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驱者之一，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撰写了《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考察学习的初步汇报》;二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闯中共党史研究“禁区”，对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和史事，还原真实历史;三是主编了大型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胡华;中共党史学科;《中共党史人物传》;拨乱反正;贡献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84-09
胡华是受人崇敬的中共党史学科的前辈之一。1965年秋，笔者开始学习中共党史专业时用的教材就是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此对他由衷敬仰。1981年4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笔者应邀参加这次盛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胡华，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随后，笔者与湖北大学的田子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殿尧、安徽社会科学院的宋霖一起，被吸收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在胡华的直接领导下，多次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审稿工作，这样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驱者之一，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撰写了《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考察学习的初步汇报》。这篇1.7万余字的历史文献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声。
胡华毕生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文革”伊始，他就被关进“牛棚”，但始终不改爱党之心。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中共党史陈列展。根据周恩来的提名，胡华从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指导该馆工作。1973年4月25日至7月28日，在副馆长徐彬如率领下，胡华与黄高谦、方孔木一行，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考察和调研，历时3个多月。回到北京后，由胡华执笔，撰写了《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考察学习的初步汇报》（简称《汇报》）。其时“四人帮”大权在握，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到迫害，未能平反昭雪。因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把被林彪集团篡改、歪曲的中共党史恢复原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胡华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坚持只讲真话、不讲假话，圆满完成了《汇报》。因此，胡华作为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驱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突出领袖”的幌子，肆意篡改和歪曲党的历史，将中國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简单地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史”。对此，胡华在《汇报》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否定和批驳。
第一，关于突出红线的问题。
首先，胡华明确指出“关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还有许多问题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光大和丰富充实”。他肯定了陈延年、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肯定了广东区委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黄学增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些革命家是“推行和符合”并“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伟大斗争的。他指出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为以后的湖南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过挫折和顺利、失败和成功的种种实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总结出一套建军、建党、建设根据地和战略战术的正确原则，从而“成为我党的光荣传统”。他还认为，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在宁都誓师大会上提出的八大胜利条件，是其思想理论被群众掌握的“极光辉的范例”，从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等历史文献中，既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也看到了毛泽东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生活、听取群众意见、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工作方法。因此，他强调“是说关于红线，关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情况，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多多去吸取各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中共党史不是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史”所能替代的。
其次，胡华一针见血地指出，突出红线“不等于是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表现得一帆风顺”。他批评有些地方的纪念馆在展览陈列中往往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表现得顺顺利利”，把在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向前发展和日益臻于完善的发展过程简单化，或者把后来已经达到比较完善和总结成熟了的观点放在革命草创初期。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陈列思想不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教导，不符合毛主席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教导。”他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展览为例，“往往回避在实践过程中根据不断改变着的情况而改变原先计划的实际情况，回避斗争过程中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失败和挫折，而把这段历史说成是简单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这样的陈列，既违反了历史事实，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恰恰反而是不能表现出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英明。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的偏向”。由此，他深刻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最后，胡华强调，突出红线，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仅仅局限在其直接管理的那个部门和亲身去到的那个地方。他说，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些地区革命斗争虽然不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但基本符合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陈列中应当适当表现，“例如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赣东北的斗争，又如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的斗争，以及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左右江等地区早期的斗争”。他还说，革命大方向在毛泽东评价中是肯定了的“也应适当表现”，“例如南昌起义、海陆丰的苏维埃运动，以及广州起义、湘南暴动等”。针对陈列馆中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以外的各根据地的斗争表现太少的现状，他建议“应当适当充实”。他还建议对遵义会议后的党史，“更应该表现全面和丰富。例如：对长征中的各方面军;华北的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七个师;毛主席在陕北统一指挥下的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等等，都要表现出在党中央毛主席这条红线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场面，正确处理‘领袖、群众、阶级、政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领袖架空。只有严肃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才能更好地突出红线”。 第二，关于正确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
