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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资加工贸易企业最为集中的东莞市每月都举办的外商与政府的协调会上，不止一次出现港商情绪失控，向政府部门投诉，“在东莞多年，投入半生心血，虽然舍不得离开，但却实在无力再支撑下去。”尽管在多方努力和协调下，港商们得到了一年的缓冲期。但时至今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动态调整，依旧是珠三角数万港商心中难以挥散的阴霾。
失色，珠三角
“没这回事”VS“无力再支撑下去”
告别淘金梦
卢炳波是广州一家小规模皮具公司的外发跟单员，过去的两个月对他是彻彻底底的煎熬。尽管春节后工厂许诺给他加薪，但卢炳波还是彻底打消了在这家工厂继续工作的念头。4月底，他再也不用理会经理烦躁的表情了。他打算跳槽到东莞另一家比较大的皮具厂。“实在做不下去了”，辞职那天，卢炳波还是非常疲惫。5前年，卢炳波拖家带口从广西带着淘金梦来到广东，最初几年“钱很好赚，厂子也景气”，不过，从去年开始“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与卢炳波一样疲惫的还有东莞市外商投资咨询服务中心综合部副经理卢伟强。这几年，企业找他沟通时的抱怨逐年增多，尤其是去年7月23日加贸新政一公布，企业就普遍开始叫苦，这让这个勤奋踏实的年轻人倍感压力。
“现在，每天要是听不到几句企业的诉苦话反倒不习惯了，我也知道加贸企业未来的路不太好走，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卢伟强轻松地说，语气中带着几分凝重。
变身关键词
20年前的东莞凭借地理优势、毗邻香港以及配套的产业群，吸引了大量港商和台商投资落户。“东莞神话”是珠三角走向繁荣富足的缩影，但时至今日，东莞渐失色，也成为珠三角最直接的缩影。“生死攸关、元气大伤、躁动、犹疑、对峙、撤退”成为业界的关键词。
东莞日前公布了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记者注意到，除了CPI号列车难刹住外，有几句话甚是触目惊心。“因能源供应比较紧张，油价大幅上涨，3月份的电力缺口达到300万千瓦，部分企业需要“开四停三”，生产运营受到较大影响。展望第二季度，全市的能源供应紧张等问题可能将持续，而受国际经济整体形势、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方面的影响，东莞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也将受到严峻挑战”。这预示着企业的变身之路将异常艰难。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珠三角很多港资加贸企业已明显感到沉重的负担：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各地政府对环保整治力度加重、国际技术壁垒也日渐提高，甚至频繁出现的“油荒”、“电荒”。
在港资加工贸易企业最为集中的东莞市，每月都举办的外商与政府的协调会上，不止一次出现港商情绪失控，向政府部门投诉，“在东莞多年，投入半生心血，虽然舍不得离开，但却实在无力再支撑下去。”尽管在多方努力和协调下，港商们得到了一年的缓冲期。但时至今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动态调整，依旧是珠三角数万港商心中难以挥散的阴霾。
成本上升之谜，倒闭潮之谜
对这两个敏感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回应也截然不同。针对珠三角加贸企业大量倒闭外迁的传闻，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给予了否认，坚称“没这回事”。“相关数据表明，倒闭和外迁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其工业增加值较少，数量和产值占比并不大。”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钟健辉说。钟健辉认为，目前，广东企业外迁主要包括适应性外迁(即企业整体外迁)和扩张性外迁(即包括管理、研发、营销、财务中心等部门的企业总部仍在当地，而将部分生产能力外迁)，并以扩张性外迁为主。
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对此则充满忧虑，其实很多港商已经意兴阑珊。他个人预测：珠三角近两年将有1万到1.5万家港企将关闭、兼并或迁移。在传统制造业中，如服装、纺织、塑料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均出现企业撤退的情况。港资加贸企业如此窘迫，究竟面临何种压力？孙启烈认为可归纳成三大方面。一是成本急剧上升；二是政策调整压力；三是员工奇缺。
而在“成本上升”这个敏感问题上，企业认为在15%～40%之间，有的甚至喊出了60%这样的数字，但来自官方和一些业内人士测算后认为远没有这样高，这是企业在借题发挥，博取同情的一种做法。但不管真实数字几何，成本上升确实是企业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喘息，再喘息
“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希望不要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1855家鞋企暂弃出口
位于中山的港资企业金源鞋业制造厂，一直都是做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但是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金源制鞋厂的董事长高柱告诉记者，现在的环境下，做得越多亏得越多。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2月，珠三角地区参与出口鞋的企业仅有1512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855家。
“选择缩小工厂的规模，或者暂时歇业是不少做出口的鞋厂，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手段。”高柱也表示，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打自有品牌做内销市场固然是最光明的出路，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加贸企业选择这样的做法来应对遇到的困境，是无奈之举，也是消极之举”，港商协会的某负责人如是评价。
“随着各种不利于出口因素的进一步加剧，做加工贸易的鞋类企业，最困难的时刻应该是今年的5、6、7三个月。”经营鞋业出口多年、曾经担任过香港鞋业商会会长的高柱这样预测。“大量举步维艰的企业倒闭，都是预料中的事情了。”
高柱也表示，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加工贸易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的进一步加剧，加工贸易类企业遭遇的出口危机，也将继续延伸和扩大。
而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今年年初的调研也显示，在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美元不断贬值、美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预计2008年国内将有大量面向出口的中小纺织企业倒闭。
订单越多，亏损越多
在珠三角从事童装制造的港商林广德表示，人民币的升值已让港商感到“窒息”。他告诉记者，加工贸易企业用以支付成本的多为人民币，出口后则收取美元，从接单到收款，周期大约3到6个月，人民币大幅升值，企业可能血本无归，甚至订单越多，亏损越多。
在东莞从事玩具业多年的港商林生告诉记者，他最近刚刚关闭了一间工厂，“账面上的现金损失了差不多1000万元。”林生表示，因为连年来塑胶价格暴涨，再加上工厂长期因为人手不够，无法全力开工，又碰到人民币升值、铜等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扬等多桩不利因素，他苦苦支撑的工厂只好结业清算。
对此，业内人士也指出，港企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雇用的员工数目大，而这些员工的薪金都需要用人民币来支付，人民币这个时候升幅不减，就使得本来已经利润濒临成本核算边界的企业运营，再次迫近保本甚至亏本经营。
而渣打银行三月底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他们已经将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由9%上调到了15%。港商普遍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速增长，极有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接单兴趣。
记者了解到，为了降低风险，很多中小加工贸易企业只接数额小的订单，以缩短收款周期，降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风险。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张德杏透露，目前港企为降低风险，普遍做法是把接到的“大单”拆分成“小单”来做。
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张德杏称，不少商会成员在讨论后均认为，珠三角企业今年出口将普遍下降三至四成。由于广东出口中近七成由加工贸易产生，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出口退税率及各项新政调整、美国次贷危机、国外反倾销贸易壁垒、经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珠三角出口企业的大幅减少等。
