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李觉说没有想到中央竟让自己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用李觉将军的话讲，当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以下是李觉将军的回忆——

55岁的王淦昌要离开17号工地时，竟拔下几根白发，留在了这个研制原子弹起步的地方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这些人里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號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轰试验。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很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但试验队里年轻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劲头儿真让人感动。我不止一次地想：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有这些愿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年轻人，就一定能造出“争气弹”来。
　　爆轰试验的炸药是在军用帐篷中搅拌的。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动着，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看他那利索的运作和搅拌频率，简直不相信他已是50多岁的人。这种环境对身体当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响他的健康，总是劝他赶紧离开现场，有时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会儿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云雾蒸腾的帐篷中。“你们就不要劝我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诚恳而又固执地说。听着这话，看着决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心思：拼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就这样，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爆轰试验，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试验技术。17号工地的日日夜夜为中国首枚核装置的研制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做了组织、技术、物质、精神上的准备。随着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号工地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需要换一个更大的试验基地。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

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核工业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是全国大力协同才研制成功的，是全国人民的成果。
　　爆轰试验，“轰”的一响，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测试出来，这就需要高速照相机。那时也不能到国外去买，只好在国内到处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问遍了科学院、大专院校的研究部门，可就是找不到，科学家们非常着急。没有高速照相机，下面的试验无法进行。我到处调查，到处求人，终于在炮兵部队找到了。我去找邱创成司令员。邱司令员抗战时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照相机给贡献出来了。
　　制造原子弹的外壳，需要机械加工，三机部有这个能力。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在西藏和谈时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也熟悉，我就去找他。志远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务交给其下属工厂。工厂提出要经费，要增加设备。孙志远回答得很干脆：钱他们没有，设备你们自己想办法，按他们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证质量。结果工厂终于搞出来了，一分钱不用给。
　　还有一个设备，国内只有空军才有。我去找刘亚楼司令。他批准了，但研究院不愿给，说：“既然司令员批了，我们共用吧，我们也很需要。”我说：“不行，我们有放射性污染。”他们只好给了。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们忍饥挨饿，但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1958年8月，我到青海金银滩的时候，这里与北京和全国热气腾腾的火热情景不同，显得十分宁静。我只带了二三十人、3顶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温度为-0.4℃，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科技人员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受过这样的苦。但他们却用不到4年的时间在这里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映在一个方面是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但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消极沉闷。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当时科研人员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但一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出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刻又埋头科研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在这里大家曾经有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大家的努力换来了可喜的成果：1963年3月，科研人员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些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基础。

为了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当时由王淦昌和我的副手吴际霖把这颗原子弹送到新疆的罗布泊试验基地。这趟专列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格，所用燃用煤100吨都经过仔细挑选检查，不让混入一丁点任何可能爆炸的杂质。各站检查这趟火车的工人均发一把特殊的铜锤，以防敲击检查时产生火花。在甘肅到新疆的铁路线上，所有火车都要为这趟列车让路，横越在线路上的所有高压输电线都切断电力供应。在专列通过前，所有铁路人员和安全人员已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进行多次演习。当火车通过甘肃、新疆两省份交界处的车站时，王淦昌说：“我和吴际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一行行铁路干警和安全保卫人员在站台笔直地站着，简直像雕像一样，守卫着铁路线的安全。听公安部领导说，他们已站了一夜。为了这颗原子弹，真是全民动员起来了。”

　　10月14日19时，这颗原子弹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爆心的铁塔顶端，等待着自己施展神威的时刻。
　　10月15日，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是在铁塔下度过的。当时我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到铁塔当当当直响。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了铁塔下，一看，哟，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我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个皮夹克一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这儿守着。”我一看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好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我同意这个工人不回去。他在油机旁守了一夜。第二天开油机卷扬机把我们和产品送到塔上。他是位老工人，叫王振禄。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成功。为了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正是这些人那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实现了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