尼·富兰克（Barney Frank）与迪克·契尼（Dick Cheney）一样是一个天生的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那些主要以扮演女性角色而出名的男演员，无论是巴利·汉菲里斯（Barry Humphries）扮演的独具特色的爱德纳夫人，还是菲利普·威尔逊（Flip Wilson）扮演的单调滑稽的杰拉尔定，都不会令我们困惑不解。在《有人喜欢热门》的一剧中，图兹、达特发夫人和那些男孩并不令我们困惑不解。他们只是些为了维持生计而演戏的男人，了解了做女人的艰辛，也学会了怎样善意地使用男人的自尊。甚至有史以来，自古希腊以来的每个世纪，扮男装的女子也是许多国家都有——从圣女贞德到朱安教皇再到美国演奏爵士乐的比莉·梯普敦（Bill Tipton），从扮牛仔的小乔·莫纳甘（Jo Monaghan）到迪斯尼人见人爱的木兰——她们都不会令我们困惑不解。她们选择如男人一样生活就是因为不这样的话她们就无法拥有她们想要的生活。
　　异性恋的易装者，他们不是同性恋者，但是穿戴女性服饰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且是一种需要。他们在异性恋的男人中只是少数，在其他穿着女性服装的男人中也占少数，在少数性别社团中也属少数，只有恋物癖者才能完全接受他们，因为恋物癖者愿意接受任何同类。男同性恋者并不会说：“哦，你是异性恋者喜欢穿女性服装吗？欢迎光临。”异性恋者也不会说：“噢，你只是喜欢穿女装，跟我没什么两样。你好，伙伴！”即使是在马萨诸塞州普利斯顿镇，那里每年秋季易装者都要举行狂欢节，当地的居民，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很少有人认同这些易装者。
　　许多穿戴异性服装的男人从来不会公开露面，甚至连他们的妻子都不知情。有些男人结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才告诉妻子。那也是因为被妻子发现穿戴她们的衣物，或者是那些女装被妻子发现了。（对于一个男人实际上是“另一个女人”的发现也就成了易装者个人史的主要话题）。异性恋的易装者经常按购物单订购二十号女式礼服，偷偷穿上女装，一辈子与镜子为伴。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迫于孤寂，迫于从未有过的自恋情结（全身女装又无处可去），或者一时冲动甘愿冒险（不难理解一个四十五岁、重二百四十磅的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兵穿戴一身女装，在美利坚购物中心闲逛，明摆着是要冒风险的呀）， 他们都渴望穿着女装走出卧室。他们中有工程师、会计、卡车司机、电脑编程员，还有比例极少的退伍军人。他们大多数是基督教教徒和保守派人士（温和的共和党人远多于自由的民主党人）。这些男人会到美国各地去聚会，到堪萨斯、到匹兹堡、到西雅图。他们成双结对地横扫购物中心，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去同性恋酒吧。他们会去马萨诸塞州贝佛利的女性超大号服装店浏览，也会到休斯顿十字诊所游逛，那里可以买到优惠价供应的一揽子货物，接受易装服务和在餐馆就餐。他们每周或者每月聚会，或六个人，或十个人，或二十个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希华镇，在新泽西州的特伦顿镇，在密苏里州的斯柏林菲尔德镇，在纽约州的瓦特·密尔镇和整个圣经地带^①。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镇和塔科逊镇，那里有许多易装者，他们组织成立了自己的社团。所以如果有人想穿着女装招摇过市，就可以去参加聚会，参加在中西部的狂欢节和秋收节，或者参加游轮航线加入旅游团，和易装者及其配偶，还有其他上千名游客一起快乐地游览卡塔利那和其他旅游胜地。
　　有时，妻子们愿意一起来旅游，支持她们的丈夫，享受旅游的快乐，或者和其他人的妻子聚在一起， 就像在奥尔·阿农高尔夫球场边上留守的女人或配偶。有些妻子一起来旅游，是因为她们的丈夫需要她们。有一位妇女在2000年秋收节上告诉我说：“我不反对，相反如果他确实能够学会化妆得恰到好处并扣好胸罩，我倒真愿意待在家里。”（后来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已经给她丈夫买来专门指导男士化装的录像带和一面放大镜。还有她已辞职不再担任他的化装师啦。她说：“他可以让其他男人帮他扣上胸罩。”）幸福的妻子人人都喜爱；但是无论妻子们是幸福地还是受气地，是热情地还是冷漠地接受这一事实，她们在这些场合上同时也成了大多数公众赏识的对象。她们在丈夫事务面前总是处于第二位的。易装者的世界主要是传统男士，传统婚姻和诸多歪理的世界。
