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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心,自古以来就为西南蛮荒之地,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历史开发晚,多民族共存,儒释道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在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傩文化为代表的神秘浪漫的民族文化特质,以“桃花源”人为原型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以梵净山生态文化为代表的和谐共存的生存意识以及铜仁人崇尚勇武、憨直淳朴的文化性格。
【关键词】铜仁;地域文化;形成机制;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词中的地域,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和前提因素,本文中的“文化”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文化,即“一种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1]包括三个内容:不同区域内的人们逐渐形成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创造的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物质文化成果;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似或相同的性格心理、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文化特质。
地域文化的形成,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发展于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铜仁,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武陵山腹地,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地区,无论从其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还是从其文化发展形态上来看,均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地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铜仁地区地理环境分析
铜仁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四川盆地过渡的东斜坡地带,东经107°46′00″—107°25′05″,北纬27°07′43″—29°05′23″,全区18023平方公里,区内西北部地势较高,向东南侧逐渐降低。
1、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梵净山主峰所在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山脉绵延之地,主要包括湘鄂渝黔省市的四大边区,具体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的五个区县: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2]梵净山海拔2572米,为武陵山山脉的主峰,大约形成于10—14亿年前,是我国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梵净山横亘于铜仁中部,并将铜仁全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2、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和卡斯特岩溶地貌
梵净山、佛顶山一线以东地区,属于洞庭湖水系的沅江上游地区,总面积7109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40%多。海拔多在300—800米之间,地表多为厚达4—6米的红色或黄红色的土层,褶皱较宽、切割较浅、地势平缓,相对落差一般在50—100米之间,是一个丘陵、低山、河谷、坝子错落其间的丘陵地区。
梵净山、佛顶山一线以西为铜仁西部地区,海拔多在600—1000米之间,有多座1000米以上的高峰,地处乌江的中下游,面积10914平方公里,约占全区面积的60%。地表多为石灰岩组成,漏斗、暗河分布普遍,由于岩溶活动和长期的雨水冲刷,形成大量的石笋、石芽,如思南的石林。这个地区的南北向山梁呈梳妆紧密排列,形成一条条长长的大致平行的地表大褶皱以及褶皱之间的地表岩层断裂带,断裂带附近多有温泉出露,如著名的石阡温泉。
3、河流众多、水系密布
根据《铜仁府志》的记载,铜仁地区有两条江,一条大江,一条小江,“大小江皆发源于梵净山之东。大江有支二:一出刘家溪,入宙罗江,迳太平场;一出太子石,迳金盖坪,入交界河”[3]p26。两条江在现在的铜仁市区内汇合,并称之为锦江,最后流向湖南麻阳。在铜仁境内全长158公里,流域面积4068平方公里,是铜仁境内最主要的河流。
东部为沅江上游地区,沅江在此地区有三条支流,东北有松桃河、东南有车坝河、正东有锦江。其中锦江是这一地区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西部主要的河流还有乌江,从石阡本庄进入铜仁地区,流经思南、德江、沿河,至沿河塘坝进入四川,流程268平方公里,从南至北纵贯西部地区。
4、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
铜仁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全区年平均气温16℃,七月平均气温28℃,一月平均气温3℃。全区常年平均降水量1100—1400毫米之间,雨水量充足,但分布并不均匀。由于梵净山脉对东南季风的阻挡,东麓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多达1650毫米,西部地区则年平均降水量只在1100—1300之间。
5、土壤类型多样,侵蚀性较严重,利用率低
全区土壤类型多样,有红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壤、潮土、水稻土、石灰土7个土类,21个亚类,48个土属,92个土种。土壤总面积2000余万亩,其中耕作土壤300多万亩,自然土壤1700多万亩。黄壤是铜仁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面积1403.3万亩,占全区土壤总面积的55.6%,大多分布在海拔500—1400米的山地,德江、沿河、思南、石阡、印江是主要分布区,黄壤地带一般侵蚀较为严重,土体浅薄,土体中多还有未风化的碎石块,故农业利用水平低,耕作粗放,作物产量低。[1]
二、铜仁地区历史文化环境分析
1、铜仁地区历史发展沿革
《铜仁府志·地理志》根据《禹贡》,认为铜仁远古时期属于“荆州荒裔,蛮荒之地”、“梁州之南裔,荆州之西鄙”[3]p10,位于荆州西部,梁州南面。
