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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共在执政理念建设过程中，混淆的党政关系导致以党代政；倒置的党群关系导致人民利益被肆意践踏；执政思想和理论缺乏创新导致体制僵化；党的自身建设落后导致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关键词：苏共 执政衰败 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5.01.09
文章编号：1009-6922（2015）01-29-03
关于苏联解体、苏共执政垮台的原因，唯物史观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一种合力，即历史结果。”因此，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变，其原因必定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启示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从执政党加强执政理念建设的角度来探究苏共执政衰败的原因，总结和吸取这些教训，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理念建设有所启示。
一、混淆的党政关系导致以党代政
布尔什维克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就已经同苏维埃机关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出现了党代替或干涉国家机关，政治局解决一切国际、国内问题的现象。“党的领导机关在各个级别上都是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直接指挥者，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形同虚设，或成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执行机关。”直到苏联解体以前，我们看到，苏共始终没能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党代了政，全面控制和包办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结果机构重叠、办事拖拉、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等各种弊端如杂草般丛生。苏共执政让党融入国家机器，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力量，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是以党代政，党手中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后果。党的官僚主义化能引起社会、政党以及政党所从事的活动的变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的性质，就像前苏联学者布坚科所说的：“斯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它使苏共往往难以正确制定和执行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并对群众缺乏关心和尊重。官僚主义的泛滥使整个社会对现存政治系统和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最适宜的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不断下降。官僚主义还严重影响了苏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使人民群众逐渐认为苏共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以党代政，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也如瘟疫般泛滥。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苏共领导人的下属就大规模地为其盖“专用别墅”，并且用公款来支付苏共领导人家庭的豪华生活。苏共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由政府开支，甚至党内要员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自己的亲属搞特殊，贪污腐败俨然成为官场的常态。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勃列日涅夫除了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当上了副部长，还让自己的女婿也当上了副部长。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贪污腐败起来更是胆大包天、目无王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丘尔巴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最终，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下降，人们对苏共丧失政权也就听之任之了。
苏共混淆党政关系，以党代政的做法告诉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要杜绝“党天下”的思想，不能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是总的领导，而不是干预具体的事务，要理顺党政关系，明确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要知道合理有序的党政关系既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又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执政党还要杜绝腐败思想和享乐主义，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否则，只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党的肌体也会受损。
二、倒置的党群关系导致人民利益被肆意践踏
列宁曾经说过：“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它告诉我们，共产党应该表达人民的愿望，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大多没有把握好党群关系，人民群众在社会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主人公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党群关系变成了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执政的出发点都是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正如前苏联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在反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所说的：“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人民不得不为领导人的政治谋略让步，为国家的强大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人民已经不是国家的主人了，而作为人民公仆的苏共则变成了国家实际的主人。苏共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更多的是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行政的手段强迫人民服从统一的指令。例如赫鲁晓夫上台后，不考虑各地差异，强制性大规模推广种植玉米运动，就没有照顾到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样大大削弱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恶化了苏共与群众的关系。
同样，由于党群关系的倒置以及没有从制度上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苏共又使得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被肆意践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运动，许多无辜干部群众遭到迫害，人权被严重践踏。勃列日涅夫时代，在集体农庄里，庄员群众竟然不能参加讨论和解决自己农庄经营的问题。到了苏共执政后期，由于一直缺乏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参政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抑制，人民开始厌倦虚假的选举和投票，甚至盲目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形成了凡是苏共讨厌的人，我们就支持的这样一种心态。这对于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的共产党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讽刺。 由于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终于演化成了苏共执政垮台前人们对苏共的遗弃和漠然置之。究其原因，还是苏共党群关系处理不好，远离了民主的基础，抛弃了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这个前提。因此，执政党必须正确地把握好党和群众的关系，执政理念中要深深地烙印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提高群众的参政积极性，满足群众的需求，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政时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必须扎根于群众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保持党与群众的鱼水情。得民心者得天下。要牢记一点：苏共垮台时，为什么没有人民群众起来抗争就是因为苏共失去了民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三、执政思想和理论缺乏创新导致体制僵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苏共执政初期，列宁正确地对待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形成了以“斯大林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苏共执政模式，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理论和体制的僵化，墨守成规的执政理念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苏共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斯大林甚至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高度集权和教条僵化的执政模式一经确立，就没有改变过，最终体制的僵化成了苏共亡党亡国的助推器。虽然在斯大林之后，历届苏共中央总书记都或多或少地对此进行过改革，但是就其实际效果而言，都没有突破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从斯大林执政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被称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更是缺乏活力和创新，用“一潭死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对此，我们要明确：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共亡党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本国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的执政实践，使党的执政理念能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激发政党的生机和活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执政理念的改革创新、体制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避免走苏共执政教条、僵化的老路，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此外，还要敢于对一些制约社会发展的僵化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是，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并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也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更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逐渐放弃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丧失了根本，直接导致苏共走上了亡党、亡国之路。