　　到底有多少易装的人，看来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2000年秋季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想要确定具体的数字。与我一起核算人数的有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瓦特汉市的性别教育国际基金会。这个组织担任总调度，有就业指导服务站、新闻机构和易装者、变性者的教育中心。另外还有一个院外活动团体，叫GenderPAC。这两个组织都不清楚具体人数。性别教育国际基金会有人说：“这种人中有太多的人深藏不露。怎么能凭想象来统计呢？”
　　我打电话给瑞·布朗夏尔（Ray Blanchard）。他是加拿大嗜瘾和精神卫生中心的临床性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布朗夏尔把自己描述成一位“传统的门诊医生”，研究性学已有三十多年了。他说：“没有人知道。我询问了好几个同事。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目前尚无可供利用的流行病学方面的信息”。
　　我又询问了简·艾伦（Jane Ellen）和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Frances Fairfax）。他俩是特瑞—爱司（Tri－Ess）的组织成员。特瑞—爱司是“第二自我研究会，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组织，专门支援异性易装者及其他们的配偶、伙伴、孩子和朋友。”费尔法克斯夫妇住在得克萨斯州。简·艾伦是个医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两个上大学一个上预科。他俩告诉我特瑞—爱司在全国各地的支部所有的成员中有易装者最近统计人数为一千一百及其三百二十位妻子。至于全国到底有多少异性易装者，他们也不知道。
　　简·艾伦冒然猜测说：“大约三四百万吧。大约占成年男性人口中百分之三至五左右。有人声称还要多。我认为这个数字比较恰当。你知道的，少数人总想要人数多一点。有人说人数还要大一两个百分点。我认为就是那些害羞怕暴露的人吧。”我请瑞·布朗夏尔做个估算。他也同意百分之三至五，这个数字比较合理。
　　确实，布朗夏尔与费尔法克斯夫妇在两个观点上是意见一致的：一个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易装者；另一个观点就是所有那些穿女装的男人都声称不是同性恋，而且有时有点令人恼火的就是他们确实不是同性恋者。
　　
　　简·艾伦： 一个有使命的男人
　　
　　特瑞—爱司组建于1976年，是由几个易装团体合并而成。其中包括历来有名的鞋袜俱乐部。鞋袜俱乐部从1961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聚会。鞋袜俱乐部对许多易装者来说，就像石墙酒吧对男同性恋者一样很有名气：是终止羞辱的开始（虽然对易装者而言，还不能终结他们严密保持的匿名身份）。费尔法克斯夫妇是特瑞—爱司组织的驱动力。对一些易装者来说，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穿着奇装异服的怪人，而这个社会却标明他们是怪人，那么特瑞—爱司无异于一座希望的灯塔。对于易装者圈子里的评论人士来说，费尔法克斯夫妇是好人，他们对于易装者本质的看法是受到了误导或者是自欺欺人。
　　简·艾伦是个有使命的男人：他要拯救易装者糟糕的自我并保住他们的婚姻。弗朗西斯能干坚定、为人谦和，除非受到冒犯，性情也很温和。她一直是艾伦的合作伙伴，1988年（艾伦担任董事长）以来就担任董事会秘书至今。特瑞—爱司组织的中心宗旨是易装是一种天赋。穿着女装不仅仅可以令人放松，表达内心具有的女性的温柔，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还可以加强婚姻关系。只要妻子能够聪明地欣赏，而且能够坚强地追求就像简·艾伦所承认的那种自恋、自我放纵的习惯。用特瑞—爱司网站主页上的话来说：“你认识什么人，是易装者吗？
　　“大多数易装者都是普通男人。他们只是发现自己个性中有女性的一面，渴望突破社会的藩篱来改变陈规陋习。他们喜欢自己的男性特征，只是又发现了一种女性的“天赋”，并决心要发掘这一女性天赋……每个男人天生就有一系列个性潜质，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社会却标定为女性的特征而要求他压抑克制。易装者已经接触到了这些个性潜质，而且发现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出来。易装者把这些个性潜质融合于自己性格之中，能够消磨掉一些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社会教养所形成的男性粗鲁的棱角。其结果是一个更加健康、人格全面的个人。
