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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系统研究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决策，本文以山东省354个样本数据为例，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意愿、以何种方式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对公众是否参与有奖举报的影响不太显著，而对公众参与方式的影响显著。
关键词：公众；有奖举报；Heckman两阶段模型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就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种方式，有奖举报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交易，是公权机构与私权主体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种信息交易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动员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但该项制度的试试效果却差强人意，不仅消费者对该项制度不了解或者不信任，一些执法者对有奖举报制度也存在很大的误区，甚至面临政府“有钱发不出去”的困境。我国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运行结果不尽人意。所以本文以山东省354个样本数据为例，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对参与有奖举报制度意愿、参与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变量设置
为了分析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决策，本文将消费者愿意参与食品有奖举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被解释变量包括两个是否参与有奖举报（P）和参与方式（Y），解释变量包括性别（X1）、年龄（X2）、学历（X3）、家庭年收入（X4）、对政府监管满意度（X5）、政府对有奖举报的奖赏力度（X6）和政府对举报者信息的保密程度（X7）。
二、实证研究
（1）问卷调查
2018年10月，笔者在山东省日照市采取便利抽样法对50名公众展开预调研，并对回收来的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将不适当问卷项目剔除或调整，改进后得到最终问卷。2019年1月份，最终在山东省17个地市进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抽样调查，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由经过专门培训的35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负责。共发放问卷4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54份，有效率为88.5%。
（2）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SE11.0）作为Heckman模型分析的软件工具，最终模型拟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2LL为997.859，Prob > chi2=0.0000，因此总体回归拟合良好。 不为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表明样本选择的偏差是存在的，因而我们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合理的。模型结果显示：
第一，个体特征对公众是否参与有奖举报的影响不太显著，而对公众参与方式的影响显著。在第一阶段，个体特征中只有只有学历（X3）通过了检验，且存在正相关影响，说明学历水平越高的公众越愿意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在第二阶段，个体特征中性别（X1）、年龄（X2）、学历（X3）分别在5%、1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性别和年龄的系数为正，而学历的系数为负，说明与女性和老年人相比，男性和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微信等新型网络手段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而学历越高的人越愿意选着电话、信件等传统手段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第二，满意度、奖赏力度对公众参是否与有奖举报影响显著，而对公众参与方式影响不太显著。在第一阶段，公众对政府监管满意度（X5）和奖赏力度（X6）通过了检验，系数均为正表明公众对政府监管满意度越高以及奖赏力度越大，公众对参与食品安全举报的行为意愿越强在第二阶段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满意度、奖赏力度对参与方式的影响不太显著。
第三，对信息的保密性对公众是否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以及参与方式的影响均显著。在两个决策过程中政府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性（X7）分别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率检验，且第一阶段系数为正、第二阶段系数为负，表明政府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性越好，公众越愿意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且保密性越好公众更偏好于选择电话、信件等传统方式参与有奖举报。
三、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社会各主体携手共同建立一个良好地食品安全环境，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政府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有獎举报制度。（2）加大对食品安全以及有奖举报制度的宣传力度。（3）拓宽举报途径。
参考文献
[1]应飞虎.我国悬赏举报制度建立之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3（01）：82-86.
[2]章志远.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之法理基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02）：89-92.
关键词：公众；有奖举报；Heckman两阶段模型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就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种方式，有奖举报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交易，是公权机构与私权主体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一种信息交易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动员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但该项制度的试试效果却差强人意，不仅消费者对该项制度不了解或者不信任，一些执法者对有奖举报制度也存在很大的误区，甚至面临政府“有钱发不出去”的困境。我国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运行结果不尽人意。所以本文以山东省354个样本数据为例，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对参与有奖举报制度意愿、参与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变量设置
为了分析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决策，本文将消费者愿意参与食品有奖举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被解释变量包括两个是否参与有奖举报（P）和参与方式（Y），解释变量包括性别（X1）、年龄（X2）、学历（X3）、家庭年收入（X4）、对政府监管满意度（X5）、政府对有奖举报的奖赏力度（X6）和政府对举报者信息的保密程度（X7）。
二、实证研究
（1）问卷调查
2018年10月，笔者在山东省日照市采取便利抽样法对50名公众展开预调研，并对回收来的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将不适当问卷项目剔除或调整，改进后得到最终问卷。2019年1月份，最终在山东省17个地市进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抽样调查，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由经过专门培训的35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负责。共发放问卷4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54份，有效率为88.5%。
（2）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SE11.0）作为Heckman模型分析的软件工具，最终模型拟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2LL为997.859，Prob > chi2=0.0000，因此总体回归拟合良好。 不为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表明样本选择的偏差是存在的，因而我们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合理的。模型结果显示：
第一，个体特征对公众是否参与有奖举报的影响不太显著，而对公众参与方式的影响显著。在第一阶段，个体特征中只有只有学历（X3）通过了检验，且存在正相关影响，说明学历水平越高的公众越愿意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在第二阶段，个体特征中性别（X1）、年龄（X2）、学历（X3）分别在5%、1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性别和年龄的系数为正，而学历的系数为负，说明与女性和老年人相比，男性和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微信等新型网络手段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而学历越高的人越愿意选着电话、信件等传统手段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第二，满意度、奖赏力度对公众参是否与有奖举报影响显著，而对公众参与方式影响不太显著。在第一阶段，公众对政府监管满意度（X5）和奖赏力度（X6）通过了检验，系数均为正表明公众对政府监管满意度越高以及奖赏力度越大，公众对参与食品安全举报的行为意愿越强在第二阶段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满意度、奖赏力度对参与方式的影响不太显著。
第三，对信息的保密性对公众是否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以及参与方式的影响均显著。在两个决策过程中政府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性（X7）分别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率检验，且第一阶段系数为正、第二阶段系数为负，表明政府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性越好，公众越愿意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且保密性越好公众更偏好于选择电话、信件等传统方式参与有奖举报。
三、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社会各主体携手共同建立一个良好地食品安全环境，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政府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有獎举报制度。（2）加大对食品安全以及有奖举报制度的宣传力度。（3）拓宽举报途径。
参考文献
[1]应飞虎.我国悬赏举报制度建立之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3（01）：82-86.
[2]章志远.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之法理基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02）：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