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打工群体中,有位方姓打工者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凭着钓鱼式维权方式,他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
　　方先生“为打官司而去打工”,的确可算是“动机不纯”,从逻辑推演上,它还会造成恶性社会效果:“企业成鱼饵”的焦虑加剧,社会中信任匮乏更为严重。所以,从康德“目的与动机都得高尚”的道德观做判断,方先生的做法当遭抨击。
　　继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控诉”事件后,农民工维权难的现状,一时间在媒体报道中形成了群景观。企业拒签合同、安全设施欠缺、工资拖欠、虐待员工等,伴随着“资强劳弱”的话语不对等语境,侵蚀了农民工的权益,更将“弱势”标签贴在了他们意识里。
　　方先生带着“寻衅”性质的“边跳槽边打官司”,看似无理取闹,实质上却透着血泪的辛酸,让人五味杂陈。他的策略不乏投机成分,但比之无良企业的蛮横欺诈,它只是枚“轻磅炸弹”。在这种叫阵中,“好战”的骂名飞来不断,但企业也为违规操作,而付出了代价,同时还给意欲妄为的企业主们,敲响一记微弱的钟鸣。可以料想,当这种出于义举的“替天行道”远扬,许多农民工心中,该何其快慰。
　　但面临多重困境的钓鱼维权,终难持久。方先生们没有三头六臂,现身每个幽暗角落;在众多道德卫士的群起攻击下,它也难以为继。如果企业的越轨,得不到法规、体制的现实约束,如果企业与员工间依旧强弱势分明,那么除了企业能洁身自律,农民工权利被当泥巴捏,就是常态。
　　“钓鱼维权”是对现行维权机制孱弱的反讽。与其大棒压向以绵薄之力做抗争的个体,不如抱着体恤之心,对不合理的话语秩序、体制漏洞发难。
　　 编辑/韩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