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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闫大众专访
提起闫大众、任长箴、白波等名字，圈外人知道他们更多是从2012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开始，电视纪录片对于他们不仅仅是职业，也有一种情怀和热爱潜移默化到他们的生活中。虽然《舌尖上的中国》成为过去式，但是这几位当年的主创人员作为自由人，有怎样的从业经验和心得与读者分享？我们有幸采访到闫大众，从他的交谈中或许对喜爱纪录片以及有志于创作纪录片的人士有所启发。
从《人物》学会讲故事
闫大众在交谈中提到他并不是电视编导科班出身，当然他的专业也和影视有密切联系，从1997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毕业以后，他就来到北京，因为自己的兴趣使然，开始了自己的电视编导制作生涯。在为多个频道栏目制作过一些节目后，2002年一个机遇使他加入了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物》栏目。这个在2001年成立的栏目，由当时的制片人赵淑静带领，吸引到一批当时电视行业的高手精英。闫大众还是非常感念那段时光，“每周的审片时间，特别像一个学校，审片就是大家聚起来学习的机会，有一种参与感。”
在《人物》栏目闫大众有机会拍摄不同行业的名人，拍得越多也慢慢琢磨出门道，他体会到无论主人公是医生、画家、哪一行业有影响力的人，最终都归结到人，男人、女人，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些关系身份属性上。而这些人物的专业和职业只是附着在人物上的“衣服”。有的人物内容“好看”，有的“衣服”好看，有的是“好看”的人有“好看”的衣服，这就相当训练编导讲故事的能力。就看在当时30分钟的节目时长里怎么讲，侧重讲人物的哪个侧面，慢慢找到讲故事的感觉和方法。在他看来当时《人物》栏目会聚了电视圈里的一些精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职业氛围中，使得他能够在实践中获得不断学习的机会。在那样的集体中，每个编导都有各自的喜好和特点，大家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人物》栏目锻炼了闫大众用影像讲故事的能力，在他看来无论是拍剧情电影还是纪录片，重点都是用镜头语言讲故事，如何讲得精彩。
2006年闫大众离开《人物》栏目，开始真正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仍然经常参与电视台的纪录片项目。2008年他和任长箴等人又参与了北京电视台纪录片《北京记忆》的制作，这是一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立项拍摄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规避了以往那种较为空洞的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北京原住民和各类新北京人的个体生活感悟角度展开的纪录片，后来几乎囊括了当年电视纪录片领域的各个重要奖项。而闫大众担任该片第一集和第七集的分集导演工作，可以说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之前，他的纪录片业务能力已经为更多业内人士认可。
纪录片制作中的策划调研
当任长箴在2011年负责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立项的《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导演一职时，因为长期合作积累下的对于闫大众制作经验的了解和信任，闫大众受邀成为该片七个分集导演之一，同时最初的样片制作也是由他们来负责，需要为整个系列纪录片定一个基调风格，便于分成的七组人员（每组是一个编导配两到三个摄像师的配置）统一思想，诸如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人物的拍摄角度，景别的运用标准等等，这样才能使来自不同从业背景的创作者的最终成片风格看上去更加协调统一。
在《舌尖上的中国》在前期策划阶段，整个团队参照观看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诸如BBC的纪录片《人类星球》这些当时最好的一些纪录片。同时团队请来了台湾《汉声》杂志的调研员来一起进行调研策划，买全了当时能够买到的《华夏地理》等杂志，首先从杂志上进行筛选，通过杂志发现好看的视觉内容，再筛选物产和人物，一步步缩小包围圈。他们采用的一个方法是把这些杂志都拆分开，然后把觉得有用的部分都挂起来，这样更加直观明了。
通过这些杂志内容，去选择整理拍摄的方向和思路之一，这些前人基础的工作为整个纪录片的策划提供大量资料和信息，节省了很多调查成本。在整个前期策划和调研期间，整个团队都是处于海绵吸水的状态，集中时间大量去看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电影，还请来美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
闫大众提到《舌尖上的中国》作为每集50分钟标准长度的纪录片，如何驾驭这50分钟长度的结构，尽量做到时时抓住观众目光，以平均5分钟左右展开一个故事的节奏，怎么拉开这故事和故事之间的反差。这就需要在前期选择时要考虑到地域、人物、食材等变化，在观众即将感觉视觉疲劳的时候，“啪”迅速切换到下一个故事。他反复强调策划在纪录片拍摄中的重要性，为什么拍这个地方，如何选点和创作思路是什么，而摄影的呈现则是帮助你完成这些想法。
