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闲娱乐活动里，跳跳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不同凡响的是九旬老人黄宣文也会交谊舞。而且老人的交谊舞可有着不一般的来历，那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陕北学的。黄宣文离休前是中央党校办公厅（原称办公室）主任。
　　黄宣文老人因其“乐观”而闻名。中央党校的很多人都敬佩他没有烦恼的、达观的生活态度。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难道老人一生坦途如镜吗？让我们解读一下老人的经历吧。
　　黄宣文是浙江浦江人，从小家资丰厚，优越的物质环境没有使他安于享乐、养尊处优。年轻时，曾到过杭州、上海、厦门、北平等处求学。游历和求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传播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书籍，受到了一些影响；亲身的所见所闻也使他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开阔了视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宣文在上海曾亲眼目睹了日本兵在中国土地上的耀武扬威和胡作非为，非常悲愤，“国家将要亡了，家还能待得住吗！”，黄宣文怕家里人不让走，便与父母不辞而别，奔向他心中的救国的希望——延安。
　　“有理想，艰苦并不可怕”，老人回忆往事时这样说。当年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之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引下，他和同伴步行了九天到达了延安。那里的条件确实异常艰苦，他从小长在江浙鱼米之乡，家境丰盈，却硬是改成了吃小米的习惯，在1939年后最艰苦的时候，约半年的时间里只能吃盐水泡黑豆充饥。黄宣文和他的战友一样接受了种种艰苦环境的锻炼，从前走南闯北求学时形成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些初步的朴素的信念这时得到了更深刻的领会。他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预备队军事队学习，后来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留守兵团（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安全），1941年调到延安的军政学院，1942年初又调到枣园保卫班。在党的教育下，他的政治理想更加坚定和成熟起来。
　　跳舞，就是1943年在枣园学会的。黄宣文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43年第一次整风运动结束之后的事。那时侯无论多么艰苦，敌人封锁得多么严酷，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乐观的饱满的。跳舞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娱乐活动，人们在生产、练兵、战斗之余，都乐于参加这项活动。经常能看到主席、朱老总和周恩来同志等领导人来跳舞。大家穿着草鞋跳也一样跳得心情舒畅。
　　黄宣文在“文革”时期经历了一场磨难，先被隔离审查，后被关进了监狱。很多人在那个岁月里，无法承受心理的摧残磨难。可黄宣文挺得住，他在一次次的反省中坚信自己走过的路，自己从参加革命就一直在组织内生活，没脱离过组织，也没有去过“白区”，又从未向组织隐瞒过什么，何来的罪名呢？他坚信，总有一天，党会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的。九年过去了，乌云终于散尽了，四人帮垮台后，黄宣文被平了反，重新安排了职务。对于文革中的遭遇，黄宣文一点也没有耿耿于怀，怨天尤人，他想得通，“‘文革’那年月，多少老干部，多少比自己为国家做得贡献大的人都受到迫害，自己受的委屈又算什么呢？”
　　1982年，七十岁的黄宣文响应党的安排，愉快地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说起今天的生活，黄宣文感到幸福。黄宣文有一位贤惠的老伴，“文革”时，黄老被关押，最小的孩子才只有五岁，一家人多亏有老伴支撑着。后来三个大孩子分别插队到吉林、陕西、黑龙江，三个小的跟母亲在河南干校，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团聚。如今，孩子们都非常地孝顺，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老人的思想是非常超脱的，他年轻时有自己执着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去奋斗，服从组织安排，无怨无悔。老人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1945年七大后，黄宣文离开陕北，被调往东北沈阳，在东北公安总处工作，1954年又分配至吉林省公安厅工作。在公安工作的五六年时间里，经手了三千份左右的案件，在他处理的环节里找不到一处疏忽和失误。晚年老人性情平静淡泊，不喜外界打扰。平日里，生活很是规律，按时吃饭休息，饮食有度，七八分饱为宜。退休后一直坚持到颐和园散步，这是他唯一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听他自己说就是在监狱的时候，每天也要转上一小时。他去主楼很少乘电梯，上下楼梯箭步如飞。在家的时候，看看报纸，和孩子们聊聊天。老人爱好京剧，最爱看的就是电视剧的戏曲频道。这段时间几乎天天看抗战片，看着看着，老人还不时地发表他的评价，哪一块情节排得真实，哪一块排得不尽如人意……，老人的真诚可爱，令人叹服。
　　“问我为什么没烦恼，为什么总是高兴？那就对比一下过去的艰苦日子和磨难，现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呢。”老人这样说。原来道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