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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台北的第二天，云南作协与台北夏潮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个两岸作家座谈会。发言时，我说了一个观点，台湾的文学似乎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云南作家则一直在自家的家庙里礼赞。
说话容易，到台北街上一走，又才心虚起来。台北是旧的，人和房屋都旧得像故人与故居；反观云南，从昆明到一座座山寨，处处都在天翻地覆，每个人更是活得像一个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药包，生活的现场即作案现场或说沙场，什么家庙神殿之类，全都被挪作了财神庙。
颇具启示意义的是，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了董其昌收藏的一幅梅花道人的巨幅山水。董其昌在画上有则题跋，大意是，山水中的极品乃是“梦中山水”，而非具体的一山一水。
据此不妨这么认为，台湾文学虽然极品日凋，却是一直处于梦中之境的，之所以气象不再，大抵是在梦中走得不知去向了。
2 本来应该查一下资料，确认一下中台禅寺这座现代建筑的设计者是谁，但又觉得知道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建筑师的名字，仿佛并不妨碍我对他（她）由衷的敬仰。
在我的阅历中，寺庙的形象几乎是固定的，不可能与现代建筑有任何瓜葛，到过的庙宇太多了，维修、新建、恢复重建的，一律的老面孔，常把此庙将彼庙，集体主义无处不在。仿佛神佛之居所就得这个样子，一旦变了，神佛就会大为光火。
中台禅寺不然，从结构和建筑符号到建材，统统都是现代的，甚至还充分采用了灯光、音响等一系列的科技手段，让众神显得更加的肃穆、庄严、慈悲，而且香客置身于内，“宗教气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觉得这才是伟大的圣殿。
我不知道，寺庙建筑该不该革命，革命的意义到底有多大，革命了众神是否会高兴，但从进入中台禅寺的那一刻起，我确切感受到我领受了一次洗礼。
联想到家门口的翠湖，其西门前些日子拆掉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建起了新建筑，我原以为建设方一定会按现代建筑学修建一座不与时代反向的好建筑，不料建起来的又是斗拱飞檐的假古物不伦不类，像牛鬼蛇神。
他们以为这才是“文化”，想想，主管者的文化观不在场，自以为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悲剧。例子就在旁边，陆军讲武堂，西式建筑，它产生于再造共和之时，一百年之前的云南人尚有这等襟抱，一百年后的人却这般猥缩了，百思不得其解。
3 台南市的市中心有两个地标。一个是妈祖庙，一个是一大片墓地。
那片墓地，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像层层往上的宫殿。它的周边，老人们搭起凉棚，喝茶、聊天、下棋，与祖上的人生活在一起，一点也不觉得阴阳两隔。看见这场景的时候，我惊呆了，继而热泪滚滚。台南人没将市中心的墓地改成金融中心、写字楼、机关。
离开台南时，我向台南深深地鞠躬，头碰到了土地。
『俊园』轶事
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总会形成圈子，我的工作种类繁杂，因此圈子也特别多一些。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圈子是房地产，过去二十多年中，这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圈子，开始于万科，之后龙湖、建业、中信、鲁能等等，认识了很多业内的人物，也参与过很多项目的设计顾问工作，见证了房地产业的几乎整个全盛期的发展历程，是很有趣的一段经历。
我和国内房地产圈的接触是从项目开始的，而最早的项目是万科的“俊园”。所谓“俊园”，是深圳文锦渡口的一栋四十九层、一百六十米高的住宅大楼。那是深圳最早的超高层住宅建筑，完工大概在1999年。我听说这个楼原来是中海集团投资的一个写字楼项目，叫做“海神大楼”，万科在1997年接手之后改为住宅楼。当时，深圳还没有做这么高的住宅建筑的经验，于是万科派人出国调查，并因此找到了我。这是我参与国内开发最早的项目，也成了我后来和万科、和国内房地产界交往的开始。这件事完全始料未及。
记得我接手做顾问的时候，认为“海神Poseidon”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难读，建议改为“保护神Juno”，音读是“朱诺”，并且手绘了一个朱诺的形象传真给万科，后来万科就用了这个名字，根据谐音叫做“俊园”。这就是俊园名称的来由。而俊园现在的标志，就是我当时在洛杉矶传真过去的那个手绘稿，本来以为待他们同意之后我再画正稿，没想他们就注册了。
因此，我和万科的接触其实比外界推测的要早一些，大约是在1997年末或者1998年初。当时，万科还是一个不大的深圳地产公司，经过十年的艰难，度过了1989年的难关，开始重新崛起。当时万科的副总有七八个，其中之一的郭兆斌突然来洛杉矶找我，谈一个高层住宅项目的事情，就是这个“俊园”。
