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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组织中，规则的建设都是首当其冲的，没有缜密的规则与严格的执行，这个组织就不会有战斗力，即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规则的作用
规则，是一个社会体系中被正式确立并要求其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和相关准则。在这些相关准则中，即有法律、纪律等强制性的规则，又有道德准则等非强制性的规则。这是从社会层面探讨的规则，由于社会的层面较大，本文在这里所探讨的规则只是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探讨的规则。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的规则面要窄，内容也较简单。但是，它也具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内容。
规则是保障组织正常运行发展的重要基石，有了规则才能更好整合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和倾向，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利益诉求和冲突，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秩序，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反之，如果没有规则，任何组织都会是一片混乱，一事无成。组织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做一定的、相应的调整。否则，组织就会因规则的不到位或缺失而出现无序与混乱的状态。
这是规则的正向发展的状态。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具有一种转型期的特点，同时还处于社会经济的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因此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畸变，这种畸变的表现主要就是：在有正常规则的状态下出现“潜规则”与“反规则”。
“潜规则”是一种存在于特殊社会状态下的特殊规则，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潜在运行着的。它基本上与规则处于背向前进的状态。为什么说它存在，并与规则同时存在着，就在于它也是具有“协调社会利益诉求，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只不过这种“协调社会利益诉求，缓解社会冲突”后，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利益诉求与社会冲突，因而，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由于“潜规则”的影响较大，因此有时规则在“潜规则”面前就往往失去了主导力量，使规则流于形式。
与规则、“潜规则”同时并存的还有“反规则”。“反规则”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有具体内容的规则，而是对已经具体化的、有效实施的、正式确立的规则的一种反动。这种反正常规则的行为，都是组织中的个别领导者为了达到或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特别是某些极端自私的利益诉求），有意地违背或破坏既定规则的行为。这种“反规则”由于是领导者所为，因此其对公众与社会的危害性，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二、领导者制定规则的科学性
制定规则是一个科学的活动，规则制定得好，会使工作做得更好，规则制定的不好，不仅正常工作不能顺利完成，而且还会造成组织的混乱状态，更可能使组织活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的云南发生一起案件：一民警涉嫌枪杀自己的妻子及其同事，在作为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的枪支尚未找到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该民警死刑。在等候上级法院复议期间，一作恶多端的杀人抢劫黑社会团伙被打掉，在审讯时，这个团伙供出了他们曾经杀害过一男一女。经核实被害男女正是那位被判了死刑的民警的妻子与同事。案件终于大白于天下，民警也被无罪释放。这个结果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这个民警拣了个大便宜，但是有没有人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法律规则上的不科学性导致的。这个案件表现出我国的司法审判规则与审判程序上都存在着问题。我国的司法审判规则中，缺少“任何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即当事人的口供仅是证据的一部分，而判决必须同时有足够的实物证据。而上述案件的法院判决，则是依赖于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使民警承认自己杀了人，同时陈述的内容与案发现场十分吻合，进而判决其故意杀人罪成立。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今天，这个失误就不会出现，因为今天有了零口供判决的规则，犯罪嫌疑人不论你开不开口，只要我收集到了足够判你罪的证据，就可以判决你。可以说中国的司法规则正在逐步地走向规范、完善与科学。
法院的判决行为，就是一项公共决策行为。从这项公共决策来看，法院是以伸张正义为主体，积极地进行工作，在执行规则过程中没有“潜规则”，没有“反规则”都是在执行着正常的规则，但是，却出现了错判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规则制定的不够科学。只有有科学合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程序，就可以有效地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
以上是对已经制定的规则的科学性的探讨，还有些规则是临时制定并执行的，这个时候更需要领导者在制定规则时的科学性。
