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仅仅定位于破坏后的治理与修复，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创造优美人居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和维系人与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态保护形势非常严峻，严治污染迫在眉睫，用恶化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
每一次雾霾，都是城市生活的多方污染因素综合导致。在北京，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
坚决向污染宣战，铁腕治污，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日臻完善，成为基本国策，也成为举国上下的积极行动。
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布局不合理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持续强化；城市机动车快速增长，污染排放量大幅增加，建筑工地遍地开花，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
我国生态保护形势非常严峻，严治“水陆空”污染迫在眉睫，用“恶化”来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补上“气候生态价值补偿”这一课，是多么迫切和必要。
气候生态价值是有成本的
作为地球村的居民，我们怎能忍心毁掉自己的美丽“家园”？这些年，不该开的山，开了；不该拓的荒，拓了；不该围的海，围了、填了；不该砍的森林，伐了；不该重复的“三高”工厂，建了；不该强拆的房，拆了……由此引爆的生命悲剧，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看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纠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成为保护与改善环境的羁绊。很多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博弈，实质上是“决策上的失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识扼杀。
这些年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仅环保法律法规就多达120余部，环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门之首。但在有些领域依然存在制度空白、无法可依的情况，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损害赔偿法、有毒化学物质污染防治法等至今未出台；有些领域虽然有制度，但明显滞后。
那么，气候生态恶化，源于何方？
从理论上看，人类对生态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生态系统依靠遗传和进化所能修复与更新的速度，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要记住，气候和环境的改变可能是长期而缓慢的，但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不能低估。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负面环境变化通常是渐进的，但将不断积累。对灾害袭来前的小变化不加重视、防备，最终可能酿成大祸患。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态资源的日趋减少，人类活动受生态环境与生态资源的约束与惩罚日趋显现。人类开始认识生态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生态系的保护与管理。
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详解了北京“高温、逆温、南风、橙色预警”背后的雾霾成因。他说，这个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件是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预报的：21日至23日，北京空气质量交替出现“5级重度污染”和“6级严重污染”。
“橙色预警”背后的雾霾有何特点、因何所致？“污染物从哪里来”？缘何2月雾霾多发？空气重污染预报能力如何？首先，逆温、南风是雾霾直接诱因。那轮雾霾肇始于19日晚间，可用“来势猛”、“时间长”、“气象条件差”、“区域输送强”来描述。据中国气象局京津冀环境气象中心发布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一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差，将出现持续雾霾天气。
为何此轮雾霾持续时间之久、预计程度如此之严重？专家认为，一是地面回暖缓慢，静稳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短期难以显著改善。二是北京市污染物快速积累，与偏南风导致的跨省市区输送有很大关联。
“由于受偏南气流控制，近地面回暖缓慢，1000米以上高度的气温上升明显，导致‘下冷上热’的逆温现象。”逆温意味着垂直扩散差，而近地面风速本来微小，又是偏南风，这就是河北向北京平流输送污染物的过程。
其次是污染物来自城市活动。对雾霾而言，短期看，是气象条件制约空气质量；长期而言，则是污染物超承载力排放。
每一次雾霾，都是城市生活的多方污染因素综合导致。在北京，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就全年而言，污染物构成比例变化不大。据分析，正常情况下PM2.5质量的百分比都会超过10%。北京积累型的污染过程中，硝酸盐比较多，城区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会转化硝酸盐。区域传输型的污染中，有机物和硫酸盐会高一些。不同时期的污染呈现的特色略有差异，但全年总体变化不大。
之所以举这个事例，是想告诉大家：“空气污染物，既受气象条件制约，也受排放条件变化约束。气候生态价值，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一个务实选择
如果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从物质的富足向社会的健康文明转化，如果生产方式不能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轨，如果消费行为不能从高能耗、高消费向低能耗、适度消费转变，美丽中国终将是纸上谈兵。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应自觉地加速推进；气候生态价值补偿，将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
今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并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从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生态补偿、排污许可、处罚问责等方面，对环保的基本制度作了规定。这是我国环境立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
必须强调，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环境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价值补偿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作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并逐步建立与完善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与实践。 目前，我国在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补偿范围只考虑生态保护者的部分直接损失和一部分的生态破坏恢复成本，较少考虑受损者在环境保护中付出的环境保护成本及丧失的机会成本，这就很难调动相关利益者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仅仅定位于破坏后的治理与修复，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创造优美人居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和维系人与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指出，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也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他强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据市场机制，要用市场化办法、高新科学技术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一个务实选择。