春秋时,铜仁属于楚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使将军庄硚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硚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p10。巴、黔中以西,直至滇池,都是夜郎国地,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相距不过百里,也必为庄硚所占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庄硚从沅水伐夜郎国,至且兰系船上岸步战。沅水即今天贵州的镇阳江,流经施秉、镇远,青溪、玉屏流入湖南。顺沅水进入贵州,最远船可达镇远,所以当时的铜仁应属于且兰境内,降于庄硚而归属楚国。
战国时,仍属于楚黔中地,秦时属黔中郡。《括地志》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二十二里。胡三省注,谓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秦黔中郡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一说在“临沅”即今湘西北常德市市区一带。
汉时铜仁属武陵郡辰阳县,隶属荆州刺史部。三国时期,初属蜀汉,后属吴国。晋时仍属荆州,“按通志:晋平吴,荆州郡县屡有分析,武陵郡仍属荆州。”[3]p11
唐代时属黔中道。两宋时期,今铜仁分属夔州路的思州、绍庆府及荆湖北路的沅州。元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基于羁縻政策的土司制度,属思州安抚司管辖。
明代,铜仁境内大姓归附,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司,结束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等临近省区的零散状况。同年,在今铜仁境内设思南、铜仁、石阡、乌罗四府,分辖不同区域,后乌罗废。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设松桃厅,由此铜仁境内有铜仁府、思南府、石阡府和松桃直隶厅。
经民国和建国之后,铜仁境内的设置又多次变革,直到1987年国务院批准原铜仁县置(县级),才形成现在的建置情况。
2、铜仁地区的民族文化典型——傩文化
傩是一种驱逐仪式,是靠仪式和心理的力量驱逐邪恶事物的过程,这是一种源于巫术时代的文化遗存。明朝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风俗》卷一记载:“蛮獠杂居,音语各异。……渐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铜仁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等原因,至今仍保存着完好的傩文化。铜仁地区的傩文化活动有“冲傩”和“还愿”两大类。家中有人生了急病、受了灾害,就会请傩法师来“冲傩”。傩法师法术高超,可以上通天曹、下通地府,威力无穷,可以用法术惩罚鬼邪。“还愿”是一种酬谢神灵的活动,主人事先许下“愿”,如果愿望得以实现,就会选定良辰吉日请傩法师来举行傩祭“还愿”。
3、汉儒文化的的传入及影响
铜仁真正受到汉儒文化的重大影响,是在明朝。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对贵州进行武力征服后,不再采用羁縻制度,而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为了加强这种集权统治的需要,明朝统治者注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贵州少数民族的上层实施教化,朱元璋认为,“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据此开始在贵州省开设各种学校,教授儒家文化,进行文化教化。铜仁地区先后设置了思南、思州等宣慰学和思南、石阡、铜仁等府学、清浪卫学以及十多个社学。
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对铜仁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开始说汉话、写汉字,儒家礼仪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使用汉姓汉名,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道德逐渐向体系化、理论化发展。
三、铜仁地域文化生成的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找出铜仁文化形成的地理及人文环境因素,由此得出铜仁地域文化的特点。
1、铜仁地区气候适宜,四季分明,温暖湿润,自然资源丰富,河流众多,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创造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铜仁市漾头镇杜家园和岩董两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残片、陶器残片,证明铜仁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人类繁衍生息。
2、铜仁地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河流众多,“铜仁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坦地,偶有平坦,率皆缘溪萦转,山所在即川所在。”[3]p15降水量充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环境,但山地较多,土壤肥沃度低,可耕土地面积较少,决定了此地属于山地农业,发展缓慢,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也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3、铜仁位于中国西南部,古代一直属于蛮荒之地,多丘陵、山地,交通闭塞,开发较晚,虽然造成了对外交流的困难,但也为地域文化的形成搭建了相对真空的空间,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4、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和自然生态长期保持完好,不仅使民族文化的创造传承成为可能,而且也成为滋生巫鬼文化得天独厚的土壤。
5、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历史上归属的变化和战争、人口迁移的影响,使铜仁地域文化中包含了汉儒文化、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文化、楚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因子。
四、铜仁地域文化的特征
