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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新挑战，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安全、债务危机等问题不断涌现，给国际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独家专访。他指出，为应对上述挑战，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并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这位传奇美国外交家如今已经有90岁高龄，但依旧活跃于世界舞台。“在历史上，不同区域的互动是非常有限。那时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技术的限制使得两者没有什么交集。每个地区都关注自己的事务，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现在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所有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而这需要新的历史观、外交哲学和政治智慧。
《财经国家周刊》：以最近的斯诺登事件为例，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的网络安全问题？斯诺登事件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怎样的挑战？
基辛格：互联网给隐私保护带来了许多压力，它使得从远距离入侵其他国家或任意组织的通信系统成为可能。斯诺登事件是前所未有的，所带来的伤害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事件对中美两国政府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人们应该按照一起“交通事故”来看待它：双方都不愿意它发生，但它还是不幸地发生了。我们都在努力处理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避免它对双方关系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限制这一危害的范围，并避免他国的故意侵扰。在这两个问题上，各国需要交换意见，讨论侵扰的后果以及避免侵扰的措施。我认为，中美政府在网络空间这一概念问题上已经互换过意见。我也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进步，达成协议解决最新的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你在区域战略和地缘政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观察，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有哪些新的趋势，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基辛格：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很多重，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世界的很多变化在同时进行。我们看到对传统规则的挑战，很多国家进入转型时期。在伊斯兰世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消失，国与国的界限也逐渐消失，非国家主体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开始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
在欧洲我们则看到另外一种景象，欧洲政治体系正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主权国家开始以分享主权的方式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国家，同时有一系列新兴的区域组织，包括美国、澳大利亚都成为了亚太国家。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挑战。在应对挑战中，各个地区应该携手合作。在过去400年中，大西洋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世界中心在转向亚太地区。很多国家现在都奉行权力均衡，致力于发展区域内的贸易合作。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像环境、气候、能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前所未有，也不是靠一国之力可以应对的，权力均衡这样的处理原则有它的局限。
《财经国家周刊》：回到传统安全问题，您能否谈一谈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看法？
基辛格：这两个地区的问题各不相同。核武器的扩散可能会带来核战争，这一后果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后果都要严重。所以世界大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阻止核武器扩散。最近几个月，中美两国已经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正式宣布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声明十分重要。
而伊朗的局势更加严峻，因为伊朗的力量比朝鲜强很多，而且伊朗也卷入了中东的其他问题中。现在我们的谈判面临的局势是，或者取得进步，或者可能发生冲突，核项目继续进行。未来一年的无核化过程中，伊朗的核问题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对比，美国已从阿富汗撤军，未来又将向何处去？
基辛格：这并不是一个结束。阿富汗历史上经常受到侵略，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是首要问题。其次，阿富汗的位置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威胁到伊朗。所以美国虽然撤军，但是历史还将继续向前发展。
我认为美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避免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力量的温床。美国不必占领阿富汗，但也要表明自己禁止哪些行为。否则，美国撤军之后，印度次大陆那样的冲突很可能在阿富汗上演，阿富汗也可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发源地。那时候阿富汗又将会与周边国家及美国敌对。
《财经国家周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会晤，他们谈及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今后的世界格局意味着什么？
基辛格：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虽然之间可能需要经常保持一种相互较量的状态。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世界会看到新兴和守成的大国间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发展合作的关系，但这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口号，而是应该在很多问题上变为实际行动。虽然这并不一定是要成为“中美共治”（G2），但是应该让我们看到中美可以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恢复相关地区的秩序，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展，并且取得共同繁荣。
《财经国家周刊》：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个主导思潮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崛起需要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这时如果美国带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乃至防务协定“重返亚洲”，有担心认为这是在针对中国。您怎么理解这一问题？
基辛格：其实与中国对TPP的看法类似，美国同样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在不断推进自己的政策，等待机会给美国施压。如果仅仅得出单一的结论，那么就没有讨论争辩的空间了：要么是美国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要么是中国在某些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在这样非此即彼的看法下，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选择支持美国或者支持中国。
这在中美之间会招致冲突，而这样的冲突只会带来灾难。所以，我十分理解奥巴马总统的说法。他说我们这一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中美两个拥有相似地位的国家是能够相互合作，还是走向敌对。我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它必须得到认真的回答。好在我的印象中，双方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来应对这一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前财长盖特纳曾抱怨说，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太偏向于中国。但是中国的感受完全不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在汇率和贸易等方面不断向中国施压。为什么会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呢？
