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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谈及甘肃文化，人们津津乐道的首先是以敦煌为标志的历史辉煌。但不管以敦煌为标志的文化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都是文化、文明按自身规律呈现、展示、传播、沉淀、再发现的过程与结果。但如果从当代视角出发，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为代表的甘肃戏曲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国家级艺术盛会在甘肃的举办，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截至1994年，甘肃历史上由官方主持举办的全国盛会仅有两次。一次是公元609年，在甘肃山丹的焉支山上举办的一次举世瞩目的商品盛会、经济盛会、政治盛会，这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万国博览会”。当时的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大臣，在焉支山宴请西域30余国王臣，盛况空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最高领导出面、在甘肃境内亲自主持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开了世界博览会的先河，也开了在甘肃土地上举办重大盛会的先河。
另一次，自然就是公元1994年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了。自1949年以来，由甘肃承办的全国性会、展、赛事活动也许还有很多，但规格之高、影响之大的国家级盛会，恐怕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莫属。甘肃能够举办第四届艺术节，固然与甘肃文化界历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有关，但也与甘肃文化行政部门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文化行政部门的领导，张炳玉把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看成是这一生他办的最大的一件事。
关于中国艺术节，还得从头说起。
申办艺术节
让张炳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时任文化部长王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曾回答：我既能当好作家，也能当好文化部长。实践证明也确实如此。关于当好部长，还有两件事让张炳玉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创办元宵节晚会，另一件事就是创办中国艺术节。这两件事都已成为惯例，延续至今。
王蒙曾说：“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于是他向中央建议，能不能搞中国艺术节？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于是，文化部决定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与此同时，王蒙在1987年初夏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说：“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在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的帮助下，邓小平同志还为“中国艺术节”题写了节名。
第一、第二届中国艺术节，都由文化部组织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开始，文化部则与云南省协商，希望能够在云南昆明举办。云南省出于宣传云南的愿望，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并承办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此前，中央主管领导已经考虑并提出，从第四届开始，要通过由地方竞争的办法来举办中国艺术节。
1991年10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文化厅（局）长会议，向全国各省传达了这个意图。张炳玉获得这个信息后，当时就产生了个想法：我们要争办！他认为，倒不是甘肃有多少优势和经济能力，恰恰是因为甘肃文化工作受经济条件、场馆建设等软硬件方面的限制和存在的劣势，反而更应当利用举办这个国家级的艺术节，来推动和促进自身的工作。张炳玉带有某种“私心”的想法是：要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甘肃文化的状况需要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举办艺术节，就可能促使政府一次性地把一些基础设施搞上去。另外，作为承办者和东道主，自身也必须要出剧目、出人才。如果能够通过这种非常形式的推动，甘肃就可以锻炼人才，逼出人才和好的剧目。
后来的实践证明，张炳玉的这些想法和目的都达到了。甘肃通过承办艺术节，还真逼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优秀人才。第四届艺术节之后，储备的剧目和人才，后来陆续获得了“文华奖”、“梅花奖”等国家级的奖项。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在全省范围内，至今仍然在显现其强劲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张炳玉得到让地方争办艺术节的信息时，文化厅正在开机关干部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争办的想法后，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的疑惑、甚至是吃惊。后来厅领导班子开会，由于他的坚持，文化厅还是下了决心，要争取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并立即安排起草给省委、省政府的请示汇报材料。令张炳玉没想到的是，省委、省政府非常支持，同意申办，并决定由文化厅替省政府起草文件，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申请。
1991年12月20日，省政府以“甘政发〔1991〕219号”文件的形式正式呈文，向国务院申报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张炳玉带上文件到北京，向文化部汇报了申报情况，并将文件分别送达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艺术局对他介绍了争办的有关情况：“这一段，有内蒙、陕西、河北等十个省市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申办，唯有你们甘肃是用正式文件、正规渠道提出申办的。”他们还透露，文化部倾向于沿海经济实力强的省份举办，但沿海诸省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出争办的要求。
张炳玉当时想，我们虽是个穷省，但富省不积极，文化部又倾向于有经济实力的省。看来申报的路还很长，恐怕要做很多工作。
文件报出后的12月底，文化部在北京的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张炳玉在会议期间，向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就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事作了详细汇报，并希望高占祥给予支持。高占祥副部长表示，他会认真考虑甘肃承办艺术节的意见。
到了第二年2月，张炳玉在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在他的力促下，高占祥在昆明主持召开文化部的司局长会议，由甘肃的文化厅长张炳玉向会议作专题汇报。张炳玉在会上作了近一个小时的汇报。也许是受到张炳玉真情与诚意的感染，汇报得到了部领导和与会司局长们的认可，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支持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会议最后由高占祥副部长拍板决定，由艺术局派员就甘肃办艺术节的条件等事宜做一次专门考察。
碰巧的是，这期间，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参加的由李铁映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要在云南出境，與李铁映同志出席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活动正好凑在一起。张炳玉找到卢克俭副书记，向他请示：“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向铁映同志就申办艺术节的事专门作个汇报？”卢克俭副书记表示同意，并当即带他当面向李铁映同志作了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汇报。 张炳玉汇报完后，还向李铁映说明：“甘肃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申办报告，请铁映同志给予支持批准！”李铁映高兴地说：“好啊，你们甘肃有这样的积极性。一个地方办一次艺术节，会带来很多好处。你们的报告，我会记着！”离开时，张炳玉一行与李铁映同志一起合了影。下午，他又专门到昆明机场为李铁映他们的代表团送行。送行的新闻被甘肃的熟人看到后就觉得奇怪，怎么给李铁映送行的人中有张炳玉？为此，还专门打电话询问他。
时间到了1992年4月，申办艺术节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姚欣带领的考察小组到甘肃作实地考察，主要考察甘肃的文化艺术资源、演展场馆、接待能力、交通通訊、经费筹措、办大型活动的经验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态度。