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传统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汉文化的有选择的吸收,形成了丰富、多元的铜仁地区的地域文化,山地经济、神秘浪漫、崇尚勇武为主体,显出开放性、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1、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
武陵山脉贯穿铜仁全境,境内群山起伏,溪河穿梭,是中国典型的山区,必然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铜仁地区农业也形成一种以山地农业为主的复合式经济生活。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除种植外,采集山货、特产和少量的牲畜喂养也是生活的重要补充。铜仁地区森林资源、药材资源和土特产丰富,桐油、生漆、天麻是铜仁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山地农业的缓慢发展及较晚的对外融通,也使传统意义上的铜仁人具有较少的商人品格,不善经商,这一点从笔者了解的情况,铜仁市做生意的多为湖南人。
2、神秘浪漫的民族文化特质
傩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傩祭戏、傩面具,另有上刀山、下火池、过天桥、下油锅等绝技。神秘的傩戏表现出了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的原始崇拜和生命意识的冲动。傩画像(神案)、傩面具(脸谱),形态朴实夸张、色彩艳丽,千姿百态,对比强烈,透视出人类心灵深处原始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未来的美好追求的强烈愿望。这种巫鬼文化,深深沉淀在生活在铜仁地区的人们的心理中,形成一种神秘而又浪漫的文化特质: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人事的乐观豁达,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望,对大自然无限的敬畏。
3、追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
傩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对铜仁地区的地域文化形成有很大影响,梵净山的博大深邃,成为佛教弥勒道场,中国五大佛教圣地之一;道家的归于自然地思想,让铜仁人把追求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道家文化的接受使铜仁人性格中形成了追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亲近自然地意识。近年,已经有人从多方面考证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应该就是在武陵深处的铜仁。[7]桃花源中那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无论魏晋”怡然自乐的情景,与铜仁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村寨的生活情境几乎相同。
4、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意识
人与自然地和谐生存。人们普遍敬奉山神、土地神,随处可见的土地庙证明了这一点。铜仁有着对古树的敬仰,在少数民族村寨周围都会有许多古树,一旦被认定为风水树,必严加保护,禁止砍伐,许多关于山、石、树的民间神话传说从心理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禁止人为破坏的功用。
人与人的和谐。土家族、苗族等都对祖先充满敬重并崇拜神祉,其实是为求得人间的平衡、和谐与安宁。傩戏为驱鬼避邪,是娱神之戏,后又加进历史掌故,以及经典传说,又达到娱人的目的。民间的花灯花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民族,大家都可参与,献技献艺,使人处在和融之中。古朴、粗放的民风民情,数十人捕鱼,数百人围猎,哪家有事务,满寨人出动,这种齐心协力和谐的铺陈与局面,就是人与人和谐的自然典型。
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存。“铜仁”之名的来历,就是渔人在江心石山下挽起三尊铜像,经识为孔子、老子和释子,遂将万安县改为铜人县,后又为固仁义,才改为“铜仁”县,且向民解释为三个铜人。儒、道、释同尊,这种信仰的和谐,也算是铜仁地域文化中的一个特色。[8]
5、崇尚勇武、憨直淳朴的文化性格
在铜仁地区世居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的民间文化中,歌颂勇敢的民族精神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在史诗、传说、神话和故事中,如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古老话》都有许多对英勇行为的描述和颂扬。
从苗族的祖先蚩尤大战黄帝,血洒疆场,到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明朝土、苗兵丁赴东南沿海抗倭,清朝时苗族人民与清军的英勇搏斗,近代史上铜仁地区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这些斗争都强化了铜仁地域文化品格中这种尚武英勇的民族性格。乾隆《贵州通志·地理·苗蛮》卷七记载:“蛮人,惰耕作,喜渔猎,性犷悍,出入必带刀弩。”尚武文化铸就了铜仁人好勇斗狠、粗犷豪迈的性格。[5]
铜仁人民风淳朴,性格中保留着憨直、淳朴、友善的特质,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铜仁人至今仍保留着这种遗风,遇有外乡来客,热情款待,真诚自然,毫无矫饰。
参考文献
[1]侯长林.铜仁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贵州省2001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2]胡萍,蔡清万.武陵地区地域性文化与地方文献[J].图书馆,2006(3).
[3]铜仁府志卷二·地理志[Z].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4]铜仁市的建置沿革[OL].铜仁门户网(http://www.trgov.gov.cn/).
[5]黄伯权.论武陵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2(4).
[6]龙云清.铜仁地区汉儒文化教育的初轫研究[J].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6(1).
[7]侯长林.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关于“桃花源”原型新说[J].黑龙江史志,2009(16).
[8]赵幼立.“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文化内涵[Z].土家族文化网,http://www.tujiazu.org.cn/contant.asp?channelid=5&classid=21&id=1573.