基辛格：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现在，虽然大家对汇率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是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大家公认的公平水平了。最新的争议点又转移到贸易摩擦。人们必须将眼前的外交策略与长期发展问题区分开来。未来，中国将会完全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平等的一员，人民币的可兑换也都在进程当中。
《财经国家周刊》：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在走向“逆全球化”，以区域合作替代目前的全球治理框架。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未来的美欧自由贸易区，你对中国有何建议？
基辛格：我认为应该实施平行政策。我反对区域性组织，因为它会造成各大洲之间的矛盾，你描述的情形也会发生。所以我支持建立一个中美两国参与其中的泛太平洋社区，并且以多边合作为根本特性。当然，由于经济上的接近，中国在东南亚也将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应该设想的情景是，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和平竞争，不施加军事压力。区域中的协调和组织，应该作为双方共同努力的一部分。
《财经国家周刊》：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提出，中国未来的挑战，在于重构与世界及自身传统之间的联系。您觉得在进入世界舞台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处，又如何与外界打交道？
基辛格：这是中美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点。在历史上，中美在国际领域的经验都不是很长。19世纪以前，我们两国都没有被完全卷入世界政治中。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中心国家。之后，亚洲经历了殖民化，中国为强敌所包围，这时中国才第一次真正面临世界政治的问题。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身处两大洋之间，从来没有一个强邻，所以它直到本世纪初它都只关注国内政策。在全球体系中如何作为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同时保持开放的思想并不断调整。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财经国家周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国际组织，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治理。但在政策乃至纯学术性的讨论中，也会有人说你来自中国，是在为政府说话。于是又开始出现这样的情绪：反正做什么都会受到非议，干脆不要参与这些讨论，埋头做中国自己的事情。您怎么看这种情绪？
基辛格：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也一样。有一群人对“中美共治”有着玫瑰色的幻想，认为中美的交互遍及全世界。确实，两国的作用十分重大，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他们陷于这种乐观不能自拔。美国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值得花时间跟中国争论，建设自己的社会就足够了。我猜中国也有类似两种看法。
这些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一国可以自己孤立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证明他们是错的，不代表历史。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想要探索合作，他们希望两国建立伙伴关系——这一措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利用一切的机会获得成功。
《财经国家周刊》：大约一百年前，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面对国家崛起和社会转型，美国的第一批智库也同时涌现。如今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的阶段，在为改革求思想、为利益求平衡的过程中，智库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基辛格：智库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他们与学者不同，必须要思考政府面临的问题。而政府和智库可以相互影响，前者更多地思考短期问题，后者更多地思考中期问题。政府在处理关键性问题时，总是面临时间的短缺，这使得它常常成为问题所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会优先考虑紧急问题而不是长远问题，而智库的存在，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平衡。
（本刊记者李杨、孙齐圣对本文亦有贡献）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独家专访。他指出，为应对上述挑战，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并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这位传奇美国外交家如今已经有90岁高龄，但依旧活跃于世界舞台。“在历史上，不同区域的互动是非常有限。那时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技术的限制使得两者没有什么交集。每个地区都关注自己的事务，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现在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所有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而这需要新的历史观、外交哲学和政治智慧。
《财经国家周刊》：以最近的斯诺登事件为例，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的网络安全问题？斯诺登事件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怎样的挑战？
基辛格：互联网给隐私保护带来了许多压力，它使得从远距离入侵其他国家或任意组织的通信系统成为可能。斯诺登事件是前所未有的，所带来的伤害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事件对中美两国政府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人们应该按照一起“交通事故”来看待它：双方都不愿意它发生，但它还是不幸地发生了。我们都在努力处理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避免它对双方关系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限制这一危害的范围，并避免他国的故意侵扰。在这两个问题上，各国需要交换意见，讨论侵扰的后果以及避免侵扰的措施。我认为，中美政府在网络空间这一概念问题上已经互换过意见。我也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进步，达成协议解决最新的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你在区域战略和地缘政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观察，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有哪些新的趋势，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基辛格：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很多重，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世界的很多变化在同时进行。我们看到对传统规则的挑战，很多国家进入转型时期。在伊斯兰世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消失，国与国的界限也逐渐消失，非国家主体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开始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
在欧洲我们则看到另外一种景象，欧洲政治体系正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主权国家开始以分享主权的方式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国家，同时有一系列新兴的区域组织，包括美国、澳大利亚都成为了亚太国家。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挑战。在应对挑战中，各个地区应该携手合作。在过去400年中，大西洋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世界中心在转向亚太地区。很多国家现在都奉行权力均衡，致力于发展区域内的贸易合作。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像环境、气候、能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前所未有，也不是靠一国之力可以应对的，权力均衡这样的处理原则有它的局限。
《财经国家周刊》：回到传统安全问题，您能否谈一谈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看法？
基辛格：这两个地区的问题各不相同。核武器的扩散可能会带来核战争，这一后果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后果都要严重。所以世界大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阻止核武器扩散。最近几个月，中美两国已经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正式宣布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声明十分重要。