在南方某河边有一块滩头地，这块地的承包归属权在各个农户手中。在过去承包期里，由于年年有或大或小的洪水，因此这块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后来，乡里统一将地收回并转包给一个外地来的养蟹专业户，并对农户进行了一亩地100元的补偿。农民们起初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这片地上多少年一亩也收不回100元钱。但是，这种高兴感只持续了三年。三年后，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赚大钱了，这时农民却眼红了，要求将已经改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说你们不懂养蟹技术，收回了也没有用，而且合同期当时一订就是十年。农民们却说宁肯荒了地也不能便宜外人，否则就要告到《焦点访谈》。此事把乡干部愁得不行了。最后高乡长想出了一个办法，河滩地继续由养蟹人承包，但让养蟹人再每年给农户每亩地增加补偿50元，而农户在承包期内再也不能单方面修改合同。这个方案一出台，农户都没有意见了，但养蟹人一开始有意见，甚至说要法庭上见。高乡长先是耐心地给养蟹人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凡是关于农民土地被转包的官司，最后都可能因为触及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些根本政策而十分敏感，而且地方法庭不可能不受到当地农民的民意的影响。所以，即便官司打赢了，也得脱一身皮。然后，高乡长给养蟹人算了一笔账：50亩的河滩地，养蟹每年平均净收益8万元；现在再给每亩增加补偿50元，也就减少收益2500元；而如果不承包了，净收益为0。这样一算帐，养蟹人服气了，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高乡长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基层乡官的智慧，而他所思考出来的办法，是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公共选择经济学”。在这个公共决策的解决方案中，有两个标准在使用着，一个标准是“希克斯标准”，一个是“卡尔多标准”，只有同时运用了这两个标准，才能既民主又有效率。
在这里，高乡长为承包者和农户之间的协作制定了一个执行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从结果来看无疑是十分科学的，他既让农户获得了根本的利益（从每亩基本不收，到每亩收益150元）；又让承包人安心地承包，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让乡里的工作得到了推进，也获得较大的收益。这一规则的制定，成为了多方共赢的行为规则。从高乡长制定的规则，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潜规则”与“反规则”而是积极地运用现有的条件考虑多方的利益，坚决贯彻执政为民。如果高乡长想“潜规则”与“反规则”一下，他完全可以做到，那么受益的人在承包人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高乡长一人，乡政府只是做了一件工作。而农民虽然有一百元的收益，但是，在精神上却受到了较大的创伤。因此，高乡长在当时所制定的规则与决策，应该说是上上之选。
三、领导者执行规则的特殊性
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领导者需要把握的特殊性主要有：执行规则的道德性、执行规则的独断性。
执行规则的道德性主要是指，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有些规则的执行程序，具有典型的特定性，向不同的方向偏，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领导者自行把握方向，需要领导者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进而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
我们可以对美国国会是否对伊动武表决进行一个假定分析：假定国会有三个议员，分别是琼斯、史密斯、布朗。琼斯是一个鹰派人物，其第一选择是立即出兵；第二选择是核查结果出兵；最反对不出兵。史密斯是中间派，首倡视核查结果出兵；其次是不出兵；最反对立即出兵。而布朗最关注问题久拖下对经济的影响，因此，首先主张不出兵；其次是立即出兵；最反对继续核查。如果此时美国总统恰巧碰上鹰派人物，他可以首先让国会在“不出兵”与“视核查结果出兵”两个议案之间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必然是：因为史密斯与琼斯都对“视核查结果出兵”投赞成票，而只有布朗一人对“不出兵”投赞成票，这样，“视核查结果出兵”议案胜出。如果再安排国会对“视核查结果出兵”与“立即出兵”进行表决，“立即出兵”将因为琼斯与布朗两个投赞成票而被通过。因此，鹰派总统就会如愿获得国会立即出兵的授权。这是鹰派总统的结果，但如果是鸽派总统，按照投票的原则，颠倒一下程序他同样可以设计出“不出兵”的结果。在这个假设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者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就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领导活动过程中的决策，领导者的道德性是及其重要的。
执行规则的决断性主要是指，领导者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不能优柔寡断，一味地按照预定的规则程序进行，而要视具体的情况，进行有效决策。许多的人都会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投票是最公平合理又简便易行的。但是，一般性投票是较易，而有些较复杂的投票过程，就往往会出现投票悖论，这时就需要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断。
