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口，我远远看见周浩，他余光一瞟，便知道来来往往的人中我就是要见他的人，微微点头，表情没有变化。即使他此刻没有扛着摄影机，不动声色地观察，轻巧、不紧不慢地移动步伐，依然让人想起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那句著名的论断：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
　　前几周，他导演的《棉花》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去台湾前，朋友们帮他想好了“万一”得奖该说些什么，最后他在台上只“语无伦次”说了一句：“这半年经历了很多事。有朋友答应要跟我来的，但是来不了。”
　　金马奖之后，他马不停蹄地飞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一天看四五部片，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筹集资金。“金马奖奖金好少的，人民币4万元还要扣税，到手就3万2千元”，对于独立纪录片，钱从来都是紧张的，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纪录片节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我们业内最认同的一个纪录片节了，它不是那么炫耀的，它是欧洲最大的纪录片节、市场。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棒的纪录片都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是他们表现的手法，涉及到的题材，都非常棒。”

用隐私化的角度拍普通人的故事

　　棉纺车间里，棉絮飘在空中，日光灯下，它们的姿态甚至有些美。“在拍摄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美，这就是现实吧”。现实是，车间噪音大，空气糟糕，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女工们或许是因为热，并不戴口罩。到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周浩自己也不戴了。
　　即使看了许多“中国制造”的报道，当他真正走进棉花背后的各个环节，从种植、采摘，到棉纺、制成牛仔裤，这类细节依然触动甚至惊讶到他。他对棉花感兴趣，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他发现“棉花配额”、“摘棉大迁徙”等新闻密集地出现在许多新闻报道里，以及“中国加工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传说。
　　上百万来自河南、四川等地的人口在棉花成熟的季节进疆，河南滑县是其中的典型，每年甚至有摘棉专列。而摘棉专列又是超乎想象的，绿皮火车硬座，要坐50多个小时，拥挤不堪，连座位底下都躺了人，而他的拍摄对象延威爬到了行李架上，蜷缩着睡觉。
　　延威当时不满30岁，有三个孩子，说“穷家难舍”，她和丈夫都没有外出打工，只是每一年她都要抽出几十天到新疆摘棉花，好赚到务农一年的收入。在火车上，周浩试着跟许多人聊天，当然一些人会拒绝，延威则是愿意交流的一个。周浩跟拍了她和她的几个伙伴，最后决定把她当作主要角色剪进片子里。延威性格相对突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农村小媳妇”，一天能摘140多斤的棉花，摘到手都开了花，有时候斗志昂扬说第二天要摘到150斤才罢休，有时候也在灯火彻夜不息的双层大通铺上喊累，睡不好、腰疼，说下一年怎样都不来了—实际上，后来几年她还是来了，并且自豪于自己的努力改善了家庭生活。
　　“我没有像CCTV那样做一个结论，或者一个趋势性报告。我不认为我的片子对中国纺织链条有重大的解析，我是用非常个人非常隐私化的角度来看非常普通的人的故事。”普通人新疆棉农冶文骏，带着孩子趴在地上，把棉花的苗挑出来，让他们体会劳累，希望他们以后不用再种棉花;棉纺厂的年轻女工表情麻木，工作辛苦，说要辞职，被问起想好下一份工作做什么没有，却答不上来;广交会上，牛仔裤厂谈下了一单美国生意，但要加急赶制100多条，车间的小组长拍一拍伙伴说晚上十二点前肯定搞得定，死不了，却在完工的那一刻忍不住抱怨“要被累阉掉了”。
　　没有很多人意识到，最后一個镜头里周浩的用意：那些闪烁光芒的东西是地膜，棉农并没有把前一年的地膜拉出来，土地透气性就会越来越差，再过几年，“就要废掉了”，周浩用“凄惨”来形容土地的命运。“实际上中国用很薄的利润，去夯实这个国家的基础”，周浩眼中的棉花，是这一现实的切面。
　　“若干年后看中国制造，在它的众多解读中，突然有这样的角度，你不会觉得特别复杂，就一两件很简单的事，还是会给你一点触动吧”，周浩语气一贯的不咸不淡。金马奖评审，亦曾拍摄多部纪录片的导演沈可尚评价，“周浩不是猎奇，他心很平地看他的题材”。
　　这部片子前后用了8年，朋友们感叹于他的专注，身边的老同事纷纷离开一线，或去创业“发财去了”，但周浩一提8年就要遗憾自己没有在片里体现出时间的纵深。这些年，他做了许多“无用功”，2005年到2010年集中拍摄，单是跟专列他就跟了至少三趟，最后用的主要是最后一趟的;最痛苦的还是剪辑，庞杂的素材，空间跨越大，线索多，人物命运没有特别大的起伏，每个环节仿佛都能独立成片，剪了无数个版本后，他开始质疑自己，最后把片子送给法国剪辑师剪，总算对了味，剪到中途，剪辑师却怀孕生孩子去了，进展再被打断。他总调侃，这部片子逼得他合作的摄像师袁哲都转行了——袁哲承认，在这部片制作中感受到纪录片的不可控、磨人，的确是他转行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还是个记者”

