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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夏天，我搬到伦敦，开始了在西敏大学摄影研究学系的学习，毕业之后又在当地住了一年半左右。旅居英国近三年的我，身为种族、文化与性别上的他者，自然而然地，对全球化趋势下，以及伦敦这个多元的城市里，外来者与本地人间的互动产生兴趣，并开始藉由影像创作探讨相关的社会议题，如：多元城市中的外来性、西方社会表述下的东方主义、对国家与种族的刻板印象、外来者在异乡所面临的疏离感等等。我利用影像、文字、声音及对象，表达自我认同，是如何随着迁徙频率及距离的增加而流动，同时也造成当代社会面貌的改变与更迭。
语言
《那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是我移居伦敦后的第一个作品。我结合文字及影像探讨亚洲留学生在异乡英国所面临的孤立与疏离。在当代艺术中对外来者的关注，时常是以移民作为呈现的主题，而与留学生相关的作品则较为少见。留学生与移民在本质上不尽相同：他们在异乡停留的时间较短暂，本地化程度较轻，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也都有特殊的区别。但他们与移民者一样，孤单及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我影像中清晰的对象，是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物品，以错位（displacement）方式出现在不熟悉的环境，相较于清楚的对象，主角却以片断、模糊的方式出现。物品的错位，就好像主角在异乡的格格不入，而模糊的脸孔则反映出人们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总是有些事情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对观众而言，虽然藉由影像进入了主角最私密的房间，却始终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我刻意以这种氛围制造出观者及作品间的距离，代表着文化间的隔阂。其中搭配影像的文字以留学生的母语写出，内容描述出物品与其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定义“我们是谁”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当地英国人而言，我是亚洲人，更准确的说法，是东亚人；而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人而言，我是台湾人；而对于台湾人而言，我是郑亭亭。好比这里的文字，对于不懂亚洲语言的欧洲人来说，这里写的就是“亚洲”两个大字，对看不懂韩文的我而言，这里的文字只代表着韩国。当文字无法被阅读时，剩下的只是对该国家的刻板印象，早已失去了原始的含义。正如在欧洲的亚洲人一样，身为亚洲人的事实就像被刻在额头上的大字，是在被了解之前先被认知到的。而我刻意不去翻译这些文字，就是试图让看不懂该语言的观众，可以感受到照片中主角们在异乡所面临的疏离感。
我以貌取人
以语言象征的文化隔阂，也出现在我2010年后期的作品《我以貌取人》当中。为了这个作品，我从伦敦图书馆借阅了各国语言的书籍，加以推敲后再去拍摄。在观看拍摄后的影像时，观众无法得知该书籍的语言，只能从作品标题一探究竟。语言在社会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却常被我们所忽略，它是一个筛选机制，一个闸门，将不懂该语言的人挡在门外，不让他们取得文字所携带的含义。在这个作品中，我将自己定位在文化外来者的角色，当我面对无法阅读的书籍时，仅以书籍的面貌来筛选，也就是I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英文俗谚，比喻以貌取人）。于是我“被迫”以貌取人（也可以说，我不去学习该语言，而选择以外表作为决定的依据）。语言在这里象征的是不同的文化国籍，反映在多元文化的城市中，是人们不经意、无可避免的，以对方的种族或国籍来判断他人（我想强调这是无可避免的，并非试图批判这样的情形）。而刻意在影像中隐瞒该书籍的内容及语言，也是为了形成影像及观者间的距离感，加以模仿語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书籍原应是知识的门户，当书籍无法被阅读时，它就变成了纯粹的物品，失去了被阅读的功能，也失去了原始意涵。被过度放大的影像（作品实际大小为90cm×90cm），则让这里的书籍变成如塔一般，暗喻着圣经中巴比塔的故事，讲述上帝为了分裂人们，而制造了不同的语言。
物件
从我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出我对对象以及对静物的喜好。我总觉得物品所携带的故事，比人像所携带的故事还多。我喜欢暧昧不明的东西，喜欢隐藏的讯息，总觉得事情要是说得太白，一看就懂，反而就不有趣了。我想这是“摄影”以及“对象”这两个媒介都含有的特性：代表性。它们都有着“指向”，都代表着其他更深层的含义。摄影代表着被拍摄的景象或对象，而对象代表着其所包含的功能或是拥有者等等。我对静物的喜爱，也展现在我较早期的作品《有水果的静物》中。它是我最早开始拍摄的作品之一，从2008年秋天开始，但也是发展最久的，并延续至今。在该系列中，我利用天然水果及人造商品品牌的结合，探讨现代生活中常见的拜物主义（commodity fetishism）。拜物主义指的是人们对物品的喜爱或迷恋程度，已超过物品自身功能或原有价值。