张德杏称，首先是政策影响，2007年颁布的很多政策今年才得以实施。如《新劳动合同法》和加工贸易退税的调整；其次是原材料的大幅涨价；再次是人民币的升值。张德杏称，以上三大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是巨大“接单风险”，“做得多反而亏得多”，导致企业接单态度的转变。
对此，香港中小型企业协会会长吴宏斌深表担忧，因为从事出口贸易多年的他深知，“订单一旦走了，很难再流回来”。电话里他的声音略显焦躁，今年年初严峻的形势让他对今年珠三角出口形势难以乐观。“行家坐在一起，没有一个是开心的。”从去年开始，他已发现在各种展会上，美国客商锐减，随之而来的就是订单的减少。“很多行业订单流失得很厉害，玩具、服装、鞋类、电子，还有珠宝。”
在东莞市清溪镇投资已有15年的港资大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寿表示，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家具业，去年工厂缺工在三成以上，因为担心今年用工紧张，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公司已将原来700多人的员工规模缩减到目前500人左右。
陈忠寿说，以前一个月可以有1000个货柜出口，但是由于物料成本以及员工成本的上涨，产量减少，现在只有700个货柜。他认为，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物料以及劳工成本上涨的承受力就越脆弱，“刚来东莞投资的时候，政府有很多优惠政策，但是现在对外资优惠政策不多。”而且物料成本上涨了30%～200%，陈忠寿称，目前工厂一线普工的工资待遇都在1200元以上，较以往上涨了30%～50%。
记者留意到，在广州海关的最新统计中，吴宏斌所提到的各个行业，今年1～2月份的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倒闭潮令企业窒息
房康达在深圳的厂房接受了记者采访，位置有些偏僻，厂房也显得十分破旧，但房东今年还是把租金提高了三分之一。采访中，接送记者、招待客人、解说厂情，都是房康达一个人。
房康达告诉记者，其实迫使他做出退休决定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工厂目前看到的一些困难，而是“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房康达介绍，他的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今年他周边倒闭的港企就有5家，而邻近的平湖则达10家。往年，平湖每年只有1到2家港企倒闭。
今年已55岁的房康达不断感叹做工厂“实在太累”。 他从上世纪80年代来到大陆发展后，一直从事钟表业。“以前做钟表业的同行常说，做不了高档做中档，做不了中档做低档”。但如今，房康达却是三个档都做不下去了。
在钟表行业，流行着这样几句话，“钟表永远做不大”，“做钟表不要搞得太大”，因为钟表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又没有自己的研发，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房康达告诉记者，今年生产手表的各种合金材料上升了20%，但成品价格却只上涨了5%。珠三角这样的港资钟表厂，每分钟都有可能被挤掉。
房康达为什么不考虑升级呢？他的老朋友、同为钟表行业的港商吴朝东替他做了解释。大多数钟表行业港企，只是处于产业链的一环，只能根据客户需要来生产产品。“如果走高端路线，很有可能完全不符合客户的需要，卖不出去。”只生产配件，不做产品，决定了吴朝东这样的中间厂商，无法做品牌。何况房达康这样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做品牌。
“平湖往年倒闭的港企只有一两家，现在已知道的就有10家”。 其中包括手表厂、服装厂、装配厂，甚至上千员工的电子厂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吴朝东估计，还会有很多厂都将选择关闭，单是钟表行业内，就有很多与吴朝东关系不错的港商准备提前“退休”，恳请吴朝东收购他们的机器，一台2万多元的冲床才卖2000元。
房康达说：“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希望不要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他自己也已经做好了随时“退休”的准备，搬迁到河源的新厂房后，工厂将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利润可以分些利润，没有利润就收厂租”。 吴朝东赞成房康达的决定，他说自己今年40岁，也许5年后，也将走房康达的老路。“那时我有18000平米的厂房，可以出租，就算每平米8元，也高过现在做工厂的收入。看来‘退休’是不错的选择。”
将珠三角的工厂关闭，以收取厂房房租度过晚年，只是港商“退休”后的一种选择。房康达“退休”后就没有打算回香港，而是准备留在河源，为钟表厂做研发。记者了解到，还有不少港商关闭珠三角的工厂，将退回香港从事贸易。
三角债雪上加霜
由于生存困难，港企之间都难以支付现金，“三角债”出现的频率也日益增加，成了许多港企关闭的重要原因。
吴朝东自己也躲不过“三角债”带来的烦恼，他最近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一家港企向吴朝东订了2万元的表针，但却付不起现金，他派人催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于是自己带了四个工人、拿着棍棒亲自去讨债。结果只追回了1万，另外1万要一个月后才能拿到。“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还钱，今年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同样是因为三角债，一家从1999年就开始经营的港资电子厂今年倒闭了。老板汤先生做电子加工，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还开得比较高。有一家洋行向汤先生订了50万的货，货做好了，钱却收不回来，由于资金周转不过来，辛苦经营多年的厂只能倒闭。
民营企业
低价竞争冲击港商
陈太现在的头衔是恒迪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而之前，她一直都是在东莞大朗镇从事毛衣生产生意。20多年前，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本港商人在东莞大朗镇投资创办了第一间毛织厂，从此之后，数以百计的港资毛纺织企业，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这个并不生产一根羊毛的小镇。
回忆起当年香港毛纺织加工企业大批转移到东莞大朗的盛况，陈太仿佛是在说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一直只出产荔枝的大朗镇，劳动力甚为丰富。“只要你在工厂门口挂一个招聘广告，当地的农民就立刻排成长龙。”也正是当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港资毛织企业接订单接到手软，当然，数钱也数到手软。
架起一个纺织机器就能赚钱的生意，也引起了由荔枝果农变身产业熟手的当地人的艳羡。他们很快积攒了一些资金，并且掌握了生产技术，纷纷离开港资工厂，自己购置几台机器，在自家的堂屋里开始了毛衣加工。
“那个时候大朗到处都是夫妻档、父子档的毛织加工作坊。”陈太有些无奈地说，因为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成本比港资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低廉，所以订单的价格也因为当地人的竞争而直线下滑。“本来替国外客商加工一件毛衣还可以赚几毛钱，到最后就低到令不少小的港资工厂难以维持正常的运作。”
经营日趋困难的陈太在低价竞争的冲击下，愈来愈觉得力不从心。最后，她干脆把自己工厂100多台机器，半卖半送给了当地的亲戚。
从生产一线退下来的陈太，在香港成立了一间贸易公司，专门承接海外的毛织品订单。接到的订单她都转交给亲戚来做。“正是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得太激烈了，很多跟我一起来到大朗的港商，都选择不再从事直接的毛织加工，而是转而只负责在香港接单。”
记者也了解到，已经获得中国毛织名镇称号的东莞大郎镇，现在有毛织企业20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但是最早在当地从事毛织加工制造的港企，除了少数上规模的，大部分都已经退回到香港，从事毛织接单的贸易生意，生产环节主要都是由本地民营企业来完成。
用工，难上难
“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听人家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看来这句话都不是真的。这样低的工资在重庆都很容易找。”
“发财到广东”成历史
年过四旬的老涂夫妇是从重庆大足县来的，2006年重庆遭逢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家种的几亩水稻颗粒无收，无奈之下只好让不到17岁的大女儿从高中辍学回家，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他们夫妻则跑出来打工。老涂说自己以前一直是在家里务农，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想到外面的钱那么难赚。因为韶关有一个老乡介绍，他到韶关一个小五金厂做工人，结果才一个多月那个工厂因为牌照不齐全被关闭了。
到东莞后，他在东莞寮步横坑的一个港资电子厂里做普通工人，每个月也只有700块钱左右，而他的妻子做清洁工每个月也是600多块。
“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听人家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看来这句话都不是真的。这样低的工资在重庆都很容易找。”
工资低不如回家种红薯
