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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庆华相识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1991年，我调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被安排到新闻联络组，这个组负责采写内部新闻向全市新闻报刊投稿，并与其保持工作联系。他和老牟先我几年到宣传处，我们三人同坐一间办公室，等我步其后尘来到他俩身边，他们已是在全市各大报刊经常发表大块通讯稿的“名记”了。
那时他还不到而立之年，从渝中区分局刑警队选调市局来做职业写手。他的说话处事为人，依然还是刑警队员的风格，雷厉风行，幽默洒脱而持重干练。他脸上架了副眼镜，只有伏案写稿和凝神读书时，才显出些内在的斯文和儒雅。不管是否有外出采访，常年早上上班，他仍习惯将办公室的地拖得干干净净的，光亮映人，湿漉漉的拖把一直要拖净整个长长的公用过道，然后去楼下打瓶开水，将三张办公桌抹干净。记得刚报到的第二天，他就带我到市局大院的各个处室，把我介绍给大家，并给我介绍所到处室的业务工作。等到午饭时，我为致谢想请他出去下馆子，他却说，我们以后还长，还是吃食堂吧！
这就是当年宋庆华给我留下的印象。
后来，我们都走出了宣传处，直到今天我们都珍惜着那几年的友谊。他的每一个所到之处，工作都做得风生水起，我在市局大院之外时常听到他很好的口碑。
三十多年的警察生涯，宋庆华从刑警到公安作家，并非他一生的既定目标，纯属野路子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迄今为止他并不是哪一级的作协会员。用他的话说，他写小说是蹚野路子走来的。只是笔之所至，心之所言。他的确不是科班出身，从他能写通讯的那天起，到今天的文学创作，其间用了三十年。他算是凭经历和读书自学悟出门道来的那类作家。
斗转星移，世事却并非过眼烟云。他在公安这个火热的大熔炉里，战天斗地，走马灯似的变换过多个岗位，刑警、记者、领导秘书、治安特业科长、基层指导支队长、治安副总队长、科通处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到如今的轻轨总队副总队长。瞧他这一长串的履历，不难想象他生活的历练因此而深刻和宽厚。
在常人眼里，坐主席台上面对一大片警察的领导，似乎很提神。却少有人留意他包里的一个本和一支笔——他有一个埋头做笔记的好习惯。入警时他师傅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走到哪里，那本子上他都留下笔尖的墨迹。走访调查，开会记录，甚至出差晚上睡觉之前还不忘记上几笔。三十多年来，日积月累，他留下这样的笔记百多本，大的小的，薄的厚的，说不上汗牛，但足以摞上屋顶。
当今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现在很多人都少读或不读书了。而宋庆华却是例外。读书是他长期坚持的爱好，办公室的案头上总摆着几本夹有书签的书，有文学名著的大部头，有哲学经济等各类书。他说，要当好一个基层领导不拓宽知识面，不学习新东西是不行的。
他也有见缝插针的本事，无论工作再忙，哪怕一小時、半小时的时间，他都能够将精力很快地投入到书本的字里行间，直到被来人打断，再夹上书签。他的车里有书，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常常是他读书的时候，读几页抬头望望窗外的景色，让眼睛休息几分钟，又开始埋头读书。他的公文包里、单位寝室以及家里的床头，总是搁着几本书，让他在外出工作的间隙和在家休息的时候，都有书籍陪伴。连他身边的民警都说，像他这样当官又酷爱读书的人实在不多见。他喜欢跟人讨论交流读书心得，爱逛新华书店，知道时下的畅销书有哪几本，每当这个时候，只要他不着警服，你会忘了他的身份，全然以为他是某校的教师抑或某大学的教授。
他的笔记繁茂芜杂，记录了几十年来公安工作的见闻与亲历。那是日记体的，年月日天气都很清楚。他说他不知道同事们是怎样记录过往工作的，而他的笔记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与人之别在于，工作是主体，上级的精神、贯彻的措施以及他要发言的要点，居中占了大半篇幅，而几乎每页天头地脚都辟有一小块，记录着有关当事人的形象、表情观察以及他当时最真切的杂感。
那一块块满是蝇头小字的“飞地”，用笔尖勾出，像区域地图那样不规则地嵌在日记中。他的生活经历，主要在刑警和从政这两块。检点他的历练，最富血性和苦乐以及最艰厄、深刻的也正是这两块。年轻时血气方刚，雷厉风行地跑案子，如今翻阅日记，他的耳边都还响着呼啦啦的风，当给一个个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铐，总觉得很有一种叱咤风云的自豪感；中年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被派去渝西北那座县城做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时，他看到的最好的演员都在生活里。有人追名逐利，趋炎附势，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人事业辉煌，博得了无数掌声、鲜花和荣誉，到头来却触犯法律，罹难血光，走进牢狱。所幸的是那一页已经成为历史了。
这就是宋庆华和他的笔记本。工作总是置于首位的。他习惯动脑，如今的公安工作不断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必须依靠基层领导去思索、探究；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要变成民警队伍的实际行动，需要基层领导去勇于创新求变。而在遇到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他留心并记录了身边发生的一切，然后分门别类、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措施。