四、党的自身建设落后导致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党的建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根据时代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建设。”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必须不断完善自己，以使自己有能力领导国家和人民进行社会经济建设，以使自己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本国实际。执政党自身是一个先进性的政党，才能领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成败，关键在执政党内部。苏共执政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身建设的落后导致苏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人民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是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最后走向了毁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与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的目标遥相呼应，反映了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体现了党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习愿景，突显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彰显了党的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可以说，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明确信号。党的自身建设提高上去了，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也就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了，也就能更好地领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了。而且，党的执政理念也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试想，一个好的执政理念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执行，那一切也都是空话。
从执政理念的功效来看，“执政理念作为代表执政党执政智慧的思想内涵，是执政党全部理论观点、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着执政党的号召力、公信力和执政绩效，乃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执政党要十分重视执政理念的建设。通过对苏共执政衰败的审视，我们发现，苏共执政衰败的种种教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苏共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在关键时刻苏联人民也就抛弃了苏共。因此，执政党一定要吸取苏共执政衰败的教训，执政时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解决好“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提高自身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先进性，巩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高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才能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程又中.苏联模式的兴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4]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王长江，姜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何毅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齐卫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执政党建设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5）.
[13]雷琳，张倩.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化与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6，（3）.
[收稿日期]2014-11-05
[作者简介]于进鑫（1989—），男，山东即墨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康璇
关键词：苏共 执政衰败 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5.01.09
文章编号：1009-6922（2015）01-29-03
关于苏联解体、苏共执政垮台的原因，唯物史观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一种合力，即历史结果。”因此，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变，其原因必定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启示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从执政党加强执政理念建设的角度来探究苏共执政衰败的原因，总结和吸取这些教训，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理念建设有所启示。
一、混淆的党政关系导致以党代政
布尔什维克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就已经同苏维埃机关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出现了党代替或干涉国家机关，政治局解决一切国际、国内问题的现象。“党的领导机关在各个级别上都是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直接指挥者，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形同虚设，或成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执行机关。”直到苏联解体以前，我们看到，苏共始终没能跳出党政不分的怪圈，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党代了政，全面控制和包办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结果机构重叠、办事拖拉、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等各种弊端如杂草般丛生。苏共执政让党融入国家机器，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力量，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是以党代政，党手中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后果。党的官僚主义化能引起社会、政党以及政党所从事的活动的变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的性质，就像前苏联学者布坚科所说的：“斯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它使苏共往往难以正确制定和执行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并对群众缺乏关心和尊重。官僚主义的泛滥使整个社会对现存政治系统和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最适宜的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不断下降。官僚主义还严重影响了苏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使人民群众逐渐认为苏共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份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以党代政，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也如瘟疫般泛滥。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苏共领导人的下属就大规模地为其盖“专用别墅”，并且用公款来支付苏共领导人家庭的豪华生活。苏共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由政府开支，甚至党内要员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自己的亲属搞特殊，贪污腐败俨然成为官场的常态。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勃列日涅夫除了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当上了副部长，还让自己的女婿也当上了副部长。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贪污腐败起来更是胆大包天、目无王法，“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丘尔巴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最终，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下降，人们对苏共丧失政权也就听之任之了。
苏共混淆党政关系，以党代政的做法告诉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要杜绝“党天下”的思想，不能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是总的领导，而不是干预具体的事务，要理顺党政关系，明确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要知道合理有序的党政关系既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又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执政党还要杜绝腐败思想和享乐主义，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否则，只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党的肌体也会受损。
二、倒置的党群关系导致人民利益被肆意践踏
