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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便是面对一颗纯粹、深邃的心灵。煌煌五大卷，洋洋三百万言，乳白色封面，装帧设计朴素大方。他是迄今唯一的一位能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由主编高慧勤、魏大海以及陈生保、郑民钦、罗兴典、林少华等十五位合译，个个都是日本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短篇小说巨擘。自1915年起开始出席夏目潄石的“木曜会”，从此拜这位长他二十五岁的文坛泰斗为师（鲁迅曾称誉夏目为“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青出于蓝。夏目的《趣味的遗传》和芥川的《将军》，同样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写乃木希典，芥川的思想境界却比老师高出一大截。夏目的长篇小说《我是猫》于1905年问世。《我是猫》连载期间，他将中篇小说《趣味的遗传》一挥而就。此作迄未译成中文。据《近代日本文学翻译书目》（国际文化会馆图书室编，讲谈社1979年版）第184页，《趣味的遗传》曾于1973年由伊藤爱子、格雷姆·威尔逊合译成英文，刊载于《日本季刊》上；1974年又将这篇译文与《琴音幻听》、《梦十夜》二篇的英译合成一个集子，由京都的塔特尔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关于《趣味的遗传》，伊藤整在“解说”中写道，它“作为写实小说比较完善……反映了现实”。小说的背景是日俄战争。乃木希典率领导的第三军在1904年8月至12月的“旅顺战役”中，经过多次争夺战，以伤亡五万九千人的代价，迫使俄守军投降，1905年2月在水师营签约。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
这场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作者对这些毫不关心。小说中的“我”像是作者的化身，两耳不闻天下事，这一天也是偶然来到火车站的。然而，看到从战场上凯旋的将军又黑又瘦，他的心灵被震撼了。尽管没像狂热的群众那样喊万岁，他却真诚地淌下两滴泪。这泪，表达了他的“忠君爱国”思想。要想了解夏目漱石，不可不读《趣味的遗传》。
《将军》脱稿于1921年12月。文中的N阁下影射乃木（Nogi）希典。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2004年6月号上曾刊载了文艺评论家、庆应大学教授福田和也的《“百年询问”——乃木是名将还是愚将》一文，对乃木的“人海战术”以及“个人魅力”予以全面肯定。一百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在战争狂热席卷全国的七十五年前敢于挖苦被奉为“军神”的乃木，是需要勇气的。这篇一万七千五百字的小说，有二十来处被检察官开了天窗，达一百余字。战后也未能恢复。译文依校画葫芦，用XX来表示被删除的字。
乃木的“个人魅力”，使夏目漱石笔下的“我”淌下泪水，芥川却在《将军》中借用一个美国人的评价，说乃木的“眼睛里，有着近似于Monomania（偏执狂）的特征”。
从斩死两个中国人的下面这段描述中，鲜明地看得出作者的立场。
“‘是俄国间谍呀。’将军的眼睛里倏然掠过了偏执狂式的光芒，‘斩掉！斩掉！’”
“骑兵当即挥动大刀，一下子朝那个年轻的中国人头上砍去。只见那个中国人的脑袋翻滚着……”
“很好！干得不错！”
“将军一面喜形于色地点着头，一面驱赶着马儿走远了。”
“骑兵目送着将军离开之后，又提着沾满鲜血的大刀，站到了另一个中国人身后。他的一举一动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比将军更喜好杀戳。”
下面再看看芥川笔下的中国人的形象：“那两个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着他，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表情……就像是已经豁出去了一般，那两个人大义凛然地向前伸出了脖子……留着胡子的中国人却只是默默地伸出脑袋，连眼睫毛也没有動弹一下……”作者显然是站在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一边的。