近几年，从渝西北的潼南县局调回市里，他不再独当一面、殚精竭虑担当维护一方平安的大任了，除了做好副职分管工作之外，他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学习了。他整理翻阅那些手记文字，重新审视他走过的从警生涯，总觉得内心里有种冲动油然而生。这种冲动，对于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警官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于是那些本子成了他工作之余创作小说的源头——它来自生活的陶冶，来自他从警从政的历练。他用它来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意外》（群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这三年来，《啄木鸟》和《红岩》杂志、《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又陆续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刑警的后脑勺》等二十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
2016年底以《绝对现场》为代表的六篇警察小说（29万余字）又在群众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无疑是对他文学创作的再一次鼓励。
宋庆华是个以严肃态度对待写作的人。他所创作的小说，重点都不囿于写破案，而是在于叙述案件辐射开去的社会面，勾勒出社会各个阶层或领域的人，如何角力挣扎，顽强奋斗，官商渗透，人性沉沦。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或是一隅视角，他期望通过小说讲述故事，让读者看到当今社会精彩纷呈的众生世相，看到警察队伍里的职业精神。
他在他新书的序言里写道，没有在黑夜里椎心泣血地反思过，不足以语人生；没吃过皮肉之苦，尝过切肤之痛，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不能够深刻剖析这个时代和社会。优秀的作品绝不是浅表写写人人所见的云雨翻覆，还应当涉及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还应当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把握时代的
脉搏。
然而，文学创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写过或正在写着，才知道创作是件艰难的事。他的小说出版之后，陆续收到读者的一些反响，褒贬有之。他都将它们当做一面镜子来反观他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已经面世的文字，不可改变，正在写着的东西可以求新。他告诫自己要写慢些再慢些，慢是一种打磨。对笔下塑造的人物，小说的语言乃至细节都应该有更生动形象的描写；对涉及以往的政治事件还该有更加深刻的反思，更加精准的表达。
如今的宋庆华依然是把目光放在工作上，为了每天市民出行的平安，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山城重庆轻轨旋转的滚滚车轮，列车沿着或卧行或高架的蜿蜒双轨，嗖然往返穿行都市的水泥森林、涵洞、江边，从终点回到起点，从日升跑到日落。
轻轨平安即是城市的平安。列车停歇了，下班了，当城市亮起万家灯火，他才能够在灯下伏案，才能安静地在键盘上敲打他的下一部作品。
我们期待他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1991年，我调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被安排到新闻联络组，这个组负责采写内部新闻向全市新闻报刊投稿，并与其保持工作联系。他和老牟先我几年到宣传处，我们三人同坐一间办公室，等我步其后尘来到他俩身边，他们已是在全市各大报刊经常发表大块通讯稿的“名记”了。
那时他还不到而立之年，从渝中区分局刑警队选调市局来做职业写手。他的说话处事为人，依然还是刑警队员的风格，雷厉风行，幽默洒脱而持重干练。他脸上架了副眼镜，只有伏案写稿和凝神读书时，才显出些内在的斯文和儒雅。不管是否有外出采访，常年早上上班，他仍习惯将办公室的地拖得干干净净的，光亮映人，湿漉漉的拖把一直要拖净整个长长的公用过道，然后去楼下打瓶开水，将三张办公桌抹干净。记得刚报到的第二天，他就带我到市局大院的各个处室，把我介绍给大家，并给我介绍所到处室的业务工作。等到午饭时，我为致谢想请他出去下馆子，他却说，我们以后还长，还是吃食堂吧！
这就是当年宋庆华给我留下的印象。
后来，我们都走出了宣传处，直到今天我们都珍惜着那几年的友谊。他的每一个所到之处，工作都做得风生水起，我在市局大院之外时常听到他很好的口碑。
三十多年的警察生涯，宋庆华从刑警到公安作家，并非他一生的既定目标，纯属野路子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迄今为止他并不是哪一级的作协会员。用他的话说，他写小说是蹚野路子走来的。只是笔之所至，心之所言。他的确不是科班出身，从他能写通讯的那天起，到今天的文学创作，其间用了三十年。他算是凭经历和读书自学悟出门道来的那类作家。
斗转星移，世事却并非过眼烟云。他在公安这个火热的大熔炉里，战天斗地，走马灯似的变换过多个岗位，刑警、记者、领导秘书、治安特业科长、基层指导支队长、治安副总队长、科通处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到如今的轻轨总队副总队长。瞧他这一长串的履历，不难想象他生活的历练因此而深刻和宽厚。
在常人眼里，坐主席台上面对一大片警察的领导，似乎很提神。却少有人留意他包里的一个本和一支笔——他有一个埋头做笔记的好习惯。入警时他师傅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走到哪里，那本子上他都留下笔尖的墨迹。走访调查，开会记录，甚至出差晚上睡觉之前还不忘记上几笔。三十多年来，日积月累，他留下这样的笔记百多本，大的小的，薄的厚的，说不上汗牛，但足以摞上屋顶。
当今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现在很多人都少读或不读书了。而宋庆华却是例外。读书是他长期坚持的爱好，办公室的案头上总摆着几本夹有书签的书，有文学名著的大部头，有哲学经济等各类书。他说，要当好一个基层领导不拓宽知识面，不学习新东西是不行的。
