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主权争议日烈，中国公众中的海洋热情空前高涨起来，但中国虽拥有辽阔海疆和漫长海岸线，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陆权国家，中国社会对海权知识的学习与讨论才刚开始。
　　学习中外战略学说，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奇迹”，经典性的战略学家一般都以双子星座的方式出现。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孙子和吴子并称，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与出身瑞士的约米尼，出于对拿破仑战争的研究，都提出革命性的战争理论。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核时代之前，人们熟知的有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但是，在海战领域，即工业化时代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仅仅有马汉之威名如雷贯耳，名震东西，却不闻与之齐名的第二人。
　　与马汉的大名不相匹配的鲜明历史是，近代最先意识到国家海上威力的作用，并成功建立、维持与使用全球化大海军的国家并非美国，而是大不列颠帝国。大不列颠的坚船利炮曾横行七海，不仅维系着日不落帝国的存续，也构成了英国所展示的近代世界霸权的基础。大不列颠何以能具备如此现代化的海权意识？是谁从思想上给予大不列颠的海上强权以教育？这些本来对后发国家深有启示而且十分迫切的问题，随着英国国际权势的坠落，特别是随着核时代的到来，不幸地被人遗忘了。
　　直到1965年，一位加拿大学者D.M.歇曼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研究的著作：《大海军的教育：大不列颠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那位被隐藏在历史视线背后的海军战略思想家，才重新回到人们眼前，他就是朱利安·S·科贝特。
　　作为一位伦敦建筑设计师和地产商之子，科贝特曾在剑桥马尔伯罗学院和三一学院接受法律教育，他对海军研究的涉足说来偶然——他在决定以写作为生的青年时代，由于迷恋伊丽莎白女王旧事，而选择了撰写历史小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他无意中涉足到海军史的研究中来，也因此结识了皇家海军首席历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夫顿。科贝特对海军史的热情与天赋受到劳夫顿的特别赏识，因此，他在劳夫顿去世后，接任了皇家海军首席历史学家之职。
　　科贝特目睹了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大海战的真实经历，这是防护力和打击力都空前的机械化时代海上巨兽展露狰狞的新时期序幕，他从对这些海上战役的研究中，开始思考海上作战、海权及国家海上力量的运用与陆地战争的差别。细读其传记和著作，人们会发现，就像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都受惠于对拿破仑战争的历史记忆，马汉和科贝特对海上战争研究的直接动力，也来自拿破仑战争的战役经验与其后兴起的军事学说，但两人的分野是，马汉从战争的陆地战役战法以及大战术中直接汲取灵感，聚焦于大舰队海上决战，科贝特则更深刻地思考了海权与陆权在基本特征方面的不同，得出异趣的结论。这也是他在今日的影响力超过马汉的原因。
　　科贝特对现代海权理论的永久贡献主要体现在四点：第一，他意识到海洋不同于可以进行排他性占领的陆地，是一种“公地”，因此重要的不是决战，而是对交通线，即各种军用和民用海上运作的控制，这也是今日美国所谓“自由通航权”的理论起源；第二，他意识到陆战只是军事的局部对抗，是有生力量间的较量，即使成功对方全体国民也不能直接感受到战争的痛苦，而海上的封锁和控制则可以令对方经济、进而其整个国民生活感受到战争的压力；第三，他认为海洋战争的重心是控制海洋，而不是海上决定性会战，所以，合理而分散配置的舰队将会以更低成本达致更高作战效率；最后，由于海洋交战的两国往往相距遥远，他天才地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概念，这正是今日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现代海权是现代产业、科技和思想的产儿，中国正面临发展海权的历史性机遇，重温现代海权理论的遗产，会给新世纪的中国海权思想库增加不可或缺的源泉。孙吴并称，中国人不要忘记科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