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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几家卫视在喜剧小品上做足了节目和栏目之间的比拼，很吸引观众的眼球。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们上影的“喜剧大师”李天济，自然而然想为他写下点什么。
写天济老师很好写，因为随你怎么写，他都不会生你气的。写天济老师又不好写，因为无论你怎么去赞美他，他听后都还要说上你几句的——听见了吗？他又笑着开骂了：“你这龟儿子啥子意思？又是‘老师’，还是‘大师’，不把格老子往火上烤吗？”
“那好，我就像写平常人那样来写你吧！‘编辑李天济’‘演员李天济’，这样称呼你可以吧？”
“这就对头了嘛，我是靠写剧本、演戏混饭吃的，我们都知根知底，干啥子一写文章就认真起来？还怕人家会说你不尊重我？尊重我就得跟我一起随性而去！”
李天济离世已有20余年，我一想起他，那张似乎窥穿你一切的笑脸，随即浮现在我眼前。他生在长江的下游镇江，抗战时在长江的上游重庆呆了8年，他说话的腔调是“下江人”与“上江人”的混搭，很难对接的两地方言，他却有本领天衣无缝地混杂起来，达到了一开口就“逗你乐”的效果。我们平时乐惯了，从不正儿八经地交谈。你一认真，他反而不习惯，继而生疑，再用笑骂来逗你，驱除你的正儿八经，再同他一起乐。他的前辈和同辈对他毫无办法，只能用“活宝”来嗔赞他。我不敢，只能从心底里说：在我的生活中，已很难再遇到这样一位充满智慧、洞察一切，却又用笑语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乐天派了！
李天济生于1921年，比我大21岁，无论从年龄和成就来说，都是我的老师辈。他却不乐意我们称他“老师”，总喜欢没大没小地与我们一起说笑话。我知道他的大名是在我的学生时代，看了他编剧的电影《小城之春》和《今天我休息》，以及他演的电影《乌鸦与麻雀》。我与他“结缘”是小学时，在小镇的广场上看过《乌鸦与麻雀》后，我分不清繁体字中“與”与“興”的区别，把它叫成了“乌鸦兴麻雀”。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还不时叫我一声“乌鸦兴麻雀”。我只得红着脸与大人们一起笑，却让我这只“小麻雀”永远记住了李天济演的侯科长这只“大乌鸦”。我曾主动如实地把幼时的这个“笑柄”抛给李天济，他听后得意地说：“你这个龟儿子当心点，谁与格老子搭架准会闹笑话！”我听后坏笑了一下，却被他发觉了，便说：“你这笑不怀好意，难道你也掌握了我的笑柄？”我点点头：“我第一次见你时却是你闹笑话的时候！”他问什么时候？我不敢说。
那是“文革”初，李天济所在的海燕厂的“革命群众”借我们天马厂的摄影棚批斗“牛鬼蛇神”，我溜进去看热闹，只见批斗到李天济时，他那似乎是“真心认罪”但又让人哭笑不得的应答，逗得大家笑又不敢，不笑又难忍。加上他那张歪把子脸上鼻涕滴得老长，明是“痛心认罪”实是本性难改的滑稽相，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会议主持者只得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下去！把鼻涕擦一下再上来！”此时，大家实在忍不住了，便哄堂大笑起来。他给批斗他的会也带来了欢乐……
我真不知下去擦鼻涕时的李天济是什么心情，所以，在他一再追问下，我不得不和盘托出。他听后显得出奇的正经，说：“妈妈的，那种时候我哪敢逗人笑？弄不好要‘吃生活’的。我这个人怎经得起打？三下两下不就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了？那时，我只能痛心疾首地认罪，那鼻涕可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真是“妈妈的”，鼻涕哪有“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到了可以称英雄时他又不称英雄，还要来个自嘲式的表白，这可是李天济的人格魅力之一。