首先，如何正确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胡华指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战胜三大敌人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敌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也是极其残暴阴险的。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迂回曲折的道路，進行了可歌可泣、艰苦英勇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在展览馆的陈列中“必须把阶级斗争的艰苦性、曲折复杂性充分表现出来，这在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陈列的思想性，使我们的陈列能更好地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广大国内外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继承革命传统”。他在肯定安源等地纪念馆的展览在这方面“处理得较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另一些展馆的陈列“对三大敌人的揭露表现得单薄无力”。例如，往往对“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揭露很少;对引起革命的阶级背景、对三大敌人的残暴压迫剥削揭露得很不够，没有体现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也没有表现出党领导广大人民前赴后继、慷慨悲壮的牺牲奋斗场面，不能表现出毛泽东说的“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面前，英勇地牺牲了”这一悲壮的史实，“而是平平淡淡，缺乏感染力，因而思想性不强”。
胡华认为，路线斗争主要是党内的问题，讲路线斗争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红线，更好地打击敌人。他特别强调，批判错误路线“应该是批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至于党内有些负责同志在革命过程中有些问题上的错误和思想倾向，则应严格加以区分，掌握分寸。例如，对红四军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后来改正了的“就不应该点名”，“同样的，对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八一失败等历史事件，都应按照毛主席著作中的提法，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不应生拉硬扯，一定要套到瞿秋白路线上”。讲路线斗争也要体现毛泽东团结胜利路线的精神，体现其“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精神，顾全大局。此外，“一些局部地区的小的路线问题应该有分析，有区别，而不应该无限拔高”。
其次，如何体现毛泽东干部路线问题。胡华在不少地方的陈列参观中看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物出现得太少”。例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党史陈列中，在1971年8、9月以前，革命烈士只出现萧楚女一人。经邓颖超提出意见后，才增加了彭湃、恽代英、陈延年、邓中夏、向警予、蔡和森、阮啸仙、周其鉴、李启汉等烈士。但当时“在海丰，彭湃的问题，斗争还很激烈”，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有人把彭湃说成叛徒，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丰的红宫红场拆毁或涂白，把当年彭湃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旧址改成猪圈。在海南岛访问琼崖纵队斗争史迹时，“当地同志不敢提到冯白驹同志也不让我们提，好像提了这些同志的名字就犯了地方主义。甚至在海南岛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黄学增、杨善集的革命事迹，他们也不敢多提”。“目前在安源纪念馆的陈列中，革命烈士只能出现黄静源一人，而井冈山博物馆的陈列中则一个革命烈士也没有出现。”他明确指出：“在安源纪念馆像毛泽民、陈潭秋、蒋先云等先烈，应该表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则王尔琢、何挺颖、宛希先、卢德铭、袁文才、王佐等烈士，应该表现。还有当时的一些负责干部像朱德、陈毅等同志，都应该出现照片。”
最后，揭露了林彪集团篡改历史的罪行。胡华等人去江西参观考察，接触到不少林彪集团篡改中共党史的罪行，所谓“井冈山的宣传要突出毛主席和林彪，朱德要批判”“林彪在井冈山就是副统帅”“八一起义主要突出林彪，总理只要附带提一下就可以了”“周总理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他当时在武汉，起义是林彪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是林彪亲自指挥的，朱德是光杆司令，上井冈山主要是林彪带来的”等，他予以彻底揭露，指出“井冈山、安源纪念馆的陈列都被严重地篡改”， “在党史这个领域里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一切反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篡政，都要篡改党史，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性原则，严肃地对待历史，绝不能看风使舵，违背历史瞎说”。
胡华的上述观点，发出了正义之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对此后中共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中共党史的本来面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因此，这篇《汇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献。
二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闯中共党史研究“禁区”，对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和史事，还原真实历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为恢复中共党史的本来面貌，坚持中共党史学科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胡华于1977年出版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南昌起义史话》，讴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戳穿“林彪领导南昌起义”的谎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华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便发表《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等论文。他还勇闯中共党史研究“禁区”，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篡改了的史事，为遭受诬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名。
首先，胡华向全国中共党史学界发出号召：“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他在声讨林彪、“四人帮”篡改党的历史，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把李大钊、王若飞、彭湃、刘志丹等无数革命先烈打成叛徒或横加诬蔑的罪行后，明确指出：“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避免和克服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错误”，“毛泽东思想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创作，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它既不是教条，更不是教条主义宗教教义……党史一再证明，凡摘引片言只语，照搬照抄，无不危害革命，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逐步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摸索，“才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当时还没有探索得很清楚。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遭惩罚，政治权力、长官意志绝不是万能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对现实问题和客观规律的研究，总结近30年的历史实践，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找出原因，以资借鉴”。