在这里他举了在广西东兴拍摄京族高跷捕鱼的例子，因为近海已经无鱼可捕，这项手艺已经沦为一种表演项目，只有少数老人才会，成为旅游节上的节目而已，失去了生活的鲜活，这和调研时设想的画面不太一致。但从主题上，这恰恰反映出环境对人的生活习惯、对人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一段就这样呈现到最终的成片中，当然还有一些精彩的或者类似的故事，并没有被剪辑进最后的成片。
灵活机动的纪录片摄影时代到来
早在2010年在上海拍摄相关纪录片时，为了追求电影的那种景深效果，闫大众和任长箴就开始尝试当时的一种技术，在摄像机前加装一套转接设备，这样可以通过转接各种照相机镜头，当然因为摄像机拍摄的是这种附件设备上玻璃上的成像，所以光圈会减少平均一挡半，但是相比过去的电影机大大节省了成本，画面的电影感也更强。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快诸如单反相机拍摄视频技术的出现，以及各种大画幅摄像机的涌现，让闫大众这样的纪录片人逐渐可以突破过去传统大机器的束缚，有了更加灵活便捷的设备，可以发挥其创作自由度，可以更好地完成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
《舌尖上的中国》当时就是采用了索尼刚刚推出的PMW-F3摄像机，当然也使用到一些单反相机等机型，可以说这部影片踩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步点上，赶上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创立和轻型电影感摄像设备兴起的潮流上，不同于以往过于纪实的大景深镜头风格的纪录片，通过精心的故事叙述和富有电影感的画面，《舌尖上的中国》把很多国内观众吸引到纪录片这一门类，而灵活的器材在这其中也是功不可没。
在采访中，闫大众认为器材始终只是为内容来服务的，制作纪录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理解和观察。“活着，你敏感着，你关注着，就行了，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必须、一定，我觉得谁都能做，只要你想做。”
在纪录片这个片种，小型化电影感设备的出现带来的意义可能更容易观察到，闫大众提到纪录片和摄像的关系不同于影视剧和摄像的关系，很多纪录片的导演自己都会拍摄，当然也有因为预算有限等客观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纪录片拍摄时候更加即兴，除了提前与摄像师充分沟通，拍摄时导演一般在现场不会再去干扰摄像师的拍摄。从选题到播出，在他看来，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更像一个作坊，有时候要求导演必须拍摄、剪辑全能，相比工业化的影视剧制作还是不太一样。
提起闫大众、任长箴、白波等名字，圈外人知道他们更多是从2012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开始，电视纪录片对于他们不仅仅是职业，也有一种情怀和热爱潜移默化到他们的生活中。虽然《舌尖上的中国》成为过去式，但是这几位当年的主创人员作为自由人，有怎样的从业经验和心得与读者分享？我们有幸采访到闫大众，从他的交谈中或许对喜爱纪录片以及有志于创作纪录片的人士有所启发。
从《人物》学会讲故事
闫大众在交谈中提到他并不是电视编导科班出身，当然他的专业也和影视有密切联系，从1997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毕业以后，他就来到北京，因为自己的兴趣使然，开始了自己的电视编导制作生涯。在为多个频道栏目制作过一些节目后，2002年一个机遇使他加入了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物》栏目。这个在2001年成立的栏目，由当时的制片人赵淑静带领，吸引到一批当时电视行业的高手精英。闫大众还是非常感念那段时光，“每周的审片时间，特别像一个学校，审片就是大家聚起来学习的机会，有一种参与感。”
在《人物》栏目闫大众有机会拍摄不同行业的名人，拍得越多也慢慢琢磨出门道，他体会到无论主人公是医生、画家、哪一行业有影响力的人，最终都归结到人，男人、女人，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些关系身份属性上。而这些人物的专业和职业只是附着在人物上的“衣服”。有的人物内容“好看”，有的“衣服”好看，有的是“好看”的人有“好看”的衣服，这就相当训练编导讲故事的能力。就看在当时30分钟的节目时长里怎么讲，侧重讲人物的哪个侧面，慢慢找到讲故事的感觉和方法。在他看来当时《人物》栏目会聚了电视圈里的一些精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职业氛围中，使得他能够在实践中获得不断学习的机会。在那样的集体中，每个编导都有各自的喜好和特点，大家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人物》栏目锻炼了闫大众用影像讲故事的能力，在他看来无论是拍剧情电影还是纪录片，重点都是用镜头语言讲故事，如何讲得精彩。
2006年闫大众离开《人物》栏目，开始真正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仍然经常参与电视台的纪录片项目。2008年他和任长箴等人又参与了北京电视台纪录片《北京记忆》的制作，这是一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立项拍摄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规避了以往那种较为空洞的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北京原住民和各类新北京人的个体生活感悟角度展开的纪录片，后来几乎囊括了当年电视纪录片领域的各个重要奖项。而闫大众担任该片第一集和第七集的分集导演工作，可以说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之前，他的纪录片业务能力已经为更多业内人士认可。
