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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去探讨那些发生在企业边界内外的知识、信息、技术、人员等流动之时，开放式创新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200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亨利·切萨布鲁夫先生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正式將这一范式引入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也引导了商业思想从独立创新向合作、共享、协同等的转移。而今，在亨利教授提出开放式创新的第15个年头（首部开放式创新著作于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有幸面对面地对其进行一次访谈，详细了解开放式创新的提出背景、发展进程、未来展望，并和亨利教授谈论了开放式创新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梅亮：教授，非常感谢您给予我这次访谈的机会，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希望能将您最新的关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解与思想向中国的学者、政府管理者、企业实践者做一个传播。我有一些抱歉没有创造足够的仪式感，也许我应该请一位专业的记者、辅助麦克风并配置一台专业的摄像机但我会努力做好这次访谈，并将您的思想转化为中文。《清华管理评论》是组织经营管理与商业思想研究及实践领域很棒的刊物，目前我们有中文版的杂志，正在考虑拓展英文版的杂志，这需要一些时间。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访谈吧。
亨利教授：非常好！
梅亮：我准备了一些问题。首先，大家熟知开放式创新是组织研究与实践领域的重要范式。同时，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已经从企业层次延伸到政策层面，譬如今年五月份欧盟委员会发布了“3个开放”报告。
亨利教授：你看到了“3个开放”报告，第一个开放是指“开放创新”，然后是“开放科学”，最后是“开放世界”，这个我认为非常适合讨论，因为我觉得“开放”之于世界各国的精髓在于我们需要更加的包容，并拥抱更多的创新与机遇。
梅亮：是的。我能感受到开放的重要性与价值，由此特别好奇到底“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您作为开放式创新的创始人，您的第一本开放式创新著作于200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距今大约15年。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最初您是如何想到“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的，它的提出背景是什么？
亨利教授：我非常高兴能分享开放式创新的背景故事。我被认为创造了“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术语，事实上最初我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大量企业实践活动的观察，许多企业在当时已经开展了大量创新活动，而我只是这些创新活动的早期观察者之一。我发表了许多单一公司的案例研究，包括Xerox、IBM、Intel、Lucent等公司，而当我将这些案例汇总并着手书稿的写作之时，“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呼之欲出。我在整合多个案例之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些公司案例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开放式创新概念的起源，它来源于大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深度观察。
梅亮：如今开放式创新在学术界与产业界都有很高的关注度，但是事实上很多学者与企业从业人员并非特别明确开放式创新的真正含义。他们在开放式创新和其他相近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比如知识搜索、合作、网络、开源软件、甚至用户创新等等。您作为开放式创新之父，从您的角度，开放式创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它呢？
亨利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用“开放式创新”这个短语在谷歌上做了一次搜索，得到了大概200页页面链接，结果显示在2003年初，没有关于“开放式创新”这一特定的术语，我看到的都是把“开放”和“创新”同时放在某个句子里面的结果，比如说：“华为打算在深圳开放一个创新办公室。”这是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关于“开放式创新”作为一个概念的解释。当我十年以后再次用“开放式创新”在谷歌搜索的时候，有超过4亿个链接，这涉及到你问题的关键。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意味着众包、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是开源软件、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供应链创新、另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涉及如何在供应与需求间创造市场因为这一些理解，开放式创新概念事实上出现了一些混淆。我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是基于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研究与发展的讨论，其关注于“溢出”，也即知识会在特定的项目之外产生溢出，这会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知识溢出会对社会产生好处，因为它为社会创造了额外的可供使用的知识；第二个结果在于投资研发的公司可能无法获取投资的全部回报，因为部分投资的价值回报溢出给了他人。因此在经济学文献中，这种“溢出”产生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矛盾。我理解的开放式创新研究中，知识从外部流入公司和由公司向外输出都是可以被组织和管理的。不同于无目的的溢出，企业可以有目的的管理知识流，比如从企业外部引入知识，我称之为“内向开放”，或者是企业有目的的向外输出知识，我称之为“外向开放”。因此，从我的角度，开放式创新是指：知识流入组织以及知识从组织流出，同时，组织的商业模式决定了组织引入什么样的知识以及什么样的内部知识可以被输出。