他特别强调：“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应该说，胡华的这些观点，是中共党史学界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最早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勇闯研究“禁区”，实事求是客观评价陈独秀。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胡华出任中共党史系主任。1979年5月，他在山东高校党史教材学术讨论会上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学术报告，开宗明义指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为了冲一冲这个禁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接着，他用翔实的资料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旗帜，陈独秀是首先揭起这两面旗帜向孔家店冲锋陷阵的一员主将。”他从民主、科学、新文学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后，明确指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深受青年喜爱，该刊是“青年界的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青年界的金针”，并把陈独秀比作“思想界的孙（中山）黄（兴）”。胡华还引用《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予以论证：毛泽东当时特别爱读陈独秀、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和胡适已经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模范。毛泽东还谈到陈独秀对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帮助和影响，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因此，胡华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一个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尽管他当时就有严重的弱点，和后来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大师们教导的历史主义原则，对许多历史人物给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能因过而抹杀其功。只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学才成为科学。”胡华勇闯研究“禁区”的精神，振奋了全国中共党史学界，给全国高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送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再次，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研究进行拨乱反正，引领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1979年7—8月，胡华先后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讨会上作《关于党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在教育部与黑龙江省主办的政治理论课暑期讲习会上作《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的若干历史情况》《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等学术报告。笔者记忆犹新的是，上述学术报告一经传出，便被各省的党史学会纷纷翻印发给本省高校的党史教师参考学习，在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共党史人物而言，胡华对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彭湃、瞿秋白、李立三、彭德怀、贺龙、陈毅、张闻天、林伯渠、冯白驹以及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就中共党史的重要会议而言，如中共一大、中共三大、八七会议、红四军党的七大、红四军党的八大、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胡华作了客观评介，重现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就中共党史的重要事件而言，胡华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广州起义、全国各地其他的武装起义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抗战时期的长江局、百团大战、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等都有精辟的论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貌。总之，在胡华看来，中共党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决不允许歪曲篡改”。
最后，胡华对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师提出殷切希望。一是强调党史学科教员的学风问题“就是我们的党性问题”，研究党史是个严肃的工作，“我们不说空话，不写空话，要热爱这个工作，要安心这个工作”。二是党史教员一定要“讲真话，讲真理，绝对不可以昧着良心讲假话，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是要讲真话”。三是学习和研究党史“应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告诉后人，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凡是真理，我们要宣传，要战斗。科学无禁区，真理无禁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要发扬党的优良思想传统，“必须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观点”，通过宣扬党史，“恢复和发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肃清林彪、“四人帮”宣传的英雄史观、唯心史观的流毒。
总而言之，胡华要求讲党史“要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原理”，他不愧是全国中共党史学科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勇闯研究“禁区”、拨乱反正的领军者。
三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主编了大型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中共党史学科的全面拨乱反正，就是从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突破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是中共党史的重要载体，给主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立好立准，可以丰富中共党史学科的内容，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1979年12月，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选举老一辈革命家何长工为会长，李新、胡华为副会长，并聘请胡华兼任《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主编。胡华特别重视《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工作。
首先，他说明了为什么要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拨乱反正，发扬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为在林彪、“四人帮”集团肆虐的十年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污蔑、丑化、歪曲，“他们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历史被颠倒了，从而抹黑了我们党的形象;在一些青年头脑中，留下了不少被歪曲了的印象和成见;这种歪曲和诬蔑，还通过许多造反派小报及林、江反革命集团掌握的各种宣传品，流毒全世界，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当‘珍闻’，被我们的敌人用作攻击我们的炮弹。因此，恢复这些老革命家的历史真面目，发扬光大他们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更好地恢复我党光荣战斗的历史形象，更有效地帮助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事业必然勝利的坚强信心。我们要用杰出的党史人物传记，如实地宣扬我们党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用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榜样，充实党史教学内容，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后人，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有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时，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为了“抢救资料”。胡华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中，许多先烈先辈坚韧不拔、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的文字材料不多。“大量的生动感人的事迹，留在他们的战友、亲属和革命群众的记忆中，这些活资料需要抢救，趁许多老同志、广大老一代革命群众还活着，需要紧迫地发动全国党史工作者和有关同志，用大量的人力和精力来查访、考订、写作和编审加工。如果近五年至十年内不抓紧这项工作，则我们许多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富而光辉的事迹，将会湮没无闻，无从查考。我们将失去党的一大批极为珍贵的无价的精神财宝。” 其次，他指导了作者和编委编写、编辑《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不同于人物评传或文学传记，更不同于小说，它是历史传记，堪称“中共史记”。他号召要学习司马迁：一是学习司马迁的精神。笔者多次听他讲过，历史传记是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的，司马迁写《史记》前，除祖国的福建、广东一带外，长城以南各省几乎都走遍了，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才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名著《史记》。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要学