有一种喜欢说笑话、说“死话”的人，他们常常会在众人面前开别人的玩笑，由于不讲分寸会让被开玩笑的人不高兴。而当有人反过来开他玩笑时，他又会翻脸认真起来。这种人实在不讨人喜欢，大家不愿跟他玩。而李天济却常用自嘲来逗乐大家，比如说，他自嘲少年时因迷恋于读小说而荒废了功课，16岁时连考三所学校的高中，都因英语不及格落榜了，其中一所学校的英语试题他连题目都没读懂。说完了他还要加一句：“妈妈的，真丢脸！”比如说，他在重庆那些年，在剧团里管过道具，搞过效果，跑过龙套，当过剧务，与三教九流的打交道，到处蹭饭吃，几乎一路狼狈，让人瞧不起。然而，他的“结束语”是：“格老子一生中也就在那时当上了一次官！”有人逗他：“是国民党的官吧？”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你错了！”接着他气壮山河地说道：“那可是中共地下黨领导的中华剧艺社的剧务科科长，后来又调任演出部主任！”逗他的人仍有意说：“还不是管道具、搞效果、跑龙套、拉大幕，到处陪笑脸？”他有些气馁了，但还是坚持着说道：“那也是从事进步话剧活动嘛！”接着，他显出痛心的样子说：“国民党的官我确实也当过……”而抖出来的包袱却是“那是电影《乌鸦与麻雀》中的侯科长”。惹得大家一阵哄笑。说起这部优秀影片，李天济也是自嘲，说他起先总演不像那个坏家伙，尤其是演到侯科长占女人便宜的戏时，实在放不开手脚。他说：“妈妈的，我这人虽嘴油，在生活中与女人搭七搭八的事可没有过，在摄影棚内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拍这种戏，我就心慌！拍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导演让与他演对手戏的上官云珠对他进行辅导，一上来上官云珠就拉住他的手，说：“你是二十多岁的大男人了，真的没沾过女人？”在上官云珠的耐心开导下，他终于过了这一关……逗他的人有意问他：“你没把戏演过了吗？”他脱口而出：“我就是有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他常对跟他学习写剧本的后辈们说，有时得逼一下自己，他生活没着落，去向吴祖光借钱，吴祖光鼓励他写剧本，他被逼急了，就写出了《小城之春》。他自嘲自己走上演艺道路是生活逼出来的，演戏是女人教出来的，写剧本是吴祖光激出来的……
李天济常用自嘲去化解生存和从艺的艰难，用自嘲来逗人乐，把欢乐留在人间。这不仅是一个喜剧人该有的素质，还可生发出好作品;不仅显示了他的善良，而且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自信。
李天济不断对自己过去的自嘲，也帮助我们读懂了他和他的作品。他从没在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折磨中消沉自己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意志：要把欢乐和希望带给人间，鼓励受难的人渡过难关，去寻找希望，哪怕暂时纾解一下自己的心绪也好。在那极“左”年代里，搞喜剧创作也真难，喜剧离不开讽刺，可你能讽刺当代生活中的谁呢？真亏李天济聪明，在隔缝中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模式：歌颂性喜剧。他的《今天我休息》，不仅成了当时上上下下人见人爱的一部代表作，而且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直至今日，人世间经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部作品仍然有它的生命力，不禁让人感叹：李天济真不容易！ “文革”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已年近60岁的李天济敏锐地感觉到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陆续写出了《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兇化吉》等电影剧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电影志》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以比较生动的情节，注意电影艺术的视觉造型，并赋之以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从而产生风趣、幽默的喜剧效果。”他还在《阿Q正传》《八仙的传说》《绝境逢生》等影片中扮演角色，“以其夸张的表演和固有的脸型特征，擅演各类反面人物，在观众中颇有影响”。他真可谓宝刀不老！花甲之年，还在研究“爱情姓什么”，还在“姑娘”中“混”，青春长存，哪能不“逢凶化吉”呢？
