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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对舆论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实际上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
一段时期以来，媒体上“国进民退”的指责不绝于耳。然而，对于一些“国进民退”的案例，知情人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实际是“优进劣退”
关于“国进民退”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山西煤炭企业管理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山西煤炭市场的放开，小煤矿迅速崛起。小煤矿最初是村里或乡政府的，后来乡镇政府纷纷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经营。再后来，承包的矿就基本上变成私人的了。这其中，山西煤炭行业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煤炭价格2003年开始扶摇直上。二是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加大。
山西省临汾市的煤炭政策2002年开始改革就没有停止过。一系列措施接连出台，但仍未能改变矿难频发的状况。2004年开始，山西开展煤炭企业改革。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第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欲以此根治“顽疾”。
但这次改革争议很大，尤其是没有经过拍卖竞价的过程，国有矿产资源能卖一个合理的价格吗？实际上，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扬，缴纳资源费成为寻租的温床，利益私下交易一时流行。2007年临汾一年三次矿难，面对高层问责与舆论考问，新任领导痛定思痛，决定改革煤矿经营体制，通过关小上大实现规模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实现经营重组，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专业生产，保障安全生产，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2009年，山西全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为兼并重组主体限定了条件。高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把小煤矿挡在门外，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0年“两会”期间，山西煤炭整合被认为取得成功。山西省省长王君当时称，山西产能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已全部淘汰。“重组整合之后，国有办矿占两成，民营占三成，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占五成。”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全省安全生产事故下降四成，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近三成，百万吨死亡率由先前的超过0.5 %，降至0.3283%。关了小煤窑之后，全省1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344天。”
山西煤炭整合得到中央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官方对山西煤炭整治积极评价并没有平息舆论的质疑，“国进民退”在媒体上议论得沸沸扬扬。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对此发表意见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国进民退”论是误导
当然，媒体上所称“国进民退”的案例还不仅仅是山西煤炭整合一事，还有其他一些案例被扣上了“国进民退”的帽子。对此，也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中粮入主蒙牛的案例，根据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的分析，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受其拖累，2009年财务出现了巨亏，加上前些年过度扩张，2009年现金流又突然断裂，蒙牛几乎陷入绝境。中粮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20.03%的股权，中粮是雪中送炭，而蒙牛也因此峰回路转。无论怎么说中粮都不应遭到指责，即便就算“国进民退”，那也总比见死不救强吧！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但是不参与蒙牛的经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
关于注资东方航空公司却让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的问题，财政部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占有2/7市场份额的东航一旦破产倒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国家一般不会轻易让大型企业破产，不仅仅中国给东航注资，美国也给国内的大企业注资。东星公司想要不破产，可以自己找投资人，讓出自己的部分股份。自己找不到，就看地方政府能否做媒了。这是操作问题，不是什么“国进民退”。
关于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一案，从媒体评论看，大家担心的是国企挤压了民企。而真实的原因是日钢之前屯集了大量铁矿石，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钢材价格大跌，企业由此损失惨重。日钢不愿坐以待毙。此时政府为保就业促山钢出面援手，于是两个企业一拍即合。
对于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在国外，国家的钱要拨给民企，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再审计，非常复杂。“而制度的设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加上国企的规模比较大，在短期的经济波动当中，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多依靠国企的体制，也使得国企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在应对危机当中有更大的发展。”
面对“国进民退”的舆论渲染，更多的经济学家在进行着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撰文认为，“国进民退”论的基本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教育部社科中心张福军撰文指出，当前“国进民退”的论断不能成立。他认为，对所谓“国进民退”掀起的批评浪潮，实际上涉及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当代西方国家为实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也会建立和发展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一些国有化的措施，更显示出它的作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控制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避免对实体产业造成更大冲击，西方国家政府先后采取措施，对本国的大型企业进行救助。其中，美国、英国、德国等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比较典型。
学者江涌认为，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缺乏基础和准备，国内很多产业领域现在是“国退洋进”，国退之后，跨国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显然是个不利的局面。