从“阿罗定律”、“孔多塞循环”看投票悖论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阿罗定律”。“阿罗定律”是由肯尼斯·阿罗提出来的。阿罗在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后发现，在满足以下条件时，通过民主的投票的办法不可能达成一个能满足所有人喜好的结果。这些条件包括：其一，不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由；其二，如果大家都认为A方案优于B方案，则通过B方案；其三，对于任意的两个方案，到底谁更好，完全取决于个人对这两个方案的喜好顺序而不受其他人喜好所支配；其四，不存在独裁，投票结果应由多数人决定，而非一个人将结果强加给其他所有人。在这里请注意阿罗所列举的四个条件，在现实的民主投票规则中都是常见的。也就是说，这四个条件并不苛刻。那么，在这样的四个条件下，阿罗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由具有不同喜好的人通过民主投票的办法达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一个权威的领导。最终做出一个决策。这个领导，在阿罗定律中是作为一个独裁的、专制型的领导出现的。而这个结果恰恰又与阿罗定律中所列出的四个条件中最后一个相悖，因此，阿罗定律在经济学上也称“阿罗悖论”。由于阿罗所列的四个条件在现实中是经常出现的，同时一味的民主，就会陷入到阿罗所证明的悖论的当中去。
下面我们在来看一下“孔多塞循环”。“孔多塞循环”最先由孔多塞研究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三个人在X、Y、Z三个方案之间进行分阶段投票。根据这三个方案通过后对自己带来的好处不同，张三对三个方案的喜好程度排序是：X>Y>Z，即最希望X方案被通过，其次是Y方案，最不喜欢的是Z方案；李四的喜好程度排序是Y>Z>X；王五的喜好程度排序是Z>X>Y。现在进行第一轮投票：让三人在X与Y之间进行投票选择，因为张三会投票选择X方案，李四会投票赞成Y方案，王五则会投票赞成X方案，因此，X方案将会以两票赞成对一票反对被通过，即有X>Y；接着进行第二轮投票，让三人在Y与Z方案中进行选择，张三会选择Y方案，李四会选择Y方案，王五会选择Z方案，这样，Y方案将获得通过，即有Y>Z；最后进行第三轮投票，让三人在Z、X方案之间进行投票选择，显然，张三会选择X方案，李四会选择Z方案，王五也会选择Z方案，因此，Z方案获得通过，即有Z>X。于是问题就来了：三轮投票的结果分别是：X>Y；Y>Z；Z>X。这显然有悖基本数学常识；因为如果按照常识，有X>Y，并且Y>Z，则一定有X>Z。正因为违背了常识，因此，用分阶段“多数票”规则下的民主投票方法，是没有办法决策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方案。从“孔多塞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多数票”规则下的民主投票的又一个“悖论”现象。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规则正确时，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也会耽误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领导者，首先要把规则建设好，其次要把握好规则运用的程序，第三要善于在民主到一定程度上的决断，即把握好时机。而这种决断，往往是总揽全局，恰到好处，关键性的决断。因此，在领导者进行决策时决断性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夏业良.经济学能做什么[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2] 卢周来.游戏着经济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徐建秋
一、规则的作用
规则，是一个社会体系中被正式确立并要求其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和相关准则。在这些相关准则中，即有法律、纪律等强制性的规则，又有道德准则等非强制性的规则。这是从社会层面探讨的规则，由于社会的层面较大，本文在这里所探讨的规则只是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探讨的规则。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的规则面要窄，内容也较简单。但是，它也具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内容。
规则是保障组织正常运行发展的重要基石，有了规则才能更好整合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和倾向，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利益诉求和冲突，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秩序，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反之，如果没有规则，任何组织都会是一片混乱，一事无成。组织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做一定的、相应的调整。否则，组织就会因规则的不到位或缺失而出现无序与混乱的状态。
这是规则的正向发展的状态。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具有一种转型期的特点，同时还处于社会经济的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因此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畸变，这种畸变的表现主要就是：在有正常规则的状态下出现“潜规则”与“反规则”。
“潜规则”是一种存在于特殊社会状态下的特殊规则，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潜在运行着的。它基本上与规则处于背向前进的状态。为什么说它存在，并与规则同时存在着，就在于它也是具有“协调社会利益诉求，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只不过这种“协调社会利益诉求，缓解社会冲突”后，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利益诉求与社会冲突，因而，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由于“潜规则”的影响较大，因此有时规则在“潜规则”面前就往往失去了主导力量，使规则流于形式。