李天济的作品不算多，但他写一部是一部，演一部是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在他身后，有人重拍了他的《小城之春》，还有人想去拍他的《今天我休息》的续集，却都不显成功，可见他的独特风格想去模仿也难。我常想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可能有两：一是他创作的作品都是从头至尾一个人完成的，他不信大呼隆一起上或流水作业能搞出好作品，这样的作品难以保存个人的独特风格。二是他从不赶时髦抢时间，他始终认为急就章出不了好作品，他总是思考成熟了再动笔，一部一部耐着性子写，不能“十年磨一剑”，三年，两年也好，“心慌难以吃热枣”。在为人上可以嘻嘻哈哈，做个乐天派，在为艺上无“喜剧”可言，只能在荒地上辛勤耕耘，在荆棘中寸步必争。他曾叹着气对他的爱徒、好友斯民三说：“为什么你们写作品总是几个人一起上，不能一个人咬定一个好题材啃出一部好作品来？”他不羡慕他的同行同辈人当上了官，不相信谁当上了官就会比大家聪明起来。他认识到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只有咬定自己的专业特长，不断写出好作品、演出好角色，才能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同样也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就算做不到这些，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不会低人一等。别以为李天济“老不正经”的，他是有他为人从艺的准则的！
然而，生活的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文革”后，与李天济同辈的一些好友当上了领导，有的官越当越大，正应了民间常说的那句老古话：“牛吃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李天济原本可以借用以往的交情，让自己创作的平台更平坦顺当些，可本性难改的他还是不分场合地与他们嬉皮笑脸，老不正经（他实在正经不起来），当他触犯了他们的官场尊严吃了苦头后才明白：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但他从不讳言这些苦楚的“笑柄”，常对我们几个中青年朋友提及，我明白他的苦心。当我们中青年朋友中也开始有人当了官时，我更明白。在人际关系中，一阔就变脸固然不该，对阔了的朋友，你“不变脸”也会吃亏。你不想离得远些，也得与时俱进，掌握好分寸。我天生愚蠢，自感难以掌握好这个分寸，所以还是离远些为好，往日的情谊待阔了的朋友阔过退下后能恢复的再去恢复，就自然得多了。有一个难堪的“笑柄”李天济没有说，是《上影画报》原主编沈寂老师说给我听的。他约李天济写篇文章，李天济在提及上影老领导的功绩时却忘写了一位主要领导的名字，那位老领导召来沈寂和李天济加以责问：“这是什么意思？”吓得李天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还是沈寂帮他承担下了责任，这事才算了结。此事等我老时才明白：辈分大的人往往对不知情的小辈所犯的“疏忽”容易宽容，而对知情者的“疏忽”就往往会理解为“明知故犯”而较难宽容。我更明白，李天济一生所吃的“夹头”，远远不止他所能说的那些，他却坚持只把欢乐留在人间，更不容易。
李天济喜欢与我们这些中青年朋友混在一起，大家没大没小地说说笑话，彼此都没有任何压力。在这种亦师亦友的氛围中，他把真情用在了我们这些忘年交身上。他常给我们讲喜剧的36种表现手法，每次集中讲一种，似“连续剧”般地逐一讲完，让大家得益匪浅。后来成为著名编剧的斯民三得其真谛，在他创作的几部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影片中有所体现。从部队转业到我们文学部来的黄进捷拜李天济为师，专攻喜剧，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独立创作出了几部影片的剧本。他们对李天济的无私帮助牢记在心，为他的后事做了不少工作。黄进捷用喜剧色彩写的怀念文章非常动人。斯民三在重病缠身自知来日不多时，还边吸氧边写出了纪念天济老师的文章初稿，让他的老同学吴本务去最后定稿后发在《上海采风》杂志上。当年的那些中青年导演如吴贻弓、赵焕章、张建亚等也喜欢跟李天济一起“玩”，在他们执导喜剧影片时请李天济客串各种角色，当然都是些“老不正经”的。李天济却正中下怀，喜形于色，跌打滚爬，悉听尊便。他虽很辛苦，却总是乐此不倦，全力支持。到了他这份上，名利早成身外之物，其动力全在他对喜剧电影的热爱和对下辈人的支持。如今，这些导演虽都成了社会著名人士，但只要一谈起天济老师，仍是赞叹不已。老天有眼，李天济所付出的真情，自有真情回报！
“文革”后的天济老师，除了宝刀不老、佳作迭出，和从不倚老卖老、热心关注中青年创作人员这两条，给我和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还有一条也是大家不会忘怀的，那就是对我们这些硬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了文学部领导的中青年干部出自真心的支持，不管亲疏，都是如此。他写的剧本通过时不顺畅，从不迁怒于文学部的领导。我们遇到尴尬的局面，他总会出面“逢凶化吉”。开会遇到冷场，只要他在，就会把气氛挑热起来。有什么我们想不周全的地方，他常会提醒你一下……这是几任文学部的中青年领导都是身有同感的。