本研究为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作者简介:代亚松,河南开封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旅游文化等。
【关键词】铜仁;地域文化;形成机制;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一词中的地域,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和前提因素,本文中的“文化”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文化,即“一种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1]包括三个内容:不同区域内的人们逐渐形成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创造的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物质文化成果;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似或相同的性格心理、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文化特质。
地域文化的形成,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发展于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铜仁,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武陵山腹地,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地区,无论从其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还是从其文化发展形态上来看,均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地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铜仁地区地理环境分析
铜仁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四川盆地过渡的东斜坡地带,东经107°46′00″—107°25′05″,北纬27°07′43″—29°05′23″,全区18023平方公里,区内西北部地势较高,向东南侧逐渐降低。
1、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梵净山主峰所在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山脉绵延之地,主要包括湘鄂渝黔省市的四大边区,具体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的五个区县: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2]梵净山海拔2572米,为武陵山山脉的主峰,大约形成于10—14亿年前,是我国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梵净山横亘于铜仁中部,并将铜仁全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2、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和卡斯特岩溶地貌
梵净山、佛顶山一线以东地区,属于洞庭湖水系的沅江上游地区,总面积7109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40%多。海拔多在300—800米之间,地表多为厚达4—6米的红色或黄红色的土层,褶皱较宽、切割较浅、地势平缓,相对落差一般在50—100米之间,是一个丘陵、低山、河谷、坝子错落其间的丘陵地区。
梵净山、佛顶山一线以西为铜仁西部地区,海拔多在600—1000米之间,有多座1000米以上的高峰,地处乌江的中下游,面积10914平方公里,约占全区面积的60%。地表多为石灰岩组成,漏斗、暗河分布普遍,由于岩溶活动和长期的雨水冲刷,形成大量的石笋、石芽,如思南的石林。这个地区的南北向山梁呈梳妆紧密排列,形成一条条长长的大致平行的地表大褶皱以及褶皱之间的地表岩层断裂带,断裂带附近多有温泉出露,如著名的石阡温泉。
3、河流众多、水系密布
根据《铜仁府志》的记载,铜仁地区有两条江,一条大江,一条小江,“大小江皆发源于梵净山之东。大江有支二:一出刘家溪,入宙罗江,迳太平场;一出太子石,迳金盖坪,入交界河”[3]p26。两条江在现在的铜仁市区内汇合,并称之为锦江,最后流向湖南麻阳。在铜仁境内全长158公里,流域面积4068平方公里,是铜仁境内最主要的河流。
东部为沅江上游地区,沅江在此地区有三条支流,东北有松桃河、东南有车坝河、正东有锦江。其中锦江是这一地区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西部主要的河流还有乌江,从石阡本庄进入铜仁地区,流经思南、德江、沿河,至沿河塘坝进入四川,流程268平方公里,从南至北纵贯西部地区。
4、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
铜仁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全区年平均气温16℃,七月平均气温28℃,一月平均气温3℃。全区常年平均降水量1100—1400毫米之间,雨水量充足,但分布并不均匀。由于梵净山脉对东南季风的阻挡,东麓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多达1650毫米,西部地区则年平均降水量只在1100—1300之间。
5、土壤类型多样,侵蚀性较严重,利用率低
全区土壤类型多样,有红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壤、潮土、水稻土、石灰土7个土类,21个亚类,48个土属,92个土种。土壤总面积2000余万亩,其中耕作土壤300多万亩,自然土壤1700多万亩。黄壤是铜仁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面积1403.3万亩,占全区土壤总面积的55.6%,大多分布在海拔500—1400米的山地,德江、沿河、思南、石阡、印江是主要分布区,黄壤地带一般侵蚀较为严重,土体浅薄,土体中多还有未风化的碎石块,故农业利用水平低,耕作粗放,作物产量低。[1]
二、铜仁地区历史文化环境分析
1、铜仁地区历史发展沿革
《铜仁府志·地理志》根据《禹贡》,认为铜仁远古时期属于“荆州荒裔,蛮荒之地”、“梁州之南裔,荆州之西鄙”[3]p10,位于荆州西部,梁州南面。
春秋时,铜仁属于楚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使将军庄硚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硚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p10。巴、黔中以西,直至滇池,都是夜郎国地,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相距不过百里,也必为庄硚所占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庄硚从沅水伐夜郎国,至且兰系船上岸步战。沅水即今天贵州的镇阳江,流经施秉、镇远,青溪、玉屏流入湖南。顺沅水进入贵州,最远船可达镇远,所以当时的铜仁应属于且兰境内,降于庄硚而归属楚国。
