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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天上飘着丝丝细雨，湘潭的环保志愿者毛建伟来到湘江边的株洲市霞湾港排污口，一边踩着泥泞走过去，一边用空的矿泉水瓶取了水样，然后在瓶子上贴上时间标签。
返回车上的时候，毛建伟不停地嚼着槟榔，“水的味道很大。”他说。
最近3年，毛建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湘江守望者”
毛建伟是“湘潭环保协会”最得力的志愿者之一，同时是长沙环保社团“绿色潇湘”的成员。这两个环保NGO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湘江水环境治理。
从2004年开始，每到湘江枯水期，湘潭志愿者都会对株洲市霞湾港排污口进行监测。湘潭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2004年至2005年期间，湘潭自来水二厂的出厂水12个月全部镉超标。2006年，全市三个水厂取水口汞超标持续10天。
在听取环保局长述职时，湘潭市人大代表王国祥得知此事，十分震惊，他派人取水样检测后，证实近9成的镉污染物来自邻市株洲。2007年，王国祥和另外两位湘潭市人大代表牵头，在民政局注册了湘潭环保协会。成立至今，该协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监测株洲霞湾港的污水排放。他们的意图简单而强烈：让湘江水更安全。
他们在湘潭市开展了“居民饮用水调查”，创办了“湘江水” 网站。今年两会期间，《湘潭环保志愿者》创刊，报道治污政策、污染事件、环保科技、志愿者事迹。
协会最核心的工作，是监测湘潭境内湘江排污口，尤其在湘江枯水期，因为水量少，流速慢，江水自净能力差，饮用水安全极其脆弱。
2010年底，湘江环保协会组织进行“枯水期排污调查”，结果显示霞湾港重金属排放严重超标，经过24小时连续取样，他们取得霞湾港超标排污的“铁证”，遂委托省人大代表向湖南省环保厅举报。两天后，湖南省环保厅环境监察支队、省环境检测站工作人员赶到株洲，对霞湾港、霞湾闸两个排污口进行检测，并联合湘潭、株洲两地环保局，对沿岸40多家企业取样排查，核实污染源，“关停整改”排污超标的企业。
除了明查暗访，湘潭环保协会还在霞湾港附近村庄发展线人，名为“湘江守望者”，一旦发现排污异常，立刻通知协会。去年底，“湘江守望者”举报霞湾港夜间偷排污水。湘潭环保协会志愿者连续3天凌晨蹲守在霞湾港，发现夜间排污量数倍于白天，颜色、气味迥异于常，遂启动应急机制，每2小时取一次水样，连续监测24小时。
志愿者行动如同出演谍战片。8台义工车同时出动，18名志愿者分布在各个取水点，专门聘请的测量员统计排污口流量。协会负责人在后方调度，毛建伟在现场指挥。
12月10日，代号“夜莺行动”的暗访结果发表在湘潭“红网论坛”。据志愿者统计，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以1.158立方/秒的流量进入湘江，而湘江枯水期的流量仅为480立方/秒。这个帖子引起湘潭、长沙市民一片哗然。当天，湖南省环保厅、株洲市环保局和湘潭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就出现在霞湾港。半个月后，违规排污的霞湾污水处理厂收到了预处罚94万元的通知书。株洲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倩生向公众道歉。
“实实在在做事”
中国政法大学的挪威访问学者李美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湘潭环保协会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民间环保社团中罕见的。最让她感到惊讶的，是湘潭环保协会“连续24小时现场监测，每两小时取一次水样”。李美婷认为，这说明该协会“很执著”，并且“重视证据”。
同行也对湘潭环保协会的做法表示赞赏。“绿色潇湘”负责人戴晓艳表示，许多中国环保组织虽然热心环保事业，但行动多半停留在宣传、务虚的层次，少有像湘潭环保协会一样，“有热心，又能付诸行动，行动又有成果”。
排污口跑不掉，也不会说谎，“检测数据一出来，马上就知道企业有没有偷排，污水处理厂有没有正常工作。”在戴晓艳看来，集中力量坚持做一件事情，是湘潭环保协会取得成果的原因之一。
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王国祥说，协会不过是实实在在做事。他认为，如果没有像毛建伟一样热情、肯奉献的志愿者，“也办不成事”。
毛建伟是个体商贩，热心环保公益，2008年加入湘潭环保协会，迅速成为核心志愿者。目前是“暗访”团队的负责人，经常带领队员出现在排污现场。
“行动时，只要打个电话，十几个志愿者、十几台义工车随时可以出发。”毛建伟说，志愿者对环保的热情，是他们的精神动力。
协会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志愿者，名叫齐成林，去年作为摄影志愿者，和毛建伟一道，全程参加了艰苦的湘江流域调研。
有趣的是，原本从事污染相关行业的人也加入志愿者队伍。3月15日去霞湾取水样时，开车的刘海威，是一个农药、化肥经销商，经常到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进货。说起自己环保意识的觉醒，刘海威表示，正因为看到了农药、化肥生产和施用所造成的污染，对环境产生深深的忧虑，所以选择做环保志愿者。
“其实，我巴不得清水塘那些生产化肥农药的企业赶紧关掉。”他说。
“环保局的隐形助手”
在湘潭环保协会顺利开展工作的背后，是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湘江没有实现全流域统一管理，上游城市污染，下游城市受害，但上下游政府之间没有问责权，两市主管部门也不好撕破脸皮。“发生污染了，只能把问题上交给省环保厅处理。”