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在他退下后没几年，去香港看他女儿女婿时得了急病，被送回上海后住进了徐汇区中心医院。那时，我在文学部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的任上，我的两位老同学、老朋友，文学部前主任、编剧杨时文和编剧斯民三是天济老师非常信赖的人，他们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立即告知我，我们三人一起赶往医院，恳求医生予以全力抢救，却仍然无力回天。我们陪了他整整一夜，天亮前他还是走了，走得实在太突然了……那时分，上影文学副厂长、文学部主任孟森辉正从西安出差回沪，他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济老师笑着无声地来向他挥手告别，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回沪后一对情况更奇怪。大家都知道孟森辉从不信鬼神，更对“灵异”现象嗤之以鼻，这次他也感到茫然。是天济老师的组织观念实在太强了，还是要让不信鬼神灵异的主管领导说出此事来让大家更相信他确实是无憾欢乐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天济老师的追悼会来了好多人，有他的老师辈、同辈、朋友、学生和观众，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来送他上路。今天，他“休息”了……我们都强忍着泪水，我们知道天济老师不喜欢哭，我们一哭，他准会骂人的：“哭啥子哭？是人都会有‘休息’的一天！格老子‘今天我休息’了，大家都该为我乐，没见我是笑着向你们告别的吗？”他从来都未忘记要把欢乐留在人间……
我在写此文时，一直告诫自己要用“喜剧”的形式来写这位“喜剧人”，不让他生气，但写着写着，却有时又会变得“正儿八经”起来，又会“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起李天济，实在是他的“老不正经”中原本就深藏着正经，无论在为人还是为艺上，都不愧为我们的老师！他是不会像如今有些喜剧人那样，在热闹一阵子后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写天济老师很好写，因为随你怎么写，他都不会生你气的。写天济老师又不好写，因为无论你怎么去赞美他，他听后都还要说上你几句的——听见了吗？他又笑着开骂了：“你这龟儿子啥子意思？又是‘老师’，还是‘大师’，不把格老子往火上烤吗？”
“那好，我就像写平常人那样来写你吧！‘编辑李天济’‘演员李天济’，这样称呼你可以吧？”
“这就对头了嘛，我是靠写剧本、演戏混饭吃的，我们都知根知底，干啥子一写文章就认真起来？还怕人家会说你不尊重我？尊重我就得跟我一起随性而去！”
李天济离世已有20余年，我一想起他，那张似乎窥穿你一切的笑脸，随即浮现在我眼前。他生在长江的下游镇江，抗战时在长江的上游重庆呆了8年，他说话的腔调是“下江人”与“上江人”的混搭，很难对接的两地方言，他却有本领天衣无缝地混杂起来，达到了一开口就“逗你乐”的效果。我们平时乐惯了，从不正儿八经地交谈。你一认真，他反而不习惯，继而生疑，再用笑骂来逗你，驱除你的正儿八经，再同他一起乐。他的前辈和同辈对他毫无办法，只能用“活宝”来嗔赞他。我不敢，只能从心底里说：在我的生活中，已很难再遇到这样一位充满智慧、洞察一切，却又用笑语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乐天派了！
李天济生于1921年，比我大21岁，无论从年龄和成就来说，都是我的老师辈。他却不乐意我们称他“老师”，总喜欢没大没小地与我们一起说笑话。我知道他的大名是在我的学生时代，看了他编剧的电影《小城之春》和《今天我休息》，以及他演的电影《乌鸦与麻雀》。我与他“结缘”是小学时，在小镇的广场上看过《乌鸦与麻雀》后，我分不清繁体字中“與”与“興”的区别，把它叫成了“乌鸦兴麻雀”。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还不时叫我一声“乌鸦兴麻雀”。我只得红着脸与大人们一起笑，却让我这只“小麻雀”永远记住了李天济演的侯科长这只“大乌鸦”。我曾主动如实地把幼时的这个“笑柄”抛给李天济，他听后得意地说：“你这个龟儿子当心点，谁与格老子搭架准会闹笑话！”我听后坏笑了一下，却被他发觉了，便说：“你这笑不怀好意，难道你也掌握了我的笑柄？”我点点头：“我第一次见你时却是你闹笑话的时候！”他问什么时候？我不敢说。