梅亮：是的。所以从您的角度知识是企业推动开放式创新的核心要素。那么对于企业管理者，如何促进知识的分享和知识的流动呢？
亨利教授：首先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大多数企业管理者依然以“保护知识”的心态开展工作。事实上很多企业管理者经常扼杀开放式创新，因为他们担心自身的创新会被复制与窃取。同时，这些管理者也会错误地判断外部所获取的创新的质量，他们通常认为企业内部的知识更好、质量更高。基于这一些原因，企业在外部知识获取方面投入不足，更多推行内部知识应用与开发的策略。这些问题事实上在许多公司的高层决策中出现。 梅亮：是的，我认为企业会为了收益回报而更多实践开放式创新的。但当它们实施开放式创新时，企业如何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呢？比如来自竞争对手的模仿，以及由于过分重视外部关系维护而产生的注意力分散与核心能力缺失等。
亨利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多，我现在的回答与我在写第一本書时的回答不同。现在我觉得开放式创新始于一个开放的思维方式，其涉及对于增长与机会的认识。如果一个企业家认为企业当下面临非常多的发展机会的话，开放式创新就变得有必要了，因为开放式创新可以使企业花费更少的内部经费实现更快速的发展，企业甚至可以与合作伙伴分享发展过程的风险。但倘若企业家有一个固化的思维方式，首先担心的是企业的竞争对手，并关注于自身已有资源的保护，那么开放式创新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很多时候企业也不愿意尝试开放式创新。因此，开放式创新缘于一种思维方式，认识并相信企业可以通过开放实现更快的增长、更小的风险、更少的投入。如果你不认同这个，那么企业就不会实践开放式创新。
梅亮：那么在实践开放式创新时，企业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封闭）呢，也即所谓的“开放窘境”？
亨利教授：你是对的。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我们依然需要管理危机。我举一个成功企业实践的例子，当他们考虑知识的分享之时，他们往往会创造一个可供分享的知识版本，并将私密的知识保护起来。因此，如果你获取了一个先进的技术（比如太阳能技术），你可以谈论该技术的作用与价值，但是你需要谨慎地谈论你是如何获取和应用该技术的。这样的话，你既能够吸引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跟你一起工作，也不会向他们分享过多的信息。所以我认为成功的人或者企业都是拥有开放式创新思维的，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的，什么样的知识是需要紧密保护的。
梅亮：是的，我理解您观点的核心思想，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中国是开放式创新研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情境延伸的很好的例证。我想先和您分享一些背景趋势。中国在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2015年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放式创新研究变得更加重要了。从企业运营相关的情境角度，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国有企业，支持性的国家创新体系，但是许多企业的技术与研发基础还是相对薄弱，同时与企业运营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环境等还有待完善。在这样的情境下，开放式创新如何发挥作用呢？
亨利教授：我们刚才谈论了开放式创新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流动，我因此想首先从大学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中国拥有很长的教育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但是最近，中国的大学做了一些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创造了全球2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他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炫耀中国大学的能力，在这个排行榜刚出来时，我印象中中国只有两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0名。所以说中国大学发布这个榜单的目的在于了解全球前200名的大学，明确中国大学的质量正在不断提升的事实，以及中国大学作为全球知识创造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自从这个榜单几年前首次发布后，中国大学在这份榜单中的排名稳步提升。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关于开放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开放并不意味着炫耀，开放意味着评估自身的位置以及确定如何发展提升。第二个有趣的事情是，伯克利分校很幸运能够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有来自中国的经费支持。中国政府可以说：“哦，不，让他们留在中国学习吧”。相反，中国政府创造了经费并支持这些学者在海外学习，并鼓励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带回国内以完成学业。所以，这也是一种开放的思维与态度。中国并没有说所有最好的学校都来自中国本土，他们支持最好的学者到国外学习，这从我的角度是关于开放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实践表明增加知识的流动并强化国家的知识水平是很好的战略。我同意你的观察，比如政府、大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但你也应该知道在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我讨论了中国的初创企业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的重要性，这也对产业（至少是部分产业）的知识流动有重要的作用。从我的角度，中国的创新系统在“为世界贡献知识”以及“通过开放从世界获取知识”两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因此，我认为“开放”的概念对中国的成功有巨大的价值，其也是新知识创造的重要来源。
