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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落叶被风旋着转着，或疾或徐地扑向街道，像是进行着一场离别前的舞蹈。
我踩着那些暂时安身于路面的落叶，走向街道的对面。上午十时，蜜一样浓稠的阳光洒下来，街道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映得明晃晃的耀眼。就在我穿过马路的瞬间，我左顾右望的目光中突然扫视到一个似曾熟悉的身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拎着一个塑料水杯在向我走近，她浑身散发着一种灰扑扑的暗沉气息，尽管阳光明媚。暗旧的灰色毛衣，洗得近于发白的灰黑裤子，灰白的短发，干皱而焦渴的脸，我还没有来得及再看得清楚一些，她就越过我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
我愣了一下神，她那有点左右晃动的瘦弱身体给我提了醒，瞬间我就从记忆中把她打捞了出来，以及与她有关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然后我回转身快速走向她。我已经清楚地记起了她，被我称为“三人行”中的卖唱女歌手，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准确地说是没有见到他们“三人行”了。空闲时，我曾经几次回想过他们卖唱的画面，回想我听到的关于他们的事情，偶尔也会猜测他们如今的处境。
我站在了她身旁。作为一个陌生人，尽管直接攀谈显得太过突兀，但我还是主动问询她最近还卖唱吗？都去了哪里？她其实并不认识我，尽管我曾经在她卖唱时放过几次零钱。没有预想中的冷漠，她那失却精气神的眼睛望向我，带了一点淡淡的笑意，她说，偶尔也卖唱，不过，大都在周末时去茶馆。
我心里悄悄地舒了一口气。身体衰弱，经济困窘，但是热爱唱歌的民间老艺人去了茶馆，就是去了一个适合他们的舞台，他们将在一个氤氲着民俗文化气息的空间里，拾起他们无数次在街道上丢失的尊严。
对话很简短，也许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看得出她还有事要忙。就在我转身离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如今卖唱的茶馆名字。在古镇，茶馆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我很懊丧我的粗心，回首时，阳光将她行走的背影涂了一层金。
这之前，我曾见过她三次，每次她出现时都是三个人一起。
最近的一次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在我与她刚刚交谈的这条马路边。
三个衣着有点寒碜的老人各自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铺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上面放着一个脱了瓷的搪瓷缸，散落着几枚硬币。他们的背后是古镇的一所高中。校园里面的主干道两边，十几株樱花树正处于繁盛的花期，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粉色花朵正从从容容地开放着，将一个春天渲染得热闹而浪漫。
春色正美，仿佛生命里的一切都如樱花一样美，校门前马路上走过的年轻女孩儿们已换上了鲜艳的裙装，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张扬着娇嫩的樱花粉。只是那两位身穿棉袄棉裤的老人似乎忘记了时间是一直向前走着的，他们还停留在上一个季节里。行人三三两两，车流不断。他们拿起手中的乐器，开始调试。身穿红色毛衣的老妇人，拿着两根细瘦的短木棒，也就是我们俗称梆子的简易乐器，仰着脸茫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阳光从高处跳下来，在她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自由地流动着，却怎么也填不平、填不满。
第三次时，我仍然没有带零钱，仍是去附近的商店扫码换取，但是，这一次我走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敲着梆子唱歌的老太太70岁，弹琵琶的老大爷74岁，拉二胡的老人77岁。三位老人是同村人，沿街卖唱时同行。我想，他们应该是我见过的年龄最大的卖唱艺人。