而民间非政府组织却可以跨地区进行环境监督，弥补政府部门工作的不足。因此，不难理解湘潭环保协会为何能够广泛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湘潭环保协会对保证饮水安全起到很大作用，是环保部门的隐形帮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局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湘潭环保协会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
该协会的主管单位是湘潭市环保局，创始人王国祥、王秀莲、汪孝仁，均是湘潭市人大代表；协会理事长由湘潭市人大原副主任刘德莲担任。协会所采的水样，有时由政府部门检测，甚至协会办公室也跟雨湖区环保局在同一座楼上。
事实上，整个湖南的环保NGO，都跟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民间环保社团的“两高一低”（即高干劲、高效率、低成本），越来越被政府倚重。
去年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湘江全流域生态环境调查”，调研者、摄影者、漂流者，几乎全部来自环保NGO，“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绿色潇湘”“湘潭环保协会”均参与其中。湖南省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环保NGO的力量，并有意加以整合。去年成立的“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就是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支持下创办。理事长何建军，是“绿色潇湘”前任主管。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环境危机凸显，政府和环保NGO立场渐趋一致，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
以发布“水污染地图”闻名的北京环保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觉察到这种微妙的转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曾把河北某公司的排污数据跟“水污染地图”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差异巨大，有造假嫌疑，遂致信环保部举报，环保部要求该企业向IPE进行解释。该企业果然派人进京，到马军的办公室说明情况，承诺达标排放。
“环保部要求企业向环保NGO解释，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马军进一步发现，在环保部的“上市公司核查”公告里，开始直接引述“中国污染地图”的企业排污数据。“说明环保NGO的工作，越来越得到环保部门认可。”他说。
“让公众参与环境监督”
今年开春，广西龙江和江苏镇江连续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马军认为，这两起事故暴露了环境信息不公开的弊端：企业排污得不到公众监督，等到事故发生，已酿成可怕后果。
由于企业排污数据没有统计和公开，事发多日后，仍无法准确得知污染源。龙江镉污染，过了很久才知道哪家工厂该为此负责。镇江一开始不知道污染从何而来，地方政府只知道拼命往水里加铝。“等确定了污染源和污染量，才发现铝加多了。”
马军认为，环境信息不公开，是中国污染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若公布企业排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很多事故本来可以避免。事发后也容易锁定目标，科学治理。”
在欧美，鼠标一点就能知道哪家工厂排放哪种污染物，排放量多少。日、韩也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的好处，除了让企业接受公众监督，还可以通过污染排名的方式，将企业置于强大的公众舆论之下，给其压力，促其减排。对那些珍视品牌声誉的大企业，这样做尤其有效。
中国的环评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公开。马军发现，很多企业的环评公示，都在跟公众“捉迷藏”——只公布一个“简本”环评书，公示期只有10天，而10天里有多少人能看到？大部分公众根本不知晓。大连PX项目就是典型案例，直至事故发生，很多大连人才知道原来身边有一个PX项目，而且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
环评是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公众作为利益相关方，必须参与环评。马军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着重考察了西方环评制度。“西方在环评论证时，要想尽办法把环评信息公开，让大家知情，要开很多论证会，才能确定项目上还是不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环评大多是走过场。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提出异议。而环评企业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压力和利诱下，很容易作出对环境不利的环评报告书。