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以央企为龙头的国企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够动摇的：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能改变。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一段时期以来，媒体上“国进民退”的指责不绝于耳。然而，对于一些“国进民退”的案例，知情人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实际是“优进劣退”
关于“国进民退”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山西煤炭企业管理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山西煤炭市场的放开，小煤矿迅速崛起。小煤矿最初是村里或乡政府的，后来乡镇政府纷纷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经营。再后来，承包的矿就基本上变成私人的了。这其中，山西煤炭行业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煤炭价格2003年开始扶摇直上。二是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加大。
山西省临汾市的煤炭政策2002年开始改革就没有停止过。一系列措施接连出台，但仍未能改变矿难频发的状况。2004年开始，山西开展煤炭企业改革。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第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欲以此根治“顽疾”。
但这次改革争议很大，尤其是没有经过拍卖竞价的过程，国有矿产资源能卖一个合理的价格吗？实际上，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扬，缴纳资源费成为寻租的温床，利益私下交易一时流行。2007年临汾一年三次矿难，面对高层问责与舆论考问，新任领导痛定思痛，决定改革煤矿经营体制，通过关小上大实现规模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实现经营重组，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专业生产，保障安全生产，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2009年，山西全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为兼并重组主体限定了条件。高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把小煤矿挡在门外，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0年“两会”期间，山西煤炭整合被认为取得成功。山西省省长王君当时称，山西产能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已全部淘汰。“重组整合之后，国有办矿占两成，民营占三成，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占五成。”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全省安全生产事故下降四成，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近三成，百万吨死亡率由先前的超过0.5 %，降至0.3283%。关了小煤窑之后，全省1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344天。”
山西煤炭整合得到中央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官方对山西煤炭整治积极评价并没有平息舆论的质疑，“国进民退”在媒体上议论得沸沸扬扬。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对此发表意见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国进民退”论是误导
当然，媒体上所称“国进民退”的案例还不仅仅是山西煤炭整合一事，还有其他一些案例被扣上了“国进民退”的帽子。对此，也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中粮入主蒙牛的案例，根据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的分析，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受其拖累，2009年财务出现了巨亏，加上前些年过度扩张，2009年现金流又突然断裂，蒙牛几乎陷入绝境。中粮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20.03%的股权，中粮是雪中送炭，而蒙牛也因此峰回路转。无论怎么说中粮都不应遭到指责，即便就算“国进民退”，那也总比见死不救强吧！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但是不参与蒙牛的经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
关于注资东方航空公司却让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的问题，财政部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占有2/7市场份额的东航一旦破产倒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国家一般不会轻易让大型企业破产，不仅仅中国给东航注资，美国也给国内的大企业注资。东星公司想要不破产，可以自己找投资人，讓出自己的部分股份。自己找不到，就看地方政府能否做媒了。这是操作问题，不是什么“国进民退”。
关于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一案，从媒体评论看，大家担心的是国企挤压了民企。而真实的原因是日钢之前屯集了大量铁矿石，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钢材价格大跌，企业由此损失惨重。日钢不愿坐以待毙。此时政府为保就业促山钢出面援手，于是两个企业一拍即合。
对于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在国外，国家的钱要拨给民企，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再审计，非常复杂。“而制度的设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加上国企的规模比较大，在短期的经济波动当中，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多依靠国企的体制，也使得国企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在应对危机当中有更大的发展。”
面对“国进民退”的舆论渲染，更多的经济学家在进行着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撰文认为，“国进民退”论的基本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教育部社科中心张福军撰文指出，当前“国进民退”的论断不能成立。他认为，对所谓“国进民退”掀起的批评浪潮，实际上涉及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当代西方国家为实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也会建立和发展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一些国有化的措施，更显示出它的作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控制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避免对实体产业造成更大冲击，西方国家政府先后采取措施，对本国的大型企业进行救助。其中，美国、英国、德国等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比较典型。
学者江涌认为，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缺乏基础和准备，国内很多产业领域现在是“国退洋进”，国退之后，跨国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显然是个不利的局面。
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以央企为龙头的国企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够动摇的：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能改变。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