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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学说假设，理性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会采取集体行动来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奥尔森却认为有共同利益的行动者不一定能实现集体行动，因为个人意志不同，哪怕初衷一致也会因个人行为导致集体失利，甚至存在“搭便车者”。越是在大集团中，这种倾向越为明显。《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一部经典巨著，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出现行动困境这一问题作出了说明。但该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公地悲剧
一、集体行动理论
“經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倡导市场的自由发展，因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社会生产者的行为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受惠于“看不见的手”，市场同样也会失灵。这就必须加入政府力量引导，缓解市场失效时的后果。
此处出现一个悖论，假设每个行为人的思维都是理性的，为什么多个理性行为人相加却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奥尔森在其所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给予解答：“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其他特殊手段使得个体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人假设”。在每个行为人个体都是理性的情况下，个体必然会更多考虑付出与收获比，企图以个人最小付出以达到集体最大收获，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集体利益次于个人利益。
事实上，在无法保证“多劳多得”的情况下，行为人克制自身的付出，倾向于“能者多劳”，并平摊最后的收益。这样的“平均主义”再反作用于集体下一次的行动，整个集体就会越来越松散，从而土崩瓦解。简而言之，“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得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二、失望情绪-集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那么，如果每个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集体行动又是何以形成的呢？
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将问题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延展。作为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美国当代思想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
赫希曼从“在商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中容易发生的失望”出发，试图通过对消费者失望情绪的分析来把握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他认为，消费者容易在具体的商品消费和体验中陷入失望。有时候人们在购买过程中会发现，虽然这些商品有用，自己也完全能够支付得起，但是当商品实际上并未产生消费者希望从中得到的满足时，就会导致某些失望情绪的生成。这时候人们可能会放弃对这个产品的购买，也有可能转而去购买其他更有价值的同类型产品。延伸开来看，就像消费者会从商品 A 的消费转向商品 B 的消费一样，人们也会因失望情绪的牵引，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即把私人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
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通过征收燃油税，试图减少排放、促进环境绿色可持续发展。但民众个体认为，税收上升导致个人成本上升、个人利益受损。当每个劳动者都感受到自身利益受损时，集体的利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当个体的声音聚集，则容易产生不理智的集体行动。如果集体最终妥协并改变政策，那么全社会都可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个人福利。但少数不理智的个体就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行为。因为集体行为的所有成果是大家共享的，具有公共性，但风险却不是平均分配的。
因此，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为相对容易达成;但随着人数的增加，集体行动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在人数较多的大集体中，要通过层层协调达到平均分担成果的目的，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人均收益就会减少。
三、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就是集体行动失败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一词是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于 1968 年提出的，本意指在一块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草场上，每个理性的牧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不断增加放牧，最终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公地草场荒漠化的悲剧现象。现在我们常用以描述公共物品的使用上，即公地作为一项公有财产或资源被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却没有最终拥有权。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克制的过度使用，久而久之导致资源枯竭，最终没有人能享受。虽然每个人在使用时都知道过分使用会造成严重后果，但为了不使个人利益受损，没有人选择去阻拦、或者没有人能够阻拦，甚至宁愿产生“既然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是损失”的心理加剧了悲剧的产生。就如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那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四、对集体行为的管理、制约
实际上，无论是搭便车行为，还是公地悲剧，集体行为是需要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治理及其制度规范的。比如由于一定的社会成员对公地都有一定的使用权，可以由公民自主成立管理组织合作管理。既可以提高公地的使用效率，也可以提高个人的收益率。在此过程中，政府可适当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倾斜，来鼓励该管理组织正常运营。又因为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使用中，管理者与所有使用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对此更加上心。同时，可出台一些过度使用公共用品的惩罚机制，规定社会每一个体适量使用的上限，制约个体的行为。
集体行为虽有其弊端，但合理利用也会产生良好效益。如上海市推行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强制执行的集体行为。前期需要政府、各组织协力推行，全民共同参与，出台各项严惩措施规范居民行为，但久而久之，所有人就会享受到带来的变化;再比如连续两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展现了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水平，同时也是上海城市形象的宣传片。当上海市民以更平易近人、更友善互助的姿态面对外来商贸团、外籍旅客时，就会在他人的心中印下美丽中国的影子;同样，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许多普适性的共同价值。当下，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受损者的经历会唤醒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价值，使很多非利益直接相关者积极关注事件，形成广泛的舆论共识。特别是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精英”以“零收益预期”参与集体行动时，将对集体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方向性影响。这些都是就是集体行为的价值体现。
每一个个体通过聚合在一起使力量壮大，相互制约、相互帮助达到平衡，最终走出集体行为的悲剧。在现实中超越理论上的集体行为的悖论。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魏晓君.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评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92-93.
