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曰：“记忆是过去压在人肩上的沉重负担，只有忘却一切直至无我，才能得修行至最高境界。”这话固然高明，可实际上几乎无人做到，像快意恩仇之类，要忘掉也实在是难啊。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听听这话就知道人最不容易忘记的是仇恨。中国历史上，伍子胥报仇灭楚，勾践报仇复国，赵氏孤儿寻仇屠岸贾，直到现在，还被当成励志的故事来讲。
　　古代第一帅哥兼才子潘安也是死于仇恨 。潘父任琅玡内史时，有个侍候潘岳的小吏叫孙秀，为人诡诈，潘岳很厌恶他，经常鞭挞侮辱他。没想到，30年后，孙秀成了司马伦辅政时一手遮天的中书令。潘岳惴惴不安地在宫禁里问孙秀：“孙令还记得过去相处的事吗？”孙秀冷笑着回答：“何曾一日忘记。”潘岳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不久，孙秀便诬告潘岳、石崇等图谋尊奉淮南王、齐王作乱，随即被诏令夷灭三族。
　　能忘记仇恨的人，就近乎佛的境界，圣人的品行了。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个春秋，受尽折磨与羞辱，但在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就开始思考，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仇恨留在身后，那么，就仍处在狱中。因而，他一再宣称“我没有敌人”，并在自己当选总统的任职盛典上，邀请当年监狱里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出席，给其以贵宾待遇。他还多次强调，“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的都能忘，报恩是不能忘的，否则就与禽兽无异了。上世纪40年代初，钱钟书困居上海孤岛，已经到了快“弹尽粮绝”的时候。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众多导演都想执拍电视连续剧《围城》，竞争激烈，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女导演黄蜀芹胜出，得到钱钟书的首肯，其中关键原因是，黄蜀芹怀揣老爸黄佐临给钱的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终于还报。
　　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恩惠，却淡忘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则又是一种君子情怀，尤其值得敬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舞蹈家资华筠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常一起开会。一天，孙冶方得知资华筠是著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便告诉她：“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所以我很感谢他。”后来，资华筠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翰笙，翰老却说：“不记得了。”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了，嗔怪地说：“人家称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记了！”不料，翰老十分认真地说：“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怕重犯。至于做对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应该的，记不得那许多了。孙冶方选择的道路和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我没什么功劳。”
　　虽然，就连《圣经》都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但我仍然觉得，记仇是一种有损健康的情绪，也是不理性的表现，所以更喜欢鲁迅的那句名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德报怨的豁达态度，冷静睿智的理性精神，海阔天空的博大胸襟，再加上时间的推移，都能淡化仇恨，让我们走出仇恨的阴影。另一方面说，报恩，是一种美好情感；是一种君子之风，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而一个不懂得报恩的人，可冠之为冷血动物；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则只能送他一句话：禽兽不如。
　　（编辑 慕容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