考察完后，他们对考察所涉及的内容表示满意。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比如场馆，除了省、市文化部门管理的，还有各行业管理的，共30多个场馆；在大型活动方面，甘肃举办过西北杂技汇演和全国戏剧小品调演，而且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交通四通八达，宾馆够用。考察组最不放心的就是办节的经费。
关于经费问题，他们还不放心文化厅代表省委、省政府汇报的情况，要亲自听到省上主要领导的态度。那天，时任省长贾志杰外出，他通过秘书告诉张炳玉和考察组的同志：经费上没问题。接着，张炳玉又陪同考察组去见省委书记顾金池。顾书记说：“我们已经向中央申请了办节，经费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请你们放心！”
考察组一行回到北京后，向文化部党组作了汇报。文化部正式作出决定，同意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文化部以正式文件向李瑞环、李铁映上报了《关于拟在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请示》。文件提到，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放在甘肃，一方面可以促进甘肃省乃至整个大西北地区的改革开放，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贸易、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加强西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也将会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内陆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通过艺术节促进贫穷地区的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1992年6月，李瑞环、李铁映先后圈阅同意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整个筹备过程整体上是顺利的，但也不断出现情况和问题。张炳玉深切感受到，整个筹备过程，实际上也算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1993年7月8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在甘肃考察文化工作和体制改革工作，其中也有个任务，就是检查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陈绮玲副省长通知张炳玉：“铁映同志要听取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你赶快写一个稿子，就说甘肃财政困难，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我们不办了。”听到这话，张炳玉的头一下大了。
张炳玉始终没有去探究省上不想办艺术节是真的因为财政困难，还是别有所图的一种策略？那时的张炳玉只有一个想法：省委、省政府很严肃地以红头文件向中央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中央已确定由甘肃承办，现在却要自食其言，说不办了，用这样的方式能向中央交代吗？不办艺术节，甘肃的财政就好了吗？这样严肃的事情用不严肃的方式向中央交代，不是有点儿戏吗？再说，艺术节的筹备工作正在轰轰烈烈、严肃认真、实际有效地推动着，现在放下不办，省上领导可以远离文化界的同志，但我怎么面对跟我一起发誓要办好艺术节的那些同志？张炳玉觉得他自己无颜面对全省18000名文化工作者。他承认，那时不排除他也有对个人得失的考虑。
这个时候，张炳玉又产生了一些联想：我们甘肃有个奇怪的现象：每当发生经济困难，我们一些官员首先就拿文化单位、拿剧团开刀。
他想起，民勤县文化局长曾两次邀请他到民勤县检查工作。张炳玉去的那次，当天晚上，民勤县秦剧团团长来找他汇报说：“县上要砍掉剧团，让演员们到饮食服务公司当服务员，剧场改为政府礼堂。”张炳玉就问：“你这个团长怎么安排？”他说：“我由组织部先挂起来，等待安排。”
张炳玉还想起另一件与此相反的事。金塔县财政发生困难，也有人想从县剧团开始动手。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刘汉章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县剧团不能撤，我们全县人民每人节约一个馒头，也要把剧团救活！”
张炳玉在心里思忖：省上领导是向民勤学习，还是向金塔学习？如果要向民勤学习，那就把艺术节灭掉；如果向金塔学习，那就把艺术节救活了。省上到底会如何抉择呢？张炳玉又不能把省上这个意图散播给别人。他在打汇报腹稿的同时，就在琢磨怎么委婉地表达要办的意思。
张炳玉当时铁下心来要当一回“两面派”，一方面按省上意图、按不办的意思准备汇报材料；另一方面，又从办的角度做工作。他弄清了李铁映一行的人员构成情况。他们到的当天晚上，张炳玉到驻地宁卧庄宾馆，找到文化部主管艺术的陈昌本副部长，给他说：“现在我们省的领导讲，省上财政发生困难，想给铁映同志汇报，艺术节甘肃不办了。”
陈昌本副部长对他说：“要是甘肃实在困难，那我们就放到北京去办。”
张炳玉就给他讲：“这事我们已经筹办了一年，我们文化系统还是想继续办，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不能中途而废！希望你能够给铁映同志汇报，转达我们文化部门要办的决心！”
按原先安排，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后，李铁映一行要到敦煌视察。李铁映同志听了陈昌本副部长的汇报后决定：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先不听了，等他从敦煌回来再听。
李铁映在敦煌参观了莫高窟，会见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又参观了敦煌博物馆和西千佛洞，游览了鸣沙山和月牙泉。李铁映站在鸣沙山顶，给山下陪同他考察的张吾乐常务副省长打电话说：“张吾乐，我在山上乐，你在山下乐不乐？”
返回兰州后，李铁映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说：“我这次敦煌之行，深感甘肃历史文化、敦煌文化太厚重了，不办艺术节要吃亏的！关于经费问题，按惯例，中央补助500万。考虑到甘肃困难，我回去给朱总理汇报，再增加200万。” 这样，省上领导也就改变了不办的想法，再次下决心承办艺术节。但张炳玉也能够感受得到，省委、省政府对文化系统承办这样的事，还是有所顾虑。
张炳玉对中间发生的这个波折一直守口如瓶，文化系统和社会上没有人知道，也因此对后来的艺术节筹备工作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李铁映走后，过了一段时间，文化部的领导和几位司局长与甘肃省文化厅在兰州饭店研究艺术节的有关事宜。期间，新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阎海旺来到会议室，给大家撑腰打气。阎海旺书记大声地说：“张炳玉同志，你把艺术节办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张炳玉理解，这主要是对他的鼓励鞭策，但也暗含着省委领导的担心。
融入开幕式
任务接下来后，文化厅组织系统召开动员大会，并着手组建机构，制定方案。这个期间，张炳玉和文化厅领导班子听到了文化系统内部和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总体上讲，都是赞成支持。许多人表示，甘肃能办这样一件大事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大多数人、特别是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都是一种鼓舞。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甘肃经济这么落后，办这样的事实在是不可想象。特别是对张炳玉个人，有的人很有看法和疑问，他们甚至认为：张某人能办这样的事？不可能！张炳玉没有能耐办这样的事！张炳玉当时还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匿名信最后一句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艺术节结束之日，就是你张炳玉垮台之时。”按张炳玉的性格，接到这封信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有些高兴。因为它激励了张炳玉，更加激发了他要把艺术节办好的决心。张炳玉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目的就是用它来激励自己，也警示自己。
其实，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不愿干工作，也不希望别人干。别人干了，他最想看到的是干的人把事情干砸。别人干砸了，他们心里才痛快。
按照总体方案，开幕式是重中之重。通常人们认为，开幕式的成功就等于整个节会成功了一半。为了把开幕式办好，文化厅组建了一个专门班子。最初的思路是想沿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套路，即广场行进式表演，总名称叫《凤舞神州》，分别是：
序——迎宾式；
第一章——五彩华夏；
第二章——古道流芳；
第三章——黄河情魄；
第四章——大地风华。
这时候已经到了1993年7月，方案也完成了第二稿。到了9月，北京举办全国运动会，有开幕式，有人建议观摩一下全运会开幕式。文化厅组织创作人员专门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观摩，看的过程中，大家大吃一惊，这个开幕式居然与他们设计的开幕式有惊人的相似。此后，张炳玉组织大家在北京开了会，重新研究开幕式思路，决定放弃原来的思路和方案，从整体上推倒重来。
推倒简单，怎么重来？也是经过了一番苦思冥想。离开北京时，张炳玉对创作人员讲：“我们是艺术节，不是运动会，我们能否不套用第三届艺术节开幕式思路？主题和内容上，能否既观照全国，也突出我们自己？回去后大家考虑好意见，我们再开会商定。”回到兰州后，文化厅和下属相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
这时候，体育部门已经闻风而动。根据最初的方案，把原计划举行行进式开幕式的场地七里河体育场的看台全部拆除，为开幕式的举办开始做准备工作。这中间，省上也确定拿1500万改造开幕式场地，并派省文化厅和省体委到国家体委要钱。国家体委很支持，时任体委主任袁伟民也说明了体委的困难，最后表示给甘肃50万，他说：“表达个心意，只能给你们一个打酱油的钱。”