与规则、“潜规则”同时并存的还有“反规则”。“反规则”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有具体内容的规则，而是对已经具体化的、有效实施的、正式确立的规则的一种反动。这种反正常规则的行为，都是组织中的个别领导者为了达到或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特别是某些极端自私的利益诉求），有意地违背或破坏既定规则的行为。这种“反规则”由于是领导者所为，因此其对公众与社会的危害性，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二、领导者制定规则的科学性
制定规则是一个科学的活动，规则制定得好，会使工作做得更好，规则制定的不好，不仅正常工作不能顺利完成，而且还会造成组织的混乱状态，更可能使组织活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的云南发生一起案件：一民警涉嫌枪杀自己的妻子及其同事，在作为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的枪支尚未找到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该民警死刑。在等候上级法院复议期间，一作恶多端的杀人抢劫黑社会团伙被打掉，在审讯时，这个团伙供出了他们曾经杀害过一男一女。经核实被害男女正是那位被判了死刑的民警的妻子与同事。案件终于大白于天下，民警也被无罪释放。这个结果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这个民警拣了个大便宜，但是有没有人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法律规则上的不科学性导致的。这个案件表现出我国的司法审判规则与审判程序上都存在着问题。我国的司法审判规则中，缺少“任何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即当事人的口供仅是证据的一部分，而判决必须同时有足够的实物证据。而上述案件的法院判决，则是依赖于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使民警承认自己杀了人，同时陈述的内容与案发现场十分吻合，进而判决其故意杀人罪成立。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今天，这个失误就不会出现，因为今天有了零口供判决的规则，犯罪嫌疑人不论你开不开口，只要我收集到了足够判你罪的证据，就可以判决你。可以说中国的司法规则正在逐步地走向规范、完善与科学。
法院的判决行为，就是一项公共决策行为。从这项公共决策来看，法院是以伸张正义为主体，积极地进行工作，在执行规则过程中没有“潜规则”，没有“反规则”都是在执行着正常的规则，但是，却出现了错判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规则制定的不够科学。只有有科学合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程序，就可以有效地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
以上是对已经制定的规则的科学性的探讨，还有些规则是临时制定并执行的，这个时候更需要领导者在制定规则时的科学性。
在南方某河边有一块滩头地，这块地的承包归属权在各个农户手中。在过去承包期里，由于年年有或大或小的洪水，因此这块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后来，乡里统一将地收回并转包给一个外地来的养蟹专业户，并对农户进行了一亩地100元的补偿。农民们起初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这片地上多少年一亩也收不回100元钱。但是，这种高兴感只持续了三年。三年后，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赚大钱了，这时农民却眼红了，要求将已经改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说你们不懂养蟹技术，收回了也没有用，而且合同期当时一订就是十年。农民们却说宁肯荒了地也不能便宜外人，否则就要告到《焦点访谈》。此事把乡干部愁得不行了。最后高乡长想出了一个办法，河滩地继续由养蟹人承包，但让养蟹人再每年给农户每亩地增加补偿50元，而农户在承包期内再也不能单方面修改合同。这个方案一出台，农户都没有意见了，但养蟹人一开始有意见，甚至说要法庭上见。高乡长先是耐心地给养蟹人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凡是关于农民土地被转包的官司，最后都可能因为触及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些根本政策而十分敏感，而且地方法庭不可能不受到当地农民的民意的影响。所以，即便官司打赢了，也得脱一身皮。然后，高乡长给养蟹人算了一笔账：50亩的河滩地，养蟹每年平均净收益8万元；现在再给每亩增加补偿50元，也就减少收益2500元；而如果不承包了，净收益为0。这样一算帐，养蟹人服气了，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高乡长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基层乡官的智慧，而他所思考出来的办法，是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公共选择经济学”。在这个公共决策的解决方案中，有两个标准在使用着，一个标准是“希克斯标准”，一个是“卡尔多标准”，只有同时运用了这两个标准，才能既民主又有效率。
在这里，高乡长为承包者和农户之间的协作制定了一个执行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从结果来看无疑是十分科学的，他既让农户获得了根本的利益（从每亩基本不收，到每亩收益150元）；又让承包人安心地承包，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让乡里的工作得到了推进，也获得较大的收益。这一规则的制定，成为了多方共赢的行为规则。从高乡长制定的规则，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潜规则”与“反规则”而是积极地运用现有的条件考虑多方的利益，坚决贯彻执政为民。如果高乡长想“潜规则”与“反规则”一下，他完全可以做到，那么受益的人在承包人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高乡长一人，乡政府只是做了一件工作。而农民虽然有一百元的收益，但是，在精神上却受到了较大的创伤。因此，高乡长在当时所制定的规则与决策，应该说是上上之选。
三、领导者执行规则的特殊性