　　一旦妻子或者伴侣意识到她的配偶不是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她而去，或为了作为一个女人新生活而去，或者冒着风险毁坏他们的家政财产和家庭生活，那么夫妇双方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法……过去一开始就有许多吸引她的个性，如敏感、善良、爱美之心等等，现在都可以归为他个性中那个女性所有的特征。”
　　费尔法克斯夫妇认为异性恋的易装者是正常的人们。根本不像那些性别的歹徒。不是落腮胡子穿着女装，也不是简·艾伦称为“性别嘲笑者”的双性人。费尔法克斯希望易装者能够勇敢地走出来，并不是因为特瑞—爱司希望蔑视或颠倒社会，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假如社会能够理解易装是正常的事，那么对易装的抵制就会消失。易装就会像打高尔夫球一样是一种正常的轻松娱乐的方式。瑞·布朗夏尔谈及易装时使用了“恋物癖”、“性别烦燥症”、“自恋症”、“自我欲望专注症”，这些词语费尔法克斯夫妇听也不想听。他们知道有人把易装看作是与性有关的事或者（就像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正常，就感到心神不定；因为他们认为易装者就是正常的人——基督教教徒、有家室的人、得克萨斯州人——是乔治·布什需要、想要的人。只要一讲到易装者，简·艾伦和弗朗西斯就要你把他们看作只是穿着女装放松放松的男人。
　　“易装当然不只是放松放松罗。”布朗夏尔不无冲动地说，“高跟鞋、化妆打扮、戴假发和穿紧身胸衣，这不是十分荒谬吗？甚至连女人都会觉得太累人。放松就像一条内裤，就像不是衣服的衣服。易装者想正常地穿上女性的服装，要让人们认为是为了放松娱乐和自我表现。我听有人说过：‘我说，我打赌，如果没有社会上的循规蹈矩，这些人也就不会选择穿女装了。’我说这是一派胡言。易装只是企图解决内心的冲突，而根本不是体制问题。假如我们男女穿的衣服都完全一模一样，只是男士穿四粒纽扣的衬衫而女士穿的是五粒纽扣的，那易装者只是想换穿一件有五粒纽扣的衬衫。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的分类和描述都范围狭窄，而且有点保守，留有余地；因此，我们无法解释易装的驱动原因，我们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吸引力和嫉妒心的混合物，正是这两者的混合物促使那些男人在与女人造爱时又想象自己是男性女同性恋者。
　　1986年狂欢节时，有一份小册子概括了一个易装者的情结。他描述了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他：
　　“什么是易装者？
　　是一个人，通常是一个异性恋者，渴望和需求在他或她的一生中各个不同时期穿戴异性的服装。这种冲动性的行为一般始于年轻时代，而且这个人许多年来都独自与这一隐秘的需求作斗争。易装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代表了一种人，他喜欢表达自己个性中的另一方面；同时在换装的过程中情感和身体方面都有所得。易装不是业余爱好，而是生活必需；易装是为了生活。”
　　这在我看来是易装者内心矛盾的核心，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核心。易装是一种强迫力，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病态。一位好妻子应该能够容忍丈夫易装因为男人也别无选择。而且，要宽容丈夫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这是一种天赋。这是乐趣，也是快感，也是一种生活必需。这种对易装的需求对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来说是可怕的；他们希望驯服这种愿望，将其归为一种偏好，一种天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简·艾伦告诉我：“男人们正在受到良好的训练。你知道，弗吉尼亚·普林斯（Virginia Prince）是特瑞—爱司的奠基人，也是易装的教母之一。她曾经说:‘男人总是想成为女人感到满意的人。’”
　　“什么才是让女人满意的呢？”我问。
　　“哦，你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休息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放弃。他们能够放松自己也能成为自我。”
　　我确实知道。他的意思是，依他看来，理想化的，又是传统老式的观点，就是女人像海洋、像田野，或者奔马；而男人是海员、农夫、牛仔，是他们的祸根，也是女人的福音，虽然，女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做个男人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摒弃所有压力，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才是令人痛快的。我跟费尔法克斯夫妇谈话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他们持有的共和党人温和的态度没什么奇怪的。有点奇怪的只是他们喜爱易装会让人把他们归类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者女性同性恋的变性人。