方案变化后，文化厅反复讨论的结果是，把原计划在七里河体育场的开幕式改在兰州体育馆举行。张炳玉给省上提出：国家体委的50万，肯定到不了艺术节的账上，但省上的1500万应当改变用途，不能用在七里河体育场的改造上。主管副省长陈绮玲对他说：“体委对体育场维修改造的摊子已经铺开了，他们也知道要给他们拨这一笔钱；再说，我也分管体委，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办艺术节，把七里河体育场搞好了，一举两得，这也是好事嘛！”就这样，钱最终还是用于七里河体育场。
时间已经到了9月，离艺术节开幕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开幕式的方案迟迟确定不下来。讨论多次没有结果，大家都很着急。
有天晚上，张炳玉回到家，突然想起了黄河，他就想，开幕式能否以黄河为题，就叫《黄河潮》呢？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给创作三组的组长、也是《丝路花雨》的编导之一晏建中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张炳玉在电话上对他说：“甘肃处在黄河上游，從历史上看，在这里出现过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大潮；从现实看，这里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国历史，就像黄河潮那样，不断向前涌动……”晏建中听后很激动，说：“这个很好，既观照了全国，也突出了我们自己！”张炳玉说：“我把题目出了，里面的内容你们装。”并提醒他们围绕“潮”字做文章。
晏建中当时也正在跟创作组的同事一起研究思路，他当即给创作组通报了张炳玉的意见，在场的人都称赞这个思路好。那天晚上，他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开始讨论、琢磨内容，第二天接着讨论。
到了第二天晚上的9点多钟，晏建中给张炳玉打电话说：“我们按你的想法把内容都装好了，我们现在过来给你汇报。”张炳玉听了很兴奋，就说：“你们别来了，我有车，方便，我过去。”
他到了省歌舞团晏建中他们所在的办公室。晏建中给张炳玉讲了具体内容：
序幕：伎乐迎宾，突出敦煌特色；
第一章：《春潮》，象征春暖花开，文艺的春天到了；
第二章：《花潮》，表示文艺已经出现了百花齐放；
第三章：《浪潮》，象征文艺像黄河大浪一样，即将出现文艺大繁荣的潮头。
张炳玉听了后非常高兴，其他人也都有些激动，很振奋。那天晚上，大家还喝了酒，自己给自己祝贺，仿佛开幕式已经成功。大家说：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思路，必定能够成就一个好的出路。 从此，开幕式的基本框架得以确定。方案出来后，他们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作了汇报，省上和文化部都一致同意他们的方案。
有了方案，就开始调兵谴将，组织主创人员和演员阵容。演员确定后，先做分场排练，再做集中排练。到了1994年的6月份，开幕式的雏形基本形成。
排练初步成型的时候，张炳玉请省上领导到排练场地审看。看完后，省委副书记孙英鼓励了大家。第二天下午，张炳玉去给孙英副书记汇报艺术节的有关问题，孙英一见他，就劈头盖脑地批评说：“昨天我看开幕式排练，我没有那样讲，《甘肃日报》为什么那样报道？”张炳玉有些纳闷，就解释说：“孙书记，记者采访后就写了稿子，稿子没让我们看，报纸我也没看到。”
其实，孙英副书记对开幕式是同意的，只是对开幕式的音乐犯嘀咕、有看法。音乐是文化厅请北京的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创作的，音乐电子版请省上领导都审听过。头一天，孙英说的也主要是给大家鼓劲的话，对开幕式本身没有评价，但《甘肃日报》报道的时候，说成是孙英副书记充分肯定了开幕式的排练云云，致使孙英副书记很不高兴。
但对孙英的批评意见，张炳玉和文化厅的相关人员还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对开幕式排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梳理，尤其是音乐问题。他们记得孙英最不满意的是在黄河浪潮声中，把黄河的气势没有表现出来。另外，张炳玉想到，排练这一段，编导基本上是《丝路花雨》的原班人马。他觉得，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音乐上怎么改？一个是编导力量怎么加强？
有人给张炳玉介绍，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团长左青是著名的舞蹈家，他的编导理念和手法都比较新，能否请他加入到编导组？张炳玉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是，他的做法却受到编导组一些艺术家的反对，有的人甚至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把《丝路花雨》都能弄出来，一个开幕式还不是小菜一碟？但张炳玉还是坚持要左青加入。
左青来后，张炳玉他们决定让他做总编导。但左青加入编导组后，他自己也有些顾虑。他对张炳玉说：“《丝路花雨》的这拨编导应当都是我的老师。”
好在大家都是顾大局的。一旦确定了，就聚精会神地投入工作。在左青总编导的统一安排下，其他编导各负其责，按计划在分场继续排练。
关于音乐问题的解决，由于刘文金是大音乐家，张炳玉也很犯难：别人是不能动人家作品的，如果把意见反馈给人家，人家能否接受？他不断问计他人，最后得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有个作曲家叫朱嘉禾，也是全军著名的作曲家。有天下午，张炳玉在体育馆看开幕式排练，感受开幕式音乐卡壳的地方。到出现黄河浪潮声的地方，他也确实感觉到了气势和力量的欠缺。
张炳玉就问在场的编导：“音乐怎么改？我们能否让朱嘉禾来听一下？”编导们说：“那你要给他打电话。”
张炳玉打通了朱嘉禾的电话，说了情况，请他来救场。朱嘉禾答应了。张炳玉当即决定：“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朱嘉禾说：“不用了，我骑自行车一会就到。”
朱嘉禾骑着自行车很快来到排练现场，听了音乐后，问张炳玉：“急不急？”张炳玉说：“很急！”朱嘉禾想了想，說：“这样，我给你三天之内交稿！”
三天后交来了改进的音乐稿，经编导组反复听，觉得终于把黄河浪潮的气势表现出来了。经朱嘉禾修改后的音乐，让人感觉到黄河的浩浩荡荡、势如破竹，似乎每一个节拍都是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惊心动魄。大家认为有欠缺的这节音乐最终被改过来了。张炳玉也暗自感叹：黄河，你就是这样一条一路吟唱、一路滋养、一路养育我们的母亲河啊！
在总编导的统一指导下，开幕式继续分场排练。排练一段时间后，进行联排。联排的效果让大家眼前一亮，编导组自己觉得非常满意。
但张炳玉还是让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总结。经过大家的讨论，找出不足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场排练，再次联排，效果自然是比上次联排有大的提高。这个时候，张炳玉发现总编导左青似乎有心事，不是那么太高兴。联排结束后，左青来找张炳玉。原来，分场排练后，他负责第三场《浪潮》的排练，几次排练下来后他都不满意，觉得有欠缺。总觉得从舞蹈的角度，把主题表现得不是很充分，但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劲又使到了头。他提出，能否从北京把著名舞蹈导演艺术家张继刚请来指点一下？
张炳玉表示同意后，左青很快把张继刚请到了兰州。张继刚也认为黄河浪的气势没起来。他建议，从舞美、舞蹈语汇等综合手段再对主题进行强化。经过张继刚的指点修改后，大家觉得基本完美了。
为了衬托黄河浪潮，道具中要使用羊皮筏子。首要的问题是羊皮筏子怎么制作出来？编导组打听到兰州的焦家湾有个机械厂可以制作，结果这家机械厂制作的不能用。后来又打听，湖北武汉有个工厂能做。由于时间紧迫，张炳玉就给已经调到湖北任省长的贾志杰打电话求救。贾省长非常支持，安排人找到这个工厂，并按甘肃方面的设计要求制作了羊皮筏子道具。那些天，全体演职人员都眼巴巴地盼着羊皮筏子如期运到兰州。
时间已经到了1994年的8月上旬，离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开幕仅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好在经过多次排练，张炳玉已经心中有数。
这个时候，张炳玉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彩排，接受省、部领导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接下来要做的是，为了确保8月18日开幕式的圆满成功，他们用预先演出的方式，一方面继续熟练巩固排练成果，另一方面释放甘肃观众观摩艺术节开幕式的强烈愿望。从8月10日晚开始，全体演职人员用开幕式正式演出的态度，在体育馆连续演出七场，演出场场爆满。其中，包括应兰州市党委政府的强烈要求举办的市直单位包场。
艺术节之后，张炳玉有次出差到定西才知道，开幕式的预演，也受到了周边市（州）、县的强烈关注。当时，定西文化部门有个职工，也是演员，自己开歌厅。她给张炳玉介绍说：“开幕式的预演，我们专程提前到兰州想看演出，但就是弄不上票。我们还是在体育馆周围，花高价从别人手中买票观看的。” 早在1994年的5月3日，中央电视台有关专家就为直播艺术节的事专门来到兰州，对场地和电视直播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并与艺术节组委会艺术部演出三处的同志多次沟通座谈，就直播的具体细节提出建议。考察之后，负责艺术节开幕式灯光、舞美设计的有关人员还到北京就电视转播的技术问题与中央电视台做进一步的沟通落实，提前为艺术节的直播做好了准备。
经过组委会的努力和全省上下的支持，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于1994年8月18日晚上8时在兰州体育馆隆重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铁映、王丙乾、彭佩云等与省上、国家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参加了开幕式。经过长期的排练和开幕式前的多场预演，开幕式演出非常成功，也非常完美。李铁映同志观看的过程中，对陪同的省上领导说：“今天晚上神了，所有节目没有任何失误，连杂技都没一点失误。我在北京多次看杂技，每次都总有失误。”
李瑞环、李铁映同志对开幕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李瑞环看完演出后对送行的領导说：“艺术节开幕式节目很好，整个开幕式组织得也好，是很成功、很圆满的开幕式，向参加开幕式演出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参加送行的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曾庆淮很快赶到演出现场，向演职人员转达了李瑞环对开幕式的评价和对大家的问候。他的话刚说完，全体演员欢呼雀跃。连主管的省委副书记孙英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张炳玉看着孙英兴奋的样子，在心里默默地说：“孙书记啊，在排练过程中，你不是老批评我们嘛，今晚你也终于高兴了，似乎比谁都跳得高！”
