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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来,国家在规划指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人才交流等方面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最近,《经济》记者就西部大开发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原副主任曹玉书。
《经济》:从1999年到2009年,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奠定基础的阶段。您曾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10年后,一定有很多感慨。
曹玉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以及实施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经过了10年开发,西部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修复和保护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统计,基础设施方面,从2000年至2008年,西部地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3386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50年完成投资总和的5.4倍。铁路总营业里程从2000年的2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底的近3万公里,增长约50%,已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36%;生态修复与保护方面,截至2008年底,累计营造林4.03亿亩,相当于全国林地面积的8%。
我去过西藏七次,但是每次的感受都大不相同。第一次是1993年,我来到日喀则一个边远的乡村,陪同我调研的是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因为这个地方缺水,他们的衣服上有许多油渍。看到那里的藏民住的是毡房,用来取暖的是晒干的牛粪;还看到了一所只有73名学生的学校,没有桌椅,仅有两位老师,老师的衣服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质地;我还到过一位和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牧民家里,真可谓“家徒四壁”,除了打酥油茶的工具外,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床。他说晚上倚在墙角用藏袍盖着就睡觉了。这种贫困的景象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深刻。
2009年9月,我第七次来到西藏,可以说这时的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有序地进行着。从拉萨出来,路旁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拉萨也成了堵车的城市,说明有私家车的人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印证了十年后西部生活条件的改善。
《经济》:您曾多次考察过西部各省区市,请您谈谈,在考察中您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曹玉书:在担任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期间,我走遍了西部的十二个省区市,到过西部地区所有的牧场和草原,很多地方不止去过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5年年底,到广西调研的那一次。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奇葆陪我来到北部湾地区调研。就是在这次的调研中,大家构想了环北部湾的概念: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发展北部湾会促成西部地区陆路通道和水路通道的有机结合,这为后来提出环北部湾经济区提供了基础。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时候,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逆市上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经济》:截至2010年1月,国务院已正式批复11个国家级区域经济规划。其中,《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主要起草者就是您。请您介绍一下当时起草《规划》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曹玉书:《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为了实现该区域的“六”新目标而制定的: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创新能力有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有新突破、城镇化水平有新提高、公共服务达到新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为了这六个目标,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已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已颁布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区域的发展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对未来潜在的机会和威胁进行系统辨析,以便及时作出反应,使之能在将来抓住时机,避开风险,《规划》的制定正是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这些帮助。
《规划》的制定首先为经济区科学发展描绘了蓝图。它明确了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提出了构建创新型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以及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其次,《规划》为经济区的生产力布局和项目摆布提供了依据。一方面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现有的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明确了空间布局,提出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框架体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资源加工、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新农村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系列工程和项目。
同时,《规划》为改善经济区政策体制环境创造了条件。政策体制环境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是一个区域的主要竞争力,不管是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是在政策措施方面,《规划》都指明了方向。比如在政策措施方面,规划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在财税、金融、土地、环保、统筹城乡等6个方面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政策。
《经济》:西部大开发已经开始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觉得西部大开发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曹玉书:在中央的部署、各地政府的配合、各地群众的努力下,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很大成绩,鼓舞了所有的西部人。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担忧,那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是否能坚持下去。
为避免在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生态破坏现象,国务院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的继续实施仍然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来补贴农民的损失。
国务院研究決定对生态林的种植再延长一个周期,国家将继续进行财政支持,但是补贴资金的一半给农民,另一半用来支持当地接续产业的发展,即用于道路和基本农田修建。再过一个周期之后,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能继续延续下去,能延续多长时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何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今后,在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同时,要加大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力度,增强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改变由国家扶持为主的现状,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西部大开发一定要坚持下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夺取最后的胜利。
《经济》:从1999年到2009年,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奠定基础的阶段。您曾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10年后,一定有很多感慨。
曹玉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以及实施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经过了10年开发,西部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修复和保护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统计,基础设施方面,从2000年至2008年,西部地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3386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50年完成投资总和的5.4倍。铁路总营业里程从2000年的2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底的近3万公里,增长约50%,已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36%;生态修复与保护方面,截至2008年底,累计营造林4.03亿亩,相当于全国林地面积的8%。
我去过西藏七次,但是每次的感受都大不相同。第一次是1993年,我来到日喀则一个边远的乡村,陪同我调研的是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因为这个地方缺水,他们的衣服上有许多油渍。看到那里的藏民住的是毡房,用来取暖的是晒干的牛粪;还看到了一所只有73名学生的学校,没有桌椅,仅有两位老师,老师的衣服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质地;我还到过一位和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牧民家里,真可谓“家徒四壁”,除了打酥油茶的工具外,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床。他说晚上倚在墙角用藏袍盖着就睡觉了。这种贫困的景象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深刻。
2009年9月,我第七次来到西藏,可以说这时的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有序地进行着。从拉萨出来,路旁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拉萨也成了堵车的城市,说明有私家车的人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印证了十年后西部生活条件的改善。
《经济》:您曾多次考察过西部各省区市,请您谈谈,在考察中您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曹玉书:在担任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期间,我走遍了西部的十二个省区市,到过西部地区所有的牧场和草原,很多地方不止去过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5年年底,到广西调研的那一次。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刘奇葆陪我来到北部湾地区调研。就是在这次的调研中,大家构想了环北部湾的概念: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发展北部湾会促成西部地区陆路通道和水路通道的有机结合,这为后来提出环北部湾经济区提供了基础。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时候,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逆市上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经济》:截至2010年1月,国务院已正式批复11个国家级区域经济规划。其中,《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主要起草者就是您。请您介绍一下当时起草《规划》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曹玉书:《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为了实现该区域的“六”新目标而制定的: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创新能力有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有新突破、城镇化水平有新提高、公共服务达到新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为了这六个目标,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已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已颁布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区域的发展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对未来潜在的机会和威胁进行系统辨析,以便及时作出反应,使之能在将来抓住时机,避开风险,《规划》的制定正是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这些帮助。
《规划》的制定首先为经济区科学发展描绘了蓝图。它明确了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提出了构建创新型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以及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其次,《规划》为经济区的生产力布局和项目摆布提供了依据。一方面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现有的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明确了空间布局,提出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框架体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资源加工、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新农村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系列工程和项目。
同时,《规划》为改善经济区政策体制环境创造了条件。政策体制环境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是一个区域的主要竞争力,不管是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是在政策措施方面,《规划》都指明了方向。比如在政策措施方面,规划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在财税、金融、土地、环保、统筹城乡等6个方面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政策。
《经济》:西部大开发已经开始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觉得西部大开发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曹玉书:在中央的部署、各地政府的配合、各地群众的努力下,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很大成绩,鼓舞了所有的西部人。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担忧,那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是否能坚持下去。
为避免在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生态破坏现象,国务院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的继续实施仍然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来补贴农民的损失。
国务院研究決定对生态林的种植再延长一个周期,国家将继续进行财政支持,但是补贴资金的一半给农民,另一半用来支持当地接续产业的发展,即用于道路和基本农田修建。再过一个周期之后,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能继续延续下去,能延续多长时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何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今后,在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同时,要加大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力度,增强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改变由国家扶持为主的现状,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西部大开发一定要坚持下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夺取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