　　“许多男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想到那里去，去表现女性化的自我，来放慢节奏停止奋斗。”简·艾伦告诉我。
　　我回答说：“听起来有点像做瑜伽。”
　　简·艾伦闭口不答。听起来像瑜伽，只是要花两个小时做准备工作。听起来像瑜伽，只是易装在男人一生中开始时是一种性的反应，后来成了性的迷恋。有时，我紧张时就抹唇膏。这让我觉得披上了盔甲，在这个世上，不再感到那样软弱无力。这可是不一样的事。我并不觉得唇膏对我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我也不觉得没有唇膏我就必须待在家里，尽管我知道穿着女装有其性欲的一面（并不仅仅是易装者才欣赏女式背带长衬衣和长统袜子丝绸般的滑爽）。女装和服饰是人们性欲的燃料与体现，这与性欲有关，与性别无关。
　　“易装者的欲望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归类。”瑞·布朗夏尔说，“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感受。而且他们也不得不使他们的幻想与现实脱节。不然的话，他们的欲望就太混乱了。混乱得不承认你有愿望使自己的生殖器成为妻子身体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你自己的了。混乱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性欲的冲动。
　　费尔法克斯夫妇谈及有关放松的话题时很聪明。他们不认为也不想劝说我去认为，易装是很普通的事，或者说是一种业余爱好。用假蝇吊鱼是一种业余爱好。花上两个小时化装打扮到购物中心或者旅馆大堂去走一遭，只希望——希望引起焦虑、唤起性欲，那么你会因此被视为女性。这种事恰恰是任何人，尤其是易装者自己都不会认为是一种业余爱好了。
　　
　　欢乐的程度
　　
　　我登上了“假日号”狂欢游轮，等候会见二十五名易装者和他们的妻子，还有大约一千四百名其他游客。（本文人名与身份均按他们本人的要求作了改动。）我正犯愁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出席晚宴和出席在我的东道主麦尔（Mel）和佩吉·拉德（Peggy Rudd）夫妇套房里的初次聚会。佩吉已撰写了好几本关于易装的书，其中最出名的一本就是《我丈夫穿着我的衣服》（1989）。她曾经是SPICE（配偶伴侣国际教育会议组织）的首脑。SPICE是特瑞—爱司旗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专门为“那些多了一点女性特征的正常的异性恋男人”的妻子和女朋友设立的组织。（我以前见过拉德夫妇。几年前我旅行到得克萨斯州去采访他们，那时我刚对人们抑制性别的不太正常的方式感兴趣。我住在拉德家，早上醒来，惊讶地发现客房里阳光灿烂，布满彩带。走下楼去吃早饭，一路上看到许多摆设着的照片：有拉德夫妇与罗纳德和南希·里根的合影，拉德夫妇与乔治和芭芭拉·布什的合影。吃早饭时，佩吉对麦尔说：“哦，亲爱的，我们应该在艾米来之前将所有的照片都取下来。”麦尔笑着说：“我想艾米是个真正的自由派人士。她不会在意共和党人的。”）
　　我花了半个小时考虑穿什么衣服。最后决定穿丝绸裤子，紧身短背心，和拖鞋。这比较适合晚餐讲究时髦的穿着（我可能高估了），也比较适合我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掩饰对自己外貌的担忧（我这会儿又低估了自己）。走进晚会时，拉德夫妇拥抱我，把我作为“作家艾米”介绍给大家。虽然拉德夫妇告诉我说大家都期待着我的到来，还是有些男士退缩了。长相不错的托利（Tory）是来自墨西哥的年轻人,他跟我握握手说：“你好，艾米小姐。”他的阿姨、表兄和女朋友戈丽（Cory）也和他一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穿上女装。托利，戈丽和他的忠心的亲戚说说笑笑，讲些性方面的笑话，还有他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成功地从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变成了黛西·福恩梯司(Daisy Fuentes)，也成了我们聚会的明星。他们使我们大家感到更加愉快。