习司马迁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二是学习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他说：“《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我们也要秉持这种态度，所写的人物、史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的每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资料来源”，“中国史学家有提倡‘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叫‘史德’……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应该做到实事求是，使所写的人物传记成为最可信的信史”。三是学习司马迁的笔力文风。《史记》的文笔虽然很简练，但是描写的如鸿门宴等场面，却生动传情，栩栩如生。一篇好的传记，要求做到信、达、雅。“信，就是说写的史实可信;达，就是文字通达、明白;雅，就是文章有文采、流畅，文字的表达生动活泼。”胡华要求每位编辑在审稿时，先要把好史料关，要看史料是否真实、资料来源是否可靠，要避免用模棱两可的如“大约”“可能是”等字词;然后才是文字关，使文字简练通达，并力求达到雅。
再次，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与全体编委同甘共苦。编审《中共党史人物传》书稿时，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参加审稿的编委，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甚至住在地下室里，没有桌椅，有时大家就趴在床上审稿、改稿，胡华也是如此。大家都以胡华为榜样，将这项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做。编委会实行三审制，按照胡华的要求严把政治关、史料关。初审、复审通过的稿子，才送交他终审。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特别认真负责，工作通宵达旦，每稿必审必改，审改后不仅写出是否采用的意见，而且写出对传主在党史上的地位、作用的评价和對稿件质量的评语。编委无不感动，也都更加自觉地把承担的任务尽量完成好。1987年3月，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审稿会后，胡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终审了30余万字的传稿，直到12月8日临终前6天，还再三叮嘱即将启程参加广州审稿会的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一定要把审稿会开好，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50卷书稿审完。
最后，笔者特别要说的是，他对作者和编委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杨明斋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史人物，但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相关著作对他的生卒年月和出生地、牺牲地语焉不详。《杨明斋》的作者为了弄清他的历史，在中共山东平度县委的支持下，从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中一页一页地寻找，找健在的知情人一个一个地调研，跑了十几个省市和地区，访问了20余位健在的知情老人，发出200多封调研信函，还先后向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省、市党政领导机关以及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乃至苏共中央写信。经过3年多的内查外调，终于弄清楚了杨明斋这位被周恩来誉为“忠厚长者”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故里村庄、出生年份、去俄罗斯的时间和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十月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死于苏联等情况。胡华了解这些后，不仅对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而且在编委会上多次讲这件事，要求各位编委都要尊重作者的劳动，认真审阅每一篇稿件。
20世纪80年代初，《从奴隶到将军》的电影是以罗炳辉为原型的。安徽省社科院的宋霖，为了弄清罗炳辉的身世，只身一人打着简单的行囊，在湖南、四川、云南反复开展田野考察，查阅当地县志，在云南舜良县大河乡找到了罗炳辉父亲罗凤鳌的墓碑，又结合墓碑碑文，走访罗炳辉的亲属，终于弄清楚了罗炳辉的身世，从而推翻了罗炳辉是由奴隶变为将军的说法。他还沿着罗炳辉率第九军团长征的路线，于1980年5月在贵阳、遵义、金沙、大方、毕节等地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纠正了过去红军长征地图的某些错误。胡华听说后非常高兴，多次在审稿会上表扬宋霖。
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编委廖鑫初，工作一贯勤奋刻苦，1982年8月，在吉林召开审稿会期间，他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突发心梗猝死，终年46岁。胡华无比悲痛，为他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按辈分算，廖鑫初应为晚辈，是胡华的学生。但胡华称廖鑫初为“战友”，撰文称他“是蒋筑英、罗建夫式的中年知识分子”，并给予其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在胡华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聚集其麾下，协同奋斗，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地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终于完成了《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胡华生前《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35卷，审定了44卷。实际上后面6卷也多是他约稿并审改过的，如《邓拓传》是他亲自会见丁一岚（邓拓夫人，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约稿并具体与作者研究过的，后来编入第50卷。《郭影秋传》也是他亲自找到作者王俊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约稿并指导写出，后编入第48卷。《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各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工、农、青、妇组织杰出领导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和爱国华侨领袖等共631位著名人物的传记，1270余万字。这是一部信史，极大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工程的完成，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成果
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胡华将全部心血都投入《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纂工程中。笔者至今仍保存着他1987年12月26日写给广州审稿会全体编委的亲笔信（复印件）。信中说：“我因患肝癌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动手术，只好请假……我如果手术顺利，存活下来，当一如夙愿，同大家共同完成党史人物传50卷的历史任务。如我不能通过手术，战胜病魔，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不能为党完成我许多未尽的工作，而党史人物传50卷，是荦荦大者。我建议，在何长工会长和党的领导下，继续用定期的审稿会完成此项任务。原班人马和工作班子，我建议一律不动……各位审稿成员团结努力，团结好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先辈亲属，共同完成此项光荣任务。我期待着继续和大家共同奋斗。”这是胡华的绝笔。他为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殚精竭虑，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他视学术如生命，不计名利，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学界的榜样。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胡华;中共党史学科;《中共党史人物传》;拨乱反正;贡献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84-09