李瑞环在离开甘肃去机场的路上，对送行的省上领导说：“你们甘肃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引大入秦水利工程，第二件大事就是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副部长陈昌本认为，这届艺术节开幕式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前三届。
开幕式盛况，以现场直播的形式，由中央电视台通过二、四频道传播到海内外，覆盖国内六亿多观众，并通过卫星传播到8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多达20多亿。通过艺术节，让甘肃走向了世界。甘肃在世界面前隆重亮相，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次。
当天晚上，张炳玉到过的一些国家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给他也打来电话，对甘肃、对艺术节开幕式的成功表示祝贺。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艺术部剧目学术处的诸位专家心情也异常激动，连夜自发地在驻地作了总结讨论。
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系教授唐满诚说：整个这台开幕式看完后让人很兴奋，主题非常明确，可视性非常强。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贾作光说：《黄河潮》就是时代潮。我认为它是一台主题非常鲜明的晚会，是近几年来我们许多大型文艺晚会中比较突出和杰出的一台。它显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很浓厚的黄河文化底蕴，更成为这台晚会的文化价值；二是对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民群众的文艺欣赏水平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蓝天说：把杂技融在这台晚会里，感到很符合传统、历史的欣赏习惯，总的编排很有想法，不俗。京剧节目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京剧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央民族乐团常务副团长俞松林说：第一、第二届的开幕式不是一个主题晚会，是节目的组合，第三届是一个游行式的广场艺术。此次演出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和主题，结合了黄河这个意象把主题串了起来，增大了开幕式演出的难度，但完成得很好。也出了不少新意，既包含了各种艺术品种的精华，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台完整的演出。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田文说：以前甘肃有影响的节目我都看过，这台比以往的任何节目从布景上看，气势更宏大，背景设计很成功。尽管表现的内容很多，但形式上并不乱，经得起琢磨。如此大的画幕体现了很高的绘画水平，而且把画幕和灯光结合得很好，疏密有致。也没有像其他此类节目一样玩灯光技巧的倾向，很朴实，所有东西都围绕构思展开，也很严肃。
许多专家认为，自《丝路花雨》后，甘肃歌舞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好的节目，这次是一个大的突破，显示了相当的实力。
中国艺术节已经举办十届。今天看来，出席艺术节开幕式的中央领导级别之高、人数之多，唯有在甘肃举办的第四届。
艺术节效应
艺术节的举办，在客观上还促成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修通了兰州到机场的高速公路，兰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甘肃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了一个漂亮的相，并为甘肃的名片增添了新的内容，极大地提升了甘肃在国内外的形象。在文化系统内，可能需要十多年也未必能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却借着艺术节的东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根本改变。更让张炳玉欣喜的是：艺术节推出了一大批剧目和艺术人才。
1996年1月23日，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连续发了两个文件，即《关于表彰奖励省文化厅的决定》、《关于同意表彰奖励第五届文华奖和第十二届梅花奖剧目和演员的批复》（对省文化厅请示报告的批复）。《关于表彰省文化厅的决定》中这样表述：“省文化厅近几年来认真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心组织领导，突出地方特色，不断推进文艺精品的创作、演出。1995年在全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的评奖中，我省剧目获六项奖；在全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评奖中，我省获一项奖，为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特给予表彰奖励。”这也是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再次肯定，这些剧目和演员的推出，都是举办艺术节的直接成果。
2月1日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宁卧庄礼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表彰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甘肃日报》在头版头条发消息的同时，还刊发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决定，省委领导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评论员文章《珍惜荣誉，再创佳绩》。省委副书记赵志宏在讲话中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整个甘肃文化艺术战线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了我省整体创作水平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提高。省文化厅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出色的。” 据主管副省长陈绮玲对张炳玉讲：“省委、省政府发文表彰奖励一个省直厅局，是从来没有的事！”
围绕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张炳玉在与一线工作人员不断发生纠葛与故事的同时，也要不断面对高层领导。张炳玉后来自己总结，当时因为领导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也引发了一些误会、误解，甚至多有得罪。总体上看，张炳玉长期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工作习惯，不管面对谁，他首先是从事情本身出发，从事情的逻辑出发。总体而言，他是个更善于“谋事“而非善于“谋人”的人。按理说，通过举办艺术节，他完全可以利用与各级领导接触的机会，经营自己在领导层的人脉。而且，艺术节在甘肃的举办也确实给甘肃的领导脸上争了光，创造了新的政绩。领导内心是满意的。但张炳玉却说他得罪了不少领导。
说得罪，也许过了点。但张炳玉显然属于为了工作目的而容易忽视小节的人。这还真应了那句古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为了办好艺术节，张炳玉顾了大事，也顾了诸如一段音乐、甚至一个造型艺术这样的纯业务的小事，但唯独没有顾与上级相处的小节。好在他既能以此回顾总结艺术节的得失，也能反思這些事给他个人带来的得失，甚至安慰勉励自己。
要说功劳，艺术节在甘肃的成功举办，张炳玉不可“缺位”。但也恰恰是这个让张炳玉大显身手的艺术节，也将张炳玉置于官场的风口浪尖，一向不谙官场潜规则的张炳玉在这个风口浪尖也是锋芒毕露、高调做事。让张炳玉感到欣慰的是，省委、省政府对省文化厅的表彰决定。
社会上有人半是挖苦讽刺半是同情地说：艺术节成功了，除了一纸表彰决定，张炳玉还能得到什么？对把话说在当面的，张炳玉给予了严词反驳。在他看来，成功举办艺术节，是他作为文化行政领导的应尽职责。干好了，是对这个岗位职责的负责任，是对党组织、国家培养的报答；干不好，上，愧对国家，下，愧对全省文化系统干部、员工。张炳玉一向在乎的是做事，把事做好。通过国家级节会的举办，甘肃的文化也算在全国人民面前“火”了一把，也让甘肃在全国和世界面前隆重地展示了一次新的形象。也许，这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与有的领导之间的误解、误会，应该多是因为经历、性格、甚至语言习惯的差异所致。同样的表达方式，却能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说者也许是一种玩笑、一种幽默，但听者却因为所处位置与背景的不同，引发了内心的不同感受，甚至不愉快。人同此心，心同此情，不同地位、级别的人，在人性的优劣方面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但对于交流与表达的环境、态度、语气、时序、方式等等“潜规则”也许更为敏感。张炳玉的豁达就在于不细究，不多想。
有人说，假如张炳玉把三分之一的精力
花在如何与他的领导相处上面，艺术节之后，他应该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难能可贵的是，张炳玉不改初衷，并没有为他的真性情觉得后悔。
让张炳玉倾注太多心血的国家级艺术节已经离我们比较遥远了。中国艺术节的社会反响与意义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它本该呈现的正常状态。在一个媒体引导公