而Fetish （崇拜）一词，可以追溯至古老的非洲部落语言，当时用来分辨人工与自然的不同。在这里，我将最人工的商品品牌放置在大自然的产物——水果身上：在小黄瓜上刻出Nike，或是在哈密瓜上画上Gucci，反讽现代生活中，人们对名牌的盲目崇尚。另外，我在2011年春天搬回台湾之后，为了台北美术馆的个展“对象奇想”，我特地又制作了不同于原本欧洲静物画风格的日本以及台湾两个系列。在日本系列中，我将日本的品牌，像是Toyota、Sony品牌的LOGO等，刻在日本的水果上，并以日式静物画的语言拍摄，讽刺在后殖民影响下，在台湾形成的哈日现象。而在台湾系列里，虽然台湾有许多很大的品牌，但是我觉得台湾当地人对那些品牌，总是谈不上崇拜的感觉，于是我利用了在我回来之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台湾对政治的狂热，来进行这个系列，将具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刻画于台湾的特色水果——番石榴以及莲雾之上，再搭配台湾味的配件，比如小学的课桌以及小吃摊的折叠桌，来制造出幽默的台湾氛围。
环境与创作
在搬回台湾生活之后，明显地可以看到我创作的主题渐渐在改变。在旅居英国时，如同前面所说的，当身为社会中的他者，似乎比较脱离当地的社会，可以跳出来冷静地观察，常常变成观察者的角色。当然也对外来文化、种族、语言等差异比较有兴趣。但回来之后，一开始还是想以相同的主题为出发点继续发展，但我慢慢发现，在自己的家乡，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烈，也很难去站在外来者或是移民的角度替他们发言。或许这也跟自己的个性有关，总觉得再怎么说都无法完全体会他们的立场。于是，我开始转换创作的主题方向，我的作品开始探讨当地社会的相关社会议题，以及自身经验与回忆等等。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我的作品跟着我的生活环境及经验改变。于是，2011年3月，我回台后的第一个创作《人口普查》诞生了。刚回台湾的我，慢慢开始体会到之前学生时代没有体会到的一些社会价值观，像是对两性的刻板印象以及不平等的待遇；人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追求学历或学校的排名，而非为了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当然，念书、工作，或是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也完全是为了赚钱；最后，还有着很多崇洋媚外，觉得来自西方的东西就是比较好的观念，这些都是刚回来的我不太适应的事情。于是我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展开创作，并且用我一贯幽默的手法来讨论，而非用批判的口吻。我想要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而非灌输性地告诉他们对或错。在作品中，我利用“拍摄不同东西的底片重量差异”，来讽刺上述的价值观。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来自于当初回来之前，打包行李的过程。那时行李已经超重了，所以就开始思考所有东西的重量，突然就想到“底片在曝光前跟曝光后的重量”会有差别吗？要是拍不同的东西，重量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当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因为我很喜欢对日常生活对象的一些荒谬的处置，所以就以这个荒谬的想法，来反映对我而言同样荒谬的价值观。我走访了台湾街头，拍摄了将近800个人，再将底片一格格地剪下来，分成八类，分别是100位男性、100位女性、100位月薪超过台币五万的人、100位月薪低于台币五万的人、100位在台湾的欧美人士、100位台湾人、100位就读或毕业于台大的人，以及100个非就读或毕业于台大的人。然后将这八类人根据性别、薪水、种族以及学历分成四对的实验组及对照组，接着去测量每一组的重量，比较实验组及对照组的结果，最后得到实验的结果。例如说：在《男女不平等之重男轻女》中，100个男性的底片重22克，而100个女性的底片重 22.1克，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重男轻女”的理论就被推翻了。
在这组影像中，我刻意隐藏被拍摄人物的样貌，虽然每一张底片都代表着一个人，但对观众而言，所看到的只是黑色的底片。这也是我一向很喜欢的手法：隐藏或改变该对象所携带的含义，或是该对象原有的功能，就好像上面提到过的《我以貌取人》，当书籍失去了被阅读的意义，变成了纯粹的对象，而这些底片，也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携带影像”这件事情。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手法，是因为这对我而言，这些底片象征着被同化的人们，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在同一个类别的人都被刻板印象同化了，就好像男生、女生、西方人、有钱人，或高学历的人，都应该要有“某一个”样子。这些真正样貌被隐藏的底片，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跟其他底片都长得一样，像山一般地被堆积起来，形成中国式山水画的样子，描绘出在这个价值观下堆砌起来的城市跟消失的主体性。
不可逆