他也有见缝插针的本事，无论工作再忙，哪怕一小時、半小时的时间，他都能够将精力很快地投入到书本的字里行间，直到被来人打断，再夹上书签。他的车里有书，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常常是他读书的时候，读几页抬头望望窗外的景色，让眼睛休息几分钟，又开始埋头读书。他的公文包里、单位寝室以及家里的床头，总是搁着几本书，让他在外出工作的间隙和在家休息的时候，都有书籍陪伴。连他身边的民警都说，像他这样当官又酷爱读书的人实在不多见。他喜欢跟人讨论交流读书心得，爱逛新华书店，知道时下的畅销书有哪几本，每当这个时候，只要他不着警服，你会忘了他的身份，全然以为他是某校的教师抑或某大学的教授。
他的笔记繁茂芜杂，记录了几十年来公安工作的见闻与亲历。那是日记体的，年月日天气都很清楚。他说他不知道同事们是怎样记录过往工作的，而他的笔记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与人之别在于，工作是主体，上级的精神、贯彻的措施以及他要发言的要点，居中占了大半篇幅，而几乎每页天头地脚都辟有一小块，记录着有关当事人的形象、表情观察以及他当时最真切的杂感。
那一块块满是蝇头小字的“飞地”，用笔尖勾出，像区域地图那样不规则地嵌在日记中。他的生活经历，主要在刑警和从政这两块。检点他的历练，最富血性和苦乐以及最艰厄、深刻的也正是这两块。年轻时血气方刚，雷厉风行地跑案子，如今翻阅日记，他的耳边都还响着呼啦啦的风，当给一个个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铐，总觉得很有一种叱咤风云的自豪感；中年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被派去渝西北那座县城做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时，他看到的最好的演员都在生活里。有人追名逐利，趋炎附势，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人事业辉煌，博得了无数掌声、鲜花和荣誉，到头来却触犯法律，罹难血光，走进牢狱。所幸的是那一页已经成为历史了。
这就是宋庆华和他的笔记本。工作总是置于首位的。他习惯动脑，如今的公安工作不断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必须依靠基层领导去思索、探究；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要变成民警队伍的实际行动，需要基层领导去勇于创新求变。而在遇到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他留心并记录了身边发生的一切，然后分门别类、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措施。
近几年，从渝西北的潼南县局调回市里，他不再独当一面、殚精竭虑担当维护一方平安的大任了，除了做好副职分管工作之外，他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学习了。他整理翻阅那些手记文字，重新审视他走过的从警生涯，总觉得内心里有种冲动油然而生。这种冲动，对于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警官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于是那些本子成了他工作之余创作小说的源头——它来自生活的陶冶，来自他从警从政的历练。他用它来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意外》（群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这三年来，《啄木鸟》和《红岩》杂志、《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又陆续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刑警的后脑勺》等二十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
2016年底以《绝对现场》为代表的六篇警察小说（29万余字）又在群众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无疑是对他文学创作的再一次鼓励。
宋庆华是个以严肃态度对待写作的人。他所创作的小说，重点都不囿于写破案，而是在于叙述案件辐射开去的社会面，勾勒出社会各个阶层或领域的人，如何角力挣扎，顽强奋斗，官商渗透，人性沉沦。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或是一隅视角，他期望通过小说讲述故事，让读者看到当今社会精彩纷呈的众生世相，看到警察队伍里的职业精神。
他在他新书的序言里写道，没有在黑夜里椎心泣血地反思过，不足以语人生；没吃过皮肉之苦，尝过切肤之痛，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不能够深刻剖析这个时代和社会。优秀的作品绝不是浅表写写人人所见的云雨翻覆，还应当涉及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还应当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把握时代的
脉搏。
然而，文学创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写过或正在写着，才知道创作是件艰难的事。他的小说出版之后，陆续收到读者的一些反响，褒贬有之。他都将它们当做一面镜子来反观他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已经面世的文字，不可改变，正在写着的东西可以求新。他告诫自己要写慢些再慢些，慢是一种打磨。对笔下塑造的人物，小说的语言乃至细节都应该有更生动形象的描写；对涉及以往的政治事件还该有更加深刻的反思，更加精准的表达。
如今的宋庆华依然是把目光放在工作上，为了每天市民出行的平安，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山城重庆轻轨旋转的滚滚车轮，列车沿着或卧行或高架的蜿蜒双轨，嗖然往返穿行都市的水泥森林、涵洞、江边，从终点回到起点，从日升跑到日落。
轻轨平安即是城市的平安。列车停歇了，下班了，当城市亮起万家灯火，他才能够在灯下伏案，才能安静地在键盘上敲打他的下一部作品。
我们期待他写出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