马军认为，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都是环境信息不透明，环境监督和执法暗箱操作。基于这种认识，他2006年在北京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宗旨是推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目前运作最为成功的“水污染地图”“空气污染地图”，把各国各地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放在网站，供公众免费查阅。
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成为越来越多环保NGO的共识。马军的伙伴不断增加，开始时，他联合了全国21家环保NGO，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到现在，该联盟成员已经扩大到41家，湖南“绿色潇湘”是其中之一。
当企业因环排超标，出现在“污染地图”上时，企业会找到马军，要求把企业的名称从“黑名单”上拿掉。马军会告诉他，“你必须进行整改，达标排放，经过‘绿色合作联盟’全部41个成员批准，才可以从污染地图除名。有一家不点头都不行。”
“几乎没有企业会挨家去做41家NGO的工作。如果要求政府给NGO施压，政府会说，他们那么多人，太难弄了，你还是整改一下吧。”马军说，“绿色合作联盟”是在中国国情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它的一个好处是对环保NGO自身权力的制衡，确保NGO不被企业收买。另一个好处是，当压力来袭，可以和伙伴们分担。
据马军介绍，目前已有超过560家企业对超标违规排放作出说明或整改。这初步说明，通过环境信息公开，NGO可以对企业排污进行有效监督。
他目前正在联合其他环保NGO，重点推动三方面的环境信息公开，达到环境监督目的：一、“绿色供应链”。监督跨国企业在华供应商。若排放不达标，要求跨国公司取消该供应商订单。二、“绿色证券”。针对公司上市前的迫切心理，上市后对股票价格波动敏感的特点，敦促其达标排放。三、“绿色银行”。对企业进行环保审核，出具给银行，作为是否发放贷款的依据。
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已经纳入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目前还不断有企业陆续被纳入进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NGO伙伴正在帮马军做这件事。
3月14日，毛建伟再次来到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这一次，他的任务不是取水样，而是拍摄株洲冶炼、中盐株化两家排污大户的照片，并做GPS定位。这两家企业的信息将很快出现在“水污染地图”上。
返回车上的时候，毛建伟不停地嚼着槟榔，“水的味道很大。”他说。
最近3年，毛建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湘江守望者”
毛建伟是“湘潭环保协会”最得力的志愿者之一，同时是长沙环保社团“绿色潇湘”的成员。这两个环保NGO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湘江水环境治理。
从2004年开始，每到湘江枯水期，湘潭志愿者都会对株洲市霞湾港排污口进行监测。湘潭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2004年至2005年期间，湘潭自来水二厂的出厂水12个月全部镉超标。2006年，全市三个水厂取水口汞超标持续10天。
在听取环保局长述职时，湘潭市人大代表王国祥得知此事，十分震惊，他派人取水样检测后，证实近9成的镉污染物来自邻市株洲。2007年，王国祥和另外两位湘潭市人大代表牵头，在民政局注册了湘潭环保协会。成立至今，该协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监测株洲霞湾港的污水排放。他们的意图简单而强烈：让湘江水更安全。
他们在湘潭市开展了“居民饮用水调查”，创办了“湘江水” 网站。今年两会期间，《湘潭环保志愿者》创刊，报道治污政策、污染事件、环保科技、志愿者事迹。
协会最核心的工作，是监测湘潭境内湘江排污口，尤其在湘江枯水期，因为水量少，流速慢，江水自净能力差，饮用水安全极其脆弱。
2010年底，湘江环保协会组织进行“枯水期排污调查”，结果显示霞湾港重金属排放严重超标，经过24小时连续取样，他们取得霞湾港超标排污的“铁证”，遂委托省人大代表向湖南省环保厅举报。两天后，湖南省环保厅环境监察支队、省环境检测站工作人员赶到株洲，对霞湾港、霞湾闸两个排污口进行检测，并联合湘潭、株洲两地环保局，对沿岸40多家企业取样排查，核实污染源，“关停整改”排污超标的企业。
除了明查暗访，湘潭环保协会还在霞湾港附近村庄发展线人，名为“湘江守望者”，一旦发现排污异常，立刻通知协会。去年底，“湘江守望者”举报霞湾港夜间偷排污水。湘潭环保协会志愿者连续3天凌晨蹲守在霞湾港，发现夜间排污量数倍于白天，颜色、气味迥异于常，遂启动应急机制，每2小时取一次水样，连续监测24小时。
志愿者行动如同出演谍战片。8台义工车同时出动，18名志愿者分布在各个取水点，专门聘请的测量员统计排污口流量。协会负责人在后方调度，毛建伟在现场指挥。