胡华是受人崇敬的中共党史学科的前辈之一。1965年秋，笔者开始学习中共党史专业时用的教材就是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此对他由衷敬仰。1981年4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笔者应邀参加这次盛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胡华，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随后，笔者与湖北大学的田子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殿尧、安徽社会科学院的宋霖一起，被吸收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在胡华的直接领导下，多次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审稿工作，这样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驱者之一，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撰写了《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考察学习的初步汇报》。这篇1.7万余字的历史文献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声。
胡华毕生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文革”伊始，他就被关进“牛棚”，但始终不改爱党之心。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中共党史陈列展。根据周恩来的提名，胡华从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指导该馆工作。1973年4月25日至7月28日，在副馆长徐彬如率领下，胡华与黄高谦、方孔木一行，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考察和调研，历时3个多月。回到北京后，由胡华执笔，撰写了《到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考察学习的初步汇报》（简称《汇报》）。其时“四人帮”大权在握，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到迫害，未能平反昭雪。因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把被林彪集团篡改、歪曲的中共党史恢复原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胡华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坚持只讲真话、不讲假话，圆满完成了《汇报》。因此，胡华作为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先驱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突出领袖”的幌子，肆意篡改和歪曲党的历史，将中國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简单地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史”。对此，胡华在《汇报》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否定和批驳。
第一，关于突出红线的问题。
首先，胡华明确指出“关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还有许多问题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光大和丰富充实”。他肯定了陈延年、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肯定了广东区委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黄学增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些革命家是“推行和符合”并“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伟大斗争的。他指出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为以后的湖南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过挫折和顺利、失败和成功的种种实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总结出一套建军、建党、建设根据地和战略战术的正确原则，从而“成为我党的光荣传统”。他还认为，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在宁都誓师大会上提出的八大胜利条件，是其思想理论被群众掌握的“极光辉的范例”，从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等历史文献中，既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也看到了毛泽东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生活、听取群众意见、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工作方法。因此，他强调“是说关于红线，关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情况，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多多去吸取各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中共党史不是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史”所能替代的。
其次，胡华一针见血地指出，突出红线“不等于是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表现得一帆风顺”。他批评有些地方的纪念馆在展览陈列中往往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表现得顺顺利利”，把在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向前发展和日益臻于完善的发展过程简单化，或者把后来已经达到比较完善和总结成熟了的观点放在革命草创初期。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陈列思想不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教导，不符合毛主席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教导。”他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展览为例，“往往回避在实践过程中根据不断改变着的情况而改变原先计划的实际情况，回避斗争过程中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失败和挫折，而把这段历史说成是简单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这样的陈列，既违反了历史事实，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恰恰反而是不能表现出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英明。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的偏向”。由此，他深刻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最后，胡华强调，突出红线，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仅仅局限在其直接管理的那个部门和亲身去到的那个地方。他说，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些地区革命斗争虽然不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但基本符合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陈列中应当适当表现，“例如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赣东北的斗争，又如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的斗争，以及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左右江等地区早期的斗争”。他还说，革命大方向在毛泽东评价中是肯定了的“也应适当表现”，“例如南昌起义、海陆丰的苏维埃运动，以及广州起义、湘南暴动等”。针对陈列馆中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以外的各根据地的斗争表现太少的现状，他建议“应当适当充实”。他还建议对遵义会议后的党史，“更应该表现全面和丰富。例如：对长征中的各方面军;华北的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七个师;毛主席在陕北统一指挥下的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等等，都要表现出在党中央毛主席这条红线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场面，正确处理‘领袖、群众、阶级、政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领袖架空。只有严肃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才能更好地突出红线”。 第二，关于正确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