老涂告诉记者，在工厂的闲暇时间，他也看电视听广播，知道国家给农民弄了很多优惠政策，他家里还有几亩水稻，风调雨顺地种好家里的田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温饱，农闲时就近到重庆去打一些短工，可以解决一些零用钱，老婆在家里养几头猪，就这样过吧，比在外面好多了。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许多像老涂这样年纪偏大的工人，都愿意重新回到家里的土地上耕作为生。
“现在国家给农村的优惠扶植政策越来越多，很多农民工都觉得种好地比出来打工的收入强多了，这也是很多工厂招不到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伟盈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太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吴太和也分析，现在年轻的人更愿意去做一些眼界更为丰富的第三产业，而不愿意呆在简单重复的流水线上工作。“年纪大的工人觉得种地更划算，年轻人又不愿意进工厂，企业的缺工局面看样子只能是越来越严峻。”
从陕西过来广东的小赵，起初在南海一间港资鞋厂工作，但是工资只有600元左右。后来他到了深圳公明的一个电子厂，工资有800多元，“我在西安找个800多块一个月的工作并不难。”小赵也告诉记者，春节后应该不会再过来了，因为老家西安那边的消费比广州、深圳都便宜很多。“最后算算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我在西安打工比广东还要多一点，而且这里治安又不好，离家也远”。
记者日前在东莞地区举办的一个招聘会现场上，随机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发现，不少中小型的工厂，月薪只有600元到800元左右，有的甚至比劳动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690元/月还要低。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随机参加了一间电子厂的招聘面试。经过了解，原来招聘广告上说的月薪700元至1000元是包括加班费在内，实际上最低工资是每月500元。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该工厂谢姓招聘主管表示，很多的工厂其实都没能达到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能达到这个要求的，都是那些规模很大，效益很好的企业。”
年初600人年底剩100
东莞港资恒隆制衣厂负责人黎生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表示，他的制衣厂2007年初的600多工人，到了年底老面孔就只剩下100多了，其他的都是新招聘进来的。
黎生告诉记者，他位于东莞中堂镇的制衣厂主要是接外单，因为工人队伍不稳定，很多大单都不敢接。“新工人像住旅店一样，今天来了明天又走了，也给人事管理上带来很多问题。”
黎生表示，因为东莞的经济结构、经济质量不断提高，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日渐突出，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外，东莞不断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和有一定实力的IT企业。这些企业开出的用工条件跟他们这些中小港资工厂相比，都要优厚得多，因此工人都不断向这些企业集中。
“因为一年到头工人换个不停，工厂的产品质量很难稳定，不少客户已经对厂里的产品质量表示不满。”黎生很无奈地对记者说。
缺工潮已从东部蔓延到西部
德电子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第一家在广西南宁投资的港资企业。记者在参观德电子的生产车间时发现，从零配件到电镀到最后的包装，所有的配套工序基本上都是在德全部完成的。“因为南宁还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配套链，所以我们只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生产环节。”
但是即便如此，困扰着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缺工问题，地处西部的德电子似乎也未能逃脱。
德电子营销部业务主管黄伟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无奈地表示，东部地区的缺工问题已经蔓延到了南宁。有一段时间为了招聘到生产工人，公司特别派人到偏远的靖西山区，在承诺包食宿、路费的情况下，也只是招到了6个工人。最后公司只好把部分工序转移到相对更为欠发达的百色市。“在百色地区我们招聘了600多名工人，再加上我们在南宁的600多工人，我们的用工压力，才得到一定的缓解。”
当记者将云集在珠三角的加工贸易类型企业，遇到的劳工不足、原材料价格大幅增加、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等问题一一列举时，黄伟斌告诉记者，除了电力供应较为充沛之外，其他的问题在南宁也已经逐一遭遇。“从目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看，加工贸易类企业如果不迅速转型升级，似乎已经无路可逃了。”
升级，老问题
“我不怀疑当地官员的诚意，政府可以扶持一把，但不要干预、主导，要把重点放在营商环境上。港商一定会用自己的视角去探讨问题，会用市场规律去看怎样对自己有利。”
政府主导不一定是好事
谈及产业转移，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说，转移要跟市场规律走，现在似乎政府在主导，不一定是好事。
他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圳在湖南衡阳有一个产业转移园，当时30多个企业家坐大巴去衡阳考察，孙启烈也参加了。出发前，说是6个小时的行程，结果上午10点开车，下午6点才到，大家困苦不堪。“坦率说，我是不愿意去的，是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
孙启烈问，人可以乘飞机，货物运输怎么办？目前，国家暂时规定一些地方台账不实转，可以空转，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但是随着条件变化，能维持多久？是否将来港商还要再转移，一直转到西藏和青海？
他说：“我不怀疑当地官员的诚意，政府可以扶持一把，但不要干预、主导，要把重点放在营商环境上。港商一定会用自己的视角去探讨问题，会用市场规律去看怎样对自己有利。”
1995年，原来在香港为别人打工的胡生，带着多年积蓄的500多万港币来到东莞寮步镇，投资开设了一间2000多平方米的五金螺丝厂，做了老板。10多年过去了，珠三角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胡先生的厂一直在生产螺丝，无论是产品还是工厂规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环境在变，水电人工原材料什么都在涨，未来怎么办？胡先生说做一天看一天，真做不下去就关门。其实，他只是一个缩影，一批在珠三角投资多年却进取不足的港企，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记者问及胡生，为什么不尝试做其他的产品，或者提升现有技术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胡生告诉记者，他也很早就想到要扩大生产产品的种类，但是技术上的水平还达不到，而且，他计算过，这样一来就需要购买新的机器，还得一大笔投入。但是如果保持现有的生产状况，那么至少可以维持每一年的利润。“再说，我们主要接别人的订单来做，有单就生产，不用承担什么风险。”正是在这种求稳的心态下，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扩大产品种类的想法一直只在胡生的脑海里盘旋，却从未付诸实践。
其实，在港商中，求稳的不仅是胡生。1985年到1995年到珠三角投资的中小港商，大多与胡生有着类似经历，有着类似的求稳心态。最初，这些中小港商大都在香港替别人打工，学到了技术并积累了一些资金，就跑到东莞来自己开厂。
“我们那一批港商，对资本运作都不太熟悉，因此所拥有的资金几乎每一分钱都是节俭下来的，所以在20年的发展中就只能求稳了，不敢随便扩大、转产和升级。再说，我们那一批港商所掌握的技术也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胡生的话，道出来了许多中小港商的心理和实情。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东莞的地价、电费、人工会上涨得这么快，加上原材料价格的涨幅也很大，能保本维持下去就不错了。”年过花甲的胡生有些后悔、有点落寞地说，“至于以后，做不下去了就只好关门。”
融资和环保
是加工贸易企业升级两大瓶颈
众所周知，目前在珠三角经营的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基本都是低端、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土地、能源、劳动资源耗量大、污染程度高且利润微薄，实在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转型中的企业往往面临环保和融资两大瓶颈的限制。
对此，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成雄表示，产业转型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环保工作，对于像排放污水的设施或工程，靠单独一个厂家去规划和处理，不仅难度大而且效果也不会很好。他建议，与其由企业各自计划及安装，局部解决问题，不如在各区域的发展规划中，由政府来统筹，透过商会沟通，统一建立排污设施，再由厂家按用者自付的方式，负担相关的成本费用，这样就会令地区的环保效果做得更好，同时也相应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和成本。