而伊朗的局势更加严峻，因为伊朗的力量比朝鲜强很多，而且伊朗也卷入了中东的其他问题中。现在我们的谈判面临的局势是，或者取得进步，或者可能发生冲突，核项目继续进行。未来一年的无核化过程中，伊朗的核问题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对比，美国已从阿富汗撤军，未来又将向何处去？
基辛格：这并不是一个结束。阿富汗历史上经常受到侵略，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是首要问题。其次，阿富汗的位置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威胁到伊朗。所以美国虽然撤军，但是历史还将继续向前发展。
我认为美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避免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力量的温床。美国不必占领阿富汗，但也要表明自己禁止哪些行为。否则，美国撤军之后，印度次大陆那样的冲突很可能在阿富汗上演，阿富汗也可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发源地。那时候阿富汗又将会与周边国家及美国敌对。
《财经国家周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会晤，他们谈及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今后的世界格局意味着什么？
基辛格：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虽然之间可能需要经常保持一种相互较量的状态。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世界会看到新兴和守成的大国间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发展合作的关系，但这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口号，而是应该在很多问题上变为实际行动。虽然这并不一定是要成为“中美共治”（G2），但是应该让我们看到中美可以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恢复相关地区的秩序，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展，并且取得共同繁荣。
《财经国家周刊》：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个主导思潮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崛起需要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这时如果美国带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乃至防务协定“重返亚洲”，有担心认为这是在针对中国。您怎么理解这一问题？
基辛格：其实与中国对TPP的看法类似，美国同样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在不断推进自己的政策，等待机会给美国施压。如果仅仅得出单一的结论，那么就没有讨论争辩的空间了：要么是美国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要么是中国在某些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在这样非此即彼的看法下，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选择支持美国或者支持中国。
这在中美之间会招致冲突，而这样的冲突只会带来灾难。所以，我十分理解奥巴马总统的说法。他说我们这一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中美两个拥有相似地位的国家是能够相互合作，还是走向敌对。我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它必须得到认真的回答。好在我的印象中，双方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来应对这一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前财长盖特纳曾抱怨说，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太偏向于中国。但是中国的感受完全不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在汇率和贸易等方面不断向中国施压。为什么会存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呢？
基辛格：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现在，虽然大家对汇率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是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大家公认的公平水平了。最新的争议点又转移到贸易摩擦。人们必须将眼前的外交策略与长期发展问题区分开来。未来，中国将会完全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平等的一员，人民币的可兑换也都在进程当中。
《财经国家周刊》：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在走向“逆全球化”，以区域合作替代目前的全球治理框架。面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未来的美欧自由贸易区，你对中国有何建议？
基辛格：我认为应该实施平行政策。我反对区域性组织，因为它会造成各大洲之间的矛盾，你描述的情形也会发生。所以我支持建立一个中美两国参与其中的泛太平洋社区，并且以多边合作为根本特性。当然，由于经济上的接近，中国在东南亚也将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应该设想的情景是，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和平竞争，不施加军事压力。区域中的协调和组织，应该作为双方共同努力的一部分。
《财经国家周刊》：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提出，中国未来的挑战，在于重构与世界及自身传统之间的联系。您觉得在进入世界舞台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处，又如何与外界打交道？
基辛格：这是中美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点。在历史上，中美在国际领域的经验都不是很长。19世纪以前，我们两国都没有被完全卷入世界政治中。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中心国家。之后，亚洲经历了殖民化，中国为强敌所包围，这时中国才第一次真正面临世界政治的问题。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身处两大洋之间，从来没有一个强邻，所以它直到本世纪初它都只关注国内政策。在全球体系中如何作为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同时保持开放的思想并不断调整。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财经国家周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国际组织，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治理。但在政策乃至纯学术性的讨论中，也会有人说你来自中国，是在为政府说话。于是又开始出现这样的情绪：反正做什么都会受到非议，干脆不要参与这些讨论，埋头做中国自己的事情。您怎么看这种情绪？
基辛格：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也一样。有一群人对“中美共治”有着玫瑰色的幻想，认为中美的交互遍及全世界。确实，两国的作用十分重大，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他们陷于这种乐观不能自拔。美国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值得花时间跟中国争论，建设自己的社会就足够了。我猜中国也有类似两种看法。
这些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一国可以自己孤立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证明他们是错的，不代表历史。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想要探索合作，他们希望两国建立伙伴关系——这一措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利用一切的机会获得成功。
《财经国家周刊》：大约一百年前，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面对国家崛起和社会转型，美国的第一批智库也同时涌现。如今中国进入了一个类似的阶段，在为改革求思想、为利益求平衡的过程中，智库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基辛格：智库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他们与学者不同，必须要思考政府面临的问题。而政府和智库可以相互影响，前者更多地思考短期问题，后者更多地思考中期问题。政府在处理关键性问题时，总是面临时间的短缺，这使得它常常成为问题所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会优先考虑紧急问题而不是长远问题，而智库的存在，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平衡。
（本刊记者李杨、孙齐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