12月10日，代号“夜莺行动”的暗访结果发表在湘潭“红网论坛”。据志愿者统计，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以1.158立方/秒的流量进入湘江，而湘江枯水期的流量仅为480立方/秒。这个帖子引起湘潭、长沙市民一片哗然。当天，湖南省环保厅、株洲市环保局和湘潭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就出现在霞湾港。半个月后，违规排污的霞湾污水处理厂收到了预处罚94万元的通知书。株洲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倩生向公众道歉。
“实实在在做事”
中国政法大学的挪威访问学者李美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湘潭环保协会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民间环保社团中罕见的。最让她感到惊讶的，是湘潭环保协会“连续24小时现场监测，每两小时取一次水样”。李美婷认为，这说明该协会“很执著”，并且“重视证据”。
同行也对湘潭环保协会的做法表示赞赏。“绿色潇湘”负责人戴晓艳表示，许多中国环保组织虽然热心环保事业，但行动多半停留在宣传、务虚的层次，少有像湘潭环保协会一样，“有热心，又能付诸行动，行动又有成果”。
排污口跑不掉，也不会说谎，“检测数据一出来，马上就知道企业有没有偷排，污水处理厂有没有正常工作。”在戴晓艳看来，集中力量坚持做一件事情，是湘潭环保协会取得成果的原因之一。
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王国祥说，协会不过是实实在在做事。他认为，如果没有像毛建伟一样热情、肯奉献的志愿者，“也办不成事”。
毛建伟是个体商贩，热心环保公益，2008年加入湘潭环保协会，迅速成为核心志愿者。目前是“暗访”团队的负责人，经常带领队员出现在排污现场。
“行动时，只要打个电话，十几个志愿者、十几台义工车随时可以出发。”毛建伟说，志愿者对环保的热情，是他们的精神动力。
协会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志愿者，名叫齐成林，去年作为摄影志愿者，和毛建伟一道，全程参加了艰苦的湘江流域调研。
有趣的是，原本从事污染相关行业的人也加入志愿者队伍。3月15日去霞湾取水样时，开车的刘海威，是一个农药、化肥经销商，经常到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进货。说起自己环保意识的觉醒，刘海威表示，正因为看到了农药、化肥生产和施用所造成的污染，对环境产生深深的忧虑，所以选择做环保志愿者。
“其实，我巴不得清水塘那些生产化肥农药的企业赶紧关掉。”他说。
“环保局的隐形助手”
在湘潭环保协会顺利开展工作的背后，是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湘江没有实现全流域统一管理，上游城市污染，下游城市受害，但上下游政府之间没有问责权，两市主管部门也不好撕破脸皮。“发生污染了，只能把问题上交给省环保厅处理。”
而民间非政府组织却可以跨地区进行环境监督，弥补政府部门工作的不足。因此，不难理解湘潭环保协会为何能够广泛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湘潭环保协会对保证饮水安全起到很大作用，是环保部门的隐形帮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局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湘潭环保协会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
该协会的主管单位是湘潭市环保局，创始人王国祥、王秀莲、汪孝仁，均是湘潭市人大代表；协会理事长由湘潭市人大原副主任刘德莲担任。协会所采的水样，有时由政府部门检测，甚至协会办公室也跟雨湖区环保局在同一座楼上。
事实上，整个湖南的环保NGO，都跟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民间环保社团的“两高一低”（即高干劲、高效率、低成本），越来越被政府倚重。
去年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湘江全流域生态环境调查”，调研者、摄影者、漂流者，几乎全部来自环保NGO，“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绿色潇湘”“湘潭环保协会”均参与其中。湖南省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环保NGO的力量，并有意加以整合。去年成立的“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就是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支持下创办。理事长何建军，是“绿色潇湘”前任主管。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环境危机凸显，政府和环保NGO立场渐趋一致，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
以发布“水污染地图”闻名的北京环保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觉察到这种微妙的转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曾把河北某公司的排污数据跟“水污染地图”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差异巨大，有造假嫌疑，遂致信环保部举报，环保部要求该企业向IPE进行解释。该企业果然派人进京，到马军的办公室说明情况，承诺达标排放。
“环保部要求企业向环保NGO解释，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马军进一步发现，在环保部的“上市公司核查”公告里，开始直接引述“中国污染地图”的企业排污数据。“说明环保NGO的工作，越来越得到环保部门认可。”他说。
