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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什么是失败
那是一个糟糕的赛季的最后一场冰球比赛。当时我在塞勒姆高中读最后一年。我们分别击败3个球队,赢了头3场比赛,但在随后的6场比赛中,我们全都输掉了,而且其中5场都是一球之差。所以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都极度地渴求胜利。作为塞勒姆女巫队的副队长,我独进两球,顿时大家都觉得运气相当不错。
那确实是场十分精彩的比赛,双方打成2比2后进入了加时赛。但是很快,对方进了一球——我们又输了!这已是连续第7场失利。我沮丧之极,愤怒地将球棍摔向场地对面,随后自己滑过去,头也不回地冲进了休息室。整个球队已经在那儿了,大家正在换冰鞋和球衣。就在这时候,门突然开了,我那爱尔兰裔的母亲大步走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这个窝囊废!”她冲着我大声吼道,“如果你不知道失败是什么,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最好不要来参加比赛!”
我遭到了羞辱——在我的朋友们面前——但上面的这番话我从此就再也无法忘记。我知道,是母亲的热情、活力、失望和她的爱,使得她闯进休息室。她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她不但教会了我竞争的价值,还教会我如何迎接胜利的喜悦和前进中必要的失败。
如果我的确拥有一点领导者的风范,能够和大家和睦相处,我觉得这都应该归功于母亲。忍耐而又有进取心,热情而又慷慨,这就是母亲的特点。她非常擅长分析人的性格特征。对于遇到的每一个人,她总是有所评论。她说她可以“在一英里外嗅出骗子的气味”。
她对朋友非常热情。如果一个亲戚或者邻居来家里玩,称赞橱柜里的玻璃水杯款式不错,母亲会毫不犹豫地将玻璃杯拿出来送给他。但是另一方面,她会怨恨任何一个辜负了她的信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特点。
大脑比嘴转得快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但是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人的自尊心。我从小就得了口吃症,而且似乎根除不掉。有时候我的口吃还引来不少笑话。在大学里,每星期五,我经常点一份烤面包夹金枪鱼。不可避免地,女服务员准会给我端来双份而不是一份三明治,因为她听我说的是“两份金枪鱼三明治(tu-tuna sandwiches)”。
我的母亲呢,总是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会对我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我充分相信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大脑比我的嘴转得快。
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多少关爱和信心。几十年后,当我翻看以前我在运动队拍的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几乎一直是整个球队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读小学的时候,我曾当过篮球队的后卫,那时我的个头几乎只有其他几位队员的四分之三。
然而,我居然对此从来没有一丝觉察。现在,每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时,我总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只小虾米。可笑的是,我对自己的个子还是非常在意的。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母亲能为你带来多大的影响。她给了我那么多的信心。她对我说,我想做什么都会成功。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耳边:“你尽管去做好了!”
维持纪律的人
母亲是我最热情的啦啦队长,她曾给当地报纸打电话,要求他们为我的一点点成功——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还是获得博士学位——发消息。然后她将这些剪报贴在一个剪贴簿上。在这方面母亲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此外,母亲还是我们家维持纪律的人。一次,我的父亲看见我在他的列车上,与几位同学逃学到南波士顿去庆祝圣派特里克节。父亲当着我的朋友的面什么话都没有说,不过后来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把我叫来,狠狠地惩罚了我。还有一次,我没有去参加祭祖的活动,而是去我家附近梅克公园结冰的湖面上玩冰球。玩的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掉到了湖里,搞得全身湿透。为了掩饰所发生的一切,我脱下我的湿衣服,将它们挂到树上,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烤衣服。在一月的严寒中,我一边打着哆嗦,一边等着衣服干透。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掩饰办法。不过这种想法在我一跨进家门时便荡然无存了。
我母亲只用了一秒钟就闻到了我衣服上的烟味。逃避圣坛的活动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于是她让我坐下,逼我做忏悔,然后自行实施惩罚:把我脚上的湿鞋脱下来,用力地打我。
虽然母亲很严厉,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我还不到11岁时,我曾在经过本城的狂欢节队伍中偷了一个球,这是那种可以扔出去,将金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个“丘比特仙童”玩具娃娃的球。没过多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个球,并问我球是从哪儿来的。当我承认这是偷来的时,她便坚持让我到克罗宁神父那里去,把球还给他,并忏悔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怕神父。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河里去,那是一条穿过城镇的混浊的小河。和她谈判了一番之后,她同意我这样做。于是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河的桥上,看着我将球扔到了河里。
还有一次,当时我在读高中毕业班,我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啬的一个高尔夫会员当球童。我们打到了第六洞,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需飞出100码,就可以越过池塘。而今天,这家伙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
我拒绝了。而当他坚持的时候,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同时我还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里,告诉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糟糕。然而母亲虽然非常失望——这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代价的,她却能理解了我当时的感受,她并没有像想像中的那样惩罚我。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马萨诸塞大学的第一个星期,却过得不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于母亲只得驾车3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她想给我打打气,使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你和他们一样优秀,而且还要出色。”她说得对。不过,我的确没有真正离开过家,我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可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和其他一些同学比起来,我似乎还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强。对于物理我也有些紧张。
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不到一星期,我便不再忧虑了。
我挣扎着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年。在考试中我的成绩还不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
母亲不能与我共享成功
1965年,我已经以工程师的身份在通用公司工作6年了。我们这群相信可以做任何事情的“疯狂的人”,成功制成了一种可以解决PPO分裂的混合塑料产品,也就是今天在全球有着10亿美元销售额的成功产品。生活似乎顺风满帆。
但是有一个遗憾:我的母亲在1965年1月25日去世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日子。
我的母亲不能与我共享成功了。她只活了66岁,但已被心脏病折磨了很多年,这次是第三次复发,而且是致命的。那时她和父亲正在佛罗里达度假,我将奖金中的1000美元给了他们,帮助他们逃避新英格兰的严冬。
这笔钱对我和母亲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当我把钱赠给她的时候,她激动得哭了。从我出生的那天起,她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区区1000块钱的礼物使得我终于有一次回报的机会。对她来说,这钱反映了“她的产品”给她带来的快乐。她因我而骄傲。感谢上帝,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给她所有我能给予她的东西。
当父亲告诉我母亲住进了罗德代尔堡医院的时候,我立即从匹兹菲尔德赶到母亲的病房。母亲躺在床上,身形憔悴而虚弱。当天晚上她就去世了,我还记得那天坐在她身旁的时候,她要我帮她擦擦背。于是我用热水和肥皂给母亲擦洗,看得出来,她是那么高兴我能帮她擦背。
但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母亲了。
我沮丧至极。父亲和姨妈坐火车把母亲的遗体运回了塞勒姆,而我则开父亲的车回家。我整晚都朝着西边开。一路上我狂吼乱叫,踢车门发泄郁闷。我为上帝将母亲从我身边带走而愤怒,甚至疯狂……
(《广州日报》2002年1月12日 朱石林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