战国时,仍属于楚黔中地,秦时属黔中郡。《括地志》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二十二里。胡三省注,谓秦黔中郡地,非唐黔州地也。宋白曰:秦黔中郡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一说在“临沅”即今湘西北常德市市区一带。
汉时铜仁属武陵郡辰阳县,隶属荆州刺史部。三国时期,初属蜀汉,后属吴国。晋时仍属荆州,“按通志:晋平吴,荆州郡县屡有分析,武陵郡仍属荆州。”[3]p11
唐代时属黔中道。两宋时期,今铜仁分属夔州路的思州、绍庆府及荆湖北路的沅州。元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基于羁縻政策的土司制度,属思州安抚司管辖。
明代,铜仁境内大姓归附,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司,结束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等临近省区的零散状况。同年,在今铜仁境内设思南、铜仁、石阡、乌罗四府,分辖不同区域,后乌罗废。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设松桃厅,由此铜仁境内有铜仁府、思南府、石阡府和松桃直隶厅。
经民国和建国之后,铜仁境内的设置又多次变革,直到1987年国务院批准原铜仁县置(县级),才形成现在的建置情况。
2、铜仁地区的民族文化典型——傩文化
傩是一种驱逐仪式,是靠仪式和心理的力量驱逐邪恶事物的过程,这是一种源于巫术时代的文化遗存。明朝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风俗》卷一记载:“蛮獠杂居,音语各异。……渐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铜仁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等原因,至今仍保存着完好的傩文化。铜仁地区的傩文化活动有“冲傩”和“还愿”两大类。家中有人生了急病、受了灾害,就会请傩法师来“冲傩”。傩法师法术高超,可以上通天曹、下通地府,威力无穷,可以用法术惩罚鬼邪。“还愿”是一种酬谢神灵的活动,主人事先许下“愿”,如果愿望得以实现,就会选定良辰吉日请傩法师来举行傩祭“还愿”。
3、汉儒文化的的传入及影响
铜仁真正受到汉儒文化的重大影响,是在明朝。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对贵州进行武力征服后,不再采用羁縻制度,而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为了加强这种集权统治的需要,明朝统治者注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贵州少数民族的上层实施教化,朱元璋认为,“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据此开始在贵州省开设各种学校,教授儒家文化,进行文化教化。铜仁地区先后设置了思南、思州等宣慰学和思南、石阡、铜仁等府学、清浪卫学以及十多个社学。
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对铜仁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开始说汉话、写汉字,儒家礼仪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使用汉姓汉名,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道德逐渐向体系化、理论化发展。
三、铜仁地域文化生成的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找出铜仁文化形成的地理及人文环境因素,由此得出铜仁地域文化的特点。
1、铜仁地区气候适宜,四季分明,温暖湿润,自然资源丰富,河流众多,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创造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铜仁市漾头镇杜家园和岩董两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残片、陶器残片,证明铜仁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人类繁衍生息。
2、铜仁地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河流众多,“铜仁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坦地,偶有平坦,率皆缘溪萦转,山所在即川所在。”[3]p15降水量充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环境,但山地较多,土壤肥沃度低,可耕土地面积较少,决定了此地属于山地农业,发展缓慢,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也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3、铜仁位于中国西南部,古代一直属于蛮荒之地,多丘陵、山地,交通闭塞,开发较晚,虽然造成了对外交流的困难,但也为地域文化的形成搭建了相对真空的空间,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4、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和自然生态长期保持完好,不仅使民族文化的创造传承成为可能,而且也成为滋生巫鬼文化得天独厚的土壤。
5、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历史上归属的变化和战争、人口迁移的影响,使铜仁地域文化中包含了汉儒文化、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文化、楚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因子。
四、铜仁地域文化的特征
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传统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汉文化的有选择的吸收,形成了丰富、多元的铜仁地区的地域文化,山地经济、神秘浪漫、崇尚勇武为主体,显出开放性、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1、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