那是“文革”初，李天济所在的海燕厂的“革命群众”借我们天马厂的摄影棚批斗“牛鬼蛇神”，我溜进去看热闹，只见批斗到李天济时，他那似乎是“真心认罪”但又让人哭笑不得的应答，逗得大家笑又不敢，不笑又难忍。加上他那张歪把子脸上鼻涕滴得老长，明是“痛心认罪”实是本性难改的滑稽相，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会议主持者只得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下去！把鼻涕擦一下再上来！”此时，大家实在忍不住了，便哄堂大笑起来。他给批斗他的会也带来了欢乐……
我真不知下去擦鼻涕时的李天济是什么心情，所以，在他一再追问下，我不得不和盘托出。他听后显得出奇的正经，说：“妈妈的，那种时候我哪敢逗人笑？弄不好要‘吃生活’的。我这个人怎经得起打？三下两下不就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了？那时，我只能痛心疾首地认罪，那鼻涕可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真是“妈妈的”，鼻涕哪有“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到了可以称英雄时他又不称英雄，还要来个自嘲式的表白，这可是李天济的人格魅力之一。
有一种喜欢说笑话、说“死话”的人，他们常常会在众人面前开别人的玩笑，由于不讲分寸会让被开玩笑的人不高兴。而当有人反过来开他玩笑时，他又会翻脸认真起来。这种人实在不讨人喜欢，大家不愿跟他玩。而李天济却常用自嘲来逗乐大家，比如说，他自嘲少年时因迷恋于读小说而荒废了功课，16岁时连考三所学校的高中，都因英语不及格落榜了，其中一所学校的英语试题他连题目都没读懂。说完了他还要加一句：“妈妈的，真丢脸！”比如说，他在重庆那些年，在剧团里管过道具，搞过效果，跑过龙套，当过剧务，与三教九流的打交道，到处蹭饭吃，几乎一路狼狈，让人瞧不起。然而，他的“结束语”是：“格老子一生中也就在那时当上了一次官！”有人逗他：“是国民党的官吧？”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你错了！”接着他气壮山河地说道：“那可是中共地下黨领导的中华剧艺社的剧务科科长，后来又调任演出部主任！”逗他的人仍有意说：“还不是管道具、搞效果、跑龙套、拉大幕，到处陪笑脸？”他有些气馁了，但还是坚持着说道：“那也是从事进步话剧活动嘛！”接着，他显出痛心的样子说：“国民党的官我确实也当过……”而抖出来的包袱却是“那是电影《乌鸦与麻雀》中的侯科长”。惹得大家一阵哄笑。说起这部优秀影片，李天济也是自嘲，说他起先总演不像那个坏家伙，尤其是演到侯科长占女人便宜的戏时，实在放不开手脚。他说：“妈妈的，我这人虽嘴油，在生活中与女人搭七搭八的事可没有过，在摄影棚内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拍这种戏，我就心慌！拍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导演让与他演对手戏的上官云珠对他进行辅导，一上来上官云珠就拉住他的手，说：“你是二十多岁的大男人了，真的没沾过女人？”在上官云珠的耐心开导下，他终于过了这一关……逗他的人有意问他：“你没把戏演过了吗？”他脱口而出：“我就是有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他常对跟他学习写剧本的后辈们说，有时得逼一下自己，他生活没着落，去向吴祖光借钱，吴祖光鼓励他写剧本，他被逼急了，就写出了《小城之春》。他自嘲自己走上演艺道路是生活逼出来的，演戏是女人教出来的，写剧本是吴祖光激出来的……
李天济常用自嘲去化解生存和从艺的艰难，用自嘲来逗人乐，把欢乐留在人间。这不仅是一个喜剧人该有的素质，还可生发出好作品;不仅显示了他的善良，而且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自信。
