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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无论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转变，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逐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一战的罪恶和列强的欺辱引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失望心理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效仿心理。分析五四前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 社会心理
一、一战的罪恶和列强的欺辱引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失望心理
（一）面对西方一战后的萧条景象产生的质疑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四年之久，涉及范围广，破坏力度大，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这场以瓜分世界为目的的大厮杀，把西方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给欧洲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参战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令人震惊的混亂和灾难，使原来醉心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极大震惊。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等因素，西方的社会制度失去了其原本的吸引力，这使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遭受到深深的质疑。欧洲各国战后，人人不务实际，终日游荡;犯罪比例增高，人人自危;逐利心切，不愿工作等等现象促使这种质疑心理进一步加深，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西方，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国人追捧的榜样，开始站不稳脚。
李大钊在大战结束时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的斯宾格勒也在他的著作中悲观的认为西方“没落了”。由此可见，一战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欧洲本身也有不小的影响。如果说战争开始时人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那么一战之后，满街的的伤残士兵、无助的妇孺这些悲惨的现实景象则是进一步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质疑心理产生也就无可非议了。在前途迷茫的探索过程中，许多人对现实充满了怨愤，借酒消愁;有的人心灰意冷，遁入空门。人们第一次真实的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了光明的未来，西学救国的梦想并不能实现，人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拯救危难中的中国，这为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准备了适宜的社会心理土壤。
（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幻想破灭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战胜，京中各学校连放三天假，庆祝胜利。天安门前一片欢腾景象“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北京政府甚至将耻辱的克林德碑迁移到中央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碑。1919年1月，为处理一战后的世界问题，巴黎和会开幕，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是战胜国之一。人民都希望中国作为战胜国能通过这次会议把德国在山东夺取的特权归还回来，再加上会议前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地提出了所谓的“十四条”，其中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等等主张，让中国人民对这次会议还抱有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梁启超更是在《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大肆宣扬一番，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战也。”并认为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人们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这次会议为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所遭受的虐待讨回公道，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所抱有的幻想更深了，所有人眼巴巴期望着巴黎和会能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然而这次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的交换与分割，中国打着“战胜国”的名号却享受着“战败国”的待遇。不仅所提出的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都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还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巴黎和会的失败给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弱国无外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只不过是这场所谓的“和平会议”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虚伪丑恶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其丑陋面目彻底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境遇，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怎能不失望？
幻想终究是幻想，事实就是事实。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决定传入国内时，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积攒在人们心中的疑惑进一步升级，人们心中的悲愤情绪到达极点，引起群情激愤。如果说一战时期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质疑心理，那么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促使人们失望心理到达极点，并随时可能爆发。李大钊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曾说“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然而之后他在《每周评论》写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威尔逊所谓的“正义”、“公平”，不过只是欺骗世界人民的谎言。这种社会心理前后的鲜明转变，进一步说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彻底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了，从把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作为顶礼膜拜的神明，转让对西方资本主义道理的深深怀疑和差评。
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效仿心理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还在苦苦寻求出路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选择
从早期的维新派“开眼看世界”开始到辛亥革命，不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有改革有革命，却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西方文明中现代化的美好场景，然而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一旦有一丝波动，动态的社会心理都会自发直接的作出反映，因此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国内，对于人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尚在迷雾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曙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权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通过社会革命所建立起的人人平等、劳动民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新希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过去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同，它不仅将俄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也避免了人民再次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给人们树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鲜活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由此可见，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崇尚心理是不能忽视的。 （二）俄国与西方列强不同的对华政策深化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心理
十月革命之后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政府和西方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更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面对生机勃勃的俄国和残败的欧洲，面对崇尚效仿心理与质疑失望心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心理，中国人民心中的天平偏向了拯救俄国人民于水火的马克思主义一端。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归还从中国掠夺的物品等。1920年3月27日《申报》第6版，刊登海参崴消息，批露了宣言的主要内容。4月1日，《政衡》月刊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发表，之后《星期评论》和《新青年》也及时转载了这篇文件。宣言一经报刊公开，让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的无比欢喜振奋，促使中国人反向由效法资本主义转为选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逐渐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摆脱对帝国主义幻想的过程。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选择这种全新的道路来拯救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俄国人民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自由，这个理想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中国人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的向往，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俄为师”的朴素观念。
（三）俄国与中国相似的社会环境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效仿心理
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时的俄国所处的环境同中国基本相同，都面临着封建压迫、经济文化落后和国内冲突不断的局面，中国同俄国一样在社会组织、工业状况和人民性质方面极其相似，两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从未停止过救国救民的探索。俄国政府在十月革命中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吁，更是激起了同样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共鸣，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验证了物质文明的落后并不会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给还在探索救国出路的中国人带来了鼓舞，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积极的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1918年11月，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宣布布尔什维主义一定在能在全世界取得勝利，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就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崇尚的同时，一种效仿心理逐渐产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曾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此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带领俄国走出苦难，那么跟俄国情况相似的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方式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李大钊也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因此，在这种崇尚效仿心理的带动下，先进中国人顺理成章地把眼光投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结论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论是一战后产生的质疑失望心理，还是十月革命带来的崇尚效仿心理，它们都是人们对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最直接的反映。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环节，对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5.
[2] 陈独秀.克林德碑[J].新青年，1918（5）：5.
[3]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J].东方杂志，1919（16）：2.
[4]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5.
[5] 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1）.
