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最终结果是英国安然无恙，这一结果并不令人奇怪。过去，要在一个地区成功地建立一国，几乎清一色靠的是反殖民统治和反压迫的斗争，其推动力量往往是独特的宗教、文化或种族身份诉求。借助经济活力、社会政策或治理低效的怨气，从未唤起过成功的独立运动。对西方的其他分裂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坏消息。
　　当然，苏格兰的技术官僚民族主义有其意义。独立运动领导人亚历克斯·萨尔蒙德在2012年的咨文中承认，“苏格兰没有受到压迫，我们不需要被解放。”他解释说，独立斗争的目标，是建立高效的行政和经济结构，以使苏格兰发挥潜力。
　　“独派”阵营希望凭借一个拥有欧盟和北约成员资格的独立的苏格兰、一个和英国一起构成货币而非财政的联盟、改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及更低的税收这一乌托邦前景，来赢得支持者。换句话说，独立后的苏格兰将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这一前景毫无疑问吸引了大量苏格兰人。但它显然远远敌不过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内的“反独派”所宣扬的经济末日情景。换句话说，许多人的投票受规避风险、恐惧和威胁的驱动，而不是受希望、激情或对共同身份的深刻情感归属的驱动。
　　这与14世纪苏格兰贵族所发动的运动截然相反。当时，他们成功地捍卫了国家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性。“事实上，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光荣、富有或荣耀，”他们说，“而只是为了自由，没有哪个诚实的人会放弃自由。”
　　当年，英国当局在最后时刻赋予苏格兰更大的征税、支出和福利权力以争取苏格兰留在英国。而实际上，假如这一姿态一开始就包括在投票选项中的话，可能反而会让“独派”阵营的胜利更加辉煌。受历史使命的影响或面对主张群体身份的要求，国家独立的运动通常不会屈从于经济考虑或最后时刻的经济诱惑。
　　原教旨锡安主义右派创始人杰伊夫·亚博金斯基在1924年警告说，“有人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雄心可以通过补贴、经济进步或自由这样的办法来消磨，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他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纯粹而高贵的天生的爱国主义”，明白他们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如今，苏格兰独立运动领导人萨尔蒙德或许在反思他回避本土身份政治的做法。埃德蒙·伯克所定义的一个群体对“人类精神的栖身之所”——即种族、宗教和社会联系——的依恋将永远是更有力的独立运动的动员力。
　　“反独派”阵营本不需要辛苦寻找灵感。詹姆斯·乔伊斯——他本人并未摆脱爱尔兰民族主义痕迹——写道，“国籍、语言和宗教”是“人类诞生”于其中的“网”。类似的，乔治·奥威尔区分凯尔特民族主义者和仇英心理，指出前者是对“凯尔特民族过去和未来的伟大的信念”。
　　诚然，启蒙时代苏格兰的伟大思想家——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乃至于国民诗人罗伯特·彭斯——无不是“英国性”的强烈支持者。但基于身份的运动本可以诉诸20世纪中叶的“苏格兰复兴”或在19世纪末唤醒了苏格兰人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的“凯尔特复兴”和“凯尔特曙光”等运动。
　　在通往公投的过程中，苏格兰独立运动成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比利时弗朗芒人、意大利威尼托和南蒂罗尔地区、法国科西嘉人和布列塔尼人以及魁北克分裂分子的重要参照点。他们无不希望苏格兰能为他们自身的建国提供和平分离的借鉴。
　　然而，苏格兰独立运动失败了——更不用说去年4月加拿大魁北克省选举中选民一边倒地拒绝了最大的分裂主义政党——这一希望也随之落空。事实理应如此。国家和平分裂的先例极少，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的自愿分裂只是一个例外，它需要相当独特的环境才能发生。
　　更有可能的是国家发动战争捍卫统一。美国和西班牙的内战都是如此，今天的西班牙也会竭尽全力阻止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公投，更不用说独立了。
　　西方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群体并非被征服者。他们是自由的民族主义、被解放的人民，大可期待获得最慷慨的放权保护他们独特的遗产、消弭他们的仇恨。也许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联邦制度可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英国不情愿地向苏格兰所做的让步也是如此。
　　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