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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粗俗暴力、整蛊、不顾底线的闹婚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从众行为。老一辈或者“过来人”觉得“闹闹又怎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人则想着怎么把这种婚俗“发扬光大”，所以有的地方就逐步演变成了低俗闹剧。
闹婚恶俗：捆树扮丑频现
2月25日，一段“公公醉酒婚礼现场强吻儿媳妇”的视频传开，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最新的采访，相关当事人表示没有“强吻”（两个人的嘴唇有没有碰在一起），只是制造气氛的表演。但网友们并不买账。
其实，闹婚，在我国的婚礼习俗中由来已久，但这项本意在添彩助兴、表达祝福的习俗，却在一些地方变得恶俗。
“娶媳盖房，乡党帮忙”，是许多农村的乡风民俗。可来自鲁东地区的刘洋前段时间回乡帮表哥接亲，过火的闹婚行为“刷新”了她对婚庆活动的认识。
“那么冷的天里，我表哥全身上下只穿一件衣服。闹婚的人，七手八脚用透明胶带把他绑在树上，还把啤酒往他身上泼。还振振有词，说闹婚，越闹越喜庆。我当时就被吓懵了。”刘洋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方，被闹婚的对象也不一样。”今年33岁的徐军辉曾经策划、参加过数十场婚礼，在他生活的江西南昌，“被闹婚”的对象主要是新郎、伴郎。
徐军辉说，在当地，亲朋好友中午闹婚时“下手较轻”，只是在新人敬酒时，对他们的饮食“动手脚”；而晚上闹婚也就是俗称的“闹洞房”，亲友们则会在KTV或者新房中，要求新人“表演”大尺度“节目”，如果对表演不满意，或者被新人拒绝，大家则要用事先准备好的筷子敲打新郎。
“不管怎么闹，新郎、伴郎挨筷子打是肯定的，不想被打也没办法，都是这么过来的。有次我为朋友当伴郎，接亲之前特地买了个头盔戴着，接亲全程一刻也不敢摘下来。”徐军辉说。
除“折腾”新郎新娘、伴郎伴娘，有的地方还不放过新人的父母。用油彩把脸涂成大花脸、头上再扎上几撮朝天辫，四五十岁的人被打扮成小丑一般，还容不得反抗，挂着笑容撑下全场。更过分的是，个别地方公然强求公公与儿媳在众人面前做出亲昵举动，令人瞠目与不适。
2017年10月，国内一家门户新闻网站对近五年发生在我国各省的闹婚新闻事件分析后发现，最常出现的闹婚方式为“被绑”，多在其他项目开始前实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统计的新闻事件中，全国闹婚事件主要出现在山东、云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受害者”多数为新郎，其次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与双方父母。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类似的低俗闹婚感到不满。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1155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俗。
闹婚如何从民俗变为恶俗
究竟种种类似闹婚恶俗是怎么来的？难道它们真的是无伤大雅的“习俗”？
所谓闹婚，就是在婚礼上戏弄新郎新娘或伴郎伴娘，制造欢乐。而从中国民俗角度看，闹婚本不等同于恶俗。
闹婚是中国一种流传千年的结婚习俗，它是古代中国人结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行为据信可以追溯到汉朝。近代学人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考证，“而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汉书》上也有记载：“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夫妇言语及其动止，以为笑乐。”
闹婚如何成为民俗？一方面，人们认为闹婚可以驱邪避灾，也会让新人将来日子紅红火火，所谓“越热闹越喜庆，越尽兴越吉利”。
但更关键的是，闹婚是有功利作用的。在古代中国，男女礼教非常严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婚恋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很多新婚夫妇“盲婚哑嫁”——也就是直到成亲当天都不知道双方长什么样。亲朋好友通过闹婚的形式让新人能够亲密接触，破除新人的紧张感。并且，因为礼教严格，新婚夫妻往往对性知识一片空白，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闹婚方式，让新婚夫妻有所启发。也就是说，闹婚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性启蒙的角色。
那么，中国式闹婚，又是如何从民俗变为恶俗？一方面，当前社会风气呈现出一种“娱乐至死”“娱乐无下限”的姿态，任何事情包括庄重的婚礼，在某些人那里都成了一种娱乐，这给了他们闹婚的底气。而新婚现场，人人都图个喜庆，对于他人以“闹婚”名义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只能强颜欢笑半推半就，而围观者也出于一种“看好戏”的心态推波助澜，这助长了野蛮闹婚的“匪气”。另一方面，这是性压抑的畸形释放。
“一些粗俗暴力、整蛊、不顾底线的闹婚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从众行为。老一辈或者‘过来人’觉得‘闹闹又怎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人则想着怎么把这种婚俗‘发扬光大’，所以有的地方就逐步演变成了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混乱，或是低俗闹剧。”某婚礼策划人说。
有专家指出，越是偏远乡村，亲朋好友的意见在婚礼筹备中就越举足轻重，越容易把所谓的“传统”婚礼习俗延续下去。长此以往，一些低俗、封建的闹婚方式便假借着“文化传统”的名义得以延续。