李天济不断对自己过去的自嘲，也帮助我们读懂了他和他的作品。他从没在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折磨中消沉自己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意志：要把欢乐和希望带给人间，鼓励受难的人渡过难关，去寻找希望，哪怕暂时纾解一下自己的心绪也好。在那极“左”年代里，搞喜剧创作也真难，喜剧离不开讽刺，可你能讽刺当代生活中的谁呢？真亏李天济聪明，在隔缝中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模式：歌颂性喜剧。他的《今天我休息》，不仅成了当时上上下下人见人爱的一部代表作，而且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直至今日，人世间经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部作品仍然有它的生命力，不禁让人感叹：李天济真不容易！ “文革”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已年近60岁的李天济敏锐地感觉到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陆续写出了《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兇化吉》等电影剧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电影志》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以比较生动的情节，注意电影艺术的视觉造型，并赋之以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从而产生风趣、幽默的喜剧效果。”他还在《阿Q正传》《八仙的传说》《绝境逢生》等影片中扮演角色，“以其夸张的表演和固有的脸型特征，擅演各类反面人物，在观众中颇有影响”。他真可谓宝刀不老！花甲之年，还在研究“爱情姓什么”，还在“姑娘”中“混”，青春长存，哪能不“逢凶化吉”呢？
李天济的作品不算多，但他写一部是一部，演一部是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在他身后，有人重拍了他的《小城之春》，还有人想去拍他的《今天我休息》的续集，却都不显成功，可见他的独特风格想去模仿也难。我常想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可能有两：一是他创作的作品都是从头至尾一个人完成的，他不信大呼隆一起上或流水作业能搞出好作品，这样的作品难以保存个人的独特风格。二是他从不赶时髦抢时间，他始终认为急就章出不了好作品，他总是思考成熟了再动笔，一部一部耐着性子写，不能“十年磨一剑”，三年，两年也好，“心慌难以吃热枣”。在为人上可以嘻嘻哈哈，做个乐天派，在为艺上无“喜剧”可言，只能在荒地上辛勤耕耘，在荆棘中寸步必争。他曾叹着气对他的爱徒、好友斯民三说：“为什么你们写作品总是几个人一起上，不能一个人咬定一个好题材啃出一部好作品来？”他不羡慕他的同行同辈人当上了官，不相信谁当上了官就会比大家聪明起来。他认识到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只有咬定自己的专业特长，不断写出好作品、演出好角色，才能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同样也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就算做不到这些，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不会低人一等。别以为李天济“老不正经”的，他是有他为人从艺的准则的！
然而，生活的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文革”后，与李天济同辈的一些好友当上了领导，有的官越当越大，正应了民间常说的那句老古话：“牛吃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李天济原本可以借用以往的交情，让自己创作的平台更平坦顺当些，可本性难改的他还是不分场合地与他们嬉皮笑脸，老不正经（他实在正经不起来），当他触犯了他们的官场尊严吃了苦头后才明白：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但他从不讳言这些苦楚的“笑柄”，常对我们几个中青年朋友提及，我明白他的苦心。当我们中青年朋友中也开始有人当了官时，我更明白。在人际关系中，一阔就变脸固然不该，对阔了的朋友，你“不变脸”也会吃亏。你不想离得远些，也得与时俱进，掌握好分寸。我天生愚蠢，自感难以掌握好这个分寸，所以还是离远些为好，往日的情谊待阔了的朋友阔过退下后能恢复的再去恢复，就自然得多了。有一个难堪的“笑柄”李天济没有说，是《上影画报》原主编沈寂老师说给我听的。他约李天济写篇文章，李天济在提及上影老领导的功绩时却忘写了一位主要领导的名字，那位老领导召来沈寂和李天济加以责问：“这是什么意思？”吓得李天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还是沈寂帮他承担下了责任，这事才算了结。此事等我老时才明白：辈分大的人往往对不知情的小辈所犯的“疏忽”容易宽容，而对知情者的“疏忽”就往往会理解为“明知故犯”而较难宽容。我更明白，李天济一生所吃的“夹头”，远远不止他所能说的那些，他却坚持只把欢乐留在人间，更不容易。