对于中小企业视为“老大难”的融资问题，张成雄称，中小企并不能像大型企业那样向银行提供大量资产担保，所以资金瓶颈制约了转型升级，如政府能在这方面为企业提供一些实用的服务，也可以让中小企升级转型的路子走得更顺利。
迁移，进行时
“本来广西非常看好珠三角地区大量港资企业转移到广西来，但是现在看情形，越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迁移与留守
国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优惠政策，无疑是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但不少港商和台商反映，一时间想将工厂和整个产业链向中西部转移并不容易。据业内人士分析，迁往中西部地区，运费至少占成本的10%，而目前企业在东莞的运费仅仅占生产成本的3%。同时，厂房对于台企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不像东部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
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产业转移并不是抛弃，要转移的话对港商企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什么？因为现在珠三角土地没有了，成本上去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还在珠三角，利润空间会很小，珠三角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珠三角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但是珠三角本部并没有转移，它的企业继续搞，把劳动密集型的转到山区或东西两翼或者内地，它本身还扩大了业务，增加了投资，对他们没有坏处，不是抛弃他们，我们是站在企业立场上，根本不存在抛弃问题。”
东莞市高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百静说：“国家提出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开发大西部的政策，就这个的政策来讲，也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有人力紧张的新问题，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去？到了西部以后，如果西部在这些方面能够配合得上的话，那这些人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珠三角来打工了。”
此外，他还认为中西部的地方政府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中西部招商一定要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要切切实实地了解你要招什么商，你要招什么行业，对什么敏感，对什么不敏感。如果有一些企业能够到西部，可以解决配套问题，他的成本优势体现出来了。一旦一个行业有一些厂迁到西部去，这时候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理论上，迁出地的邻近地区都可以承接，例如江西、湖南、安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际上很多企业也正搬往当地。但是，企业的迁移并不仅仅考虑劳工成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地的产业成熟度，也就是产业链的成熟度。
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新制度的调整虽然对企业的影响很大，但还不足以让整个加贸行业重组洗牌，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的。虽然国家给予了中西部地区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这样的优惠目前还不明朗，其次，如此大的迁徙，相当于企业的一次推倒重建，大部分的企业不会贸然行事的。
而对整个珠三角和东莞经济都有相当发言权的东莞市高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百静认为：“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东莞的影响非常大。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占东莞外贸企业的比重非常高。现在东莞是一个双转型，借助这个政策，要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出去，同时也要防止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到其他地方去，如何平衡好这样一个关系，这对东莞市政府来讲，对东莞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这真的是一个契机”。
三成港商外出“找路子”
珠三角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润冰告诉记者，港商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找路子”。“广东省政府力推的产业转移政策，在港商中确实引起了震荡。”据估计，约有三分之一港商都走出珠三角考察，其中，一部分是跟随商会政府活动，其他则是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考察。
然而,通过港商们的亲自考察,却发现产业转移很难行得通。“真正走出珠三角开厂的不到一成”，张润冰告诉记者，而且港商发现开了厂也很难支撑下去。其中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产业链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高昂，“以前一个工厂要一个配套的螺丝15～30分钟就能完成，而现在3个小时都不一定搞得定。”其二，是招工难，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本身工厂少，招聘熟练工人非常困难，培训成本巨大；其三，其他配套跟不上，如交通运输等。
据张润冰介绍，经过前期的考察，很多港商都发现产业转移“举步艰难”。在考察的港商中，从珠三角转出去的港商，不足五分之一。而更令她担心的是，转出去后，能不能发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广东的20多个产业转移园区，在泛珠三角地区，港商考察得最多的就是湖南郴州、广西南宁和北海以及浙江宁波。而据了解，到内地开厂的港商，多数已有开拓国内市场的意向。
据了解，江西的赣州是港商考察的热门地区。目前，赣州已知的港资企业超过1200家。张润冰认为，赣州吸引力在于招商开展得早。早在2006年，就已提出不需“保证金”，即台帐可以空转。赣州的地价和劳动力也非常便宜。但已在赣州设厂的企业也已发现，熟练的技术工人难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越南，越南
东莞大岭山镇一港资家具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越南选好地址，很快就会去越南开设新的工厂。该家具厂的负责人说因为之前的家具反倾销政策，令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木制卧室家具被征收惩罚性关税，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又一路攀升。“再加上东莞的工厂常年缺工，生产线只有60%至70%左右的开工率，电力供应也始终停留在‘开五停二’的局面上，珠三角的城市去年还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以来我们再生产下去就没钱好赚，只有迁移到越南去，避开现时在内地遇到的诸多困境。”
据了解，韩国三星电子表示，未来会将部分组装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台湾台塑也将原来在大陆加建工厂的计划迁到了越南。而耐克更是把许多本该给中国广东企业的代工订单下到了越南，不但大规模扩充在越南4个加工厂的生产线，还投资1600多万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厂，并计划尽快投产，从而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而相应的是，一拨一拨原本在珠三角地区投资的港商，这一两年来先后组团前赴后继，去越南进行投资环境的考察。
“本来广西非常看好珠三角地区大量港资企业转移到广西来，但是现在看情形，越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长期致力于越南问题研究的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毅表示，越南改革有些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打破过去的国营垄断，开放经营之外，越南近年来也逐步开始调整四级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建制，以减少政府运做环节，提高政府的办事速度，从而解决外国投资者所诟病的效率问题。
东莞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庆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许多台商都在思考该怎么走，分散市场风险或者转移越南投资将会成为一种趋势。转移中西部还不如转移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地区，现在越南的投资成本仅是国内的一半。”据他所知，一些家具业，制鞋业等产业开始搬迁至越南了。由于现在许多台企的厂房是租用的，很多台商采取“打带跑”的策略，能做就继续撑，直到做不下去就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给当地政府和供应商。“如果这么多企业倒闭或者台商逃之夭夭，势必造成上千万人失业，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失色，珠三角