众进入娱乐化的怪异时代，艺术节与艺术一样，逐渐跌落至尘世，退出了社会的热点，退出了普通百姓的视野。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个艺术节，更不知道目前进行到第几届，下一届在何时、何地举办。
作为一段历史，那些年，甘肃举办的国家级盛会，把张炳玉的名字与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截至1994年，甘肃历史上由官方主持举办的全国盛会仅有两次。一次是公元609年，在甘肃山丹的焉支山上举办的一次举世瞩目的商品盛会、经济盛会、政治盛会，这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万国博览会”。当时的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大臣，在焉支山宴请西域30余国王臣，盛况空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最高领导出面、在甘肃境内亲自主持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开了世界博览会的先河，也开了在甘肃土地上举办重大盛会的先河。
另一次，自然就是公元1994年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了。自1949年以来，由甘肃承办的全国性会、展、赛事活动也许还有很多，但规格之高、影响之大的国家级盛会，恐怕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莫属。甘肃能够举办第四届艺术节，固然与甘肃文化界历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有关，但也与甘肃文化行政部门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文化行政部门的领导，张炳玉把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看成是这一生他办的最大的一件事。
关于中国艺术节，还得从头说起。
申办艺术节
让张炳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时任文化部长王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曾回答：我既能当好作家，也能当好文化部长。实践证明也确实如此。关于当好部长，还有两件事让张炳玉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创办元宵节晚会，另一件事就是创办中国艺术节。这两件事都已成为惯例，延续至今。
王蒙曾说：“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于是他向中央建议，能不能搞中国艺术节？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于是，文化部决定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与此同时，王蒙在1987年初夏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说：“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在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的帮助下，邓小平同志还为“中国艺术节”题写了节名。
第一、第二届中国艺术节，都由文化部组织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开始，文化部则与云南省协商，希望能够在云南昆明举办。云南省出于宣传云南的愿望，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并承办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此前，中央主管领导已经考虑并提出，从第四届开始，要通过由地方竞争的办法来举办中国艺术节。
1991年10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文化厅（局）长会议，向全国各省传达了这个意图。张炳玉获得这个信息后，当时就产生了个想法：我们要争办！他认为，倒不是甘肃有多少优势和经济能力，恰恰是因为甘肃文化工作受经济条件、场馆建设等软硬件方面的限制和存在的劣势，反而更应当利用举办这个国家级的艺术节，来推动和促进自身的工作。张炳玉带有某种“私心”的想法是：要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甘肃文化的状况需要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举办艺术节，就可能促使政府一次性地把一些基础设施搞上去。另外，作为承办者和东道主，自身也必须要出剧目、出人才。如果能够通过这种非常形式的推动，甘肃就可以锻炼人才，逼出人才和好的剧目。
后来的实践证明，张炳玉的这些想法和目的都达到了。甘肃通过承办艺术节，还真逼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优秀人才。第四届艺术节之后，储备的剧目和人才，后来陆续获得了“文华奖”、“梅花奖”等国家级的奖项。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在全省范围内，至今仍然在显现其强劲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张炳玉得到让地方争办艺术节的信息时，文化厅正在开机关干部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争办的想法后，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的疑惑、甚至是吃惊。后来厅领导班子开会，由于他的坚持，文化厅还是下了决心，要争取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并立即安排起草给省委、省政府的请示汇报材料。令张炳玉没想到的是，省委、省政府非常支持，同意申办，并决定由文化厅替省政府起草文件，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申请。
1991年12月20日，省政府以“甘政发〔1991〕219号”文件的形式正式呈文，向国务院申报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张炳玉带上文件到北京，向文化部汇报了申报情况，并将文件分别送达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艺术局对他介绍了争办的有关情况：“这一段，有内蒙、陕西、河北等十个省市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申办，唯有你们甘肃是用正式文件、正规渠道提出申办的。”他们还透露，文化部倾向于沿海经济实力强的省份举办，但沿海诸省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出争办的要求。
张炳玉当时想，我们虽是个穷省，但富省不积极，文化部又倾向于有经济实力的省。看来申报的路还很长，恐怕要做很多工作。
文件报出后的12月底，文化部在北京的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张炳玉在会议期间，向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就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事作了详细汇报，并希望高占祥给予支持。高占祥副部长表示，他会认真考虑甘肃承办艺术节的意见。
到了第二年2月，张炳玉在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在他的力促下，高占祥在昆明主持召开文化部的司局长会议，由甘肃的文化厅长张炳玉向会议作专题汇报。张炳玉在会上作了近一个小时的汇报。也许是受到张炳玉真情与诚意的感染，汇报得到了部领导和与会司局长们的认可，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支持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会议最后由高占祥副部长拍板决定，由艺术局派员就甘肃办艺术节的条件等事宜做一次专门考察。
碰巧的是，这期间，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参加的由李铁映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要在云南出境，與李铁映同志出席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活动正好凑在一起。张炳玉找到卢克俭副书记，向他请示：“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向铁映同志就申办艺术节的事专门作个汇报？”卢克俭副书记表示同意，并当即带他当面向李铁映同志作了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汇报。 张炳玉汇报完后，还向李铁映说明：“甘肃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申办报告，请铁映同志给予支持批准！”李铁映高兴地说：“好啊，你们甘肃有这样的积极性。一个地方办一次艺术节，会带来很多好处。你们的报告，我会记着！”离开时，张炳玉一行与李铁映同志一起合了影。下午，他又专门到昆明机场为李铁映他们的代表团送行。送行的新闻被甘肃的熟人看到后就觉得奇怪，怎么给李铁映送行的人中有张炳玉？为此，还专门打电话询问他。
时间到了1992年4月，申办艺术节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姚欣带领的考察小组到甘肃作实地考察，主要考察甘肃的文化艺术资源、演展场馆、接待能力、交通通訊、经费筹措、办大型活动的经验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态度。
考察完后，他们对考察所涉及的内容表示满意。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比如场馆，除了省、市文化部门管理的，还有各行业管理的，共30多个场馆；在大型活动方面，甘肃举办过西北杂技汇演和全国戏剧小品调演，而且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交通四通八达，宾馆够用。考察组最不放心的就是办节的经费。
关于经费问题，他们还不放心文化厅代表省委、省政府汇报的情况，要亲自听到省上主要领导的态度。那天，时任省长贾志杰外出，他通过秘书告诉张炳玉和考察组的同志：经费上没问题。接着，张炳玉又陪同考察组去见省委书记顾金池。顾书记说：“我们已经向中央申请了办节，经费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请你们放心！”