梅亮：事实上许多的中国企业都实践开放式创新。比如海尔集团，正在实现由传统制造企业向平台组织的转型；比如华为公司，积极地推进国际化战略并为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样如阿里巴巴，实施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电子商务运营。这些公司依赖于不同的开放式创新商业模式。我因此特别好奇，教授从您的角度，当开放式创新与商业模式、服务业务等相联系的时候，企业应该怎么做呢？
亨利教授：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开放式创新的，之后，我还出版了关于开放式商业模式、以及开放式服务创新的书。我觉得你的描述是正确的。根据我对一些领先的中国企业的观察，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在很多时候比技术创新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成为了中国创新系统强大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企业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最好的公司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是具有相当强的创造力的，这使得他们在商业价值的创造方面比商业价值的获取方面表现得更好。比如你所举的海尔的例子，我曾经有一次访问海尔的经历，大概是四年前，当我在海尔访问的时候，海尔的主席听闻我在海尔。当时我大概只有一天的停留时间，海尔的主席居然临时更改他的日程，并空出一个小时与我共进午餐。通过翻译，我们谈论了海尔的平台以及海尔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海尔的主席对海尔集团内部的创业模式改造非常感兴趣，他不希望把海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希望公司内部的每一项业务都能够快速地推进、有效进入市场、并很好地服务客户。有两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大企业CEO会因为我的到访而取消自己的某个行程且与我会面，这不可思议，但这显示出海尔主席对于创新的高度重视，且愿意花时间与一位来自伯克利的教授通过翻译畅谈创新。这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二件事是在海尔主席与我的谈话之后，我去了海尔的午餐食堂，我听到许多桌子的谈话，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普通话的，所以我听不懂。但是有一个午餐桌的客人是用英文交流的，我听得懂。他们是来自宝洁公司的人，访问海尔并和海尔讨论关于“无水洗衣”（不用水洗衣服）方面的合作。原来是海尔在开发一种使用塑料拍打器的机器，它需要和新配制的洗涤剂一起在海尔的机器上工作，从而不用水实现对衣服的清洁。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最后有没有成功，但是在我访问的那天海尔和宝洁在讨论，这是开放式创新极好的例子，因为海尔和宝洁在共同实践这个想法。我对这两件事的印象尤为深刻。 梅亮：教授，这是您非常好的经历！下一个问题涉及到创新的过程，我们知道企业创新不仅仅需要考虑价值的创造，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从他们的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中获取价值。开放式创新在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亨利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发明。如果你认为发明就是创新的话，你就不会考虑价值获取的问题了，仅仅只会关注价值创造。从我和许多人的观点来看，创新包含发明与商业化，创新的旅程只有在市场的商业化实现后才算完成。所以为了成功实现商业化，并能够不断增长，企业需要首先为客户传递价值，因为在买卖自愿的市场，企业不能够迫使客户接纳，而是得让客户愿意购买，因此企业必须对客户有价值。这对于中国情境也是很重要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许企业是可以让客户接纳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但是从邓小平开始，在中国经济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以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得价值创造变得重要。同时，单纯的价值创造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有了分配财富和投资的市场，企业需要拥有从商业与创新活动中获取收益的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衡量从创新过程中获取的总价值。为了拥有一个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创新活动，企业必须同时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也为企业自身获取收益回报。
梅亮：好，我非常认同您说的。下一个问题涉及一些新的产业情境。当开放式创新向新兴产业，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新兴的也许能驱动未来发展的产业进行延伸时，我们能从这些产业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对开放式创新研究与实践的借鉴吗，比如围绕这些产业中的知识转移、商业模式、以及治理等等。
亨利教授：很好！我想说数字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中的重要一个。数字化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方式创造数据、存储数据、复制数据。这对于创新和开放式创新有什么意义呢？我举个人工智能的例子，人工智能要求企业开发与完善算法并通过数据去检验算法。如果企业有更多的数据，那么就可以做更多的算法测试并改善算法的功效。因此，从开放式创新的思维方式来说，企业不需要仅仅依赖自己的数据去测试算法，企业可以依赖他人的数据测试算法。比如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当企业测试计算机的感知与反应能力时，许多企业使用视频游戏作为自动驾驶算法测量的依据。因此你可能会想一个汽车企业与一个视频游戏企业不可能会有什么合作，但是在人工智能产业中这种合作就发生了，真实的视频游戏信息能够帮助无人驾驶项目的开发并改进算法。