为了控制温室效应，遏制气候生态环境的恶化，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而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则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措施。
我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总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巨大且日益增大。为了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降低成本，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务院关于控制气体排放的通知》指出，要在我国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资源减排交易机制。考虑到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质，我们在排放权定价机制方面，需要兼顾多重目标：一要保证满足企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基本需求；二要提高排放权市场的效率；三要通过保持适度的价格水平防止排放权持有者过度排放和消耗资源；四要提高我国在国际碳排放定价中的话语权。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这是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亮点；明确提到，要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宁做愚公不做叶公
坚决向污染宣战，铁腕治污，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日臻完善，成为基本国策，也成为举国上下的积极行动。然而，也有一些人“表态积极，做事消极，光说不练”。一些干部说起保护生态环境头头是道，可真到了“割自己肉”之时，却明放暗不放，放虚不放实。
凡此种种，让人想起了“好龙”的叶公。就像叶公对真龙的态度，一些人对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态度，也是表里不一，徒陈空文，唱着“变调曲”，做起“双面人”。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千条万条，实干第一条。如果说叶公的“虚”贻笑千古，那么愚公的的“实”则令人敬仰。
愚公精神，贵在信念坚定。深化改革，各种难题如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横亘面前，退却绝无出路，奋起才能破局。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鼓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下定不达目标誓不休的决心，才能闯关夺隘、一往无前。所谓“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真信才能真干，把改革作为一种信仰，就有了无穷的前进动力。
愚公精神，难在笃行不止。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惟有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现在，有了总施工图和总台账，就得一砖一瓦地建、真刀真枪地干，既跟得上进度，又确保质量，那么，改革大厦将会坚实地拔地而起，“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砥砺共产党人，坚信只要像愚公那样毫不动摇、挖山不止，一定会感动上帝——人民大众，为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今日，在改革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每个党员干部都是改革的名片，每个难题也是改革的证明题。宁做愚公移山钉钉子，不做叶公撂挑子，人人都担当起责任来，共同为治理污染想招，一起为保护生态文明发力。
我国生态保护形势非常严峻，严治污染迫在眉睫，用恶化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
每一次雾霾，都是城市生活的多方污染因素综合导致。在北京，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
坚决向污染宣战，铁腕治污，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日臻完善，成为基本国策，也成为举国上下的积极行动。
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布局不合理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持续强化；城市机动车快速增长，污染排放量大幅增加，建筑工地遍地开花，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
我国生态保护形势非常严峻，严治“水陆空”污染迫在眉睫，用“恶化”来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补上“气候生态价值补偿”这一课，是多么迫切和必要。
气候生态价值是有成本的
作为地球村的居民，我们怎能忍心毁掉自己的美丽“家园”？这些年，不该开的山，开了；不该拓的荒，拓了；不该围的海，围了、填了；不该砍的森林，伐了；不该重复的“三高”工厂，建了；不该强拆的房，拆了……由此引爆的生命悲剧，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看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纠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成为保护与改善环境的羁绊。很多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博弈，实质上是“决策上的失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识扼杀。
这些年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仅环保法律法规就多达120余部，环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门之首。但在有些领域依然存在制度空白、无法可依的情况，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损害赔偿法、有毒化学物质污染防治法等至今未出台；有些领域虽然有制度，但明显滞后。
那么，气候生态恶化，源于何方？
从理论上看，人类对生态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生态系统依靠遗传和进化所能修复与更新的速度，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要记住，气候和环境的改变可能是长期而缓慢的，但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不能低估。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负面环境变化通常是渐进的，但将不断积累。对灾害袭来前的小变化不加重视、防备，最终可能酿成大祸患。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态资源的日趋减少，人类活动受生态环境与生态资源的约束与惩罚日趋显现。人类开始认识生态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生态系的保护与管理。
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详解了北京“高温、逆温、南风、橙色预警”背后的雾霾成因。他说，这个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件是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预报的：21日至23日，北京空气质量交替出现“5级重度污染”和“6级严重污染”。