武陵山脉贯穿铜仁全境,境内群山起伏,溪河穿梭,是中国典型的山区,必然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铜仁地区农业也形成一种以山地农业为主的复合式经济生活。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除种植外,采集山货、特产和少量的牲畜喂养也是生活的重要补充。铜仁地区森林资源、药材资源和土特产丰富,桐油、生漆、天麻是铜仁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山地农业的缓慢发展及较晚的对外融通,也使传统意义上的铜仁人具有较少的商人品格,不善经商,这一点从笔者了解的情况,铜仁市做生意的多为湖南人。
2、神秘浪漫的民族文化特质
傩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傩祭戏、傩面具,另有上刀山、下火池、过天桥、下油锅等绝技。神秘的傩戏表现出了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的原始崇拜和生命意识的冲动。傩画像(神案)、傩面具(脸谱),形态朴实夸张、色彩艳丽,千姿百态,对比强烈,透视出人类心灵深处原始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未来的美好追求的强烈愿望。这种巫鬼文化,深深沉淀在生活在铜仁地区的人们的心理中,形成一种神秘而又浪漫的文化特质: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人事的乐观豁达,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望,对大自然无限的敬畏。
3、追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
傩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对铜仁地区的地域文化形成有很大影响,梵净山的博大深邃,成为佛教弥勒道场,中国五大佛教圣地之一;道家的归于自然地思想,让铜仁人把追求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道家文化的接受使铜仁人性格中形成了追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亲近自然地意识。近年,已经有人从多方面考证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应该就是在武陵深处的铜仁。[7]桃花源中那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无论魏晋”怡然自乐的情景,与铜仁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村寨的生活情境几乎相同。
4、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意识
人与自然地和谐生存。人们普遍敬奉山神、土地神,随处可见的土地庙证明了这一点。铜仁有着对古树的敬仰,在少数民族村寨周围都会有许多古树,一旦被认定为风水树,必严加保护,禁止砍伐,许多关于山、石、树的民间神话传说从心理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禁止人为破坏的功用。
人与人的和谐。土家族、苗族等都对祖先充满敬重并崇拜神祉,其实是为求得人间的平衡、和谐与安宁。傩戏为驱鬼避邪,是娱神之戏,后又加进历史掌故,以及经典传说,又达到娱人的目的。民间的花灯花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民族,大家都可参与,献技献艺,使人处在和融之中。古朴、粗放的民风民情,数十人捕鱼,数百人围猎,哪家有事务,满寨人出动,这种齐心协力和谐的铺陈与局面,就是人与人和谐的自然典型。
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存。“铜仁”之名的来历,就是渔人在江心石山下挽起三尊铜像,经识为孔子、老子和释子,遂将万安县改为铜人县,后又为固仁义,才改为“铜仁”县,且向民解释为三个铜人。儒、道、释同尊,这种信仰的和谐,也算是铜仁地域文化中的一个特色。[8]
5、崇尚勇武、憨直淳朴的文化性格
在铜仁地区世居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的民间文化中,歌颂勇敢的民族精神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在史诗、传说、神话和故事中,如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古老话》都有许多对英勇行为的描述和颂扬。
从苗族的祖先蚩尤大战黄帝,血洒疆场,到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明朝土、苗兵丁赴东南沿海抗倭,清朝时苗族人民与清军的英勇搏斗,近代史上铜仁地区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这些斗争都强化了铜仁地域文化品格中这种尚武英勇的民族性格。乾隆《贵州通志·地理·苗蛮》卷七记载:“蛮人,惰耕作,喜渔猎,性犷悍,出入必带刀弩。”尚武文化铸就了铜仁人好勇斗狠、粗犷豪迈的性格。[5]
铜仁人民风淳朴,性格中保留着憨直、淳朴、友善的特质,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铜仁人至今仍保留着这种遗风,遇有外乡来客,热情款待,真诚自然,毫无矫饰。
参考文献
[1]侯长林.铜仁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贵州省2001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2]胡萍,蔡清万.武陵地区地域性文化与地方文献[J].图书馆,2006(3).
[3]铜仁府志卷二·地理志[Z].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4]铜仁市的建置沿革[OL].铜仁门户网(http://www.trgov.gov.cn/).
[5]黄伯权.论武陵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2(4).
[6]龙云清.铜仁地区汉儒文化教育的初轫研究[J].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6(1).
[7]侯长林.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关于“桃花源”原型新说[J].黑龙江史志,2009(16).
[8]赵幼立.“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文化内涵[Z].土家族文化网,http://www.tujiazu.org.cn/contant.asp?channelid=5&classid=21&id=1573.
本研究为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作者简介:代亚松,河南开封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旅游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