从198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洛杉矶的大学教书，也做设计史论的研究。加利福尼亚是一个世外桃源，气候好，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加上大学的生活平稳，又有寒暑假，接触的圈子都是美国艺术、设计、文化方面的，看博物馆、参加画展开幕式、听音乐会、在好莱坞参加首映，应该说是很惬意的。1993年，我利用4、5月份的春假第一次回国讲学，之后春假、寒假、暑假都回去，讲学、参与文化活动，也会去欧洲、日本讲学，但是直到那时候为止，和国内的接触主要在设计界、出版界、文化界、美术界、教育界几个方面，没有接触过房地产界的人。如果说第一个，可能就是那次来找我的郭兆斌了。
郭兆斌先来家里看我，他是西北人，在万科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他瘦瘦高高的，讲话很稳重，记得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高层住宅建筑。对于万科来说，最难的是俊园顶层有八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而国内当时还不知道超高层建筑这么大的户型该怎么设计。
我约好去洛杉矶超高层住宅区“西木”（Westwood）看楼，看了一系列大到700平方米的超高层住宅，受到很多启发。比如最早决定学习美国方式在俊园大户型住宅的厨房中间做“岛式”（island）炉台，估计可能是国内最早这么做的项目之一了。连续几天内，我们在美国商定了一系列构想，并且考察了好多项目，当时让万科下面的策划公司“国际企业服务公司”（简称“国企”）具体和我联系关于这个项目的顾问工作。
郭兆斌回国之后，“国企”就和我联系上了，我每天都要给他们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答。那一年，我回国去看俊园现场，进度非常快，不到两年完工，销售得非常好，有些出乎意料。而更加意外的是，那个大楼居然还成了万科深圳总部的所在地，之后我还不断地去那里开会。直到几年前，斯提芬·霍尔设计了万科总部，深圳万科才从原址迁出。
俊园之后，我开始受邀给万科旗下的“国企”做顾问，策划了万科“第五园”，参与了“东海岸”、“十七英里”这批重要项目的策划和设计顾问，并由此结识了王石、黄胜全、蔡程、毕军、郁亮、徐弘舸、肖大等等一大批万科首脑人物，继而交往越来越深，最后都成为朋友，完全进入了他们的圈子。
二十年来，连我自己都记不太清自己到底参与过多少项目。我认识了房地产这一整代的主要人物，和其中一些还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是通过工作、继而变成朋友而进入的。内在的细节故事很多，以后会慢慢说给大家听。
说话容易，到台北街上一走，又才心虚起来。台北是旧的，人和房屋都旧得像故人与故居；反观云南，从昆明到一座座山寨，处处都在天翻地覆，每个人更是活得像一个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药包，生活的现场即作案现场或说沙场，什么家庙神殿之类，全都被挪作了财神庙。
颇具启示意义的是，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了董其昌收藏的一幅梅花道人的巨幅山水。董其昌在画上有则题跋，大意是，山水中的极品乃是“梦中山水”，而非具体的一山一水。
据此不妨这么认为，台湾文学虽然极品日凋，却是一直处于梦中之境的，之所以气象不再，大抵是在梦中走得不知去向了。
2 本来应该查一下资料，确认一下中台禅寺这座现代建筑的设计者是谁，但又觉得知道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建筑师的名字，仿佛并不妨碍我对他（她）由衷的敬仰。
在我的阅历中，寺庙的形象几乎是固定的，不可能与现代建筑有任何瓜葛，到过的庙宇太多了，维修、新建、恢复重建的，一律的老面孔，常把此庙将彼庙，集体主义无处不在。仿佛神佛之居所就得这个样子，一旦变了，神佛就会大为光火。
中台禅寺不然，从结构和建筑符号到建材，统统都是现代的，甚至还充分采用了灯光、音响等一系列的科技手段，让众神显得更加的肃穆、庄严、慈悲，而且香客置身于内，“宗教气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觉得这才是伟大的圣殿。
我不知道，寺庙建筑该不该革命，革命的意义到底有多大，革命了众神是否会高兴，但从进入中台禅寺的那一刻起，我确切感受到我领受了一次洗礼。
联想到家门口的翠湖，其西门前些日子拆掉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建起了新建筑，我原以为建设方一定会按现代建筑学修建一座不与时代反向的好建筑，不料建起来的又是斗拱飞檐的假古物不伦不类，像牛鬼蛇神。
他们以为这才是“文化”，想想，主管者的文化观不在场，自以为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悲剧。例子就在旁边，陆军讲武堂，西式建筑，它产生于再造共和之时，一百年之前的云南人尚有这等襟抱，一百年后的人却这般猥缩了，百思不得其解。