考察组一行回到北京后，向文化部党组作了汇报。文化部正式作出决定，同意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文化部以正式文件向李瑞环、李铁映上报了《关于拟在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请示》。文件提到，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放在甘肃，一方面可以促进甘肃省乃至整个大西北地区的改革开放，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贸易、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加强西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也将会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内陆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通过艺术节促进贫穷地区的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1992年6月，李瑞环、李铁映先后圈阅同意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整个筹备过程整体上是顺利的，但也不断出现情况和问题。张炳玉深切感受到，整个筹备过程，实际上也算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1993年7月8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在甘肃考察文化工作和体制改革工作，其中也有个任务，就是检查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陈绮玲副省长通知张炳玉：“铁映同志要听取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你赶快写一个稿子，就说甘肃财政困难，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我们不办了。”听到这话，张炳玉的头一下大了。
张炳玉始终没有去探究省上不想办艺术节是真的因为财政困难，还是别有所图的一种策略？那时的张炳玉只有一个想法：省委、省政府很严肃地以红头文件向中央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中央已确定由甘肃承办，现在却要自食其言，说不办了，用这样的方式能向中央交代吗？不办艺术节，甘肃的财政就好了吗？这样严肃的事情用不严肃的方式向中央交代，不是有点儿戏吗？再说，艺术节的筹备工作正在轰轰烈烈、严肃认真、实际有效地推动着，现在放下不办，省上领导可以远离文化界的同志，但我怎么面对跟我一起发誓要办好艺术节的那些同志？张炳玉觉得他自己无颜面对全省18000名文化工作者。他承认，那时不排除他也有对个人得失的考虑。
这个时候，张炳玉又产生了一些联想：我们甘肃有个奇怪的现象：每当发生经济困难，我们一些官员首先就拿文化单位、拿剧团开刀。
他想起，民勤县文化局长曾两次邀请他到民勤县检查工作。张炳玉去的那次，当天晚上，民勤县秦剧团团长来找他汇报说：“县上要砍掉剧团，让演员们到饮食服务公司当服务员，剧场改为政府礼堂。”张炳玉就问：“你这个团长怎么安排？”他说：“我由组织部先挂起来，等待安排。”
张炳玉还想起另一件与此相反的事。金塔县财政发生困难，也有人想从县剧团开始动手。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刘汉章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县剧团不能撤，我们全县人民每人节约一个馒头，也要把剧团救活！”
张炳玉在心里思忖：省上领导是向民勤学习，还是向金塔学习？如果要向民勤学习，那就把艺术节灭掉；如果向金塔学习，那就把艺术节救活了。省上到底会如何抉择呢？张炳玉又不能把省上这个意图散播给别人。他在打汇报腹稿的同时，就在琢磨怎么委婉地表达要办的意思。
张炳玉当时铁下心来要当一回“两面派”，一方面按省上意图、按不办的意思准备汇报材料；另一方面，又从办的角度做工作。他弄清了李铁映一行的人员构成情况。他们到的当天晚上，张炳玉到驻地宁卧庄宾馆，找到文化部主管艺术的陈昌本副部长，给他说：“现在我们省的领导讲，省上财政发生困难，想给铁映同志汇报，艺术节甘肃不办了。”
陈昌本副部长对他说：“要是甘肃实在困难，那我们就放到北京去办。”
张炳玉就给他讲：“这事我们已经筹办了一年，我们文化系统还是想继续办，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不能中途而废！希望你能够给铁映同志汇报，转达我们文化部门要办的决心！”
按原先安排，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后，李铁映一行要到敦煌视察。李铁映同志听了陈昌本副部长的汇报后决定：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先不听了，等他从敦煌回来再听。
李铁映在敦煌参观了莫高窟，会见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又参观了敦煌博物馆和西千佛洞，游览了鸣沙山和月牙泉。李铁映站在鸣沙山顶，给山下陪同他考察的张吾乐常务副省长打电话说：“张吾乐，我在山上乐，你在山下乐不乐？”
返回兰州后，李铁映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说：“我这次敦煌之行，深感甘肃历史文化、敦煌文化太厚重了，不办艺术节要吃亏的！关于经费问题，按惯例，中央补助500万。考虑到甘肃困难，我回去给朱总理汇报，再增加200万。” 这样，省上领导也就改变了不办的想法，再次下决心承办艺术节。但张炳玉也能够感受得到，省委、省政府对文化系统承办这样的事，还是有所顾虑。
张炳玉对中间发生的这个波折一直守口如瓶，文化系统和社会上没有人知道，也因此对后来的艺术节筹备工作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李铁映走后，过了一段时间，文化部的领导和几位司局长与甘肃省文化厅在兰州饭店研究艺术节的有关事宜。期间，新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阎海旺来到会议室，给大家撑腰打气。阎海旺书记大声地说：“张炳玉同志，你把艺术节办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张炳玉理解，这主要是对他的鼓励鞭策，但也暗含着省委领导的担心。
融入开幕式
任务接下来后，文化厅组织系统召开动员大会，并着手组建机构，制定方案。这个期间，张炳玉和文化厅领导班子听到了文化系统内部和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总体上讲，都是赞成支持。许多人表示，甘肃能办这样一件大事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大多数人、特别是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都是一种鼓舞。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甘肃经济这么落后，办这样的事实在是不可想象。特别是对张炳玉个人，有的人很有看法和疑问，他们甚至认为：张某人能办这样的事？不可能！张炳玉没有能耐办这样的事！张炳玉当时还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匿名信最后一句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艺术节结束之日，就是你张炳玉垮台之时。”按张炳玉的性格，接到这封信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有些高兴。因为它激励了张炳玉，更加激发了他要把艺术节办好的决心。张炳玉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目的就是用它来激励自己，也警示自己。
其实，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不愿干工作，也不希望别人干。别人干了，他最想看到的是干的人把事情干砸。别人干砸了，他们心里才痛快。
按照总体方案，开幕式是重中之重。通常人们认为，开幕式的成功就等于整个节会成功了一半。为了把开幕式办好，文化厅组建了一个专门班子。最初的思路是想沿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套路，即广场行进式表演，总名称叫《凤舞神州》，分别是：
序——迎宾式；
第一章——五彩华夏；
第二章——古道流芳；
第三章——黄河情魄；
第四章——大地风华。
这时候已经到了1993年7月，方案也完成了第二稿。到了9月，北京举办全国运动会，有开幕式，有人建议观摩一下全运会开幕式。文化厅组织创作人员专门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观摩，看的过程中，大家大吃一惊，这个开幕式居然与他们设计的开幕式有惊人的相似。此后，张炳玉组织大家在北京开了会，重新研究开幕式思路，决定放弃原来的思路和方案，从整体上推倒重来。
推倒简单，怎么重来？也是经过了一番苦思冥想。离开北京时，张炳玉对创作人员讲：“我们是艺术节，不是运动会，我们能否不套用第三届艺术节开幕式思路？主题和内容上，能否既观照全国，也突出我们自己？回去后大家考虑好意见，我们再开会商定。”回到兰州后，文化厅和下属相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
这时候，体育部门已经闻风而动。根据最初的方案，把原计划举行行进式开幕式的场地七里河体育场的看台全部拆除，为开幕式的举办开始做准备工作。这中间，省上也确定拿1500万改造开幕式场地，并派省文化厅和省体委到国家体委要钱。国家体委很支持，时任体委主任袁伟民也说明了体委的困难，最后表示给甘肃50万，他说：“表达个心意，只能给你们一个打酱油的钱。”
方案变化后，文化厅反复讨论的结果是，把原计划在七里河体育场的开幕式改在兰州体育馆举行。张炳玉给省上提出：国家体委的50万，肯定到不了艺术节的账上，但省上的1500万应当改变用途，不能用在七里河体育场的改造上。主管副省长陈绮玲对他说：“体委对体育场维修改造的摊子已经铺开了，他们也知道要给他们拨这一笔钱；再说，我也分管体委，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办艺术节，把七里河体育场搞好了，一举两得，这也是好事嘛！”就这样，钱最终还是用于七里河体育场。
时间已经到了9月，离艺术节开幕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开幕式的方案迟迟确定不下来。讨论多次没有结果，大家都很着急。