　　我和其他那些男人及其妻子待在一起。那些男人我写文章时就用“他”来称呼；他们穿上女装跟我交谈时我就用“她”来称呼。他们不是穿着女装的男同性恋者；不像帕琳标准的同性恋和大骨头芭比，也不像拉斯维加斯的女性模仿演员，最有把握的是他们不是性别扭曲者——不是玛莉琳·曼逊(Marilyn Manson)，不是普林斯。他们一穿上女装就更像阿塔娜夫人，我可怕的四年级老师，一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撑得高高的胸脯，粗粗的大腿，得体的女式轻便鞋，染成棕红色的头发，两颊上两块对称的胭脂。就像简·艾伦·费尔法克斯，他们那些异性恋的易装者看上去都像女管家。起初，我总以为这反映了他们对母亲一种奇怪的依恋感——希望表现他们一生中第一个女人的形象。因此，总是浓浓的底色，蓝色的眼影，大颗粒的珍珠纽扣耳环。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我也注意到他们的妻子，还有很多不大喜欢变化时髦的中年妇女都是这样打扮的。这些男人并不是《Elle》，《Vogue》和《女士家庭杂志》的固定读者。
　　我遇到的易装者表现的正是克里斯蒂娜·阿基勒拉（Christina Aguilera）的这一方面。我遇到一个五十岁来自中西部的工程师，一个六十岁信奉基督教的总经理和一位四十岁的警官。他们穿着打扮就像天生就是女性的那样；无论什么品牌的服装，他们穿着都应时合体。虽然性别可能不是注定的，但它确实限制着我们的选择。大多数易装者，几乎所有已婚的易装者，在生活中并不是一直穿着异性服装。他们不服用雌性激素，通常也不去做电子褪毛，即使他们很想去做（有许多人都希望早上醒来能够发现没有了满脸胡须，没有了臂毛、腿毛；但他们的妻子是反对的）。他们无法轻松完整地展现出自然的、令人信服的女性外表。首先他们需要掩饰胡须，要剃光胡须，掩饰胡须的残根，然后抹上粉，再上底色。出汗就成了个大问题。杰姆·布里奇斯（Jim Bridges）是个化妆指导和专家，他录制了《布里奇斯：美容二千条》和《好莱坞化妆秘诀》的录像带。像带在他开设于北好莱坞的妇女用品商店有售；还可以通过他那正红火的销售网站购买（在2000年秋收节上，他一边把假睫贴在一个名叫约翰·梯尔（John Deere）的售货员的眼睛上，一边对我说：“难道你知道谁是众议院的？难道你知道谁是全美橄榄球联盟的？”）。他迅速地将防汗剂喷涂在上唇和发际。易装不仅引起焦虑，而且使人在假发下面、在撑架下面、在衬垫下面和紧身内衣里面感到温暖。一张特征鲜明的脸需要特色鲜明的化妆；尽管贴上假睫毛，又在宽下巴和粗眉毛处细心微妙地勾勒出轮廓线，一个男人看上去会很漂亮或者很可笑，可是总不能看上去和他周围的大多数女人一模一样。
　　晚餐时，我与拉德夫妇坐在一起。大家都身穿花卉图案的印染服装。我右边是托利的阿姨和表兄，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挨下去是罗瑞（Lori）。她看上去像李·里米克（Lee Remick），没有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另一边是一个近七十岁的男人。他是南方上流社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作伙伴，最近才退休。他看上去棒极了。他看上去像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女管家。如果他看上去有点不合时宜，那只是因为游轮上年轻人太多了。二十多岁的男人三五成群簇拥在赌场，身穿Nascar牌的茄克衫，头戴垒球帽，脚登远足靴，仿佛一件漂亮的衬衫，一条便裤，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的左边坐着费利西蒂(Felicity)和他夫人。费利西蒂身材魁梧，有点驼背，化妆打扮传统得有点拘谨。他看上去有点像女图书馆员，或者也许像哪个牧师的任性的妻子。事实上，他是来自南方圣经地带中心的南方洗礼教派牧师。“那么，你是作家罗？”他说，“唔，我说你装扮得非常好。”我笑得很愉快，好像我没有受到冒犯，好像我根本没有认为他冒犯了我。他清了两下嗓子，然后，盯着我的丝绸裤子：“你们女孩一直穿男性服装也没有人会说‘不！’。”他听起来有点愤怒：生活对我来说如此容易，而对他却太难了。但这因为他是位牧师，甚至更因为是他穿着女装打扮为费利西蒂，并且代表了某个名叫费利西蒂的人。他不能直接露面或者发怒。他必须要表现出一种宁静优美的女性仪态，而无法自然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他妻子不知所措，紧闭双唇，握紧双手；她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循规蹈矩的。虽然她可能希望事情不是这样，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费利西蒂和麦丽（Merrie），坐在餐桌对面一个可爱的大个子男人，他们俩轮流主导了餐桌的交谈。他们说了很多话，想让我明白。因为我的注意，因为我甚至不认为他们是可怕的，他们感到满足，有点痛苦的满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女人都不知不觉地对易装者有同情心了：女子长大成人后就有同情心了，对弱者有保护之意。