　　《棉花》的成片有些淡淡的，天山下，土地里的人们，车间内穿梭的女工，在画面中有音符感，沈可尚说，《棉花》在金马奖胜出的原因，除了议题的公共性，对美感的把控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也有观众在放映会上说，“周浩你怎么可以拍这样的片子呢？”《棉花》温吞，不像他之前的作品那般短兵相接、冲突剧烈、内容生猛、有些“暴力倾向”。周浩自己也有点惊讶，当片子终于剪辑出来，他发现“这部比较‘淡’，相对有很多偶然性在里面，原来偶然性成的片子也是成立的。”
　　“我是贵州人，我刚离开贵州的时候是带着辣椒出来的。早年我喜欢重口味的东西，就像很多贵州人来广东说海鲜配辣椒就好吃了。我来广州很多年了，我的口味发生变化了……”
　　周浩以往的片子矛盾集中。成名作《厚街》拍摄东莞出租屋内打工者的众生相，日常起居、讨债砍人，甚至还有深沉的爱情故事;《高三》拿了香港金像奖，拍的是福建武平一中的备考，琐碎、紧张、荒谬而真实，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书记》里，他把镜头伸入官场，观察政府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20的故事》和《差馆》，则在急诊室和派出所这两个充满了人们不同寻常状态的公共空间穿梭来去，人们失态、爆发、耍赖、隐忍，全在其中。 　　周浩从1992年进入《贵州日报》做记者，再到新华社，一直是记者。“新华社福利很好。那个年代是最高的，房子都分得很大。但是很多约束，有严格的纪律，我是被那个纪律逼出来的。”
　　后来到了《南方周末》又离开，做起纪录片，找选题、说服采访对象接受拍摄，这对做了十多年摄影记者的周浩来说并不难。他的脑海里总有选题存着，又喜欢去一线搜集素材做调研，尽管这些线索可能会断，他手里还攒着许多不知道是否能成片的素材。《南方周末》前同事方三文说，“周浩本质上还是个记者”。
　　方三文以前常和周浩做搭档一起出差，发现周浩总有能力和人拉近关系，一次在藏区，藏民们拿起酒瓶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他们喝，方三文就“喝不下去”，一回头周浩早就喝上了，和藏民聊得热乎。
　　拍摄《棉花》，棉农家里条件一般，很少吃肉，他有时便会请袁哲去买点回来。但这属于周浩的“职业性格”，理工出身的他从小对星空感兴趣，从来不爱围观，到现在一个人出国参加摄影节，多数时候也是安静的，外冷内热，倒和他的片子一致。沈可尚形容，周浩的片子总是“心脏掐很紧”，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很近却保持着稳妥的距离。
　　说服对方接受拍摄的方式却直接：表明来意，坦诚相待。“很简单，很多时候看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比如《书记》，当时他和《南方周末》记者郭国松回老家，跟县委书记一起吃饭，政府如何运作又是周浩脑里存了好一阵的题材，于是他就让郭帮忙问了一句，“说要拍拍他是怎么工作的”，结果对方就说了“好”。曾经有人评价，“十个人有想法，两个人去拍了，只有一个人把它剪了出来。周浩就是那个人。”
　　也不是次次顺利。想象起来相对容易的棉纺厂、牛仔裤厂，却反复沟通耗去了许多时间，“一听要拍几个月就拒绝了”。周浩原本想拍摄一个日本品牌，棉花基地在新疆，从棉纺到织布，全线生产链控制，是非常理想的拍摄对象，“厂这边几乎决定让我拍了，报到日本总部拒绝了，说不需要任何采访，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总是有人愿意表达的吧，我会说人群中有百分之十这样的人”，周浩说。这意味着，在这些生猛素材的背后，有九成的尝试是被拒绝了。好友、纪录片导演范立欣形容周浩是一个“隐居在山林里的高僧”，很少见到他，也很少有他的消息，即使获奖了也极少接受采访，却总能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拿出一个作品把大家都震了”。
　　范立欣最早被他“震”到，是多年前看《龙哥》。《龙哥》拍摄的是毒贩的故事，从烂尾楼相遇，跟到街头、出租屋，周浩甚至介入其中，龙哥找他借钱，他督促龙哥戒毒，两个男人之间混杂着友情又或许是利用的微妙关系成了影片的张力之一。最让范立欣“震”的是，这部片子拍摄过程中，龙哥消失了好几次，几个月甚至一年，“那时候我们互相还不認识，我就在想这个导演定力超群啊！拍摄对象消失了，故事没有说完，可能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结果那么戏剧性的拍摄对象又回来了”。
　　《南方周末》的前同事余刘文觉得他的片子很稳，不煽情。“他性格就是那样的，即使是跟我们说到他唯一的、心爱的女儿也都是陈述句”。他的片子也像是陈述句，观察，不下结论。