除了探讨当地社会议题之外，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回到台湾之后，我的创作也开始专注于自身的回忆与经验，于是我开始了《不可逆》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我收集自己及朋友以前冲洗出来的照片，用小时候常玩的折纸游戏，折出不同的对象，探讨影像的物质面以及逝去的年代与回忆。在影像数字化的时代里，“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身就带有过去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人们将照片冲洗出来的年代。对我而言，相片这个对象本身，就带有珍贵和怀旧的含义。我残酷地摧毁了这些珍贵的影像，就好像时间夺走了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再也无法回头一样。在这里，“折紙”这个行为，好比仪式一般，试图让人忘记过去的回忆，并期许自己面对当下及未来，但同时又默默心疼于无法回去的过往。平面的影像变成了物体，藉由折纸，立体化及物质化了原本的回忆，但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回忆。这里的回忆被扭曲变形，在被折完之后，影像已经无法再回到原本的形态，就算拆开也早已伤痕累累，这是不可逆的特性，就好像回不去的过去。另外，我刻意隐藏画面中的主角，只隐隐约约地露出片断，以及标题中透露出的线索，就像是过去的回忆一般，或许只剩下碎片让我们去摸索，全文早已不可考了。
对我而言，摄影或许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让我讨论我自身经验以及相关议题的媒介。藉由影像创作，我找寻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及语言，挖掘其隐藏在表面意义之下的内在意涵，并将其放置在社会、文化或是政治面向进行审视，呈现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与意义。
作者简介
郑亭亭，伦敦西敏大学摄影学硕士。个人网站：www.chengtingting.com，电子邮箱：ting@chengtingting.com。
重要展览：
2010年，多伦多艺术与时尚周FAT Toronto Arts and Fashion Week, Studio City，加拿大。
2010年，伦敦艺术博览会伦敦 Art Fair, 伦敦。
2010年，欧洲摄影月European month of photography，柏林。
2011年，《物件奇想》个展，台北美术馆。
2011年，Home and Away，ISE Cultural Foundation，纽约。
2011年，女艺·旅意C'est La Vie，TIVAC台北国际视觉艺术中心。
2011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平遥。
2011年，XIII International Call for young artists，Gallery Luis Adelantado， Valencia（西班牙）。
语言
《那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是我移居伦敦后的第一个作品。我结合文字及影像探讨亚洲留学生在异乡英国所面临的孤立与疏离。在当代艺术中对外来者的关注，时常是以移民作为呈现的主题，而与留学生相关的作品则较为少见。留学生与移民在本质上不尽相同：他们在异乡停留的时间较短暂，本地化程度较轻，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也都有特殊的区别。但他们与移民者一样，孤单及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我影像中清晰的对象，是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物品，以错位（displacement）方式出现在不熟悉的环境，相较于清楚的对象，主角却以片断、模糊的方式出现。物品的错位，就好像主角在异乡的格格不入，而模糊的脸孔则反映出人们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总是有些事情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对观众而言，虽然藉由影像进入了主角最私密的房间，却始终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我刻意以这种氛围制造出观者及作品间的距离，代表着文化间的隔阂。其中搭配影像的文字以留学生的母语写出，内容描述出物品与其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定义“我们是谁”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当地英国人而言，我是亚洲人，更准确的说法，是东亚人；而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人而言，我是台湾人；而对于台湾人而言，我是郑亭亭。好比这里的文字，对于不懂亚洲语言的欧洲人来说，这里写的就是“亚洲”两个大字，对看不懂韩文的我而言，这里的文字只代表着韩国。当文字无法被阅读时，剩下的只是对该国家的刻板印象，早已失去了原始的含义。正如在欧洲的亚洲人一样，身为亚洲人的事实就像被刻在额头上的大字，是在被了解之前先被认知到的。而我刻意不去翻译这些文字，就是试图让看不懂该语言的观众，可以感受到照片中主角们在异乡所面临的疏离感。
我以貌取人
