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什么
　　
　　6月的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大幕并没有落下，“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生活悲喜剧还要接着演。
　　回想起高考的那几天——实际上也不止是那几天，一切的一切都跟着高考改变了，所有正常的秩序都受到了挑战。考场附近的工地停了工，马路被管了制，周围的公交车站搬了家，连树上没招谁没惹谁的知了、麻雀也都给轰走了。迟到的考生动用了警车护送，120救护车全天候守在门口以防不测，监考老师都换了平底鞋，家长就更不用说了，四舅五叔七姨八姑，带着扇子毛巾西瓜冰水钙片脑轻松清凉油MP3，顶着烈日站着，七上八下心乱如麻满怀憧憬望眼欲穿。
　　这哪是某一个孩子或者说是全国800多万孩子在高考？分明是全家、全国、全社会在高考。
　　年年高考就像打仗一样，全国总动员，一切为高考亮绿灯。媒体的大肆渲染，结果只能是加重考生及其家长的心理压力。高考，已经承载了过多的重负。抬头看，它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低头想，它预支了一个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的事业、前途、婚姻和社会地位。
　　上网搜索，“高考”的条目下，会搜出成千上万的故事来。悲的，喜的，滑稽的，沉重的。据说今年开考的第一天，京城就上演了一幕送考父亲心脏病突发而亡的惨剧；还听说有中了状元请了几十桌谢师宴后的新范进变得痴痴傻傻的；有高价倒卖与正式试题一字不差的试卷还买一赠一优惠送答案的；有发信息带纸条雇枪手以为能瞒天过海却瞒不过监考老师火眼金睛当众丢人现眼的；有趁火打劫在文庙博物馆当着圣人孔子的面脸不红心不跳地以9999元天价卖清晨头炷香的；有对付地区录取分数差别带来的高考歧视而改民族买户口搞高考移民的；有像牛马大市上在袖笼里捏捏掐掐做买卖一样鬼鬼祟祟倒卖招生指标的；有知名大学的教师索要10万元巨款才能换取录取通知书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怎一个乱字了得！高考，就是一锅粥，许多人都在里面搅和，其实米粒没有几颗，有几个是真正从培养孩子培育未来的角度介入高考的？高考的商业味越来越重，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
　　高考考什么？不光是考学子、考知识，更是考我们的制度，考我们的法制。从制度层面看，这种近乎病态的博弈是不是中国教育唯一的出路？最好的出路？从法律层面看，如果还将考下去，怎么考？这里面有高考的决定权、审核权、执行权、监督权，还有高考应该纳入怎样的社会秩序当中，考生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和救济，怎样做到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应该到了解决的时候了。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如果社会对高考都持一种正常平和的态度，何以在连年扩招的政策下，高考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如今愈演愈烈?我们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问题，考生及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但这一切都应从社会的认知和需求上着手，清除盲目追求学历的错误思想，更加多元化的培养人才，使人尽其用！
　　
　　日趋变形的大学考试
　　


　　近几年来，高考制度虽然广受批评，但它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有目共睹的，而同样是九十年代末开始的高等院校的大扩招却是方兴未艾。那么，那些通过大扩招以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究竟怎样呢？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似乎并未能引起公共舆论的普遍注意——可事实上这里面却隐藏着一些“几乎无事的悲剧”。
　　就人文学科而言，考试是在一门课程结束后对学生对该课程的基本知识、概念、范畴的掌握情况及由此出发的分析判断和运用能力的检验与测定，简言之，无论开卷或闭卷，目的都在于真实地检测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可是在目前教育资源稀释、大学师生比严重失衡的条件下，这种检测越来越偏离了它的出发点，而且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可靠性。由于普遍采用大班授课（一个课堂100人以上是很普通的），教师的课务又繁多，与学生之间根本谈不上有日常性的学习交流，因此也就无从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具体理解和掌握程度，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基础之上的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到了学期结束需要考试了，一般任课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对象还是茫无所知。此时如果采用开卷考试，学生免不了东抄西摘，除了明显抄袭的，教师对此防不胜防。那么闭卷呢？如今文科也流行起理工科的标准化程序化的操作手段了，教师在命题的同时被要求向教学管理部门提供标准答案；阅卷时则学生姓名全部封闭，采取流水作业，非专业人员也能根据标准答案来判分，而且习惯采用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将其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这样一来，分数是判出来了，但这种分数与学生所掌握的真正知识能力之间是免不了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就文科而言，紧扣或完全符合教材上“标准答案”的难道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答案吗？事实上每次流水作业结束试卷拆封以后，都会发现某些真正优秀的、阅读面广思维活跃的学生往往不能得高分。但是由此得出的分数却是学生管理部门的评奖评优以及以后用人单位选择录用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依据。