[7]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J].新青年，1918（5）：5.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作者简介：孟丽（1993-），女，汉族，山东寿光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 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 社会心理
一、一战的罪恶和列强的欺辱引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失望心理
（一）面对西方一战后的萧条景象产生的质疑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四年之久，涉及范围广，破坏力度大，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这场以瓜分世界为目的的大厮杀，把西方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给欧洲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参战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令人震惊的混亂和灾难，使原来醉心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极大震惊。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等因素，西方的社会制度失去了其原本的吸引力，这使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遭受到深深的质疑。欧洲各国战后，人人不务实际，终日游荡;犯罪比例增高，人人自危;逐利心切，不愿工作等等现象促使这种质疑心理进一步加深，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西方，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国人追捧的榜样，开始站不稳脚。
李大钊在大战结束时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的斯宾格勒也在他的著作中悲观的认为西方“没落了”。由此可见，一战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欧洲本身也有不小的影响。如果说战争开始时人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那么一战之后，满街的的伤残士兵、无助的妇孺这些悲惨的现实景象则是进一步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质疑心理产生也就无可非议了。在前途迷茫的探索过程中，许多人对现实充满了怨愤，借酒消愁;有的人心灰意冷，遁入空门。人们第一次真实的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了光明的未来，西学救国的梦想并不能实现，人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拯救危难中的中国，这为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准备了适宜的社会心理土壤。
（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幻想破灭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战胜，京中各学校连放三天假，庆祝胜利。天安门前一片欢腾景象“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北京政府甚至将耻辱的克林德碑迁移到中央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碑。1919年1月，为处理一战后的世界问题，巴黎和会开幕，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是战胜国之一。人民都希望中国作为战胜国能通过这次会议把德国在山东夺取的特权归还回来，再加上会议前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地提出了所谓的“十四条”，其中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等等主张，让中国人民对这次会议还抱有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梁启超更是在《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大肆宣扬一番，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战也。”并认为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人们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这次会议为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所遭受的虐待讨回公道，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所抱有的幻想更深了，所有人眼巴巴期望着巴黎和会能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然而这次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的交换与分割，中国打着“战胜国”的名号却享受着“战败国”的待遇。不仅所提出的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都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还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巴黎和会的失败给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弱国无外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只不过是这场所谓的“和平会议”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虚伪丑恶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其丑陋面目彻底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境遇，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怎能不失望？
幻想终究是幻想，事实就是事实。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决定传入国内时，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积攒在人们心中的疑惑进一步升级，人们心中的悲愤情绪到达极点，引起群情激愤。如果说一战时期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质疑心理，那么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促使人们失望心理到达极点，并随时可能爆发。李大钊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曾说“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然而之后他在《每周评论》写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威尔逊所谓的“正义”、“公平”，不过只是欺骗世界人民的谎言。这种社会心理前后的鲜明转变，进一步说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彻底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了，从把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作为顶礼膜拜的神明，转让对西方资本主义道理的深深怀疑和差评。
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效仿心理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还在苦苦寻求出路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选择
从早期的维新派“开眼看世界”开始到辛亥革命，不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有改革有革命，却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西方文明中现代化的美好场景，然而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一旦有一丝波动，动态的社会心理都会自发直接的作出反映，因此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国内，对于人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尚在迷雾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曙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权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通过社会革命所建立起的人人平等、劳动民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新希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过去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同，它不仅将俄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也避免了人民再次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给人们树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鲜活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由此可见，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崇尚心理是不能忽视的。 （二）俄国与西方列强不同的对华政策深化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心理
十月革命之后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政府和西方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更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面对生机勃勃的俄国和残败的欧洲，面对崇尚效仿心理与质疑失望心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心理，中国人民心中的天平偏向了拯救俄国人民于水火的马克思主义一端。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归还从中国掠夺的物品等。1920年3月27日《申报》第6版，刊登海参崴消息，批露了宣言的主要内容。4月1日，《政衡》月刊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发表，之后《星期评论》和《新青年》也及时转载了这篇文件。宣言一经报刊公开，让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的无比欢喜振奋，促使中国人反向由效法资本主义转为选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逐渐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摆脱对帝国主义幻想的过程。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选择这种全新的道路来拯救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俄国人民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自由，这个理想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中国人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的向往，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俄为师”的朴素观念。
（三）俄国与中国相似的社会环境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尚效仿心理
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时的俄国所处的环境同中国基本相同，都面临着封建压迫、经济文化落后和国内冲突不断的局面，中国同俄国一样在社会组织、工业状况和人民性质方面极其相似，两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从未停止过救国救民的探索。俄国政府在十月革命中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吁，更是激起了同样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共鸣，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验证了物质文明的落后并不会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给还在探索救国出路的中国人带来了鼓舞，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积极的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1918年11月，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宣布布尔什维主义一定在能在全世界取得勝利，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就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崇尚的同时，一种效仿心理逐渐产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曾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此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带领俄国走出苦难，那么跟俄国情况相似的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方式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李大钊也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因此，在这种崇尚效仿心理的带动下，先进中国人顺理成章地把眼光投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结论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论是一战后产生的质疑失望心理，还是十月革命带来的崇尚效仿心理，它们都是人们对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最直接的反映。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环节，对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5.
[2] 陈独秀.克林德碑[J].新青年，1918（5）：5.
[3]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J].东方杂志，1919（16）：2.
[4]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5.
[5] 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1）.
[7]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J].新青年，1918（5）：5.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作者简介：孟丽（1993-），女，汉族，山东寿光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