首先，如何正确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胡华指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战胜三大敌人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敌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也是极其残暴阴险的。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迂回曲折的道路，進行了可歌可泣、艰苦英勇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在展览馆的陈列中“必须把阶级斗争的艰苦性、曲折复杂性充分表现出来，这在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陈列的思想性，使我们的陈列能更好地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广大国内外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继承革命传统”。他在肯定安源等地纪念馆的展览在这方面“处理得较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另一些展馆的陈列“对三大敌人的揭露表现得单薄无力”。例如，往往对“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揭露很少;对引起革命的阶级背景、对三大敌人的残暴压迫剥削揭露得很不够，没有体现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也没有表现出党领导广大人民前赴后继、慷慨悲壮的牺牲奋斗场面，不能表现出毛泽东说的“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面前，英勇地牺牲了”这一悲壮的史实，“而是平平淡淡，缺乏感染力，因而思想性不强”。
胡华认为，路线斗争主要是党内的问题，讲路线斗争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红线，更好地打击敌人。他特别强调，批判错误路线“应该是批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至于党内有些负责同志在革命过程中有些问题上的错误和思想倾向，则应严格加以区分，掌握分寸。例如，对红四军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后来改正了的“就不应该点名”，“同样的，对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八一失败等历史事件，都应按照毛主席著作中的提法，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不应生拉硬扯，一定要套到瞿秋白路线上”。讲路线斗争也要体现毛泽东团结胜利路线的精神，体现其“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精神，顾全大局。此外，“一些局部地区的小的路线问题应该有分析，有区别，而不应该无限拔高”。
其次，如何体现毛泽东干部路线问题。胡华在不少地方的陈列参观中看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物出现得太少”。例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党史陈列中，在1971年8、9月以前，革命烈士只出现萧楚女一人。经邓颖超提出意见后，才增加了彭湃、恽代英、陈延年、邓中夏、向警予、蔡和森、阮啸仙、周其鉴、李启汉等烈士。但当时“在海丰，彭湃的问题，斗争还很激烈”，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有人把彭湃说成叛徒，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丰的红宫红场拆毁或涂白，把当年彭湃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旧址改成猪圈。在海南岛访问琼崖纵队斗争史迹时，“当地同志不敢提到冯白驹同志也不让我们提，好像提了这些同志的名字就犯了地方主义。甚至在海南岛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黄学增、杨善集的革命事迹，他们也不敢多提”。“目前在安源纪念馆的陈列中，革命烈士只能出现黄静源一人，而井冈山博物馆的陈列中则一个革命烈士也没有出现。”他明确指出：“在安源纪念馆像毛泽民、陈潭秋、蒋先云等先烈，应该表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则王尔琢、何挺颖、宛希先、卢德铭、袁文才、王佐等烈士，应该表现。还有当时的一些负责干部像朱德、陈毅等同志，都应该出现照片。”
最后，揭露了林彪集团篡改历史的罪行。胡华等人去江西参观考察，接触到不少林彪集团篡改中共党史的罪行，所谓“井冈山的宣传要突出毛主席和林彪，朱德要批判”“林彪在井冈山就是副统帅”“八一起义主要突出林彪，总理只要附带提一下就可以了”“周总理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他当时在武汉，起义是林彪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是林彪亲自指挥的，朱德是光杆司令，上井冈山主要是林彪带来的”等，他予以彻底揭露，指出“井冈山、安源纪念馆的陈列都被严重地篡改”， “在党史这个领域里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一切反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篡政，都要篡改党史，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性原则，严肃地对待历史，绝不能看风使舵，违背历史瞎说”。
胡华的上述观点，发出了正义之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对此后中共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中共党史的本来面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因此，这篇《汇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献。
二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闯中共党史研究“禁区”，对一些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和史事，还原真实历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为恢复中共党史的本来面貌，坚持中共党史学科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胡华于1977年出版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南昌起义史话》，讴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戳穿“林彪领导南昌起义”的谎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华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便发表《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等论文。他还勇闯中共党史研究“禁区”，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篡改了的史事，为遭受诬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名。
首先，胡华向全国中共党史学界发出号召：“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他在声讨林彪、“四人帮”篡改党的历史，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把李大钊、王若飞、彭湃、刘志丹等无数革命先烈打成叛徒或横加诬蔑的罪行后，明确指出：“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避免和克服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错误”，“毛泽东思想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创作，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它既不是教条，更不是教条主义宗教教义……党史一再证明，凡摘引片言只语，照搬照抄，无不危害革命，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逐步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摸索，“才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当时还没有探索得很清楚。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遭惩罚，政治权力、长官意志绝不是万能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对现实问题和客观规律的研究，总结近30年的历史实践，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找出原因，以资借鉴”。他特别强调：“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应该说，胡华的这些观点，是中共党史学界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最早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勇闯研究“禁区”，实事求是客观评价陈独秀。