《将军》的末尾耐人寻味。明治天皇于1912年病逝，乃木在为其举行葬礼的当天，与妻子一道殉死。此举产生了轰动效应，家家都挂起了他的遗像。1918年10月一个傍晚，乃木手下的参谋中村，发觉挂在客厅里的乃木肖像画被儿子撤换掉了。在大学读书的儿子解释说，乃木在自杀之前竟特地把摄影师请到家里来拍标准相，他不以为然。原来乃木不仅有偏执狂的倾向，还老谋深算，连殉死后的光环都考虑到了。
芥川所写关于关东大地震的文章也被当局开了天窗。那是第五节，芥川和菊池宽聊闲。芥川说：“大火的原因是XXXX。”被菊池宽驳斥了。接着又说：“据闻，XXXX是布尔什维克的走卒。”也遭到菊池宽的怒斥。众所周知，自大震灾发生的9月1日傍晚，就流传起朝鲜人要掀起暴动的谣言，日本警察和军队趁机残杀三千多名朝鲜人。日本革命家河合义虎、大杉荣、伊藤野枝等也遇害。被删掉的文字肯定与这个大环境有关。
1910年5月，日本发生了所谓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当时的政府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进步力量，就捏造了“阴谋暗杀天皇”的罪名，逮捕了日本平民运动领袖、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处以死刑。这下子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夏目漱石在《我是猫》、《哥儿》、《三四郎》、《矿工》、《其后》等早期作品中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几部小说写于1905年至1909年之间。大逆事件之后，1910年至1916年间问世的《门》、《过了秋分为止》、《行人》、《心》、《道草》、《明暗》等，则用个人内心世界的剖析取代了社会批判。永井荷风曾写过《冷笑》（1900）等作品，嘲骂明治社会的庸俗丑恶。1919年，他在《焰火》一文中回顾了大逆事件对他的影响：“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该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最后，他跟菊池宽一样，变成了通俗小说家。
芥川龙之介至死不改初衷，忠于艺术。关于他的自杀，西乡信纲认为：“在日益猖狂的日本法西斯和同它进行的阶级斗争剧烈起来的处境下，小市民知识分子注定要感到本身的软弱无力，芥川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尽头。”现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高慧勤在前言中称誉芥川的“最佳作品……即便列世界短篇名家之间，也毫不逊色”。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短篇小说巨擘。自1915年起开始出席夏目潄石的“木曜会”，从此拜这位长他二十五岁的文坛泰斗为师（鲁迅曾称誉夏目为“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青出于蓝。夏目的《趣味的遗传》和芥川的《将军》，同样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写乃木希典，芥川的思想境界却比老师高出一大截。夏目的长篇小说《我是猫》于1905年问世。《我是猫》连载期间，他将中篇小说《趣味的遗传》一挥而就。此作迄未译成中文。据《近代日本文学翻译书目》（国际文化会馆图书室编，讲谈社1979年版）第184页，《趣味的遗传》曾于1973年由伊藤爱子、格雷姆·威尔逊合译成英文，刊载于《日本季刊》上；1974年又将这篇译文与《琴音幻听》、《梦十夜》二篇的英译合成一个集子，由京都的塔特尔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关于《趣味的遗传》，伊藤整在“解说”中写道，它“作为写实小说比较完善……反映了现实”。小说的背景是日俄战争。乃木希典率领导的第三军在1904年8月至12月的“旅顺战役”中，经过多次争夺战，以伤亡五万九千人的代价，迫使俄守军投降，1905年2月在水师营签约。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
这场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作者对这些毫不关心。小说中的“我”像是作者的化身，两耳不闻天下事，这一天也是偶然来到火车站的。然而，看到从战场上凯旋的将军又黑又瘦，他的心灵被震撼了。尽管没像狂热的群众那样喊万岁，他却真诚地淌下两滴泪。这泪，表达了他的“忠君爱国”思想。要想了解夏目漱石，不可不读《趣味的遗传》。