年轻时，他们都曾经是远近有名的唢呐班台柱子，如今，时光夺走他们的青春，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又身患重病，陷入了生存困境，于是，结伴一路走一路卖艺。十元八元也是一天，能够吃饱饭，最好时能收入三十多元，而这需要一点运气。
拉二胡的老人有着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语言表述困难，在他休息的空当，听到我问起他的事，他伸出了四根粗糙的手指，哆哆嗦嗦着努力伸直，我试图猜测他的意思，却无法确定。他脸上的皮肤松弛苍白，嘴角微斜，表情呆滞，脖子上系着一圈围巾，可能是为了预防那偶尔会流下来的口水。
当穿红色毛衣的老妇人梆子声响起，歌声响起，他立刻像是受到一种魔力驱使，手自然地放在二胡的琴弦与拉杆上，轻快地移动着，很快地融入音乐里。琴弦上飘起的音符悠扬流畅，起起伏伏间淌成明快的小溪，又时而喑哑、低沉、凝滞，似幽咽悲吟。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耳畔听到的旋律出自那哆哆嗦嗦的双手。
那次，我没有急于离开，就站在那里做了一个忠实的听众，我想这是一场独特的音乐会。老妇人是站着唱歌的，她的目光一直游移着，带着笑意左右扫视着来往的行人，只是那笑意有点凄凉，似山间覆盖的薄雪，有着无法驱散的冷。
我并没有完全听清她唱的歌词，好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的曲子。她的歌声并不甜美，沙哑干涩，但在二胡与土琵琶的伴奏曲中，也有着几分动人。一首接一首，她就那样一直唱下去，车辆来来往往，汽笛声时而尖锐地响起。她身前的搪瓷缸大多时候都保持着沉默，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清脆的投币声。
她并不看，也不曾向偶尔好奇驻足的人乞求诉苦。有那么几次，我看到她的眼神是空茫的、虚无的，也许已经穿越了眼前的马路，回到了某一次的舞台，那时的她年轻美丽，一曲终了，掌声如潮……
那梆子在她手里敲击着，敲出了我心里的凄怆。衰老，是一段怎么也不可能回避的路，在生存困境里挣扎的人，哪里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
临近中午，卖水果的女人送来了几个橘子，对面的小商店主送了一个大面包，给他们倒了一大杯开水。放学了，从他们身边走过的学生，零零星星地丢下了一元硬币……古镇的人，在纷繁而忙碌的世事中，仍不失他们的温情。
这一天中午，我从古镇的另一个唢呐手那里知道了他们更详细的故事。拉二胡的老人叫邢文春，专长是笙、二胡、琵琶，十几岁时就登台演出，年轻时在古镇有一定的名气与影响力，如今老了，患了脑血栓，为生活所迫，沦落到沿街卖唱的地步。那个唢呐手感慨，这也许就是民间老艺人的归宿吧。
唱歌的老妇人是邢文春的妻子，三十多岁时被前夫嫌弃离婚，与邢文春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成年后患上了癫痫病，儿媳妇选择了离婚，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儿。另一个弹琵琶的同村老人，年轻时也是民俗艺人，闲着无事，与他们同行只是为了给他们帮忙。
疼痛感在这个中午充塞了我的心。这样的卖唱收入不高也不稳定，可是，于他们也只有这样的一条路，至少与一味出卖可怜与贫困相比，音乐会给予他们尊严。也许一次次的卖唱中，他们还可以重温年轻时的时光，表演会让他们暂时忘却眼前的困顿与艰难。
这算不算痛并快乐着？那之后，我再没有遇到过“三人行”。
与老妇人相遇后的又一个周末，我去茶馆寻访他们卖唱的身影，一家家走过去，又一次次落空。在古镇的一个老茶楼，我意外得知邢文春老人已于两个月前去世的消息。
我一时无话。我知道了，我那天听到的是半个谎言，诧异之余，我想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她并不愿意对着一个热心的陌生人撕裂自己的伤口来获取同情与叹息。
其实，我懂了。
茶馆老板指着茶楼门前的石凳，告诉我，那三人以前常常坐在那里卖唱，茶客们会陆陆续续地给上一些零钱。他了解邢文春的一生经历，叹息着他们晚景的凄凉。我的眼前似乎浮现起一幕幕他们坐在石凳上卖唱的画面。我终究错过了。
身患癫痫病的儿子，未长大的孙女，邢文春的妻子要独自面对生活的重负，照顾他们。女人的坚强会让她把伤痛酿成一杯苦酒，慢慢饮下。
“三人行”的乐队，画上句号自动解散了。我回想起，那天她的眼睛是虚浮肿着的。那个上午，她站在表情呆滞的邢文春老人身旁，敲着梆子，唱着她熟悉的那些歌，来换取生活下去的希望。无数次，她都这样唱着，这样期待着。
世间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其鸣婉转尖利，却又饱含悲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耳边总是一直响着老妇人曾经的歌声，那干涩沙哑的歌声像是荆棘鸟饱含血泪的歌唱。