梅亮：很感谢教授，我已经将我准备的问题都和你交流了。
亨利教授：如果可以，请允许我面向中国的开放式创新提一些观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讨论，从开放式创新的思想来源到开放式创新的现状，以及开放式创新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的讨论。结合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同时看到，中国本土的领先企业已经在国际产业中做得越来越出色，这意味着这一些企业将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中国市场之外。我想这会给中国经济创造一个新的局面，因为对中国本土市场有重要作用的企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在企业海外销售过程中的作用会减弱。如果我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话，在这个经济的新局面下，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海尔、小米等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开展中国市场之外的海外业务，这些企业会认识到他们需要创造新的业务开放与业务拓展以获取成功，从而在已有的中国市场的成功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持续并延伸他们的商业模式以有效帮助他们拓展新市场，并且在中国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之外建立新的制度合约。
梅亮：谢谢教授，最后能不能请您展望一下开放式创新的未来？
亨利教授：好。你知道你分享了欧盟“开放创新、开放科学、开放世界”的政策报告，这是关于开放式创新未来的很好预测。我同时看到越来越多的社群、生态系统伴随特定的创新活动而涌现，这是非常有前景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失败的例子，也即开放式创新没有很好运作的例子，这将有助于我们界定开放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并帮助我们认识开放式创新什么時候是有效的，什么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以及如何更好地管理开放式创新。我和合作者面向大型企业最近开展了一次开放式创新调查，我们发现许多公司对目前管理开放式创新的评估方法非常不满意。所以，即便是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大型企业，他们依然对管理开放式创新的方法不满意。由此也说明开放式创新的管理依然有很大的研究与发展空间。我认为理解这些开放式创新的边界将会很有用，分享更多的开放式创新实践也会很有用，同时更多的思考社群和生态系统的作用也有益于世界。这是我对开放式创新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思考。
梅亮：教授，非常感谢您给予我这次访谈的机会，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希望能将您最新的关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解与思想向中国的学者、政府管理者、企业实践者做一个传播。我有一些抱歉没有创造足够的仪式感，也许我应该请一位专业的记者、辅助麦克风并配置一台专业的摄像机但我会努力做好这次访谈，并将您的思想转化为中文。《清华管理评论》是组织经营管理与商业思想研究及实践领域很棒的刊物，目前我们有中文版的杂志，正在考虑拓展英文版的杂志，这需要一些时间。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访谈吧。
亨利教授：非常好！
梅亮：我准备了一些问题。首先，大家熟知开放式创新是组织研究与实践领域的重要范式。同时，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已经从企业层次延伸到政策层面，譬如今年五月份欧盟委员会发布了“3个开放”报告。
亨利教授：你看到了“3个开放”报告，第一个开放是指“开放创新”，然后是“开放科学”，最后是“开放世界”，这个我认为非常适合讨论，因为我觉得“开放”之于世界各国的精髓在于我们需要更加的包容，并拥抱更多的创新与机遇。
梅亮：是的。我能感受到开放的重要性与价值，由此特别好奇到底“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您作为开放式创新的创始人，您的第一本开放式创新著作于200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距今大约15年。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最初您是如何想到“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的，它的提出背景是什么？
亨利教授：我非常高兴能分享开放式创新的背景故事。我被认为创造了“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术语，事实上最初我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大量企业实践活动的观察，许多企业在当时已经开展了大量创新活动，而我只是这些创新活动的早期观察者之一。我发表了许多单一公司的案例研究，包括Xerox、IBM、Intel、Lucent等公司，而当我将这些案例汇总并着手书稿的写作之时，“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呼之欲出。我在整合多个案例之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些公司案例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开放式创新概念的起源，它来源于大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深度观察。
梅亮：如今开放式创新在学术界与产业界都有很高的关注度，但是事实上很多学者与企业从业人员并非特别明确开放式创新的真正含义。他们在开放式创新和其他相近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比如知识搜索、合作、网络、开源软件、甚至用户创新等等。您作为开放式创新之父，从您的角度，开放式创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它呢？