《将军》脱稿于1921年12月。文中的N阁下影射乃木（Nogi）希典。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2004年6月号上曾刊载了文艺评论家、庆应大学教授福田和也的《“百年询问”——乃木是名将还是愚将》一文，对乃木的“人海战术”以及“个人魅力”予以全面肯定。一百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在战争狂热席卷全国的七十五年前敢于挖苦被奉为“军神”的乃木，是需要勇气的。这篇一万七千五百字的小说，有二十来处被检察官开了天窗，达一百余字。战后也未能恢复。译文依校画葫芦，用XX来表示被删除的字。
乃木的“个人魅力”，使夏目漱石笔下的“我”淌下泪水，芥川却在《将军》中借用一个美国人的评价，说乃木的“眼睛里，有着近似于Monomania（偏执狂）的特征”。
从斩死两个中国人的下面这段描述中，鲜明地看得出作者的立场。
“‘是俄国间谍呀。’将军的眼睛里倏然掠过了偏执狂式的光芒，‘斩掉！斩掉！’”
“骑兵当即挥动大刀，一下子朝那个年轻的中国人头上砍去。只见那个中国人的脑袋翻滚着……”
“很好！干得不错！”
“将军一面喜形于色地点着头，一面驱赶着马儿走远了。”
“骑兵目送着将军离开之后，又提着沾满鲜血的大刀，站到了另一个中国人身后。他的一举一动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比将军更喜好杀戳。”
下面再看看芥川笔下的中国人的形象：“那两个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着他，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表情……就像是已经豁出去了一般，那两个人大义凛然地向前伸出了脖子……留着胡子的中国人却只是默默地伸出脑袋，连眼睫毛也没有動弹一下……”作者显然是站在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一边的。
《将军》的末尾耐人寻味。明治天皇于1912年病逝，乃木在为其举行葬礼的当天，与妻子一道殉死。此举产生了轰动效应，家家都挂起了他的遗像。1918年10月一个傍晚，乃木手下的参谋中村，发觉挂在客厅里的乃木肖像画被儿子撤换掉了。在大学读书的儿子解释说，乃木在自杀之前竟特地把摄影师请到家里来拍标准相，他不以为然。原来乃木不仅有偏执狂的倾向，还老谋深算，连殉死后的光环都考虑到了。
芥川所写关于关东大地震的文章也被当局开了天窗。那是第五节，芥川和菊池宽聊闲。芥川说：“大火的原因是XXXX。”被菊池宽驳斥了。接着又说：“据闻，XXXX是布尔什维克的走卒。”也遭到菊池宽的怒斥。众所周知，自大震灾发生的9月1日傍晚，就流传起朝鲜人要掀起暴动的谣言，日本警察和军队趁机残杀三千多名朝鲜人。日本革命家河合义虎、大杉荣、伊藤野枝等也遇害。被删掉的文字肯定与这个大环境有关。
1910年5月，日本发生了所谓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当时的政府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进步力量，就捏造了“阴谋暗杀天皇”的罪名，逮捕了日本平民运动领袖、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处以死刑。这下子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夏目漱石在《我是猫》、《哥儿》、《三四郎》、《矿工》、《其后》等早期作品中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几部小说写于1905年至1909年之间。大逆事件之后，1910年至1916年间问世的《门》、《过了秋分为止》、《行人》、《心》、《道草》、《明暗》等，则用个人内心世界的剖析取代了社会批判。永井荷风曾写过《冷笑》（1900）等作品，嘲骂明治社会的庸俗丑恶。1919年，他在《焰火》一文中回顾了大逆事件对他的影响：“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该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最后，他跟菊池宽一样，变成了通俗小说家。
芥川龙之介至死不改初衷，忠于艺术。关于他的自杀，西乡信纲认为：“在日益猖狂的日本法西斯和同它进行的阶级斗争剧烈起来的处境下，小市民知识分子注定要感到本身的软弱无力，芥川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尽头。”现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高慧勤在前言中称誉芥川的“最佳作品……即便列世界短篇名家之间，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