做一个女人有种甜美的、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气质。同情一个男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男人要求同情，而是因为你真诚地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受到嫉妒的折磨，因为他害怕被人发现，也因为他对自己不能如愿地生活感到无能为力。超级模特海蒂·克伦（Heidi Klum）和她的同行对无能为力的男人感到遗憾，他们每天晚上受到激情的折磨。但妇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社会赋予她们的。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与拉德一伙的大多数人都见过面了。我认识了一对夫妇，无论他有没有易装，他俩都很相像。我认识了一个害羞、瘦小的工程师，他身穿白色弹性天鹅绒和白色闪亮的蒂娜·特纳（Tina Turner）式的长绒粗呢。我认识了哈利（Hary），他总是穿着女装（女式牛仔裤和女士套衫）但从来不过份艳丽。他是女人气很重的那种男人；看来并不在乎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也不见得很有需要表现得更加女人化。我认为这样对他的妻子来说更加好些，至少他不会像别人的丈夫自称是露露，在盥洗室里花上好几个小时化妆打扮，还穿着无背带的淡紫色的薄纱女装和相配的浅口无带皮鞋四处招摇。
　　“我爱他。”他妻子告诉我，“我爱他，但是我并不想要那种男人，那种想当女人都想得激动不已的男人。我们有两个孩子。他是一个不错的父亲，一个很好的家庭供养人。但是，我想要一个有男人味的男人。我不想要姐妹……或者同性恋。要是我真的想要找一个姐妹，早就找到了。但是……其他一切都好。”而且哈利很难过地告诉我：“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支持我的人了——这对她是件可怕的事。我们花了力气。我们也争斗。”他停了下来，然后开始防御了；在整个游轮航程中，他总是用带有优越感的态度对待那些用女人名字的男士，那些一直浓妆艳抹的男士；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演变进化了”，已经摆脱了易装的驱使和束缚。他说：“所有夫妇都在争斗。他们为钱争斗，为性争斗。你别告诉我他们不争斗。没有不一样的。”他远眺外面的大海。“确实是不同的，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让易装毁了我们的生活。”
　　佩吉·拉德是老板，是所有妻子的模范，是她们的发言人，活动的发言人，海上航行的指挥者。麦尔（或者当他穿上女装就自称是麦兰妮）却满腔热忱，即使是穿着裙子和波莱罗女上衣，也是一副善良和蔼的老爷爷模样。看来他没有他妻子那么多义务责任。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说过：“我从麦尔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麦尔是个好老男孩。在晚会上，他总是寻找欢笑，一个小小的调侃的乐趣。他在佩吉的关注下只是另一块黄油面包（餐桌上就餐的人都知道麦尔有胆固醇毛病，佩吉也有）。虽然，他穿上女装不是窈窕淑女，但看上去还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长相粗糙的六十岁胖女人，我认为——但是我的眼光也做了调整：在我看来，这些男士没有一个看上去像他们实际上那么高那么大。
　　有一天晚上，佩吉稍稍皱着眉头说：“我下一本书是关于欢乐的，就是易装者体验到的欢乐程度的不同。”——她把手举过头——“还有他们的妻子所感受的欢乐的程度。”她的手跌落至腰部。我们周围的易装者没说什么。他们点点头，欢乐的宇航员同情那些留在身后的可怜的妻子们，尽量地表现出他们正玩得多么痛快。我想到了麦尔双眼里的闪亮；而事实上，佩吉眼里从来没有这种闪亮。对佩吉来说，要把这种痛苦转化为共同的娱乐，要把麦尔的冲动转化为庆贺的时机，这在心理上已经使她感到心力憔悴。我感到羞愧，我虽然了解了这一切，我还是喜欢与麦尔为伴。
　　每天晚上，服务领班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笨拙地阿谀奉承；因为那些人慷慨大方，小费付得多，喝酒也温文尔雅，对侍从也体贴关怀，特别彬彬有礼。航行到第三天晚上，费利西蒂就像他们说的没有“乔装”就来进餐。他看上去就是原来的模样，一个身材魁梧的洗礼教牧师，从年轻时就从事圣经研读他手一挥，服务领班就给他妻子送来了玫瑰花，赢得了我们四张餐桌上的人一阵掌声。费利西蒂把手放在她手下轻轻捏了捏；举杯庆贺他们结婚三十周年，感谢她的善良和支持。他开始有点哽咽，但是她漠然的神情一直未变。我看得出来，她因为他今晚为她决定不穿女装而感到不快。她还感到不快的是他如此感激她努力去相信他穿上女装只是因为当他穿着男式裤子时无法表达他温柔滋人的自我。她一点也不高兴。上帝知道，坐在一群男人中间，他们涂脂抹粉，穿着女装。有的庄重质朴，有的令人可憎，有的还马马虎虎，多数人都不行，还管这个晚会叫结婚纪念晚会。后来他们夫妇俩过来跟我交谈。费利西蒂说他今后的道路是去帮助变性人。他妻子听了，用手遮住嘴，轻声地说：“上帝会给我们指明方向的。”她的意思毫无疑问不会是这个方向：即上帝不会让她成为一个易装者，而且还专门帮助变性人的妻子。