責任编辑：蒋建伟
我踩着那些暂时安身于路面的落叶，走向街道的对面。上午十时，蜜一样浓稠的阳光洒下来，街道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映得明晃晃的耀眼。就在我穿过马路的瞬间，我左顾右望的目光中突然扫视到一个似曾熟悉的身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拎着一个塑料水杯在向我走近，她浑身散发着一种灰扑扑的暗沉气息，尽管阳光明媚。暗旧的灰色毛衣，洗得近于发白的灰黑裤子，灰白的短发，干皱而焦渴的脸，我还没有来得及再看得清楚一些，她就越过我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
我愣了一下神，她那有点左右晃动的瘦弱身体给我提了醒，瞬间我就从记忆中把她打捞了出来，以及与她有关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然后我回转身快速走向她。我已经清楚地记起了她，被我称为“三人行”中的卖唱女歌手，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准确地说是没有见到他们“三人行”了。空闲时，我曾经几次回想过他们卖唱的画面，回想我听到的关于他们的事情，偶尔也会猜测他们如今的处境。
我站在了她身旁。作为一个陌生人，尽管直接攀谈显得太过突兀，但我还是主动问询她最近还卖唱吗？都去了哪里？她其实并不认识我，尽管我曾经在她卖唱时放过几次零钱。没有预想中的冷漠，她那失却精气神的眼睛望向我，带了一点淡淡的笑意，她说，偶尔也卖唱，不过，大都在周末时去茶馆。
我心里悄悄地舒了一口气。身体衰弱，经济困窘，但是热爱唱歌的民间老艺人去了茶馆，就是去了一个适合他们的舞台，他们将在一个氤氲着民俗文化气息的空间里，拾起他们无数次在街道上丢失的尊严。
对话很简短，也许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看得出她还有事要忙。就在我转身离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如今卖唱的茶馆名字。在古镇，茶馆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我很懊丧我的粗心，回首时，阳光将她行走的背影涂了一层金。
这之前，我曾见过她三次，每次她出现时都是三个人一起。
最近的一次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在我与她刚刚交谈的这条马路边。
三个衣着有点寒碜的老人各自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铺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上面放着一个脱了瓷的搪瓷缸，散落着几枚硬币。他们的背后是古镇的一所高中。校园里面的主干道两边，十几株樱花树正处于繁盛的花期，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粉色花朵正从从容容地开放着，将一个春天渲染得热闹而浪漫。
春色正美，仿佛生命里的一切都如樱花一样美，校门前马路上走过的年轻女孩儿们已换上了鲜艳的裙装，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张扬着娇嫩的樱花粉。只是那两位身穿棉袄棉裤的老人似乎忘记了时间是一直向前走着的，他们还停留在上一个季节里。行人三三两两，车流不断。他们拿起手中的乐器，开始调试。身穿红色毛衣的老妇人，拿着两根细瘦的短木棒，也就是我们俗称梆子的简易乐器，仰着脸茫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阳光从高处跳下来，在她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自由地流动着，却怎么也填不平、填不满。
第三次时，我仍然没有带零钱，仍是去附近的商店扫码换取，但是，这一次我走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敲着梆子唱歌的老太太70岁，弹琵琶的老大爷74岁，拉二胡的老人77岁。三位老人是同村人，沿街卖唱时同行。我想，他们应该是我见过的年龄最大的卖唱艺人。
年轻时，他们都曾经是远近有名的唢呐班台柱子，如今，时光夺走他们的青春，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又身患重病，陷入了生存困境，于是，结伴一路走一路卖艺。十元八元也是一天，能够吃饱饭，最好时能收入三十多元，而这需要一点运气。