亨利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用“开放式创新”这个短语在谷歌上做了一次搜索，得到了大概200页页面链接，结果显示在2003年初，没有关于“开放式创新”这一特定的术语，我看到的都是把“开放”和“创新”同时放在某个句子里面的结果，比如说：“华为打算在深圳开放一个创新办公室。”这是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关于“开放式创新”作为一个概念的解释。当我十年以后再次用“开放式创新”在谷歌搜索的时候，有超过4亿个链接，这涉及到你问题的关键。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意味着众包、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是开源软件、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是供应链创新、另一些人认为开放式创新涉及如何在供应与需求间创造市场因为这一些理解，开放式创新概念事实上出现了一些混淆。我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是基于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研究与发展的讨论，其关注于“溢出”，也即知识会在特定的项目之外产生溢出，这会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知识溢出会对社会产生好处，因为它为社会创造了额外的可供使用的知识；第二个结果在于投资研发的公司可能无法获取投资的全部回报，因为部分投资的价值回报溢出给了他人。因此在经济学文献中，这种“溢出”产生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矛盾。我理解的开放式创新研究中，知识从外部流入公司和由公司向外输出都是可以被组织和管理的。不同于无目的的溢出，企业可以有目的的管理知识流，比如从企业外部引入知识，我称之为“内向开放”，或者是企业有目的的向外输出知识，我称之为“外向开放”。因此，从我的角度，开放式创新是指：知识流入组织以及知识从组织流出，同时，组织的商业模式决定了组织引入什么样的知识以及什么样的内部知识可以被输出。
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源于大量企业实践的观察，其包含外部知识流入企业和内部知识流出企业的过程，企业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其引入什么样的知识以及什么样的知识从内部输出。
梅亮：是的。所以从您的角度知识是企业推动开放式创新的核心要素。那么对于企业管理者，如何促进知识的分享和知识的流动呢？
亨利教授：首先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大多数企业管理者依然以“保护知识”的心态开展工作。事实上很多企业管理者经常扼杀开放式创新，因为他们担心自身的创新会被复制与窃取。同时，这些管理者也会错误地判断外部所获取的创新的质量，他们通常认为企业内部的知识更好、质量更高。基于这一些原因，企业在外部知识获取方面投入不足，更多推行内部知识应用与开发的策略。这些问题事实上在许多公司的高层决策中出现。 梅亮：是的，我认为企业会为了收益回报而更多实践开放式创新的。但当它们实施开放式创新时，企业如何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呢？比如来自竞争对手的模仿，以及由于过分重视外部关系维护而产生的注意力分散与核心能力缺失等。
亨利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多，我现在的回答与我在写第一本書时的回答不同。现在我觉得开放式创新始于一个开放的思维方式，其涉及对于增长与机会的认识。如果一个企业家认为企业当下面临非常多的发展机会的话，开放式创新就变得有必要了，因为开放式创新可以使企业花费更少的内部经费实现更快速的发展，企业甚至可以与合作伙伴分享发展过程的风险。但倘若企业家有一个固化的思维方式，首先担心的是企业的竞争对手，并关注于自身已有资源的保护，那么开放式创新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很多时候企业也不愿意尝试开放式创新。因此，开放式创新缘于一种思维方式，认识并相信企业可以通过开放实现更快的增长、更小的风险、更少的投入。如果你不认同这个，那么企业就不会实践开放式创新。
梅亮：那么在实践开放式创新时，企业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封闭）呢，也即所谓的“开放窘境”？
亨利教授：你是对的。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我们依然需要管理危机。我举一个成功企业实践的例子，当他们考虑知识的分享之时，他们往往会创造一个可供分享的知识版本，并将私密的知识保护起来。因此，如果你获取了一个先进的技术（比如太阳能技术），你可以谈论该技术的作用与价值，但是你需要谨慎地谈论你是如何获取和应用该技术的。这样的话，你既能够吸引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跟你一起工作，也不会向他们分享过多的信息。所以我认为成功的人或者企业都是拥有开放式创新思维的，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的，什么样的知识是需要紧密保护的。
梅亮：是的，我理解您观点的核心思想，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中国是开放式创新研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情境延伸的很好的例证。我想先和您分享一些背景趋势。中国在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2015年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放式创新研究变得更加重要了。从企业运营相关的情境角度，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国有企业，支持性的国家创新体系，但是许多企业的技术与研发基础还是相对薄弱，同时与企业运营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环境等还有待完善。在这样的情境下，开放式创新如何发挥作用呢？
开放式创新始于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对商业机会的认识。企业需要有效平衡开放与保护，明确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分享而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保护。
