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组部曾通过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激励保障、监督管理等四大机制，突出抓好全国60万名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在具体措施中，包括提高村支部书记待遇。
　　在中组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有些地方已经采取了提高村支书待遇的措施。如北方某县，全县97个村的党总支或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在原来由国家转移支付资金解决的，每人每年5000元的基础上，县财政给每人增加7000元，即达到年薪12000元，村委会主任5000元不变。经过实绩考核，政绩突出的18名支部书记，上挂副乡镇长职务，虽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
　　我觉得，此类措施，在短期内，利大于弊；长远看，弊大于利。目前，欠发达地区多数村干部待遇比较低，村里的其它经费也很紧张，主要靠国家每年几万元的转移支付资金维持运转。这种状态是与村级组织担负的发展和稳定任务不相称的。提高村干部待遇，有利于缓解这一矛盾；有利于调动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乡镇党委对村庄治理的控制力，增强各项工作中“统”的功能；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我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乡村进行深度调查，就会发现，村干部的很多工作，是缺少实际效益，群众不感兴趣的“无用功”。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致富的典型是不少，而且一般都贴着基层组织“先锋工程“或“致富工程”的标签。其实，多数是自发形成的。某个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头脑灵活，肯于钻研，在某个产业发展上获得成功，自然会引带周围的农民（至少可以引带亲属和朋友）。支部抓不抓，他的先锋模范作用都在发挥。至于大办企业、达标竞赛、兴办小区等工作，群众自发兴起、支部顺势引导的，比重很小，当然成功率很高；上级领导机关半强制推动的，则比重很大，群众或冷漠对待，或很反感。一般来说，短期内可能轰轰烈烈，但伴随着大量的虚报浮夸；过了一段时间便销声匿迹，且往往留下一堆烂摊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来，我们的大政策始终是得民心、顺民意，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的，所以，农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但是，在领导方式上，“逼民致富”和“劳民扰民”的行为屡屡发生，全国村均百万的不良债务，多与我们这种传统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有关。最近，笔者到一些乡村随机走访，谈到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交谈之初，基层干部都说这些工作符合实际，取得了显著收效；交谈到深入融洽的时候，则完全相反了。有的说，30%到50%左右没什么作用或根本没办法落实，有的说50%到70%左右可以取消，但上级部署了，总要想办法完成，实在完成不了的，也要有个应付办法。不可否认，政治工作的某些优良传统，今天仍需要继续发扬。但是，时代变了，我们必须抛弃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制，积极创新治理模式，特别注重利益调节，尽量减少扰民行为，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从长远看，解决村干部待遇低与任务重的矛盾，主要途径应该是减轻工作任务。除了减少上级领导机关对村级事务的干预之外，还要逐步培育和壮大民间自我服务组织，逐步实现真正意义的村民自治。如果在“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口号下继续走强化目标考核、提高干部待遇、增加工作任务的老路，与改革乡村治理模式的目标将会越来越远。
　　（作者曾任延寿县委书记、阿城市委书记共8年，2004年任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