以语言象征的文化隔阂，也出现在我2010年后期的作品《我以貌取人》当中。为了这个作品，我从伦敦图书馆借阅了各国语言的书籍，加以推敲后再去拍摄。在观看拍摄后的影像时，观众无法得知该书籍的语言，只能从作品标题一探究竟。语言在社会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却常被我们所忽略，它是一个筛选机制，一个闸门，将不懂该语言的人挡在门外，不让他们取得文字所携带的含义。在这个作品中，我将自己定位在文化外来者的角色，当我面对无法阅读的书籍时，仅以书籍的面貌来筛选，也就是I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英文俗谚，比喻以貌取人）。于是我“被迫”以貌取人（也可以说，我不去学习该语言，而选择以外表作为决定的依据）。语言在这里象征的是不同的文化国籍，反映在多元文化的城市中，是人们不经意、无可避免的，以对方的种族或国籍来判断他人（我想强调这是无可避免的，并非试图批判这样的情形）。而刻意在影像中隐瞒该书籍的内容及语言，也是为了形成影像及观者间的距离感，加以模仿語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书籍原应是知识的门户，当书籍无法被阅读时，它就变成了纯粹的物品，失去了被阅读的功能，也失去了原始意涵。被过度放大的影像（作品实际大小为90cm×90cm），则让这里的书籍变成如塔一般，暗喻着圣经中巴比塔的故事，讲述上帝为了分裂人们，而制造了不同的语言。
物件
从我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出我对对象以及对静物的喜好。我总觉得物品所携带的故事，比人像所携带的故事还多。我喜欢暧昧不明的东西，喜欢隐藏的讯息，总觉得事情要是说得太白，一看就懂，反而就不有趣了。我想这是“摄影”以及“对象”这两个媒介都含有的特性：代表性。它们都有着“指向”，都代表着其他更深层的含义。摄影代表着被拍摄的景象或对象，而对象代表着其所包含的功能或是拥有者等等。我对静物的喜爱，也展现在我较早期的作品《有水果的静物》中。它是我最早开始拍摄的作品之一，从2008年秋天开始，但也是发展最久的，并延续至今。在该系列中，我利用天然水果及人造商品品牌的结合，探讨现代生活中常见的拜物主义（commodity fetishism）。拜物主义指的是人们对物品的喜爱或迷恋程度，已超过物品自身功能或原有价值。而Fetish （崇拜）一词，可以追溯至古老的非洲部落语言，当时用来分辨人工与自然的不同。在这里，我将最人工的商品品牌放置在大自然的产物——水果身上：在小黄瓜上刻出Nike，或是在哈密瓜上画上Gucci，反讽现代生活中，人们对名牌的盲目崇尚。另外，我在2011年春天搬回台湾之后，为了台北美术馆的个展“对象奇想”，我特地又制作了不同于原本欧洲静物画风格的日本以及台湾两个系列。在日本系列中，我将日本的品牌，像是Toyota、Sony品牌的LOGO等，刻在日本的水果上，并以日式静物画的语言拍摄，讽刺在后殖民影响下，在台湾形成的哈日现象。而在台湾系列里，虽然台湾有许多很大的品牌，但是我觉得台湾当地人对那些品牌，总是谈不上崇拜的感觉，于是我利用了在我回来之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台湾对政治的狂热，来进行这个系列，将具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刻画于台湾的特色水果——番石榴以及莲雾之上，再搭配台湾味的配件，比如小学的课桌以及小吃摊的折叠桌，来制造出幽默的台湾氛围。
环境与创作
在搬回台湾生活之后，明显地可以看到我创作的主题渐渐在改变。在旅居英国时，如同前面所说的，当身为社会中的他者，似乎比较脱离当地的社会，可以跳出来冷静地观察，常常变成观察者的角色。当然也对外来文化、种族、语言等差异比较有兴趣。但回来之后，一开始还是想以相同的主题为出发点继续发展，但我慢慢发现，在自己的家乡，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烈，也很难去站在外来者或是移民的角度替他们发言。或许这也跟自己的个性有关，总觉得再怎么说都无法完全体会他们的立场。于是，我开始转换创作的主题方向，我的作品开始探讨当地社会的相关社会议题，以及自身经验与回忆等等。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我的作品跟着我的生活环境及经验改变。于是，2011年3月，我回台后的第一个创作《人口普查》诞生了。刚回台湾的我，慢慢开始体会到之前学生时代没有体会到的一些社会价值观，像是对两性的刻板印象以及不平等的待遇；人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追求学历或学校的排名，而非为了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当然，念书、工作，或是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也完全是为了赚钱；最后，还有着很多崇洋媚外，觉得来自西方的东西就是比较好的观念，这些都是刚回来的我不太适应的事情。于是我以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展开创作，并且用我一贯幽默的手法来讨论，而非用批判的口吻。我想要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而非灌输性地告诉他们对或错。在作品中，我利用“拍摄不同东西的底片重量差异”，来讽刺上述的价值观。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来自于当初回来之前，打包行李的过程。