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影演员王蓓1956年冬天在上海结婚的前夕，接到我的上司——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创作室主任虞棘给我的电话，善意地提醒我：“婚礼不可张扬，电影界是个多事的圈子，人也比较……”最后一句没有完全讲出来。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电影人比较复杂，虽然对电影《武训传》铺天盖地的批判已经过去五年之久了，在很多人的眼睛里，这些炮制《武训传》的人还是不太“干净”，有些人还留着“反动知识分子的尾巴”。我的领导猜测：王蓓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武训传》，她的婚礼，《武训传》的合作者们一定会来参加，特别是她的恩师孙瑜。
　　王蓓是孙瑜先生从南京一条石板小巷里领到上海、领进摄影棚的。其实，我们压根就没有准备举行婚礼，只是想邀请极少数至交聚一聚，其中当然会包括孙瑜先生和师母，还有赵丹。接到北京来的电话以后就改变了，只在卢湾区领了两张结婚证，再承蒙乔奇、孙景路夫妇借给一间屋就算结婚了。时隔多年，阿丹还为此不能谅解。
　　婚后三天，在新人回娘家的日子，我們去看望了孙瑜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了解甚少，除了《武训传》的遭遇以外，只知道他是中国电影的奠基者之一，在美国学过摄影，青少年时代写过诗，曾经把唐代诗人、他的四川老乡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他也是少数和中国早期伟大的电影演员阮玲玉多次成功合作过的导演——仅此就够我肃然起敬的了。
　　第一眼我就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他清癯的面容上充满了忧郁，但我并未想到那将是他终生都摆不脱的忧郁，因为他对许多事终生不解。56岁的诗人已经很苍老了，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明亮，心底里还充满着希望，他还要知道人们关于电影的看法，他还有许多创作计划，全都准备自编自导。但是，我那时已经预见到他的计划难以实现。在高层对《武训传》的指示里，在刚刚过去的1955年雪片般漫天飞舞的关于胡风的批判文字里，哪里会有孙瑜先生自由创作的空间呢？但我不忍心实言相告。从1957年开始，在文化界开展的政治思想运动，一次比一次严酷。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是一个从青年走向中年的人，他是一个从中年走向老年的人，即使是同样的一段坎坷，他能活下去吗？连我这个年轻人活着都很吃力。
　　事实证明，他所经历的一切比我更加恐怖，无数次的批斗抄家，他一直是电影界罪大恶极的标本。但他活下来了，没有像傅雷那样、没有像石挥那样轻生，却奇迹般活到九十岁。文革结束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给他拜年，他的家很局促，一贫如洗，我却看到这位七十七岁的老翁，露出了罕见的笑容。面对他，很想问他：您是怎样活下来的？但话到唇边却没有说，因为我怕忍不住会哭出来。接着我有一个冲动，想唱《大路歌》：“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也许任何时候，他的眼前都有一条快要筑完的自由大路，他才活下来的。但他的诗歌——他的电影都夭折了。在晚年，只整理出版了《孙瑜电影剧本选集》和译作《李白诗新译》，以及自传《大路之歌》。如果不是由于1949年《武训传》的被扼杀，在电影王国里，孙瑜先生就是诗电影的一位巨匠。《武训传》摄制组的全体演职人员几乎全都带着一份相同的困惑走了。他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不知道问谁：我们在1949年充满激情地拍摄的影片《武训传》，还是一部有害的影片吗？他们至死没有看到《武训传》的重新放映。
　　我的妻子王蓓还健在，但她已经淡忘了自己还拍过这样一部引起过“轰动”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里扮演的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桃，淡忘了为此所受的诸多苦难，更不用说影片里的情节了。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幸福还是悲哀。但我相信，我的小孙女们有希望看到这部影片将来的辉煌献映，那时，她们会十分惊讶地说：真有武训那样的好人吗？奶奶多么小、多么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