“没这回事”VS“无力再支撑下去”
告别淘金梦
卢炳波是广州一家小规模皮具公司的外发跟单员，过去的两个月对他是彻彻底底的煎熬。尽管春节后工厂许诺给他加薪，但卢炳波还是彻底打消了在这家工厂继续工作的念头。4月底，他再也不用理会经理烦躁的表情了。他打算跳槽到东莞另一家比较大的皮具厂。“实在做不下去了”，辞职那天，卢炳波还是非常疲惫。5前年，卢炳波拖家带口从广西带着淘金梦来到广东，最初几年“钱很好赚，厂子也景气”，不过，从去年开始“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与卢炳波一样疲惫的还有东莞市外商投资咨询服务中心综合部副经理卢伟强。这几年，企业找他沟通时的抱怨逐年增多，尤其是去年7月23日加贸新政一公布，企业就普遍开始叫苦，这让这个勤奋踏实的年轻人倍感压力。
“现在，每天要是听不到几句企业的诉苦话反倒不习惯了，我也知道加贸企业未来的路不太好走，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卢伟强轻松地说，语气中带着几分凝重。
变身关键词
20年前的东莞凭借地理优势、毗邻香港以及配套的产业群，吸引了大量港商和台商投资落户。“东莞神话”是珠三角走向繁荣富足的缩影，但时至今日，东莞渐失色，也成为珠三角最直接的缩影。“生死攸关、元气大伤、躁动、犹疑、对峙、撤退”成为业界的关键词。
东莞日前公布了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记者注意到，除了CPI号列车难刹住外，有几句话甚是触目惊心。“因能源供应比较紧张，油价大幅上涨，3月份的电力缺口达到300万千瓦，部分企业需要“开四停三”，生产运营受到较大影响。展望第二季度，全市的能源供应紧张等问题可能将持续，而受国际经济整体形势、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方面的影响，东莞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也将受到严峻挑战”。这预示着企业的变身之路将异常艰难。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珠三角很多港资加贸企业已明显感到沉重的负担：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各地政府对环保整治力度加重、国际技术壁垒也日渐提高，甚至频繁出现的“油荒”、“电荒”。
在港资加工贸易企业最为集中的东莞市，每月都举办的外商与政府的协调会上，不止一次出现港商情绪失控，向政府部门投诉，“在东莞多年，投入半生心血，虽然舍不得离开，但却实在无力再支撑下去。”尽管在多方努力和协调下，港商们得到了一年的缓冲期。但时至今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动态调整，依旧是珠三角数万港商心中难以挥散的阴霾。
成本上升之谜，倒闭潮之谜
对这两个敏感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回应也截然不同。针对珠三角加贸企业大量倒闭外迁的传闻，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给予了否认，坚称“没这回事”。“相关数据表明，倒闭和外迁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其工业增加值较少，数量和产值占比并不大。”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钟健辉说。钟健辉认为，目前，广东企业外迁主要包括适应性外迁(即企业整体外迁)和扩张性外迁(即包括管理、研发、营销、财务中心等部门的企业总部仍在当地，而将部分生产能力外迁)，并以扩张性外迁为主。
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对此则充满忧虑，其实很多港商已经意兴阑珊。他个人预测：珠三角近两年将有1万到1.5万家港企将关闭、兼并或迁移。在传统制造业中，如服装、纺织、塑料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均出现企业撤退的情况。港资加贸企业如此窘迫，究竟面临何种压力？孙启烈认为可归纳成三大方面。一是成本急剧上升；二是政策调整压力；三是员工奇缺。
而在“成本上升”这个敏感问题上，企业认为在15%～40%之间，有的甚至喊出了60%这样的数字，但来自官方和一些业内人士测算后认为远没有这样高，这是企业在借题发挥，博取同情的一种做法。但不管真实数字几何，成本上升确实是企业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喘息，再喘息
“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希望不要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1855家鞋企暂弃出口
位于中山的港资企业金源鞋业制造厂，一直都是做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但是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金源制鞋厂的董事长高柱告诉记者，现在的环境下，做得越多亏得越多。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2月，珠三角地区参与出口鞋的企业仅有1512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855家。
“选择缩小工厂的规模，或者暂时歇业是不少做出口的鞋厂，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手段。”高柱也表示，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打自有品牌做内销市场固然是最光明的出路，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加贸企业选择这样的做法来应对遇到的困境，是无奈之举，也是消极之举”，港商协会的某负责人如是评价。
“随着各种不利于出口因素的进一步加剧，做加工贸易的鞋类企业，最困难的时刻应该是今年的5、6、7三个月。”经营鞋业出口多年、曾经担任过香港鞋业商会会长的高柱这样预测。“大量举步维艰的企业倒闭，都是预料中的事情了。”
高柱也表示，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加工贸易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的进一步加剧，加工贸易类企业遭遇的出口危机，也将继续延伸和扩大。
而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今年年初的调研也显示，在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美元不断贬值、美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预计2008年国内将有大量面向出口的中小纺织企业倒闭。
订单越多，亏损越多
在珠三角从事童装制造的港商林广德表示，人民币的升值已让港商感到“窒息”。他告诉记者，加工贸易企业用以支付成本的多为人民币，出口后则收取美元，从接单到收款，周期大约3到6个月，人民币大幅升值，企业可能血本无归，甚至订单越多，亏损越多。
在东莞从事玩具业多年的港商林生告诉记者，他最近刚刚关闭了一间工厂，“账面上的现金损失了差不多1000万元。”林生表示，因为连年来塑胶价格暴涨，再加上工厂长期因为人手不够，无法全力开工，又碰到人民币升值、铜等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扬等多桩不利因素，他苦苦支撑的工厂只好结业清算。
对此，业内人士也指出，港企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雇用的员工数目大，而这些员工的薪金都需要用人民币来支付，人民币这个时候升幅不减，就使得本来已经利润濒临成本核算边界的企业运营，再次迫近保本甚至亏本经营。
而渣打银行三月底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他们已经将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由9%上调到了15%。港商普遍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速增长，极有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接单兴趣。
记者了解到，为了降低风险，很多中小加工贸易企业只接数额小的订单，以缩短收款周期，降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风险。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张德杏透露，目前港企为降低风险，普遍做法是把接到的“大单”拆分成“小单”来做。
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张德杏称，不少商会成员在讨论后均认为，珠三角企业今年出口将普遍下降三至四成。由于广东出口中近七成由加工贸易产生，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出口退税率及各项新政调整、美国次贷危机、国外反倾销贸易壁垒、经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珠三角出口企业的大幅减少等。
张德杏称，首先是政策影响，2007年颁布的很多政策今年才得以实施。如《新劳动合同法》和加工贸易退税的调整；其次是原材料的大幅涨价；再次是人民币的升值。张德杏称，以上三大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是巨大“接单风险”，“做得多反而亏得多”，导致企业接单态度的转变。