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胡华出任中共党史系主任。1979年5月，他在山东高校党史教材学术讨论会上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学术报告，开宗明义指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为了冲一冲这个禁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接着，他用翔实的资料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旗帜，陈独秀是首先揭起这两面旗帜向孔家店冲锋陷阵的一员主将。”他从民主、科学、新文学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后，明确指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深受青年喜爱，该刊是“青年界的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青年界的金针”，并把陈独秀比作“思想界的孙（中山）黄（兴）”。胡华还引用《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予以论证：毛泽东当时特别爱读陈独秀、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和胡适已经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模范。毛泽东还谈到陈独秀对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帮助和影响，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因此，胡华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一个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尽管他当时就有严重的弱点，和后来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大师们教导的历史主义原则，对许多历史人物给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能因过而抹杀其功。只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学才成为科学。”胡华勇闯研究“禁区”的精神，振奋了全国中共党史学界，给全国高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送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再次，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研究进行拨乱反正，引领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1979年7—8月，胡华先后在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讨会上作《关于党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在教育部与黑龙江省主办的政治理论课暑期讲习会上作《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的若干历史情况》《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等学术报告。笔者记忆犹新的是，上述学术报告一经传出，便被各省的党史学会纷纷翻印发给本省高校的党史教师参考学习，在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共党史人物而言，胡华对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彭湃、瞿秋白、李立三、彭德怀、贺龙、陈毅、张闻天、林伯渠、冯白驹以及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就中共党史的重要会议而言，如中共一大、中共三大、八七会议、红四军党的七大、红四军党的八大、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胡华作了客观评介，重现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就中共党史的重要事件而言，胡华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广州起义、全国各地其他的武装起义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抗战时期的长江局、百团大战、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等都有精辟的论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貌。总之，在胡华看来，中共党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决不允许歪曲篡改”。
最后，胡华对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师提出殷切希望。一是强调党史学科教员的学风问题“就是我们的党性问题”，研究党史是个严肃的工作，“我们不说空话，不写空话，要热爱这个工作，要安心这个工作”。二是党史教员一定要“讲真话，讲真理，绝对不可以昧着良心讲假话，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是要讲真话”。三是学习和研究党史“应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告诉后人，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凡是真理，我们要宣传，要战斗。科学无禁区，真理无禁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要发扬党的优良思想传统，“必须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观点”，通过宣扬党史，“恢复和发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肃清林彪、“四人帮”宣传的英雄史观、唯心史观的流毒。
总而言之，胡华要求讲党史“要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原理”，他不愧是全国中共党史学科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勇闯研究“禁区”、拨乱反正的领军者。
三
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主编了大型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中共党史学科的全面拨乱反正，就是从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突破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是中共党史的重要载体，给主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立好立准，可以丰富中共党史学科的内容，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1979年12月，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选举老一辈革命家何长工为会长，李新、胡华为副会长，并聘请胡华兼任《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主编。胡华特别重视《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工作。
首先，他说明了为什么要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拨乱反正，发扬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为在林彪、“四人帮”集团肆虐的十年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污蔑、丑化、歪曲，“他们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历史被颠倒了，从而抹黑了我们党的形象;在一些青年头脑中，留下了不少被歪曲了的印象和成见;这种歪曲和诬蔑，还通过许多造反派小报及林、江反革命集团掌握的各种宣传品，流毒全世界，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当‘珍闻’，被我们的敌人用作攻击我们的炮弹。因此，恢复这些老革命家的历史真面目，发扬光大他们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更好地恢复我党光荣战斗的历史形象，更有效地帮助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事业必然勝利的坚强信心。我们要用杰出的党史人物传记，如实地宣扬我们党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用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榜样，充实党史教学内容，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后人，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有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时，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为了“抢救资料”。胡华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中，许多先烈先辈坚韧不拔、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的文字材料不多。“大量的生动感人的事迹，留在他们的战友、亲属和革命群众的记忆中，这些活资料需要抢救，趁许多老同志、广大老一代革命群众还活着，需要紧迫地发动全国党史工作者和有关同志，用大量的人力和精力来查访、考订、写作和编审加工。如果近五年至十年内不抓紧这项工作，则我们许多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富而光辉的事迹，将会湮没无闻，无从查考。我们将失去党的一大批极为珍贵的无价的精神财宝。” 其次，他指导了作者和编委编写、编辑《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具体方法。他认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不同于人物评传或文学传记，更不同于小说，它是历史传记，堪称“中共史记”。他号召要学习司马迁：一是学习司马迁的精神。笔者多次听他讲过，历史传记是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的，司马迁写《史记》前，除祖国的福建、广东一带外，长城以南各省几乎都走遍了，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才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名著《史记》。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要学