[4] 谢岳， 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5] 石晶， 崔丽娟.舆论支持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J]. 心理研究， 2016， （9）.
作者简介：
杨玉洁（1994—），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杨玉洁
关键词：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公地悲剧
一、集体行动理论
“經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倡导市场的自由发展，因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社会生产者的行为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受惠于“看不见的手”，市场同样也会失灵。这就必须加入政府力量引导，缓解市场失效时的后果。
此处出现一个悖论，假设每个行为人的思维都是理性的，为什么多个理性行为人相加却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奥尔森在其所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给予解答：“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其他特殊手段使得个体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人假设”。在每个行为人个体都是理性的情况下，个体必然会更多考虑付出与收获比，企图以个人最小付出以达到集体最大收获，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集体利益次于个人利益。
事实上，在无法保证“多劳多得”的情况下，行为人克制自身的付出，倾向于“能者多劳”，并平摊最后的收益。这样的“平均主义”再反作用于集体下一次的行动，整个集体就会越来越松散，从而土崩瓦解。简而言之，“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得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二、失望情绪-集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那么，如果每个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集体行动又是何以形成的呢？
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将问题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延展。作为狭隘理性选择模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美国当代思想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失望情绪与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
赫希曼从“在商品和服务的私人消费中容易发生的失望”出发，试图通过对消费者失望情绪的分析来把握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他认为，消费者容易在具体的商品消费和体验中陷入失望。有时候人们在购买过程中会发现，虽然这些商品有用，自己也完全能够支付得起，但是当商品实际上并未产生消费者希望从中得到的满足时，就会导致某些失望情绪的生成。这时候人们可能会放弃对这个产品的购买，也有可能转而去购买其他更有价值的同类型产品。延伸开来看，就像消费者会从商品 A 的消费转向商品 B 的消费一样，人们也会因失望情绪的牵引，从私人事务转向公共事务，即把私人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
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通过征收燃油税，试图减少排放、促进环境绿色可持续发展。但民众个体认为，税收上升导致个人成本上升、个人利益受损。当每个劳动者都感受到自身利益受损时，集体的利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当个体的声音聚集，则容易产生不理智的集体行动。如果集体最终妥协并改变政策，那么全社会都可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个人福利。但少数不理智的个体就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行为。因为集体行为的所有成果是大家共享的，具有公共性，但风险却不是平均分配的。
因此，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为相对容易达成;但随着人数的增加，集体行动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在人数较多的大集体中，要通过层层协调达到平均分担成果的目的，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人均收益就会减少。
三、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就是集体行动失败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一词是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于 1968 年提出的，本意指在一块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草场上，每个理性的牧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不断增加放牧，最终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公地草场荒漠化的悲剧现象。现在我们常用以描述公共物品的使用上，即公地作为一项公有财产或资源被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却没有最终拥有权。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克制的过度使用，久而久之导致资源枯竭，最终没有人能享受。虽然每个人在使用时都知道过分使用会造成严重后果，但为了不使个人利益受损，没有人选择去阻拦、或者没有人能够阻拦，甚至宁愿产生“既然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是损失”的心理加剧了悲剧的产生。就如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那样：“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四、对集体行为的管理、制约
实际上，无论是搭便车行为，还是公地悲剧，集体行为是需要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治理及其制度规范的。比如由于一定的社会成员对公地都有一定的使用权，可以由公民自主成立管理组织合作管理。既可以提高公地的使用效率，也可以提高个人的收益率。在此过程中，政府可适当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倾斜，来鼓励该管理组织正常运营。又因为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使用中，管理者与所有使用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对此更加上心。同时，可出台一些过度使用公共用品的惩罚机制，规定社会每一个体适量使用的上限，制约个体的行为。
集体行为虽有其弊端，但合理利用也会产生良好效益。如上海市推行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强制执行的集体行为。前期需要政府、各组织协力推行，全民共同参与，出台各项严惩措施规范居民行为，但久而久之，所有人就会享受到带来的变化;再比如连续两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展现了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水平，同时也是上海城市形象的宣传片。当上海市民以更平易近人、更友善互助的姿态面对外来商贸团、外籍旅客时，就会在他人的心中印下美丽中国的影子;同样，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许多普适性的共同价值。当下，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受损者的经历会唤醒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价值，使很多非利益直接相关者积极关注事件，形成广泛的舆论共识。特别是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精英”以“零收益预期”参与集体行动时，将对集体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方向性影响。这些都是就是集体行为的价值体现。
每一个个体通过聚合在一起使力量壮大，相互制约、相互帮助达到平衡，最终走出集体行为的悲剧。在现实中超越理论上的集体行为的悖论。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魏晓君.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评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92-93.
[4] 谢岳， 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5] 石晶， 崔丽娟.舆论支持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J]. 心理研究， 2016， （9）.
作者简介：
杨玉洁（1994—），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杨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