亨利教授：我们刚才谈论了开放式创新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流动，我因此想首先从大学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中国拥有很长的教育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但是最近，中国的大学做了一些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创造了全球2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他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炫耀中国大学的能力，在这个排行榜刚出来时，我印象中中国只有两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0名。所以说中国大学发布这个榜单的目的在于了解全球前200名的大学，明确中国大学的质量正在不断提升的事实，以及中国大学作为全球知识创造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自从这个榜单几年前首次发布后，中国大学在这份榜单中的排名稳步提升。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关于开放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开放并不意味着炫耀，开放意味着评估自身的位置以及确定如何发展提升。第二个有趣的事情是，伯克利分校很幸运能够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有来自中国的经费支持。中国政府可以说：“哦，不，让他们留在中国学习吧”。相反，中国政府创造了经费并支持这些学者在海外学习，并鼓励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带回国内以完成学业。所以，这也是一种开放的思维与态度。中国并没有说所有最好的学校都来自中国本土，他们支持最好的学者到国外学习，这从我的角度是关于开放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实践表明增加知识的流动并强化国家的知识水平是很好的战略。我同意你的观察，比如政府、大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但你也应该知道在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我讨论了中国的初创企业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的重要性，这也对产业（至少是部分产业）的知识流动有重要的作用。从我的角度，中国的创新系统在“为世界贡献知识”以及“通过开放从世界获取知识”两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因此，我认为“开放”的概念对中国的成功有巨大的价值，其也是新知识创造的重要来源。
梅亮：事实上许多的中国企业都实践开放式创新。比如海尔集团，正在实现由传统制造企业向平台组织的转型；比如华为公司，积极地推进国际化战略并为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样如阿里巴巴，实施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电子商务运营。这些公司依赖于不同的开放式创新商业模式。我因此特别好奇，教授从您的角度，当开放式创新与商业模式、服务业务等相联系的时候，企业应该怎么做呢？
中国在为世界贡献知识以及通过开放从世界获取知识两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开放”对中国有重要价值。
亨利教授：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开放式创新的，之后，我还出版了关于开放式商业模式、以及开放式服务创新的书。我觉得你的描述是正确的。根据我对一些领先的中国企业的观察，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在很多时候比技术创新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成为了中国创新系统强大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企业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最好的公司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是具有相当强的创造力的，这使得他们在商业价值的创造方面比商业价值的获取方面表现得更好。比如你所举的海尔的例子，我曾经有一次访问海尔的经历，大概是四年前，当我在海尔访问的时候，海尔的主席听闻我在海尔。当时我大概只有一天的停留时间，海尔的主席居然临时更改他的日程，并空出一个小时与我共进午餐。通过翻译，我们谈论了海尔的平台以及海尔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海尔的主席对海尔集团内部的创业模式改造非常感兴趣，他不希望把海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希望公司内部的每一项业务都能够快速地推进、有效进入市场、并很好地服务客户。有两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大企业CEO会因为我的到访而取消自己的某个行程且与我会面，这不可思议，但这显示出海尔主席对于创新的高度重视，且愿意花时间与一位来自伯克利的教授通过翻译畅谈创新。这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二件事是在海尔主席与我的谈话之后，我去了海尔的午餐食堂，我听到许多桌子的谈话，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普通话的，所以我听不懂。但是有一个午餐桌的客人是用英文交流的，我听得懂。他们是来自宝洁公司的人，访问海尔并和海尔讨论关于“无水洗衣”（不用水洗衣服）方面的合作。原来是海尔在开发一种使用塑料拍打器的机器，它需要和新配制的洗涤剂一起在海尔的机器上工作，从而不用水实现对衣服的清洁。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最后有没有成功，但是在我访问的那天海尔和宝洁在讨论，这是开放式创新极好的例子，因为海尔和宝洁在共同实践这个想法。我对这两件事的印象尤为深刻。 梅亮：教授，这是您非常好的经历！