习司马迁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二是学习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他说：“《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我们也要秉持这种态度，所写的人物、史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的每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资料来源”，“中国史学家有提倡‘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叫‘史德’……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应该做到实事求是，使所写的人物传记成为最可信的信史”。三是学习司马迁的笔力文风。《史记》的文笔虽然很简练，但是描写的如鸿门宴等场面，却生动传情，栩栩如生。一篇好的传记，要求做到信、达、雅。“信，就是说写的史实可信;达，就是文字通达、明白;雅，就是文章有文采、流畅，文字的表达生动活泼。”胡华要求每位编辑在审稿时，先要把好史料关，要看史料是否真实、资料来源是否可靠，要避免用模棱两可的如“大约”“可能是”等字词;然后才是文字关，使文字简练通达，并力求达到雅。
再次，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与全体编委同甘共苦。编审《中共党史人物传》书稿时，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参加审稿的编委，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甚至住在地下室里，没有桌椅，有时大家就趴在床上审稿、改稿，胡华也是如此。大家都以胡华为榜样，将这项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做。编委会实行三审制，按照胡华的要求严把政治关、史料关。初审、复审通过的稿子，才送交他终审。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特别认真负责，工作通宵达旦，每稿必审必改，审改后不仅写出是否采用的意见，而且写出对传主在党史上的地位、作用的评价和對稿件质量的评语。编委无不感动，也都更加自觉地把承担的任务尽量完成好。1987年3月，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审稿会后，胡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终审了30余万字的传稿，直到12月8日临终前6天，还再三叮嘱即将启程参加广州审稿会的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一定要把审稿会开好，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50卷书稿审完。
最后，笔者特别要说的是，他对作者和编委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杨明斋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史人物，但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相关著作对他的生卒年月和出生地、牺牲地语焉不详。《杨明斋》的作者为了弄清他的历史，在中共山东平度县委的支持下，从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中一页一页地寻找，找健在的知情人一个一个地调研，跑了十几个省市和地区，访问了20余位健在的知情老人，发出200多封调研信函，还先后向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省、市党政领导机关以及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乃至苏共中央写信。经过3年多的内查外调，终于弄清楚了杨明斋这位被周恩来誉为“忠厚长者”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故里村庄、出生年份、去俄罗斯的时间和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十月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死于苏联等情况。胡华了解这些后，不仅对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而且在编委会上多次讲这件事，要求各位编委都要尊重作者的劳动，认真审阅每一篇稿件。
20世纪80年代初，《从奴隶到将军》的电影是以罗炳辉为原型的。安徽省社科院的宋霖，为了弄清罗炳辉的身世，只身一人打着简单的行囊，在湖南、四川、云南反复开展田野考察，查阅当地县志，在云南舜良县大河乡找到了罗炳辉父亲罗凤鳌的墓碑，又结合墓碑碑文，走访罗炳辉的亲属，终于弄清楚了罗炳辉的身世，从而推翻了罗炳辉是由奴隶变为将军的说法。他还沿着罗炳辉率第九军团长征的路线，于1980年5月在贵阳、遵义、金沙、大方、毕节等地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纠正了过去红军长征地图的某些错误。胡华听说后非常高兴，多次在审稿会上表扬宋霖。
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编委廖鑫初，工作一贯勤奋刻苦，1982年8月，在吉林召开审稿会期间，他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突发心梗猝死，终年46岁。胡华无比悲痛，为他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按辈分算，廖鑫初应为晚辈，是胡华的学生。但胡华称廖鑫初为“战友”，撰文称他“是蒋筑英、罗建夫式的中年知识分子”，并给予其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在胡华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聚集其麾下，协同奋斗，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地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终于完成了《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胡华生前《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35卷，审定了44卷。实际上后面6卷也多是他约稿并审改过的，如《邓拓传》是他亲自会见丁一岚（邓拓夫人，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约稿并具体与作者研究过的，后来编入第50卷。《郭影秋传》也是他亲自找到作者王俊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约稿并指导写出，后编入第48卷。《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各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工、农、青、妇组织杰出领导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和爱国华侨领袖等共631位著名人物的传记，1270余万字。这是一部信史，极大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工程的完成，是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成果
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胡华将全部心血都投入《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纂工程中。笔者至今仍保存着他1987年12月26日写给广州审稿会全体编委的亲笔信（复印件）。信中说：“我因患肝癌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动手术，只好请假……我如果手术顺利，存活下来，当一如夙愿，同大家共同完成党史人物传50卷的历史任务。如我不能通过手术，战胜病魔，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不能为党完成我许多未尽的工作，而党史人物传50卷，是荦荦大者。我建议，在何长工会长和党的领导下，继续用定期的审稿会完成此项任务。原班人马和工作班子，我建议一律不动……各位审稿成员团结努力，团结好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先辈亲属，共同完成此项光荣任务。我期待着继续和大家共同奋斗。”这是胡华的绝笔。他为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殚精竭虑，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他视学术如生命，不计名利，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是学界的榜样。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