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领导者需要把握的特殊性主要有：执行规则的道德性、执行规则的独断性。
执行规则的道德性主要是指，在规则的执行过程中，有些规则的执行程序，具有典型的特定性，向不同的方向偏，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领导者自行把握方向，需要领导者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进而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
我们可以对美国国会是否对伊动武表决进行一个假定分析：假定国会有三个议员，分别是琼斯、史密斯、布朗。琼斯是一个鹰派人物，其第一选择是立即出兵；第二选择是核查结果出兵；最反对不出兵。史密斯是中间派，首倡视核查结果出兵；其次是不出兵；最反对立即出兵。而布朗最关注问题久拖下对经济的影响，因此，首先主张不出兵；其次是立即出兵；最反对继续核查。如果此时美国总统恰巧碰上鹰派人物，他可以首先让国会在“不出兵”与“视核查结果出兵”两个议案之间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必然是：因为史密斯与琼斯都对“视核查结果出兵”投赞成票，而只有布朗一人对“不出兵”投赞成票，这样，“视核查结果出兵”议案胜出。如果再安排国会对“视核查结果出兵”与“立即出兵”进行表决，“立即出兵”将因为琼斯与布朗两个投赞成票而被通过。因此，鹰派总统就会如愿获得国会立即出兵的授权。这是鹰派总统的结果，但如果是鸽派总统，按照投票的原则，颠倒一下程序他同样可以设计出“不出兵”的结果。在这个假设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者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就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领导活动过程中的决策，领导者的道德性是及其重要的。
执行规则的决断性主要是指，领导者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不能优柔寡断，一味地按照预定的规则程序进行，而要视具体的情况，进行有效决策。许多的人都会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投票是最公平合理又简便易行的。但是，一般性投票是较易，而有些较复杂的投票过程，就往往会出现投票悖论，这时就需要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断。
从“阿罗定律”、“孔多塞循环”看投票悖论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阿罗定律”。“阿罗定律”是由肯尼斯·阿罗提出来的。阿罗在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后发现，在满足以下条件时，通过民主的投票的办法不可能达成一个能满足所有人喜好的结果。这些条件包括：其一，不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由；其二，如果大家都认为A方案优于B方案，则通过B方案；其三，对于任意的两个方案，到底谁更好，完全取决于个人对这两个方案的喜好顺序而不受其他人喜好所支配；其四，不存在独裁，投票结果应由多数人决定，而非一个人将结果强加给其他所有人。在这里请注意阿罗所列举的四个条件，在现实的民主投票规则中都是常见的。也就是说，这四个条件并不苛刻。那么，在这样的四个条件下，阿罗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由具有不同喜好的人通过民主投票的办法达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一个权威的领导。最终做出一个决策。这个领导，在阿罗定律中是作为一个独裁的、专制型的领导出现的。而这个结果恰恰又与阿罗定律中所列出的四个条件中最后一个相悖，因此，阿罗定律在经济学上也称“阿罗悖论”。由于阿罗所列的四个条件在现实中是经常出现的，同时一味的民主，就会陷入到阿罗所证明的悖论的当中去。
下面我们在来看一下“孔多塞循环”。“孔多塞循环”最先由孔多塞研究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三个人在X、Y、Z三个方案之间进行分阶段投票。根据这三个方案通过后对自己带来的好处不同，张三对三个方案的喜好程度排序是：X>Y>Z，即最希望X方案被通过，其次是Y方案，最不喜欢的是Z方案；李四的喜好程度排序是Y>Z>X；王五的喜好程度排序是Z>X>Y。现在进行第一轮投票：让三人在X与Y之间进行投票选择，因为张三会投票选择X方案，李四会投票赞成Y方案，王五则会投票赞成X方案，因此，X方案将会以两票赞成对一票反对被通过，即有X>Y；接着进行第二轮投票，让三人在Y与Z方案中进行选择，张三会选择Y方案，李四会选择Y方案，王五会选择Z方案，这样，Y方案将获得通过，即有Y>Z；最后进行第三轮投票，让三人在Z、X方案之间进行投票选择，显然，张三会选择X方案，李四会选择Z方案，王五也会选择Z方案，因此，Z方案获得通过，即有Z>X。于是问题就来了：三轮投票的结果分别是：X>Y；Y>Z；Z>X。这显然有悖基本数学常识；因为如果按照常识，有X>Y，并且Y>Z，则一定有X>Z。正因为违背了常识，因此，用分阶段“多数票”规则下的民主投票方法，是没有办法决策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方案。从“孔多塞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多数票”规则下的民主投票的又一个“悖论”现象。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规则正确时，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也会耽误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领导者，首先要把规则建设好，其次要把握好规则运用的程序，第三要善于在民主到一定程度上的决断，即把握好时机。而这种决断，往往是总揽全局，恰到好处，关键性的决断。因此，在领导者进行决策时决断性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夏业良.经济学能做什么[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2] 卢周来.游戏着经济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徐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