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莲是有过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经历，流光溢彩之后，顿作凄风苦雨。内战前离开军统的她，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劳役、羁押，饱受发肤之痛和精神折磨。晚年的她生活幸福，领有退休金，“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有着自己的述说。
　　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1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6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大概在6月8日，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9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将密本股设在乡下。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但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便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 “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戴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18000人，在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等方面，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
　　犯错误就关渣滓洞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戴老板回江山，和戴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
　　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我去过，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还是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偷偷到外面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到里面。译电科一个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三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的，三个月后出来就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毛人凤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的秘书室很小。我先去打听毛先生在不在，然后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也是江山人，我当时做招待员，毛人凤看到了，就跟那个人说，喏，她也是家乡人。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人凤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我参加老乡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的离开也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毅英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于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姜毅英还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要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9年保密局（军统局后改名为保密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运动中，我永远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我被划为“反革命”，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那时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8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我在军统工作过，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他们不让我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就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的脚，我用力一蹬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曾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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