拉二胡的老人有着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语言表述困难，在他休息的空当，听到我问起他的事，他伸出了四根粗糙的手指，哆哆嗦嗦着努力伸直，我试图猜测他的意思，却无法确定。他脸上的皮肤松弛苍白，嘴角微斜，表情呆滞，脖子上系着一圈围巾，可能是为了预防那偶尔会流下来的口水。
当穿红色毛衣的老妇人梆子声响起，歌声响起，他立刻像是受到一种魔力驱使，手自然地放在二胡的琴弦与拉杆上，轻快地移动着，很快地融入音乐里。琴弦上飘起的音符悠扬流畅，起起伏伏间淌成明快的小溪，又时而喑哑、低沉、凝滞，似幽咽悲吟。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耳畔听到的旋律出自那哆哆嗦嗦的双手。
那次，我没有急于离开，就站在那里做了一个忠实的听众，我想这是一场独特的音乐会。老妇人是站着唱歌的，她的目光一直游移着，带着笑意左右扫视着来往的行人，只是那笑意有点凄凉，似山间覆盖的薄雪，有着无法驱散的冷。
我并没有完全听清她唱的歌词，好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的曲子。她的歌声并不甜美，沙哑干涩，但在二胡与土琵琶的伴奏曲中，也有着几分动人。一首接一首，她就那样一直唱下去，车辆来来往往，汽笛声时而尖锐地响起。她身前的搪瓷缸大多时候都保持着沉默，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清脆的投币声。
她并不看，也不曾向偶尔好奇驻足的人乞求诉苦。有那么几次，我看到她的眼神是空茫的、虚无的，也许已经穿越了眼前的马路，回到了某一次的舞台，那时的她年轻美丽，一曲终了，掌声如潮……
那梆子在她手里敲击着，敲出了我心里的凄怆。衰老，是一段怎么也不可能回避的路，在生存困境里挣扎的人，哪里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
临近中午，卖水果的女人送来了几个橘子，对面的小商店主送了一个大面包，给他们倒了一大杯开水。放学了，从他们身边走过的学生，零零星星地丢下了一元硬币……古镇的人，在纷繁而忙碌的世事中，仍不失他们的温情。
这一天中午，我从古镇的另一个唢呐手那里知道了他们更详细的故事。拉二胡的老人叫邢文春，专长是笙、二胡、琵琶，十几岁时就登台演出，年轻时在古镇有一定的名气与影响力，如今老了，患了脑血栓，为生活所迫，沦落到沿街卖唱的地步。那个唢呐手感慨，这也许就是民间老艺人的归宿吧。
唱歌的老妇人是邢文春的妻子，三十多岁时被前夫嫌弃离婚，与邢文春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成年后患上了癫痫病，儿媳妇选择了离婚，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儿。另一个弹琵琶的同村老人，年轻时也是民俗艺人，闲着无事，与他们同行只是为了给他们帮忙。
疼痛感在这个中午充塞了我的心。这样的卖唱收入不高也不稳定，可是，于他们也只有这样的一条路，至少与一味出卖可怜与贫困相比，音乐会给予他们尊严。也许一次次的卖唱中，他们还可以重温年轻时的时光，表演会让他们暂时忘却眼前的困顿与艰难。
这算不算痛并快乐着？那之后，我再没有遇到过“三人行”。
与老妇人相遇后的又一个周末，我去茶馆寻访他们卖唱的身影，一家家走过去，又一次次落空。在古镇的一个老茶楼，我意外得知邢文春老人已于两个月前去世的消息。
我一时无话。我知道了，我那天听到的是半个谎言，诧异之余，我想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她并不愿意对着一个热心的陌生人撕裂自己的伤口来获取同情与叹息。
其实，我懂了。
茶馆老板指着茶楼门前的石凳，告诉我，那三人以前常常坐在那里卖唱，茶客们会陆陆续续地给上一些零钱。他了解邢文春的一生经历，叹息着他们晚景的凄凉。我的眼前似乎浮现起一幕幕他们坐在石凳上卖唱的画面。我终究错过了。
身患癫痫病的儿子，未长大的孙女，邢文春的妻子要独自面对生活的重负，照顾他们。女人的坚强会让她把伤痛酿成一杯苦酒，慢慢饮下。
“三人行”的乐队，画上句号自动解散了。我回想起，那天她的眼睛是虚浮肿着的。那个上午，她站在表情呆滞的邢文春老人身旁，敲着梆子，唱着她熟悉的那些歌，来换取生活下去的希望。无数次，她都这样唱着，这样期待着。
世间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其鸣婉转尖利，却又饱含悲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耳边总是一直响着老妇人曾经的歌声，那干涩沙哑的歌声像是荆棘鸟饱含血泪的歌唱。
責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