对此，香港中小型企业协会会长吴宏斌深表担忧，因为从事出口贸易多年的他深知，“订单一旦走了，很难再流回来”。电话里他的声音略显焦躁，今年年初严峻的形势让他对今年珠三角出口形势难以乐观。“行家坐在一起，没有一个是开心的。”从去年开始，他已发现在各种展会上，美国客商锐减，随之而来的就是订单的减少。“很多行业订单流失得很厉害，玩具、服装、鞋类、电子，还有珠宝。”
在东莞市清溪镇投资已有15年的港资大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寿表示，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家具业，去年工厂缺工在三成以上，因为担心今年用工紧张，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公司已将原来700多人的员工规模缩减到目前500人左右。
陈忠寿说，以前一个月可以有1000个货柜出口，但是由于物料成本以及员工成本的上涨，产量减少，现在只有700个货柜。他认为，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物料以及劳工成本上涨的承受力就越脆弱，“刚来东莞投资的时候，政府有很多优惠政策，但是现在对外资优惠政策不多。”而且物料成本上涨了30%～200%，陈忠寿称，目前工厂一线普工的工资待遇都在1200元以上，较以往上涨了30%～50%。
记者留意到，在广州海关的最新统计中，吴宏斌所提到的各个行业，今年1～2月份的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倒闭潮令企业窒息
房康达在深圳的厂房接受了记者采访，位置有些偏僻，厂房也显得十分破旧，但房东今年还是把租金提高了三分之一。采访中，接送记者、招待客人、解说厂情，都是房康达一个人。
房康达告诉记者，其实迫使他做出退休决定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工厂目前看到的一些困难，而是“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房康达介绍，他的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今年他周边倒闭的港企就有5家，而邻近的平湖则达10家。往年，平湖每年只有1到2家港企倒闭。
今年已55岁的房康达不断感叹做工厂“实在太累”。 他从上世纪80年代来到大陆发展后，一直从事钟表业。“以前做钟表业的同行常说，做不了高档做中档，做不了中档做低档”。但如今，房康达却是三个档都做不下去了。
在钟表行业，流行着这样几句话，“钟表永远做不大”，“做钟表不要搞得太大”，因为钟表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又没有自己的研发，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房康达告诉记者，今年生产手表的各种合金材料上升了20%，但成品价格却只上涨了5%。珠三角这样的港资钟表厂，每分钟都有可能被挤掉。
房康达为什么不考虑升级呢？他的老朋友、同为钟表行业的港商吴朝东替他做了解释。大多数钟表行业港企，只是处于产业链的一环，只能根据客户需要来生产产品。“如果走高端路线，很有可能完全不符合客户的需要，卖不出去。”只生产配件，不做产品，决定了吴朝东这样的中间厂商，无法做品牌。何况房达康这样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做品牌。
“平湖往年倒闭的港企只有一两家，现在已知道的就有10家”。 其中包括手表厂、服装厂、装配厂，甚至上千员工的电子厂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吴朝东估计，还会有很多厂都将选择关闭，单是钟表行业内，就有很多与吴朝东关系不错的港商准备提前“退休”，恳请吴朝东收购他们的机器，一台2万多元的冲床才卖2000元。
房康达说：“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希望不要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他自己也已经做好了随时“退休”的准备，搬迁到河源的新厂房后，工厂将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利润可以分些利润，没有利润就收厂租”。 吴朝东赞成房康达的决定，他说自己今年40岁，也许5年后，也将走房康达的老路。“那时我有18000平米的厂房，可以出租，就算每平米8元，也高过现在做工厂的收入。看来‘退休’是不错的选择。”
将珠三角的工厂关闭，以收取厂房房租度过晚年，只是港商“退休”后的一种选择。房康达“退休”后就没有打算回香港，而是准备留在河源，为钟表厂做研发。记者了解到，还有不少港商关闭珠三角的工厂，将退回香港从事贸易。
三角债雪上加霜
由于生存困难，港企之间都难以支付现金，“三角债”出现的频率也日益增加，成了许多港企关闭的重要原因。
吴朝东自己也躲不过“三角债”带来的烦恼，他最近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一家港企向吴朝东订了2万元的表针，但却付不起现金，他派人催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于是自己带了四个工人、拿着棍棒亲自去讨债。结果只追回了1万，另外1万要一个月后才能拿到。“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还钱，今年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同样是因为三角债，一家从1999年就开始经营的港资电子厂今年倒闭了。老板汤先生做电子加工，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还开得比较高。有一家洋行向汤先生订了50万的货，货做好了，钱却收不回来，由于资金周转不过来，辛苦经营多年的厂只能倒闭。
民营企业
低价竞争冲击港商
陈太现在的头衔是恒迪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而之前，她一直都是在东莞大朗镇从事毛衣生产生意。20多年前，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本港商人在东莞大朗镇投资创办了第一间毛织厂，从此之后，数以百计的港资毛纺织企业，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这个并不生产一根羊毛的小镇。
回忆起当年香港毛纺织加工企业大批转移到东莞大朗的盛况，陈太仿佛是在说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一直只出产荔枝的大朗镇，劳动力甚为丰富。“只要你在工厂门口挂一个招聘广告，当地的农民就立刻排成长龙。”也正是当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港资毛织企业接订单接到手软，当然，数钱也数到手软。
架起一个纺织机器就能赚钱的生意，也引起了由荔枝果农变身产业熟手的当地人的艳羡。他们很快积攒了一些资金，并且掌握了生产技术，纷纷离开港资工厂，自己购置几台机器，在自家的堂屋里开始了毛衣加工。
“那个时候大朗到处都是夫妻档、父子档的毛织加工作坊。”陈太有些无奈地说，因为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成本比港资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低廉，所以订单的价格也因为当地人的竞争而直线下滑。“本来替国外客商加工一件毛衣还可以赚几毛钱，到最后就低到令不少小的港资工厂难以维持正常的运作。”
经营日趋困难的陈太在低价竞争的冲击下，愈来愈觉得力不从心。最后，她干脆把自己工厂100多台机器，半卖半送给了当地的亲戚。
从生产一线退下来的陈太，在香港成立了一间贸易公司，专门承接海外的毛织品订单。接到的订单她都转交给亲戚来做。“正是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得太激烈了，很多跟我一起来到大朗的港商，都选择不再从事直接的毛织加工，而是转而只负责在香港接单。”
记者也了解到，已经获得中国毛织名镇称号的东莞大郎镇，现在有毛织企业20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但是最早在当地从事毛织加工制造的港企，除了少数上规模的，大部分都已经退回到香港，从事毛织接单的贸易生意，生产环节主要都是由本地民营企业来完成。
用工，难上难
“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听人家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看来这句话都不是真的。这样低的工资在重庆都很容易找。”
“发财到广东”成历史
年过四旬的老涂夫妇是从重庆大足县来的，2006年重庆遭逢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家种的几亩水稻颗粒无收，无奈之下只好让不到17岁的大女儿从高中辍学回家，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他们夫妻则跑出来打工。老涂说自己以前一直是在家里务农，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想到外面的钱那么难赚。因为韶关有一个老乡介绍，他到韶关一个小五金厂做工人，结果才一个多月那个工厂因为牌照不齐全被关闭了。
到东莞后，他在东莞寮步横坑的一个港资电子厂里做普通工人，每个月也只有700块钱左右，而他的妻子做清洁工每个月也是600多块。
“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听人家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看来这句话都不是真的。这样低的工资在重庆都很容易找。”
工资低不如回家种红薯
老涂告诉记者，在工厂的闲暇时间，他也看电视听广播，知道国家给农民弄了很多优惠政策，他家里还有几亩水稻，风调雨顺地种好家里的田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温饱，农闲时就近到重庆去打一些短工，可以解决一些零用钱，老婆在家里养几头猪，就这样过吧，比在外面好多了。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许多像老涂这样年纪偏大的工人，都愿意重新回到家里的土地上耕作为生。