应追求高雅文明的婚礼习俗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认为，“闹婚”变“闹剧”，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法制意识淡薄的问题。
刘国敏说，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闹婚行为不仅无助于婚姻关系，还有可能因为闹得太大太过，给新人和双方亲友都带来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恶性“闹婚”事件里，闹婚者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陈规陋俗”的范畴，有违法犯罪之嫌。
而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移风易俗活动，为改变基层婚庆习气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点穴式的政策文件先后出台，直指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取得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涤等受访民俗研究学者认为，新风换旧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更应重视精神层面的移风易俗。通过倡导文明婚礼、增强法制观念等方式，引导村民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认识，遏制部分农村地区恶俗“闹婚”行为，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尤其对借闹婚之名、行恶作剧之实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喝止。”王涤说，婚庆主事者与德高望重的长辈，应跳出陈陈相因的陋习，维护基本的公序良俗。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等专家指出，要遏制部分农村地区的扒衣、捆上树、喷辣椒粉等恶俗“闹婚”行为，就要加强对群众的社会文明宣传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农村，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共识等柔性条例实施监督和引导，建立起基于熟人社会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就应当追求高雅文明积极向上的婚礼习俗，比如将两人相识过程的照片剪成视频播放，在婚礼现场出对联让亲戚朋友参与，司仪还可以询问一些与新人职业相关的专业问题，等等，祝福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更加温馨而多元化。
徐军辉等受访者认为，婚姻登记、婚庆公司等单位和部门，还可以利用自身资源，提前让新人知晓当地“闹婚”规范，宣传、引导公众转变婚俗观念，用更新颖的婚庆创意和更专业的环节设计来营造欢乐喜庆氛围。让“闹婚”坚守中华文明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表达新人和亲友的喜悦、祝福。
（《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01期 叶婧/文、《新京报》2018.3.1等）
闹婚恶俗：捆树扮丑频现
2月25日，一段“公公醉酒婚礼现场强吻儿媳妇”的视频传开，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最新的采访，相关当事人表示没有“强吻”（两个人的嘴唇有没有碰在一起），只是制造气氛的表演。但网友们并不买账。
其实，闹婚，在我国的婚礼习俗中由来已久，但这项本意在添彩助兴、表达祝福的习俗，却在一些地方变得恶俗。
“娶媳盖房，乡党帮忙”，是许多农村的乡风民俗。可来自鲁东地区的刘洋前段时间回乡帮表哥接亲，过火的闹婚行为“刷新”了她对婚庆活动的认识。
“那么冷的天里，我表哥全身上下只穿一件衣服。闹婚的人，七手八脚用透明胶带把他绑在树上，还把啤酒往他身上泼。还振振有词，说闹婚，越闹越喜庆。我当时就被吓懵了。”刘洋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方，被闹婚的对象也不一样。”今年33岁的徐军辉曾经策划、参加过数十场婚礼，在他生活的江西南昌，“被闹婚”的对象主要是新郎、伴郎。
徐军辉说，在当地，亲朋好友中午闹婚时“下手较轻”，只是在新人敬酒时，对他们的饮食“动手脚”；而晚上闹婚也就是俗称的“闹洞房”，亲友们则会在KTV或者新房中，要求新人“表演”大尺度“节目”，如果对表演不满意，或者被新人拒绝，大家则要用事先准备好的筷子敲打新郎。
“不管怎么闹，新郎、伴郎挨筷子打是肯定的，不想被打也没办法，都是这么过来的。有次我为朋友当伴郎，接亲之前特地买了个头盔戴着，接亲全程一刻也不敢摘下来。”徐军辉说。
除“折腾”新郎新娘、伴郎伴娘，有的地方还不放过新人的父母。用油彩把脸涂成大花脸、头上再扎上几撮朝天辫，四五十岁的人被打扮成小丑一般，还容不得反抗，挂着笑容撑下全场。更过分的是，个别地方公然强求公公与儿媳在众人面前做出亲昵举动，令人瞠目与不适。
2017年10月，国内一家门户新闻网站对近五年发生在我国各省的闹婚新闻事件分析后发现，最常出现的闹婚方式为“被绑”，多在其他项目开始前实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统计的新闻事件中，全国闹婚事件主要出现在山东、云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受害者”多数为新郎，其次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与双方父母。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类似的低俗闹婚感到不满。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1155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俗。
闹婚如何从民俗变为恶俗
究竟种种类似闹婚恶俗是怎么来的？难道它们真的是无伤大雅的“习俗”？
所谓闹婚，就是在婚礼上戏弄新郎新娘或伴郎伴娘，制造欢乐。而从中国民俗角度看，闹婚本不等同于恶俗。