　　费利西蒂说：“就像我身上有三个人乘坐一艘小船：丈夫、易装者和牧师。我能听到瀑布临近了，我知道，我心里真的明白，其中有一个是不能幸存的了。”他开始哭泣。我也泪水盈眶。我递给他几张纸巾。他的妻子瞪着我，说：“你来采访，肯定会卷入其中。”她肯定认为那些小小的异想天开的跑腿的事，最终会对易装者是件遗憾的事，而对妻子则不会。我怀着同情心看着她时，她总是嗤之以鼻。像我这种人给她的怜悯也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在后来的旅途中，费利西蒂一直来找我，而他的妻子却一直躲着我。
　　
　　他们眼睛里的亮点
　　
　　那次游轮旅行后，我与麦兰妮和佩吉通了几封电子邮件，又与费尔法克斯夫妇通了几次电话。我发现我比原来想象的有更多的话要说，也有更多的担忧。我不想把任何并不伤害他人的性偏好或行为恶魔化或者病理化。我也不想取笑恋物癖者。既然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任何人，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只要是成熟的两人相爱，就不是病态。任何人不是同性恋或者不是异性恋，我也不想把他们归类为如同优异服务勋章的获得者。我当时只想关注像斯蒂夫（Steve）和休（Sue）那样的人。他们结婚三十多年，快乐幸福。而现在被人误认为是女同性恋夫妇。或者我只想关注来自蒙大拿州的警官。他在社会上养尊处优，一副约翰·韦恩（John Wayne）行走和眨眼的派头，一点不变，即使他穿上黑色网眼的半正式女装，即使他的娇妻坐在他的双膝上亲吻着他还告诉我说：“他就是他这个人。他是个有趣的人。他是个喜欢合群热闹的人。我猜想，他喜欢穿女装，也是这个原因吧。”我所见到的男人大多都是体面的，善良的，聪敏的，而且愿意坦率交谈的人。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一样。她们大多数还为了她们过去没有想象到的现在也没不喜欢的婚姻承受更多的压力，而且还要作出最好的安排。
　　但是我确实认为，对一个人的热情，或者是爱一个人的能力是与对一个物体或行为的性冲动完全不一样。这种性冲动比对人的欲望要强烈得多。虽然会有人争辩说，任何对一种物体或者行为的欲望都是恋物癖，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性别再次确认手术（即使是人们所知道的性别确认手术）也不过是肚兜上的皱褶。我认为人们对易装者的最大问题在于易装者穿着他们所恋之物。他们眼睛里的亮光虽然会因为时间或者习惯默默无语，却不容置疑地是因为你的在场或者是因为你的到场，一种肉欲得到满足或者是欲望得到实现。就是这一时刻，他们的眼光才会令人烦恼不安。易装者自己的性唤起和焦虑，再加上我们对此的焦虑和不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忍受能力。我们可能会不介意恋脚者，但是我们也可能不愿意看着他们。
　　特瑞—爱司的易装者坚持认为易装与性无关，与性欲无关。他们的第一种说法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不再认为那些穿女装的男人是同性恋者。但是他们的第二种说法可能不对，他们声称易装是他们对两种性别创造性的表现；他们为此辩护，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婚姻格格不入。这些男人就像乔治·威（George W.）一样根本不是性别捍卫者和女权主义者。诚如一位妻子对我说过的那样：“二十年来，他过去不帮我洗碗是因为他要看足球比赛。现在他不帮我洗碗，是因为他要修养指甲。这有什么差别？”对于那些男人来说，他们身上的那个女子完全是美宝莲类型的，不是印度圣母特勒撒（Teresa）类型的，不是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类型的，更不是特蕾茜·乌尔曼(Tracey Ullman)类型的。对于女性的友情，对女性坚持的关联性，对女性支持帮助伙伴和优先考虑整体关系的传统，易装者都没有与生俱来的把握。要是有了那种理解，易装者就不会叫妻子与他们一起去买饰物，看录像带学怎么穿高跟鞋走路，就不会叫她们与他们一起去经历易装生活了——每个人，丈夫与妻子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都知道，如果任何一个妇女坚持在公共场合穿三件套的西装，或者垒球球衣，并要求丈夫作为性生活的一部分来接受她们的毛茸茸的双腿、腋窝和下体弹力护身，那么她们的丈夫就不会匆匆忙忙地去参加婚姻支援团体，也不会把家里的钱花在购买定做的衬衫和昂贵的粘贴脸部毛发上。他们的婚姻早就完了。