下一部片不知道能否上豆瓣

　　拍摄结束后，周浩依然会和拍摄对象保持联系，并不是为了拍续集，他总是有其他感兴趣的题材要拍。在大陆独立纪录片界，周浩是非常高产的，12年，10部片子。他说自己不够专注，连和人说话都会走神，惹得朋友生气。但他的某种思考却不会中断。如今，他还是会接到在狱中的龙哥的电话，有时候还是会给龙哥一些钱。有一次周浩对他说，“到底你在里面好还是我在外面好，等你出来后我们探讨一下人生。未必忙忙碌碌就是最好的人生”。
　　周浩极少回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厚厚一层灰。在外面跑，拍片子，“或者做些其他什么”。照看花草和宠物，朋友们说他做菜一流。他给《棉花》打分，只有7.2到7.4分，他很自然地用食物来做类比，说明自己从《厚街》、《龙哥》到《棉花》的转变：“有辣椒的时候会吃，没有辣椒的时候不会专门去找它，可以接受，不完全是我的菜”。他显示出一点对自己的不满意—或许是满意，“可能《棉花》就是八字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运气“很好”的《棉花》在拍摄开始没多久就“不幸”了一回，袁哲说“这事他见人就提”。那时周浩在河南跟拍延威，袁哲去新疆拍摄冶文骏，到了冶家里，却发现摄影机被掉包了，摄影包里被塞满了杂志。那是他们找朋友借的高清摄影机，袁哲只好打电话告诉周浩，“记得他好久没作声，叹了一口气，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第二通电话他就想到解决方式了”。周浩的好人缘帮他在新疆当地找朋友借了另一台摄影机。丢的那一台大概四万块，他到现在都没还清。
　　采访中途，路过坐在路边吃盒饭的农民工，周浩轻轻说了一句，“可能他们的收入比你我还要高呢”。十多年前，在《南方周末》的周浩已经有二十万年薪，2002年他转身拍纪录片，在21世纪传媒影像工作室领起了比一些年轻记者还要低的薪水。做记者的时候，他总觉束缚，有时无意识地踩到线，也觉得再怎样客观也会附上媒体平台的色彩，所以选择做独立电影人，用自己的话语发言。
　　余刘文说，认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他失态过，不管是遇到高兴的事还是变故，那张脸总是“控制的温和，内敛的智慧”，“从来不会因为周边的变化影响职业的发挥”。他专注起来，会“蹭蹭蹭”爬上废弃的电线杆，就为了拍一个新疆棉花地的全景镜头，把袁哲吓得不轻：“这身老骨头，还蛮拼的。”
　　“龙哥听上去很危险，因为你对他不能把控嘛，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是个选择性记忆的人，记一些快乐的事情。”
　　“他也很俗，他会在意牌桌上的输赢，爱八卦，嘴很碎，却也什么都不在意。”余刘文如此形容。朋友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十多年前，他和同事在藏区出差，在一个集市上买花生米，他一点一点地讲价，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不是抠门，是享受讲价的过程”，方三文觉得这也是他亲和力的一部分，特别生活、家长里短。所以，老朋友都喊他“周妈”。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就在“花生米讲价事件”不久，他在一个藏区寺庙附近看中了一幅唐卡，5000块钱，眼皮都不眨就买下来了，“那时候这价钱我觉得蛮贵的，但是他有追求”，当时同行的方三文回忆。唐卡太大，一路带着不方便，也搬不动，周浩就把钱付了，拜托卖家帮他寄回广州。采访结束回到家，唐卡也寄到了，他却发现家里没有一扇墙挂得下。
　　周浩说，下一部片子“是一部十倍于《棉花》的片子，在中国豆瓣打分肯定是一个9分以上的片子。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上豆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