下一个问题涉及到创新的过程，我们知道企业创新不仅仅需要考虑价值的创造，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从他们的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中获取价值。开放式创新在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亨利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发明。如果你认为发明就是创新的话，你就不会考虑价值获取的问题了，仅仅只会关注价值创造。从我和许多人的观点来看，创新包含发明与商业化，创新的旅程只有在市场的商业化实现后才算完成。所以为了成功实现商业化，并能够不断增长，企业需要首先为客户传递价值，因为在买卖自愿的市场，企业不能够迫使客户接纳，而是得让客户愿意购买，因此企业必须对客户有价值。这对于中国情境也是很重要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许企业是可以让客户接纳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但是从邓小平开始，在中国经济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以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得价值创造变得重要。同时，单纯的价值创造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有了分配财富和投资的市场，企业需要拥有从商业与创新活动中获取收益的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衡量从创新过程中获取的总价值。为了拥有一个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创新活动，企业必须同时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也为企业自身获取收益回报。
梅亮：好，我非常认同您说的。下一个问题涉及一些新的产业情境。当开放式创新向新兴产业，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新兴的也许能驱动未来发展的产业进行延伸时，我们能从这些产业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对开放式创新研究与实践的借鉴吗，比如围绕这些产业中的知识转移、商业模式、以及治理等等。
亨利教授：很好！我想说数字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中的重要一个。数字化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方式创造数据、存储数据、复制数据。这对于创新和开放式创新有什么意义呢？我举个人工智能的例子，人工智能要求企业开发与完善算法并通过数据去检验算法。如果企业有更多的数据，那么就可以做更多的算法测试并改善算法的功效。因此，从开放式创新的思维方式来说，企业不需要仅仅依赖自己的数据去测试算法，企业可以依赖他人的数据测试算法。比如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当企业测试计算机的感知与反应能力时，许多企业使用视频游戏作为自动驾驶算法测量的依据。因此你可能会想一个汽车企业与一个视频游戏企业不可能会有什么合作，但是在人工智能产业中这种合作就发生了，真实的视频游戏信息能够帮助无人驾驶项目的开发并改进算法。
新兴产业的开放式创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社群与生态系统、开放式创新的管理边界等会成为开放式创新未来的发展方向。
梅亮：很感谢教授，我已经将我准备的问题都和你交流了。
亨利教授：如果可以，请允许我面向中国的开放式创新提一些观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讨论，从开放式创新的思想来源到开放式创新的现状，以及开放式创新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的讨论。结合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同时看到，中国本土的领先企业已经在国际产业中做得越来越出色，这意味着这一些企业将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中国市场之外。我想这会给中国经济创造一个新的局面，因为对中国本土市场有重要作用的企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在企业海外销售过程中的作用会减弱。如果我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话，在这个经济的新局面下，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海尔、小米等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开展中国市场之外的海外业务，这些企业会认识到他们需要创造新的业务开放与业务拓展以获取成功，从而在已有的中国市场的成功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持续并延伸他们的商业模式以有效帮助他们拓展新市场，并且在中国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之外建立新的制度合约。
梅亮：谢谢教授，最后能不能请您展望一下开放式创新的未来？
亨利教授：好。你知道你分享了欧盟“开放创新、开放科学、开放世界”的政策报告，这是关于开放式创新未来的很好预测。我同时看到越来越多的社群、生态系统伴随特定的创新活动而涌现，这是非常有前景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失败的例子，也即开放式创新没有很好运作的例子，这将有助于我们界定开放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并帮助我们认识开放式创新什么時候是有效的，什么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以及如何更好地管理开放式创新。我和合作者面向大型企业最近开展了一次开放式创新调查，我们发现许多公司对目前管理开放式创新的评估方法非常不满意。所以，即便是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大型企业，他们依然对管理开放式创新的方法不满意。由此也说明开放式创新的管理依然有很大的研究与发展空间。我认为理解这些开放式创新的边界将会很有用，分享更多的开放式创新实践也会很有用，同时更多的思考社群和生态系统的作用也有益于世界。这是我对开放式创新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