3 台南市的市中心有两个地标。一个是妈祖庙，一个是一大片墓地。
那片墓地，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像层层往上的宫殿。它的周边，老人们搭起凉棚，喝茶、聊天、下棋，与祖上的人生活在一起，一点也不觉得阴阳两隔。看见这场景的时候，我惊呆了，继而热泪滚滚。台南人没将市中心的墓地改成金融中心、写字楼、机关。
离开台南时，我向台南深深地鞠躬，头碰到了土地。
『俊园』轶事
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总会形成圈子，我的工作种类繁杂，因此圈子也特别多一些。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圈子是房地产，过去二十多年中，这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圈子，开始于万科，之后龙湖、建业、中信、鲁能等等，认识了很多业内的人物，也参与过很多项目的设计顾问工作，见证了房地产业的几乎整个全盛期的发展历程，是很有趣的一段经历。
我和国内房地产圈的接触是从项目开始的，而最早的项目是万科的“俊园”。所谓“俊园”，是深圳文锦渡口的一栋四十九层、一百六十米高的住宅大楼。那是深圳最早的超高层住宅建筑，完工大概在1999年。我听说这个楼原来是中海集团投资的一个写字楼项目，叫做“海神大楼”，万科在1997年接手之后改为住宅楼。当时，深圳还没有做这么高的住宅建筑的经验，于是万科派人出国调查，并因此找到了我。这是我参与国内开发最早的项目，也成了我后来和万科、和国内房地产界交往的开始。这件事完全始料未及。
记得我接手做顾问的时候，认为“海神Poseidon”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难读，建议改为“保护神Juno”，音读是“朱诺”，并且手绘了一个朱诺的形象传真给万科，后来万科就用了这个名字，根据谐音叫做“俊园”。这就是俊园名称的来由。而俊园现在的标志，就是我当时在洛杉矶传真过去的那个手绘稿，本来以为待他们同意之后我再画正稿，没想他们就注册了。
因此，我和万科的接触其实比外界推测的要早一些，大约是在1997年末或者1998年初。当时，万科还是一个不大的深圳地产公司，经过十年的艰难，度过了1989年的难关，开始重新崛起。当时万科的副总有七八个，其中之一的郭兆斌突然来洛杉矶找我，谈一个高层住宅项目的事情，就是这个“俊园”。
从198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洛杉矶的大学教书，也做设计史论的研究。加利福尼亚是一个世外桃源，气候好，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加上大学的生活平稳，又有寒暑假，接触的圈子都是美国艺术、设计、文化方面的，看博物馆、参加画展开幕式、听音乐会、在好莱坞参加首映，应该说是很惬意的。1993年，我利用4、5月份的春假第一次回国讲学，之后春假、寒假、暑假都回去，讲学、参与文化活动，也会去欧洲、日本讲学，但是直到那时候为止，和国内的接触主要在设计界、出版界、文化界、美术界、教育界几个方面，没有接触过房地产界的人。如果说第一个，可能就是那次来找我的郭兆斌了。
郭兆斌先来家里看我，他是西北人，在万科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他瘦瘦高高的，讲话很稳重，记得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高层住宅建筑。对于万科来说，最难的是俊园顶层有八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而国内当时还不知道超高层建筑这么大的户型该怎么设计。
我约好去洛杉矶超高层住宅区“西木”（Westwood）看楼，看了一系列大到700平方米的超高层住宅，受到很多启发。比如最早决定学习美国方式在俊园大户型住宅的厨房中间做“岛式”（island）炉台，估计可能是国内最早这么做的项目之一了。连续几天内，我们在美国商定了一系列构想，并且考察了好多项目，当时让万科下面的策划公司“国际企业服务公司”（简称“国企”）具体和我联系关于这个项目的顾问工作。
郭兆斌回国之后，“国企”就和我联系上了，我每天都要给他们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答。那一年，我回国去看俊园现场，进度非常快，不到两年完工，销售得非常好，有些出乎意料。而更加意外的是，那个大楼居然还成了万科深圳总部的所在地，之后我还不断地去那里开会。直到几年前，斯提芬·霍尔设计了万科总部，深圳万科才从原址迁出。
俊园之后，我开始受邀给万科旗下的“国企”做顾问，策划了万科“第五园”，参与了“东海岸”、“十七英里”这批重要项目的策划和设计顾问，并由此结识了王石、黄胜全、蔡程、毕军、郁亮、徐弘舸、肖大等等一大批万科首脑人物，继而交往越来越深，最后都成为朋友，完全进入了他们的圈子。
二十年来，连我自己都记不太清自己到底参与过多少项目。我认识了房地产这一整代的主要人物，和其中一些还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是通过工作、继而变成朋友而进入的。内在的细节故事很多，以后会慢慢说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