“橙色预警”背后的雾霾有何特点、因何所致？“污染物从哪里来”？缘何2月雾霾多发？空气重污染预报能力如何？首先，逆温、南风是雾霾直接诱因。那轮雾霾肇始于19日晚间，可用“来势猛”、“时间长”、“气象条件差”、“区域输送强”来描述。据中国气象局京津冀环境气象中心发布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一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差，将出现持续雾霾天气。
为何此轮雾霾持续时间之久、预计程度如此之严重？专家认为，一是地面回暖缓慢，静稳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短期难以显著改善。二是北京市污染物快速积累，与偏南风导致的跨省市区输送有很大关联。
“由于受偏南气流控制，近地面回暖缓慢，1000米以上高度的气温上升明显，导致‘下冷上热’的逆温现象。”逆温意味着垂直扩散差，而近地面风速本来微小，又是偏南风，这就是河北向北京平流输送污染物的过程。
其次是污染物来自城市活动。对雾霾而言，短期看，是气象条件制约空气质量；长期而言，则是污染物超承载力排放。
每一次雾霾，都是城市生活的多方污染因素综合导致。在北京，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等。就全年而言，污染物构成比例变化不大。据分析，正常情况下PM2.5质量的百分比都会超过10%。北京积累型的污染过程中，硝酸盐比较多，城区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会转化硝酸盐。区域传输型的污染中，有机物和硫酸盐会高一些。不同时期的污染呈现的特色略有差异，但全年总体变化不大。
之所以举这个事例，是想告诉大家：“空气污染物，既受气象条件制约，也受排放条件变化约束。气候生态价值，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一个务实选择
如果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从物质的富足向社会的健康文明转化，如果生产方式不能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轨，如果消费行为不能从高能耗、高消费向低能耗、适度消费转变，美丽中国终将是纸上谈兵。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应自觉地加速推进；气候生态价值补偿，将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
今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并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从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生态补偿、排污许可、处罚问责等方面，对环保的基本制度作了规定。这是我国环境立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
必须强调，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环境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价值补偿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作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并逐步建立与完善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与实践。 目前，我国在建设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补偿范围只考虑生态保护者的部分直接损失和一部分的生态破坏恢复成本，较少考虑受损者在环境保护中付出的环境保护成本及丧失的机会成本，这就很难调动相关利益者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仅仅定位于破坏后的治理与修复，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创造优美人居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和维系人与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指出，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也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他强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据市场机制，要用市场化办法、高新科学技术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一个务实选择。
为了控制温室效应，遏制气候生态环境的恶化，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而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则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措施。
我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总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碳减排的国际压力巨大且日益增大。为了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降低成本，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务院关于控制气体排放的通知》指出，要在我国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资源减排交易机制。考虑到排放权交易的特殊性质，我们在排放权定价机制方面，需要兼顾多重目标：一要保证满足企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基本需求；二要提高排放权市场的效率；三要通过保持适度的价格水平防止排放权持有者过度排放和消耗资源；四要提高我国在国际碳排放定价中的话语权。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这是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亮点；明确提到，要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宁做愚公不做叶公
坚决向污染宣战，铁腕治污，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日臻完善，成为基本国策，也成为举国上下的积极行动。然而，也有一些人“表态积极，做事消极，光说不练”。一些干部说起保护生态环境头头是道，可真到了“割自己肉”之时，却明放暗不放，放虚不放实。
凡此种种，让人想起了“好龙”的叶公。就像叶公对真龙的态度，一些人对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态度，也是表里不一，徒陈空文，唱着“变调曲”，做起“双面人”。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千条万条，实干第一条。如果说叶公的“虚”贻笑千古，那么愚公的的“实”则令人敬仰。
愚公精神，贵在信念坚定。深化改革，各种难题如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横亘面前，退却绝无出路，奋起才能破局。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鼓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下定不达目标誓不休的决心，才能闯关夺隘、一往无前。所谓“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真信才能真干，把改革作为一种信仰，就有了无穷的前进动力。
愚公精神，难在笃行不止。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惟有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现在，有了总施工图和总台账，就得一砖一瓦地建、真刀真枪地干，既跟得上进度，又确保质量，那么，改革大厦将会坚实地拔地而起，“风雨不动安如山”。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砥砺共产党人，坚信只要像愚公那样毫不动摇、挖山不止，一定会感动上帝——人民大众，为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今日，在改革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每个党员干部都是改革的名片，每个难题也是改革的证明题。宁做愚公移山钉钉子，不做叶公撂挑子，人人都担当起责任来，共同为治理污染想招，一起为保护生态文明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