那时行李已经超重了，所以就开始思考所有东西的重量，突然就想到“底片在曝光前跟曝光后的重量”会有差别吗？要是拍不同的东西，重量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当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因为我很喜欢对日常生活对象的一些荒谬的处置，所以就以这个荒谬的想法，来反映对我而言同样荒谬的价值观。我走访了台湾街头，拍摄了将近800个人，再将底片一格格地剪下来，分成八类，分别是100位男性、100位女性、100位月薪超过台币五万的人、100位月薪低于台币五万的人、100位在台湾的欧美人士、100位台湾人、100位就读或毕业于台大的人，以及100个非就读或毕业于台大的人。然后将这八类人根据性别、薪水、种族以及学历分成四对的实验组及对照组，接着去测量每一组的重量，比较实验组及对照组的结果，最后得到实验的结果。例如说：在《男女不平等之重男轻女》中，100个男性的底片重22克，而100个女性的底片重 22.1克，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重男轻女”的理论就被推翻了。
在这组影像中，我刻意隐藏被拍摄人物的样貌，虽然每一张底片都代表着一个人，但对观众而言，所看到的只是黑色的底片。这也是我一向很喜欢的手法：隐藏或改变该对象所携带的含义，或是该对象原有的功能，就好像上面提到过的《我以貌取人》，当书籍失去了被阅读的意义，变成了纯粹的对象，而这些底片，也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携带影像”这件事情。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手法，是因为这对我而言，这些底片象征着被同化的人们，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在同一个类别的人都被刻板印象同化了，就好像男生、女生、西方人、有钱人，或高学历的人，都应该要有“某一个”样子。这些真正样貌被隐藏的底片，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跟其他底片都长得一样，像山一般地被堆积起来，形成中国式山水画的样子，描绘出在这个价值观下堆砌起来的城市跟消失的主体性。
不可逆
除了探讨当地社会议题之外，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回到台湾之后，我的创作也开始专注于自身的回忆与经验，于是我开始了《不可逆》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我收集自己及朋友以前冲洗出来的照片，用小时候常玩的折纸游戏，折出不同的对象，探讨影像的物质面以及逝去的年代与回忆。在影像数字化的时代里，“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身就带有过去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人们将照片冲洗出来的年代。对我而言，相片这个对象本身，就带有珍贵和怀旧的含义。我残酷地摧毁了这些珍贵的影像，就好像时间夺走了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再也无法回头一样。在这里，“折紙”这个行为，好比仪式一般，试图让人忘记过去的回忆，并期许自己面对当下及未来，但同时又默默心疼于无法回去的过往。平面的影像变成了物体，藉由折纸，立体化及物质化了原本的回忆，但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回忆。这里的回忆被扭曲变形，在被折完之后，影像已经无法再回到原本的形态，就算拆开也早已伤痕累累，这是不可逆的特性，就好像回不去的过去。另外，我刻意隐藏画面中的主角，只隐隐约约地露出片断，以及标题中透露出的线索，就像是过去的回忆一般，或许只剩下碎片让我们去摸索，全文早已不可考了。
对我而言，摄影或许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让我讨论我自身经验以及相关议题的媒介。藉由影像创作，我找寻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及语言，挖掘其隐藏在表面意义之下的内在意涵，并将其放置在社会、文化或是政治面向进行审视，呈现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与意义。
作者简介
郑亭亭，伦敦西敏大学摄影学硕士。个人网站：www.chengtingting.com，电子邮箱：ting@chengtingting.com。
重要展览：
2010年，多伦多艺术与时尚周FAT Toronto Arts and Fashion Week, Studio City，加拿大。
2010年，伦敦艺术博览会伦敦 Art Fair, 伦敦。
2010年，欧洲摄影月European month of photography，柏林。
2011年，《物件奇想》个展，台北美术馆。
2011年，Home and Away，ISE Cultural Foundation，纽约。
2011年，女艺·旅意C'est La Vie，TIVAC台北国际视觉艺术中心。
2011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平遥。
2011年，XIII International Call for young artists，Gallery Luis Adelantado， Valencia（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