“现在国家给农村的优惠扶植政策越来越多，很多农民工都觉得种好地比出来打工的收入强多了，这也是很多工厂招不到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伟盈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太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吴太和也分析，现在年轻的人更愿意去做一些眼界更为丰富的第三产业，而不愿意呆在简单重复的流水线上工作。“年纪大的工人觉得种地更划算，年轻人又不愿意进工厂，企业的缺工局面看样子只能是越来越严峻。”
从陕西过来广东的小赵，起初在南海一间港资鞋厂工作，但是工资只有600元左右。后来他到了深圳公明的一个电子厂，工资有800多元，“我在西安找个800多块一个月的工作并不难。”小赵也告诉记者，春节后应该不会再过来了，因为老家西安那边的消费比广州、深圳都便宜很多。“最后算算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我在西安打工比广东还要多一点，而且这里治安又不好，离家也远”。
记者日前在东莞地区举办的一个招聘会现场上，随机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发现，不少中小型的工厂，月薪只有600元到800元左右，有的甚至比劳动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690元/月还要低。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随机参加了一间电子厂的招聘面试。经过了解，原来招聘广告上说的月薪700元至1000元是包括加班费在内，实际上最低工资是每月500元。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该工厂谢姓招聘主管表示，很多的工厂其实都没能达到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能达到这个要求的，都是那些规模很大，效益很好的企业。”
年初600人年底剩100
东莞港资恒隆制衣厂负责人黎生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表示，他的制衣厂2007年初的600多工人，到了年底老面孔就只剩下100多了，其他的都是新招聘进来的。
黎生告诉记者，他位于东莞中堂镇的制衣厂主要是接外单，因为工人队伍不稳定，很多大单都不敢接。“新工人像住旅店一样，今天来了明天又走了，也给人事管理上带来很多问题。”
黎生表示，因为东莞的经济结构、经济质量不断提高，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日渐突出，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外，东莞不断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和有一定实力的IT企业。这些企业开出的用工条件跟他们这些中小港资工厂相比，都要优厚得多，因此工人都不断向这些企业集中。
“因为一年到头工人换个不停，工厂的产品质量很难稳定，不少客户已经对厂里的产品质量表示不满。”黎生很无奈地对记者说。
缺工潮已从东部蔓延到西部
德电子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第一家在广西南宁投资的港资企业。记者在参观德电子的生产车间时发现，从零配件到电镀到最后的包装，所有的配套工序基本上都是在德全部完成的。“因为南宁还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配套链，所以我们只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生产环节。”
但是即便如此，困扰着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缺工问题，地处西部的德电子似乎也未能逃脱。
德电子营销部业务主管黄伟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无奈地表示，东部地区的缺工问题已经蔓延到了南宁。有一段时间为了招聘到生产工人，公司特别派人到偏远的靖西山区，在承诺包食宿、路费的情况下，也只是招到了6个工人。最后公司只好把部分工序转移到相对更为欠发达的百色市。“在百色地区我们招聘了600多名工人，再加上我们在南宁的600多工人，我们的用工压力，才得到一定的缓解。”
当记者将云集在珠三角的加工贸易类型企业，遇到的劳工不足、原材料价格大幅增加、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等问题一一列举时，黄伟斌告诉记者，除了电力供应较为充沛之外，其他的问题在南宁也已经逐一遭遇。“从目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来看，加工贸易类企业如果不迅速转型升级，似乎已经无路可逃了。”
升级，老问题
“我不怀疑当地官员的诚意，政府可以扶持一把，但不要干预、主导，要把重点放在营商环境上。港商一定会用自己的视角去探讨问题，会用市场规律去看怎样对自己有利。”
政府主导不一定是好事
谈及产业转移，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说，转移要跟市场规律走，现在似乎政府在主导，不一定是好事。
他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圳在湖南衡阳有一个产业转移园，当时30多个企业家坐大巴去衡阳考察，孙启烈也参加了。出发前，说是6个小时的行程，结果上午10点开车，下午6点才到，大家困苦不堪。“坦率说，我是不愿意去的，是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
孙启烈问，人可以乘飞机，货物运输怎么办？目前，国家暂时规定一些地方台账不实转，可以空转，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但是随着条件变化，能维持多久？是否将来港商还要再转移，一直转到西藏和青海？
他说：“我不怀疑当地官员的诚意，政府可以扶持一把，但不要干预、主导，要把重点放在营商环境上。港商一定会用自己的视角去探讨问题，会用市场规律去看怎样对自己有利。”
1995年，原来在香港为别人打工的胡生，带着多年积蓄的500多万港币来到东莞寮步镇，投资开设了一间2000多平方米的五金螺丝厂，做了老板。10多年过去了，珠三角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胡先生的厂一直在生产螺丝，无论是产品还是工厂规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环境在变，水电人工原材料什么都在涨，未来怎么办？胡先生说做一天看一天，真做不下去就关门。其实，他只是一个缩影，一批在珠三角投资多年却进取不足的港企，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记者问及胡生，为什么不尝试做其他的产品，或者提升现有技术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胡生告诉记者，他也很早就想到要扩大生产产品的种类，但是技术上的水平还达不到，而且，他计算过，这样一来就需要购买新的机器，还得一大笔投入。但是如果保持现有的生产状况，那么至少可以维持每一年的利润。“再说，我们主要接别人的订单来做，有单就生产，不用承担什么风险。”正是在这种求稳的心态下，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扩大产品种类的想法一直只在胡生的脑海里盘旋，却从未付诸实践。
其实，在港商中，求稳的不仅是胡生。1985年到1995年到珠三角投资的中小港商，大多与胡生有着类似经历，有着类似的求稳心态。最初，这些中小港商大都在香港替别人打工，学到了技术并积累了一些资金，就跑到东莞来自己开厂。
“我们那一批港商，对资本运作都不太熟悉，因此所拥有的资金几乎每一分钱都是节俭下来的，所以在20年的发展中就只能求稳了，不敢随便扩大、转产和升级。再说，我们那一批港商所掌握的技术也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胡生的话，道出来了许多中小港商的心理和实情。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东莞的地价、电费、人工会上涨得这么快，加上原材料价格的涨幅也很大，能保本维持下去就不错了。”年过花甲的胡生有些后悔、有点落寞地说，“至于以后，做不下去了就只好关门。”
融资和环保
是加工贸易企业升级两大瓶颈
众所周知，目前在珠三角经营的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基本都是低端、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土地、能源、劳动资源耗量大、污染程度高且利润微薄，实在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转型中的企业往往面临环保和融资两大瓶颈的限制。
对此，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成雄表示，产业转型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环保工作，对于像排放污水的设施或工程，靠单独一个厂家去规划和处理，不仅难度大而且效果也不会很好。他建议，与其由企业各自计划及安装，局部解决问题，不如在各区域的发展规划中，由政府来统筹，透过商会沟通，统一建立排污设施，再由厂家按用者自付的方式，负担相关的成本费用，这样就会令地区的环保效果做得更好，同时也相应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和成本。
对于中小企业视为“老大难”的融资问题，张成雄称，中小企并不能像大型企业那样向银行提供大量资产担保，所以资金瓶颈制约了转型升级，如政府能在这方面为企业提供一些实用的服务，也可以让中小企升级转型的路子走得更顺利。
迁移，进行时
“本来广西非常看好珠三角地区大量港资企业转移到广西来，但是现在看情形，越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迁移与留守