李天济喜欢与我们这些中青年朋友混在一起，大家没大没小地说说笑话，彼此都没有任何压力。在这种亦师亦友的氛围中，他把真情用在了我们这些忘年交身上。他常给我们讲喜剧的36种表现手法，每次集中讲一种，似“连续剧”般地逐一讲完，让大家得益匪浅。后来成为著名编剧的斯民三得其真谛，在他创作的几部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影片中有所体现。从部队转业到我们文学部来的黄进捷拜李天济为师，专攻喜剧，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独立创作出了几部影片的剧本。他们对李天济的无私帮助牢记在心，为他的后事做了不少工作。黄进捷用喜剧色彩写的怀念文章非常动人。斯民三在重病缠身自知来日不多时，还边吸氧边写出了纪念天济老师的文章初稿，让他的老同学吴本务去最后定稿后发在《上海采风》杂志上。当年的那些中青年导演如吴贻弓、赵焕章、张建亚等也喜欢跟李天济一起“玩”，在他们执导喜剧影片时请李天济客串各种角色，当然都是些“老不正经”的。李天济却正中下怀，喜形于色，跌打滚爬，悉听尊便。他虽很辛苦，却总是乐此不倦，全力支持。到了他这份上，名利早成身外之物，其动力全在他对喜剧电影的热爱和对下辈人的支持。如今，这些导演虽都成了社会著名人士，但只要一谈起天济老师，仍是赞叹不已。老天有眼，李天济所付出的真情，自有真情回报！
“文革”后的天济老师，除了宝刀不老、佳作迭出，和从不倚老卖老、热心关注中青年创作人员这两条，给我和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还有一条也是大家不会忘怀的，那就是对我们这些硬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了文学部领导的中青年干部出自真心的支持，不管亲疏，都是如此。他写的剧本通过时不顺畅，从不迁怒于文学部的领导。我们遇到尴尬的局面，他总会出面“逢凶化吉”。开会遇到冷场，只要他在，就会把气氛挑热起来。有什么我们想不周全的地方，他常会提醒你一下……这是几任文学部的中青年领导都是身有同感的。
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在他退下后没几年，去香港看他女儿女婿时得了急病，被送回上海后住进了徐汇区中心医院。那时，我在文学部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的任上，我的两位老同学、老朋友，文学部前主任、编剧杨时文和编剧斯民三是天济老师非常信赖的人，他们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立即告知我，我们三人一起赶往医院，恳求医生予以全力抢救，却仍然无力回天。我们陪了他整整一夜，天亮前他还是走了，走得实在太突然了……那时分，上影文学副厂长、文学部主任孟森辉正从西安出差回沪，他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济老师笑着无声地来向他挥手告别，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回沪后一对情况更奇怪。大家都知道孟森辉从不信鬼神，更对“灵异”现象嗤之以鼻，这次他也感到茫然。是天济老师的组织观念实在太强了，还是要让不信鬼神灵异的主管领导说出此事来让大家更相信他确实是无憾欢乐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天济老师的追悼会来了好多人，有他的老师辈、同辈、朋友、学生和观众，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来送他上路。今天，他“休息”了……我们都强忍着泪水，我们知道天济老师不喜欢哭，我们一哭，他准会骂人的：“哭啥子哭？是人都会有‘休息’的一天！格老子‘今天我休息’了，大家都该为我乐，没见我是笑着向你们告别的吗？”他从来都未忘记要把欢乐留在人间……
我在写此文时，一直告诫自己要用“喜剧”的形式来写这位“喜剧人”，不让他生气，但写着写着，却有时又会变得“正儿八经”起来，又会“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起李天济，实在是他的“老不正经”中原本就深藏着正经，无论在为人还是为艺上，都不愧为我们的老师！他是不会像如今有些喜剧人那样，在热闹一阵子后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