有天晚上，张炳玉回到家，突然想起了黄河，他就想，开幕式能否以黄河为题，就叫《黄河潮》呢？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给创作三组的组长、也是《丝路花雨》的编导之一晏建中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张炳玉在电话上对他说：“甘肃处在黄河上游，從历史上看，在这里出现过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大潮；从现实看，这里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国历史，就像黄河潮那样，不断向前涌动……”晏建中听后很激动，说：“这个很好，既观照了全国，也突出了我们自己！”张炳玉说：“我把题目出了，里面的内容你们装。”并提醒他们围绕“潮”字做文章。
晏建中当时也正在跟创作组的同事一起研究思路，他当即给创作组通报了张炳玉的意见，在场的人都称赞这个思路好。那天晚上，他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开始讨论、琢磨内容，第二天接着讨论。
到了第二天晚上的9点多钟，晏建中给张炳玉打电话说：“我们按你的想法把内容都装好了，我们现在过来给你汇报。”张炳玉听了很兴奋，就说：“你们别来了，我有车，方便，我过去。”
他到了省歌舞团晏建中他们所在的办公室。晏建中给张炳玉讲了具体内容：
序幕：伎乐迎宾，突出敦煌特色；
第一章：《春潮》，象征春暖花开，文艺的春天到了；
第二章：《花潮》，表示文艺已经出现了百花齐放；
第三章：《浪潮》，象征文艺像黄河大浪一样，即将出现文艺大繁荣的潮头。
张炳玉听了后非常高兴，其他人也都有些激动，很振奋。那天晚上，大家还喝了酒，自己给自己祝贺，仿佛开幕式已经成功。大家说：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思路，必定能够成就一个好的出路。 从此，开幕式的基本框架得以确定。方案出来后，他们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作了汇报，省上和文化部都一致同意他们的方案。
有了方案，就开始调兵谴将，组织主创人员和演员阵容。演员确定后，先做分场排练，再做集中排练。到了1994年的6月份，开幕式的雏形基本形成。
排练初步成型的时候，张炳玉请省上领导到排练场地审看。看完后，省委副书记孙英鼓励了大家。第二天下午，张炳玉去给孙英副书记汇报艺术节的有关问题，孙英一见他，就劈头盖脑地批评说：“昨天我看开幕式排练，我没有那样讲，《甘肃日报》为什么那样报道？”张炳玉有些纳闷，就解释说：“孙书记，记者采访后就写了稿子，稿子没让我们看，报纸我也没看到。”
其实，孙英副书记对开幕式是同意的，只是对开幕式的音乐犯嘀咕、有看法。音乐是文化厅请北京的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创作的，音乐电子版请省上领导都审听过。头一天，孙英说的也主要是给大家鼓劲的话，对开幕式本身没有评价，但《甘肃日报》报道的时候，说成是孙英副书记充分肯定了开幕式的排练云云，致使孙英副书记很不高兴。
但对孙英的批评意见，张炳玉和文化厅的相关人员还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对开幕式排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梳理，尤其是音乐问题。他们记得孙英最不满意的是在黄河浪潮声中，把黄河的气势没有表现出来。另外，张炳玉想到，排练这一段，编导基本上是《丝路花雨》的原班人马。他觉得，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音乐上怎么改？一个是编导力量怎么加强？
有人给张炳玉介绍，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团长左青是著名的舞蹈家，他的编导理念和手法都比较新，能否请他加入到编导组？张炳玉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是，他的做法却受到编导组一些艺术家的反对，有的人甚至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把《丝路花雨》都能弄出来，一个开幕式还不是小菜一碟？但张炳玉还是坚持要左青加入。
左青来后，张炳玉他们决定让他做总编导。但左青加入编导组后，他自己也有些顾虑。他对张炳玉说：“《丝路花雨》的这拨编导应当都是我的老师。”
好在大家都是顾大局的。一旦确定了，就聚精会神地投入工作。在左青总编导的统一安排下，其他编导各负其责，按计划在分场继续排练。
关于音乐问题的解决，由于刘文金是大音乐家，张炳玉也很犯难：别人是不能动人家作品的，如果把意见反馈给人家，人家能否接受？他不断问计他人，最后得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有个作曲家叫朱嘉禾，也是全军著名的作曲家。有天下午，张炳玉在体育馆看开幕式排练，感受开幕式音乐卡壳的地方。到出现黄河浪潮声的地方，他也确实感觉到了气势和力量的欠缺。
张炳玉就问在场的编导：“音乐怎么改？我们能否让朱嘉禾来听一下？”编导们说：“那你要给他打电话。”
张炳玉打通了朱嘉禾的电话，说了情况，请他来救场。朱嘉禾答应了。张炳玉当即决定：“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朱嘉禾说：“不用了，我骑自行车一会就到。”
朱嘉禾骑着自行车很快来到排练现场，听了音乐后，问张炳玉：“急不急？”张炳玉说：“很急！”朱嘉禾想了想，說：“这样，我给你三天之内交稿！”
三天后交来了改进的音乐稿，经编导组反复听，觉得终于把黄河浪潮的气势表现出来了。经朱嘉禾修改后的音乐，让人感觉到黄河的浩浩荡荡、势如破竹，似乎每一个节拍都是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惊心动魄。大家认为有欠缺的这节音乐最终被改过来了。张炳玉也暗自感叹：黄河，你就是这样一条一路吟唱、一路滋养、一路养育我们的母亲河啊！
在总编导的统一指导下，开幕式继续分场排练。排练一段时间后，进行联排。联排的效果让大家眼前一亮，编导组自己觉得非常满意。
但张炳玉还是让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总结。经过大家的讨论，找出不足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场排练，再次联排，效果自然是比上次联排有大的提高。这个时候，张炳玉发现总编导左青似乎有心事，不是那么太高兴。联排结束后，左青来找张炳玉。原来，分场排练后，他负责第三场《浪潮》的排练，几次排练下来后他都不满意，觉得有欠缺。总觉得从舞蹈的角度，把主题表现得不是很充分，但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劲又使到了头。他提出，能否从北京把著名舞蹈导演艺术家张继刚请来指点一下？
张炳玉表示同意后，左青很快把张继刚请到了兰州。张继刚也认为黄河浪的气势没起来。他建议，从舞美、舞蹈语汇等综合手段再对主题进行强化。经过张继刚的指点修改后，大家觉得基本完美了。
为了衬托黄河浪潮，道具中要使用羊皮筏子。首要的问题是羊皮筏子怎么制作出来？编导组打听到兰州的焦家湾有个机械厂可以制作，结果这家机械厂制作的不能用。后来又打听，湖北武汉有个工厂能做。由于时间紧迫，张炳玉就给已经调到湖北任省长的贾志杰打电话求救。贾省长非常支持，安排人找到这个工厂，并按甘肃方面的设计要求制作了羊皮筏子道具。那些天，全体演职人员都眼巴巴地盼着羊皮筏子如期运到兰州。
时间已经到了1994年的8月上旬，离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开幕仅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好在经过多次排练，张炳玉已经心中有数。
这个时候，张炳玉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彩排，接受省、部领导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接下来要做的是，为了确保8月18日开幕式的圆满成功，他们用预先演出的方式，一方面继续熟练巩固排练成果，另一方面释放甘肃观众观摩艺术节开幕式的强烈愿望。从8月10日晚开始，全体演职人员用开幕式正式演出的态度，在体育馆连续演出七场，演出场场爆满。其中，包括应兰州市党委政府的强烈要求举办的市直单位包场。
艺术节之后，张炳玉有次出差到定西才知道，开幕式的预演，也受到了周边市（州）、县的强烈关注。当时，定西文化部门有个职工，也是演员，自己开歌厅。她给张炳玉介绍说：“开幕式的预演，我们专程提前到兰州想看演出，但就是弄不上票。我们还是在体育馆周围，花高价从别人手中买票观看的。” 早在1994年的5月3日，中央电视台有关专家就为直播艺术节的事专门来到兰州，对场地和电视直播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并与艺术节组委会艺术部演出三处的同志多次沟通座谈，就直播的具体细节提出建议。考察之后，负责艺术节开幕式灯光、舞美设计的有关人员还到北京就电视转播的技术问题与中央电视台做进一步的沟通落实，提前为艺术节的直播做好了准备。
经过组委会的努力和全省上下的支持，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于1994年8月18日晚上8时在兰州体育馆隆重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铁映、王丙乾、彭佩云等与省上、国家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参加了开幕式。经过长期的排练和开幕式前的多场预演，开幕式演出非常成功，也非常完美。李铁映同志观看的过程中，对陪同的省上领导说：“今天晚上神了，所有节目没有任何失误，连杂技都没一点失误。我在北京多次看杂技，每次都总有失误。”
李瑞环、李铁映同志对开幕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李瑞环看完演出后对送行的領导说：“艺术节开幕式节目很好，整个开幕式组织得也好，是很成功、很圆满的开幕式，向参加开幕式演出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参加送行的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曾庆淮很快赶到演出现场，向演职人员转达了李瑞环对开幕式的评价和对大家的问候。他的话刚说完，全体演员欢呼雀跃。连主管的省委副书记孙英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张炳玉看着孙英兴奋的样子，在心里默默地说：“孙书记啊，在排练过程中，你不是老批评我们嘛，今晚你也终于高兴了，似乎比谁都跳得高！”