列宁曾经说过：“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它告诉我们，共产党应该表达人民的愿望，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大多没有把握好党群关系，人民群众在社会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主人公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党群关系变成了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执政的出发点都是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正如前苏联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在反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所说的：“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人民不得不为领导人的政治谋略让步，为国家的强大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人民已经不是国家的主人了，而作为人民公仆的苏共则变成了国家实际的主人。苏共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更多的是自己制定政策，然后用行政的手段强迫人民服从统一的指令。例如赫鲁晓夫上台后，不考虑各地差异，强制性大规模推广种植玉米运动，就没有照顾到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样大大削弱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恶化了苏共与群众的关系。
同样，由于党群关系的倒置以及没有从制度上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苏共又使得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被肆意践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运动，许多无辜干部群众遭到迫害，人权被严重践踏。勃列日涅夫时代，在集体农庄里，庄员群众竟然不能参加讨论和解决自己农庄经营的问题。到了苏共执政后期，由于一直缺乏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参政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抑制，人民开始厌倦虚假的选举和投票，甚至盲目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形成了凡是苏共讨厌的人，我们就支持的这样一种心态。这对于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执政理念的共产党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讽刺。 由于苏共与群众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终于演化成了苏共执政垮台前人们对苏共的遗弃和漠然置之。究其原因，还是苏共党群关系处理不好，远离了民主的基础，抛弃了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这个前提。因此，执政党必须正确地把握好党和群众的关系，执政理念中要深深地烙印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提高群众的参政积极性，满足群众的需求，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政时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必须扎根于群众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保持党与群众的鱼水情。得民心者得天下。要牢记一点：苏共垮台时，为什么没有人民群众起来抗争就是因为苏共失去了民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三、执政思想和理论缺乏创新导致体制僵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苏共执政初期，列宁正确地对待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形成了以“斯大林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苏共执政模式，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理论和体制的僵化，墨守成规的执政理念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苏共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斯大林甚至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高度集权和教条僵化的执政模式一经确立，就没有改变过，最终体制的僵化成了苏共亡党亡国的助推器。虽然在斯大林之后，历届苏共中央总书记都或多或少地对此进行过改革，但是就其实际效果而言，都没有突破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从斯大林执政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被称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更是缺乏活力和创新，用“一潭死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对此，我们要明确：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共亡党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本国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的执政实践，使党的执政理念能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激发政党的生机和活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执政理念的改革创新、体制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避免走苏共执政教条、僵化的老路，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此外，还要敢于对一些制约社会发展的僵化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是，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并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也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更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逐渐放弃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丧失了根本，直接导致苏共走上了亡党、亡国之路。
四、党的自身建设落后导致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党的建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根据时代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建设。”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必须不断完善自己，以使自己有能力领导国家和人民进行社会经济建设，以使自己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本国实际。执政党自身是一个先进性的政党，才能领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成败，关键在执政党内部。苏共执政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身建设的落后导致苏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人民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是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最后走向了毁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与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的目标遥相呼应，反映了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体现了党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习愿景，突显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彰显了党的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可以说，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明确信号。党的自身建设提高上去了，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也就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了，也就能更好地领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了。而且，党的执政理念也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试想，一个好的执政理念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执行，那一切也都是空话。
从执政理念的功效来看，“执政理念作为代表执政党执政智慧的思想内涵，是执政党全部理论观点、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着执政党的号召力、公信力和执政绩效，乃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执政党要十分重视执政理念的建设。通过对苏共执政衰败的审视，我们发现，苏共执政衰败的种种教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苏共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在关键时刻苏联人民也就抛弃了苏共。因此，执政党一定要吸取苏共执政衰败的教训，执政时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解决好“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提高自身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先进性，巩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高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才能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程又中.苏联模式的兴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4]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王长江，姜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何毅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齐卫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执政党建设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5）.
[13]雷琳，张倩.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化与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6，（3）.
[收稿日期]2014-11-05
[作者简介]于进鑫（1989—），男，山东即墨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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