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女作家关露多才多艺，在写作与翻译方面皆有成就，其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为电影《马路天使》写的插曲《春天里》，均为一时之选。她还与王莹同台演出并支持王莹竞演赛金花。然而，历史记住关露的，首先还是她的悲怆命运：为抗战工作，打入汪伪特工总部获取情报，胜利后却蒙受汉奸恶名，1955年受潘汉年一案的牵连而被捕，1967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她比王莹幸运，毕竟活着走出了监狱；她比王莹更悲惨，因为她始终没有完美的婚姻。
　　关露1927年到上海读书并从事文艺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1939年，关露接到叶剑英的密电：“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关露到香港住下。第二天廖承志和潘汉年一起来到香港饭店，向关露布置了任务，要她回到上海后，到汪伪特务机关做策反工作。找一个重要人物李士群，争取他为我党做工作。关露欣然接受了。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从这时候起，关露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党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1941年年底，这个工作由其他同志接替，她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1942年春天，组织上给关露另一个任务，派她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当编辑，打算通过女声社社长佐滕俊子的左派朋友，找到日共的地下党员搞敌人的情报工作。（胡绣枫《回忆我的姐姐关露》）
　　这是一个“毁掉个人名誉”的工作。据柯兴的传记介绍，当时廖承志曾向她保证：“关露同志，将来党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但关露却上了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名单。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王炳南的嘱托下，有关部门把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但到淮阴第3天，关露就被隔离审查，忧愤之中，她又收到相爱多年，此时正在重庆工作的王炳南的绝情信，终于精神崩溃。后来虽因潘汉年的证明而获自由，但实际上仍被打入另册。周旋于敌人中间的危险已经过去，但当年因误解而来的责骂却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案”发生后的1955年6月15日，关露被捕。1957年3月27日，关露出狱，其党籍因李克农的干预而得以恢复，但接着就收到电影局要她退休的通知，此时她还不到50岁。1967年7月1日，关露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她对党没有丝毫怨言，对当年的秘密也依然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后，关露才被认定“不存在汉奸问题”。晚年的关露瘫痪在床，孤苦冷寂，生活状况极其糟糕。1982年严冬，关露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坎坷的一生中包含着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关露偶然认识了地下党员王炳南。1938年初第二次见面告别时，关露把自己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炳南，偶然触摸到了他冰冷的手，情不自禁地说：“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这旬普通的关怀话，令王炳南在凛冽的寒风中怦然心动。不久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此后鸿雁传书，但双方都没有点破，这不仅因为王炳南已有妻子，也因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承担着重要使命，王炳南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关露留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人才在信中商定，时机一到就解决婚姻问题。
　　1946年，王炳南随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他决定到苏北找关露商定终身大事，行前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和关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到苏北的计划。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劝慰的口吻对他说：“炳南同志，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炳南同志，你长期以来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在党的声誉与个人感情之间，王炳南没有其他选择。1949年3月，关露去看望12年没有见面的王炳南，表达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执着，而王炳南则三次重复：忘掉过去吧。
　　关露的故事是令人伤怀的。王炳南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1996年12月，胡绣枫对来访的关露传记的作者柯兴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