李瑞环在离开甘肃去机场的路上，对送行的省上领导说：“你们甘肃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引大入秦水利工程，第二件大事就是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副部长陈昌本认为，这届艺术节开幕式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前三届。
开幕式盛况，以现场直播的形式，由中央电视台通过二、四频道传播到海内外，覆盖国内六亿多观众，并通过卫星传播到88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多达20多亿。通过艺术节，让甘肃走向了世界。甘肃在世界面前隆重亮相，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次。
当天晚上，张炳玉到过的一些国家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给他也打来电话，对甘肃、对艺术节开幕式的成功表示祝贺。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艺术部剧目学术处的诸位专家心情也异常激动，连夜自发地在驻地作了总结讨论。
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系教授唐满诚说：整个这台开幕式看完后让人很兴奋，主题非常明确，可视性非常强。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贾作光说：《黄河潮》就是时代潮。我认为它是一台主题非常鲜明的晚会，是近几年来我们许多大型文艺晚会中比较突出和杰出的一台。它显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很浓厚的黄河文化底蕴，更成为这台晚会的文化价值；二是对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民群众的文艺欣赏水平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蓝天说：把杂技融在这台晚会里，感到很符合传统、历史的欣赏习惯，总的编排很有想法，不俗。京剧节目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京剧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央民族乐团常务副团长俞松林说：第一、第二届的开幕式不是一个主题晚会，是节目的组合，第三届是一个游行式的广场艺术。此次演出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和主题，结合了黄河这个意象把主题串了起来，增大了开幕式演出的难度，但完成得很好。也出了不少新意，既包含了各种艺术品种的精华，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台完整的演出。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田文说：以前甘肃有影响的节目我都看过，这台比以往的任何节目从布景上看，气势更宏大，背景设计很成功。尽管表现的内容很多，但形式上并不乱，经得起琢磨。如此大的画幕体现了很高的绘画水平，而且把画幕和灯光结合得很好，疏密有致。也没有像其他此类节目一样玩灯光技巧的倾向，很朴实，所有东西都围绕构思展开，也很严肃。
许多专家认为，自《丝路花雨》后，甘肃歌舞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好的节目，这次是一个大的突破，显示了相当的实力。
中国艺术节已经举办十届。今天看来，出席艺术节开幕式的中央领导级别之高、人数之多，唯有在甘肃举办的第四届。
艺术节效应
艺术节的举办，在客观上还促成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修通了兰州到机场的高速公路，兰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甘肃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了一个漂亮的相，并为甘肃的名片增添了新的内容，极大地提升了甘肃在国内外的形象。在文化系统内，可能需要十多年也未必能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却借着艺术节的东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根本改变。更让张炳玉欣喜的是：艺术节推出了一大批剧目和艺术人才。
1996年1月23日，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连续发了两个文件，即《关于表彰奖励省文化厅的决定》、《关于同意表彰奖励第五届文华奖和第十二届梅花奖剧目和演员的批复》（对省文化厅请示报告的批复）。《关于表彰省文化厅的决定》中这样表述：“省文化厅近几年来认真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心组织领导，突出地方特色，不断推进文艺精品的创作、演出。1995年在全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的评奖中，我省剧目获六项奖；在全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评奖中，我省获一项奖，为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特给予表彰奖励。”这也是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再次肯定，这些剧目和演员的推出，都是举办艺术节的直接成果。
2月1日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宁卧庄礼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表彰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甘肃日报》在头版头条发消息的同时，还刊发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决定，省委领导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评论员文章《珍惜荣誉，再创佳绩》。省委副书记赵志宏在讲话中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整个甘肃文化艺术战线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了我省整体创作水平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提高。省文化厅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出色的。” 据主管副省长陈绮玲对张炳玉讲：“省委、省政府发文表彰奖励一个省直厅局，是从来没有的事！”
围绕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张炳玉在与一线工作人员不断发生纠葛与故事的同时，也要不断面对高层领导。张炳玉后来自己总结，当时因为领导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也引发了一些误会、误解，甚至多有得罪。总体上看，张炳玉长期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工作习惯，不管面对谁，他首先是从事情本身出发，从事情的逻辑出发。总体而言，他是个更善于“谋事“而非善于“谋人”的人。按理说，通过举办艺术节，他完全可以利用与各级领导接触的机会，经营自己在领导层的人脉。而且，艺术节在甘肃的举办也确实给甘肃的领导脸上争了光，创造了新的政绩。领导内心是满意的。但张炳玉却说他得罪了不少领导。
说得罪，也许过了点。但张炳玉显然属于为了工作目的而容易忽视小节的人。这还真应了那句古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为了办好艺术节，张炳玉顾了大事，也顾了诸如一段音乐、甚至一个造型艺术这样的纯业务的小事，但唯独没有顾与上级相处的小节。好在他既能以此回顾总结艺术节的得失，也能反思這些事给他个人带来的得失，甚至安慰勉励自己。
要说功劳，艺术节在甘肃的成功举办，张炳玉不可“缺位”。但也恰恰是这个让张炳玉大显身手的艺术节，也将张炳玉置于官场的风口浪尖，一向不谙官场潜规则的张炳玉在这个风口浪尖也是锋芒毕露、高调做事。让张炳玉感到欣慰的是，省委、省政府对省文化厅的表彰决定。
社会上有人半是挖苦讽刺半是同情地说：艺术节成功了，除了一纸表彰决定，张炳玉还能得到什么？对把话说在当面的，张炳玉给予了严词反驳。在他看来，成功举办艺术节，是他作为文化行政领导的应尽职责。干好了，是对这个岗位职责的负责任，是对党组织、国家培养的报答；干不好，上，愧对国家，下，愧对全省文化系统干部、员工。张炳玉一向在乎的是做事，把事做好。通过国家级节会的举办，甘肃的文化也算在全国人民面前“火”了一把，也让甘肃在全国和世界面前隆重地展示了一次新的形象。也许，这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与有的领导之间的误解、误会，应该多是因为经历、性格、甚至语言习惯的差异所致。同样的表达方式，却能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说者也许是一种玩笑、一种幽默，但听者却因为所处位置与背景的不同，引发了内心的不同感受，甚至不愉快。人同此心，心同此情，不同地位、级别的人，在人性的优劣方面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但对于交流与表达的环境、态度、语气、时序、方式等等“潜规则”也许更为敏感。张炳玉的豁达就在于不细究，不多想。
有人说，假如张炳玉把三分之一的精力
花在如何与他的领导相处上面，艺术节之后，他应该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难能可贵的是，张炳玉不改初衷，并没有为他的真性情觉得后悔。
让张炳玉倾注太多心血的国家级艺术节已经离我们比较遥远了。中国艺术节的社会反响与意义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它本该呈现的正常状态。在一个媒体引导公
众进入娱乐化的怪异时代，艺术节与艺术一样，逐渐跌落至尘世，退出了社会的热点，退出了普通百姓的视野。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个艺术节，更不知道目前进行到第几届，下一届在何时、何地举办。
作为一段历史，那些年，甘肃举办的国家级盛会，把张炳玉的名字与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牢牢地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