国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优惠政策，无疑是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但不少港商和台商反映，一时间想将工厂和整个产业链向中西部转移并不容易。据业内人士分析，迁往中西部地区，运费至少占成本的10%，而目前企业在东莞的运费仅仅占生产成本的3%。同时，厂房对于台企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不像东部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
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产业转移并不是抛弃，要转移的话对港商企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什么？因为现在珠三角土地没有了，成本上去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还在珠三角，利润空间会很小，珠三角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珠三角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但是珠三角本部并没有转移，它的企业继续搞，把劳动密集型的转到山区或东西两翼或者内地，它本身还扩大了业务，增加了投资，对他们没有坏处，不是抛弃他们，我们是站在企业立场上，根本不存在抛弃问题。”
东莞市高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百静说：“国家提出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开发大西部的政策，就这个的政策来讲，也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有人力紧张的新问题，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去？到了西部以后，如果西部在这些方面能够配合得上的话，那这些人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珠三角来打工了。”
此外，他还认为中西部的地方政府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中西部招商一定要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要切切实实地了解你要招什么商，你要招什么行业，对什么敏感，对什么不敏感。如果有一些企业能够到西部，可以解决配套问题，他的成本优势体现出来了。一旦一个行业有一些厂迁到西部去，这时候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理论上，迁出地的邻近地区都可以承接，例如江西、湖南、安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际上很多企业也正搬往当地。但是，企业的迁移并不仅仅考虑劳工成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地的产业成熟度，也就是产业链的成熟度。
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新制度的调整虽然对企业的影响很大，但还不足以让整个加贸行业重组洗牌，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的。虽然国家给予了中西部地区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这样的优惠目前还不明朗，其次，如此大的迁徙，相当于企业的一次推倒重建，大部分的企业不会贸然行事的。
而对整个珠三角和东莞经济都有相当发言权的东莞市高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百静认为：“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东莞的影响非常大。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占东莞外贸企业的比重非常高。现在东莞是一个双转型，借助这个政策，要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出去，同时也要防止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到其他地方去，如何平衡好这样一个关系，这对东莞市政府来讲，对东莞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这真的是一个契机”。
三成港商外出“找路子”
珠三角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润冰告诉记者，港商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找路子”。“广东省政府力推的产业转移政策，在港商中确实引起了震荡。”据估计，约有三分之一港商都走出珠三角考察，其中，一部分是跟随商会政府活动，其他则是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考察。
然而,通过港商们的亲自考察,却发现产业转移很难行得通。“真正走出珠三角开厂的不到一成”，张润冰告诉记者，而且港商发现开了厂也很难支撑下去。其中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产业链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高昂，“以前一个工厂要一个配套的螺丝15～30分钟就能完成，而现在3个小时都不一定搞得定。”其二，是招工难，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本身工厂少，招聘熟练工人非常困难，培训成本巨大；其三，其他配套跟不上，如交通运输等。
据张润冰介绍，经过前期的考察，很多港商都发现产业转移“举步艰难”。在考察的港商中，从珠三角转出去的港商，不足五分之一。而更令她担心的是，转出去后，能不能发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广东的20多个产业转移园区，在泛珠三角地区，港商考察得最多的就是湖南郴州、广西南宁和北海以及浙江宁波。而据了解，到内地开厂的港商，多数已有开拓国内市场的意向。
据了解，江西的赣州是港商考察的热门地区。目前，赣州已知的港资企业超过1200家。张润冰认为，赣州吸引力在于招商开展得早。早在2006年，就已提出不需“保证金”，即台帐可以空转。赣州的地价和劳动力也非常便宜。但已在赣州设厂的企业也已发现，熟练的技术工人难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越南，越南
东莞大岭山镇一港资家具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越南选好地址，很快就会去越南开设新的工厂。该家具厂的负责人说因为之前的家具反倾销政策，令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木制卧室家具被征收惩罚性关税，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又一路攀升。“再加上东莞的工厂常年缺工，生产线只有60%至70%左右的开工率，电力供应也始终停留在‘开五停二’的局面上，珠三角的城市去年还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以来我们再生产下去就没钱好赚，只有迁移到越南去，避开现时在内地遇到的诸多困境。”
据了解，韩国三星电子表示，未来会将部分组装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台湾台塑也将原来在大陆加建工厂的计划迁到了越南。而耐克更是把许多本该给中国广东企业的代工订单下到了越南，不但大规模扩充在越南4个加工厂的生产线，还投资1600多万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厂，并计划尽快投产，从而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而相应的是，一拨一拨原本在珠三角地区投资的港商，这一两年来先后组团前赴后继，去越南进行投资环境的考察。
“本来广西非常看好珠三角地区大量港资企业转移到广西来，但是现在看情形，越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长期致力于越南问题研究的广西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毅表示，越南改革有些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打破过去的国营垄断，开放经营之外，越南近年来也逐步开始调整四级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建制，以减少政府运做环节，提高政府的办事速度，从而解决外国投资者所诟病的效率问题。
东莞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庆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许多台商都在思考该怎么走，分散市场风险或者转移越南投资将会成为一种趋势。转移中西部还不如转移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地区，现在越南的投资成本仅是国内的一半。”据他所知，一些家具业，制鞋业等产业开始搬迁至越南了。由于现在许多台企的厂房是租用的，很多台商采取“打带跑”的策略，能做就继续撑，直到做不下去就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给当地政府和供应商。“如果这么多企业倒闭或者台商逃之夭夭，势必造成上千万人失业，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