　　我读特瑞—爱司组织发给妻子们的须知忠告，就像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士家庭杂志》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世界报》一样，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须知忠告看来既是传统的又是乐观的。当乐观主义行不通了，主要的基调就是爱能够征服恐惧；好男人很难找到。如果狄更斯笔下的南希至今还活着（还有比尔·萨克斯（Bill Sikes），他除了是个虐待狂之外，更是个大男子主义、过度补偿、爱冒风险的家伙，正是那种会喜欢易装的人），那么南希就会参加妻子支援团，乐意选择唇膏，并且为在秋季舞会尚未开始前一星期就用完了减肥霜而致歉。
　　我讲述到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共和党的易装者，不就是一种有趣的讽刺，让许多人听了眼睛发亮吗？这不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就像幸灾乐祸的事一样；或者是一种不太文明的事情，就像是对同性恋的恐惧吗？坚持基要主义、信奉基督教的国会议员与他那年轻英俊的听差，容忍满口脏话的男友的老派的女权主义者，还有牧师与他的色情作品，把伪善者的面具揭掉，是不是令人痛快呀？
　　人们普遍认为异性恋的易装者都是伪善者，公开严厉地批评各种各样的离经叛道，而私下穿戴的像小波·皮普（Bo Peep）。在私下里，还有很多小波·皮普，但是自从1980年以来，严厉地批评已经逐渐消失了。过去，易装者急于将自己跟男同性恋者划清界线，而且就像瓦特·克利夫（Ward Cleaver）一样关心女权主义。现在，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整个背景发生了变化。所有跟我交谈过的易装者都表达了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钦佩，并且希望，无论同性恋者赢得了什么样程度的认可，都将包括易装者。男女同性恋者成了他们在自尊方面的行为典范，尽管易装者完全清楚，同性恋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热烈地欢迎他们。有种女权主义认为女人是比较善良的人，虽然她们并没有包括在易装者妻子的生活里，但确实赋予了易装者自我形象出人意料的一面：他们谈及男性特征的累赘和女性天生滋养优美的一面，他们试图与大自然和精神联系起来。易装者就像是最温柔最信奉女神的第二批女权主义者。
　　特瑞—爱司就其组织成员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易装者是异性恋的传统的男士。他们爱妻子爱穿女装。就像特瑞—爱司所说的，其信奉基督教的保守的共和党的成员与任何其他人比较，同其他信奉基督教的保守的共和党的男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妻子不是职业妇女，没有自己的固定收入和职业生涯；她们也不是王室成员或好莱坞明星，会揭露自己配偶的怪癖，让子女蒙羞。她们努力地维持她们的婚姻。如果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供养人和体面的男人，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多的性生活和太多的痛苦的话，那么这种婚姻也就是常见的一种协议。妻子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肥胖，慈母般的，缺乏自信的妇女（有些平庸的调查结果证明了就是如此），或者至少同其他中年妇女一样，她们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传统的什么都说了算的男人，她们爱家持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异性易装者和他们的妻子要尽力地应付有限的时间、钱财和欢乐，平衡支配和恐惧，自欺和爱意，自私和绝望，他们还要对付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易装者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像他们告诉我的，和其他所有人一样。
　　①指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广泛流行的一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