“让公众参与环境监督”
今年开春，广西龙江和江苏镇江连续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马军认为，这两起事故暴露了环境信息不公开的弊端：企业排污得不到公众监督，等到事故发生，已酿成可怕后果。
由于企业排污数据没有统计和公开，事发多日后，仍无法准确得知污染源。龙江镉污染，过了很久才知道哪家工厂该为此负责。镇江一开始不知道污染从何而来，地方政府只知道拼命往水里加铝。“等确定了污染源和污染量，才发现铝加多了。”
马军认为，环境信息不公开，是中国污染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若公布企业排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很多事故本来可以避免。事发后也容易锁定目标，科学治理。”
在欧美，鼠标一点就能知道哪家工厂排放哪种污染物，排放量多少。日、韩也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的好处，除了让企业接受公众监督，还可以通过污染排名的方式，将企业置于强大的公众舆论之下，给其压力，促其减排。对那些珍视品牌声誉的大企业，这样做尤其有效。
中国的环评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公开。马军发现，很多企业的环评公示，都在跟公众“捉迷藏”——只公布一个“简本”环评书，公示期只有10天，而10天里有多少人能看到？大部分公众根本不知晓。大连PX项目就是典型案例，直至事故发生，很多大连人才知道原来身边有一个PX项目，而且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
环评是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公众作为利益相关方，必须参与环评。马军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着重考察了西方环评制度。“西方在环评论证时，要想尽办法把环评信息公开，让大家知情，要开很多论证会，才能确定项目上还是不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环评大多是走过场。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提出异议。而环评企业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压力和利诱下，很容易作出对环境不利的环评报告书。
马军认为，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都是环境信息不透明，环境监督和执法暗箱操作。基于这种认识，他2006年在北京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宗旨是推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目前运作最为成功的“水污染地图”“空气污染地图”，把各国各地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放在网站，供公众免费查阅。
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成为越来越多环保NGO的共识。马军的伙伴不断增加，开始时，他联合了全国21家环保NGO，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到现在，该联盟成员已经扩大到41家，湖南“绿色潇湘”是其中之一。
当企业因环排超标，出现在“污染地图”上时，企业会找到马军，要求把企业的名称从“黑名单”上拿掉。马军会告诉他，“你必须进行整改，达标排放，经过‘绿色合作联盟’全部41个成员批准，才可以从污染地图除名。有一家不点头都不行。”
“几乎没有企业会挨家去做41家NGO的工作。如果要求政府给NGO施压，政府会说，他们那么多人，太难弄了，你还是整改一下吧。”马军说，“绿色合作联盟”是在中国国情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它的一个好处是对环保NGO自身权力的制衡，确保NGO不被企业收买。另一个好处是，当压力来袭，可以和伙伴们分担。
据马军介绍，目前已有超过560家企业对超标违规排放作出说明或整改。这初步说明，通过环境信息公开，NGO可以对企业排污进行有效监督。
他目前正在联合其他环保NGO，重点推动三方面的环境信息公开，达到环境监督目的：一、“绿色供应链”。监督跨国企业在华供应商。若排放不达标，要求跨国公司取消该供应商订单。二、“绿色证券”。针对公司上市前的迫切心理，上市后对股票价格波动敏感的特点，敦促其达标排放。三、“绿色银行”。对企业进行环保审核，出具给银行，作为是否发放贷款的依据。
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已经纳入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目前还不断有企业陆续被纳入进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NGO伙伴正在帮马军做这件事。
3月14日，毛建伟再次来到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这一次，他的任务不是取水样，而是拍摄株洲冶炼、中盐株化两家排污大户的照片，并做GPS定位。这两家企业的信息将很快出现在“水污染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