纪录片制作中的策划调研
当任长箴在2011年负责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立项的《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导演一职时，因为长期合作积累下的对于闫大众制作经验的了解和信任，闫大众受邀成为该片七个分集导演之一，同时最初的样片制作也是由他们来负责，需要为整个系列纪录片定一个基调风格，便于分成的七组人员（每组是一个编导配两到三个摄像师的配置）统一思想，诸如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人物的拍摄角度，景别的运用标准等等，这样才能使来自不同从业背景的创作者的最终成片风格看上去更加协调统一。
在《舌尖上的中国》在前期策划阶段，整个团队参照观看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诸如BBC的纪录片《人类星球》这些当时最好的一些纪录片。同时团队请来了台湾《汉声》杂志的调研员来一起进行调研策划，买全了当时能够买到的《华夏地理》等杂志，首先从杂志上进行筛选，通过杂志发现好看的视觉内容，再筛选物产和人物，一步步缩小包围圈。他们采用的一个方法是把这些杂志都拆分开，然后把觉得有用的部分都挂起来，这样更加直观明了。
通过这些杂志内容，去选择整理拍摄的方向和思路之一，这些前人基础的工作为整个纪录片的策划提供大量资料和信息，节省了很多调查成本。在整个前期策划和调研期间，整个团队都是处于海绵吸水的状态，集中时间大量去看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电影，还请来美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
闫大众提到《舌尖上的中国》作为每集50分钟标准长度的纪录片，如何驾驭这50分钟长度的结构，尽量做到时时抓住观众目光，以平均5分钟左右展开一个故事的节奏，怎么拉开这故事和故事之间的反差。这就需要在前期选择时要考虑到地域、人物、食材等变化，在观众即将感觉视觉疲劳的时候，“啪”迅速切换到下一个故事。他反复强调策划在纪录片拍摄中的重要性，为什么拍这个地方，如何选点和创作思路是什么，而摄影的呈现则是帮助你完成这些想法。
在这里他举了在广西东兴拍摄京族高跷捕鱼的例子，因为近海已经无鱼可捕，这项手艺已经沦为一种表演项目，只有少数老人才会，成为旅游节上的节目而已，失去了生活的鲜活，这和调研时设想的画面不太一致。但从主题上，这恰恰反映出环境对人的生活习惯、对人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一段就这样呈现到最终的成片中，当然还有一些精彩的或者类似的故事，并没有被剪辑进最后的成片。
灵活机动的纪录片摄影时代到来
早在2010年在上海拍摄相关纪录片时，为了追求电影的那种景深效果，闫大众和任长箴就开始尝试当时的一种技术，在摄像机前加装一套转接设备，这样可以通过转接各种照相机镜头，当然因为摄像机拍摄的是这种附件设备上玻璃上的成像，所以光圈会减少平均一挡半，但是相比过去的电影机大大节省了成本，画面的电影感也更强。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快诸如单反相机拍摄视频技术的出现，以及各种大画幅摄像机的涌现，让闫大众这样的纪录片人逐渐可以突破过去传统大机器的束缚，有了更加灵活便捷的设备，可以发挥其创作自由度，可以更好地完成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
《舌尖上的中国》当时就是采用了索尼刚刚推出的PMW-F3摄像机，当然也使用到一些单反相机等机型，可以说这部影片踩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步点上，赶上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创立和轻型电影感摄像设备兴起的潮流上，不同于以往过于纪实的大景深镜头风格的纪录片，通过精心的故事叙述和富有电影感的画面，《舌尖上的中国》把很多国内观众吸引到纪录片这一门类，而灵活的器材在这其中也是功不可没。
在采访中，闫大众认为器材始终只是为内容来服务的，制作纪录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理解和观察。“活着，你敏感着，你关注着，就行了，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必须、一定，我觉得谁都能做，只要你想做。”
在纪录片这个片种，小型化电影感设备的出现带来的意义可能更容易观察到，闫大众提到纪录片和摄像的关系不同于影视剧和摄像的关系，很多纪录片的导演自己都会拍摄，当然也有因为预算有限等客观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纪录片拍摄时候更加即兴，除了提前与摄像师充分沟通，拍摄时导演一般在现场不会再去干扰摄像师的拍摄。从选题到播出，在他看来，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更像一个作坊，有时候要求导演必须拍摄、剪辑全能，相比工业化的影视剧制作还是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