　　人文学科与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它的教育与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古今中外的一流文史哲人才都不是靠规模化、程序化的教育手段培养出来的。离开了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原则之上的个性发现、个性引导和个性造就，文科人才的成长就失去了最适宜的土壤。或许建国以来我国文科人才的教育培养就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在高校大扩招的背景之下，这个问题显得变本加厉尤为突出，考试则是在这过程中严重变形的环节之一。
　　
　　不公平的指责
　　


　　近些年，对高考的斥责之声不绝于耳，每每听过之后，并未有酣畅之感，反倒有些替高考打抱不平。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77级考生，我对高考充满了感激之情，若没有高考的平等参与机会，我恐怕是难以有机会踏入高等学府以圆求学之梦的。
　　作为曾带了近十届高三的中学老师，我对高考也没有满腹怨言，若没有高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大概我班里相当数量的平民百姓的孩子难有机会走向大学。
　　当人们在愤愤地列数高考罪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高考，人们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难道会比现在更多吗？
　　应该说，给学生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升学机会，高考是功不可没的，在现行的社会状况下，没有比高考更具公信力的升学渠道了。
　　其实，搞坏教育的并非是高考。不是吗？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也有高考吗？那时怎么没有人骂高考呢？因为那时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社会场景，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并非“唯有读书高”，上大学、读中专、考技校、当学徒、去务农……整个社会的人们都以平常的心态面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选择。
　　现在则不同了，首先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完全变了，人们对社会工作有了极为分明的高低贵贱之识。孩子的读书问题也早已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他要承受着家庭、学校、社会的诸多压力去读书、去高考，在他的面前，只摆着一条他别无选择的路：上大学。当有限的大学资源要面对如此众多的高考生源时，竞争的残酷性的罪责难道要高考去承担？而那些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诸多压力难道也是高考的罪过？假如社会上的人们都以平常心去看待高考，假如上大学并非是孩子们唯一的选择，假如成才之路在人们眼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的高考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吗？
　　应该受到指责的不应该是高考，而是那些把高考弄得面目全非的人们。当我们教育的行政部门把高考的成绩作为考核学校的指标，高考自然就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于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教育现实是，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而公然背离教育的宗旨。陶行知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说过：学生这样拼命地赶考，“很可能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甚至“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陶先生当年的忧虑成为我们今天的现实忧虑。当然，将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好坏标准的，还有家长和社会的舆论，是他们构成了学校追求升学率的社会基础，也是他们促成了“高考经济”的出现，而高考一旦和“经济”挂上了勾，可以想像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此，我们怎能不问青红皂白地将这些后果归咎于高考呢？
　　高考，只是为高等学校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渠道和方式，它无力承载更多的东西，我们硬要把那些高考中出现的人为的问题归咎于高考的话，是否有失公允？如同现在的城市交通，人们都把难以畅通的问题归咎于公路建设的滞后，但为什么不想想，要是没有那些日益递增的私家车的涌现，交通又怎会如此堵塞？
　　我无意偏袒高考，即使高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就目前来讲，我还是认为它不失为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
　　请不要一味指责高考，每个人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有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