闹婚是中国一种流传千年的结婚习俗，它是古代中国人结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行为据信可以追溯到汉朝。近代学人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考证，“而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汉书》上也有记载：“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夫妇言语及其动止，以为笑乐。”
闹婚如何成为民俗？一方面，人们认为闹婚可以驱邪避灾，也会让新人将来日子紅红火火，所谓“越热闹越喜庆，越尽兴越吉利”。
但更关键的是，闹婚是有功利作用的。在古代中国，男女礼教非常严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婚恋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很多新婚夫妇“盲婚哑嫁”——也就是直到成亲当天都不知道双方长什么样。亲朋好友通过闹婚的形式让新人能够亲密接触，破除新人的紧张感。并且，因为礼教严格，新婚夫妻往往对性知识一片空白，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闹婚方式，让新婚夫妻有所启发。也就是说，闹婚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性启蒙的角色。
那么，中国式闹婚，又是如何从民俗变为恶俗？一方面，当前社会风气呈现出一种“娱乐至死”“娱乐无下限”的姿态，任何事情包括庄重的婚礼，在某些人那里都成了一种娱乐，这给了他们闹婚的底气。而新婚现场，人人都图个喜庆，对于他人以“闹婚”名义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不好意思拒绝，最后只能强颜欢笑半推半就，而围观者也出于一种“看好戏”的心态推波助澜，这助长了野蛮闹婚的“匪气”。另一方面，这是性压抑的畸形释放。
“一些粗俗暴力、整蛊、不顾底线的闹婚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从众行为。老一辈或者‘过来人’觉得‘闹闹又怎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人则想着怎么把这种婚俗‘发扬光大’，所以有的地方就逐步演变成了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混乱，或是低俗闹剧。”某婚礼策划人说。
有专家指出，越是偏远乡村，亲朋好友的意见在婚礼筹备中就越举足轻重，越容易把所谓的“传统”婚礼习俗延续下去。长此以往，一些低俗、封建的闹婚方式便假借着“文化传统”的名义得以延续。
应追求高雅文明的婚礼习俗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认为，“闹婚”变“闹剧”，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法制意识淡薄的问题。
刘国敏说，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闹婚行为不仅无助于婚姻关系，还有可能因为闹得太大太过，给新人和双方亲友都带来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恶性“闹婚”事件里，闹婚者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陈规陋俗”的范畴，有违法犯罪之嫌。
而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移风易俗活动，为改变基层婚庆习气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点穴式的政策文件先后出台，直指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取得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涤等受访民俗研究学者认为，新风换旧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更应重视精神层面的移风易俗。通过倡导文明婚礼、增强法制观念等方式，引导村民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认识，遏制部分农村地区恶俗“闹婚”行为，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尤其对借闹婚之名、行恶作剧之实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喝止。”王涤说，婚庆主事者与德高望重的长辈，应跳出陈陈相因的陋习，维护基本的公序良俗。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等专家指出，要遏制部分农村地区的扒衣、捆上树、喷辣椒粉等恶俗“闹婚”行为，就要加强对群众的社会文明宣传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农村，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共识等柔性条例实施监督和引导，建立起基于熟人社会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就应当追求高雅文明积极向上的婚礼习俗，比如将两人相识过程的照片剪成视频播放，在婚礼现场出对联让亲戚朋友参与，司仪还可以询问一些与新人职业相关的专业问题，等等，祝福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更加温馨而多元化。
徐军辉等受访者认为，婚姻登记、婚庆公司等单位和部门，还可以利用自身资源，提前让新人知晓当地“闹婚”规范，宣传、引导公众转变婚俗观念，用更新颖的婚庆创意和更专业的环节设计来营造欢乐喜庆氛围。让“闹婚”坚守中华文明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表达新人和亲友的喜悦、祝福。
（《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01期 叶婧/文、《新京报》2018.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