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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了，却难以开业。国家物资部体改司正式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生产资料市场不能由企业来办。听到这个消息，何玉良在北京坐不住了。机缘巧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正想听取一次关于期货的汇报。何玉良不断感叹：“这就是命运。”
何玉良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但对深圳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从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退休后，夏季住在北京，冬天则南下深圳，不时与当年老友聚会。
这个月，他和司徒怀、郑元亨在深圳见了一次面，商量一本书的出版。
20年前，他们创建了中国1949年后第一个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被深圳市列入特区30年100件大事。郑元亨产生了出书纪念的想法。
当年的弄潮者们为此书欣然撰文。其中的最年轻者彭刚，当时还在中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参与了金交所创建的理论研究。他这样形容与期货的初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但他们当年走得太快了。金交所的“准生证”是深圳市地方政府颁发的，成立3年后，中国证监会才将其列入了国家试点。令他们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此后几年各地纷纷兴办期货交易所，经营水平良莠不齐，导致了证监会1998年对期货市场的整顿，金交所虽多方努力，还是被撤并。
从建立到撤并，金交所的历史只有7年多。郑元亨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经理。
退休后的郑元亨爱上了打高尔夫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深圳高尔夫球场见到了他。他特地选了1号木杆，侧身挥杆开球，体态舒展，不像是一位72岁的老人。但一提到金交所的撤并，他的神情便低落下来：“我们是‘民办’的交易所，不是我们办不好，是国家行政指令把金交所撤并了。”
“若是先汇报，顾忌就多了”
金交所最初的构想出自何玉良。
1983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简称有色总公司），对全国有色金属的产供销、内外贸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时任供销运输部主任的何玉良主管全国有色金属的物资调配。
其时，国内实行价格双轨制。如电解铜的调拨价7000元每吨，市场价格则可能是2到3倍。当资源配置同时受“钱”和“权”的支配时，市场供需关系不明，价格也暴涨暴跌。
几十年来，企业的生产、销售由国家计划安排。现在，企业要依赖暴涨暴跌的价格安排生产，殊为不易。何玉良回忆，总公司每年要进口数十万吨至百万吨有色金属，以填补国内缺口。
国际有色金属市场主要受期货价格影响，对供求关系反应极为灵敏。“当时很苦恼，我们买原材料，国际市场就涨价；我们生产出成品，他们就压低成品价格。”何玉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多岁的他思维敏捷，说话坦率，常常记者的话才问了一半，他已经提前领会并回答。
何玉良开始思考，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期货交易所？他首先想到了老牌金融中心上海，设想在那里以有色总公司的名义办一个有色金属交易中心。“但当时浦东还没开放，政策不够，我们对期货也是一知半解，想法就搁置了。”
何玉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期货交易是1985年夏天。他出国考察后取道香港回国，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深圳联合公司总经理司徒怀请他吃饭。
司徒怀在期货这一行被称为“师傅”。他研究国际期货市场，写了一本小册子《期货概论》，成为中国期货的启蒙读物。这一年，深圳联合公司设立了香港分公司，专营期货业务。
午饭前，司徒怀问何玉良：你要不要做一手期货？他当即回答：好啊。
这时国际市场上铅的价格看涨，何玉良便买了一手铅合约，20吨。午饭还没吃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现在价格怎么样了？但见价格上涨。他示意卖出这份合约。这手交易，他替分公司赚了两千多美金。
何玉良回到北京，便将成立金属交易中心的计划提上了议程。
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这个被邓小平划了圈的地方，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他就此事向总公司下属的生产企业的领导征求意见。他们持保留态度，提醒他：“何局长啊，国际上这一套风险太大，你可要考虑清楚。”
中国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样的大时代，不冒点风险不可能成事。何玉良思量着：“若是先汇报，风险将由总公司领导承担，顾忌就多了。我是技术出身，哪里都能有饭吃。找到人，先办起来。”
期货先行者齐聚深圳
何玉良首先找到的人，就是后来的金交所总经理郑元亨。
时任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经理的郑元亨参观过慕名已久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不足一百平米的交易厅，只有10多位交易员比划叫喊，每5分钟一轮，交易铜、铝、锌等7个品种，但这个小圈内形成的价格信息，却能即时传遍世界，影响整个国际市场的买卖。
“太精彩，太市场了！”郑元亨看罢这个场面，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
何玉良与郑元亨一拍即合。他们计划，先筹建“深圳联营展销中心”，投石探路。
1986年8月，由30多家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投资并联营的深圳展销联营中心成立，何玉良担任董事长，郑元亨任经理。联营中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探索建立一个新型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第二，传播、普及期货交易知识。
不久，时任西北地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供销公司副经理的管焱彬也来到深圳，加入了这个团队。20多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管焱彬依然直言快语，走路快，坐在沙发上也挺着腰板。他回忆往事不无感慨：“这一次调动，把我的命运和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联系起来了。”
经过深圳联营展销中心两年的试水，何玉良在供销运输部召开的“物资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深圳有色金属市场的设想。他告诉记者：“会后老同志反复提醒我，企业办市场要有主管单位，一定要取得国家部委的支持。”
当时，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生产资料的调配归物资部管。但物资部的态度并不明确，这也为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但建立交易所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支持。1990年8月，联营中心举办了三场关于建立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研讨会。会议纪要里写着深圳市参会领导的意见：“交易所可行，大胆尝试。”
交易所成立的时机到了。
其时，中国生产资料市场正在放开。1989年，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复了关于发展期货试点的文件。1990年10月12日，由财政部、物资部和国家体改委等8部委联合发起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以现货交易起步，试图在将来引进期货管理。
但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也很激烈。深圳的交易所究竟是取名“批发市场”，还是参照伦敦、芝加哥打出“交易所”的牌子？何玉良认为，交易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是英国、美国的标志，统一称呼有何不可？
这次商议的结果是：交易市场的名称确定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筹备领导小组，何玉良为组长，司徒怀、郑元亨为副组长。
交易所成立
郑元亨的风格与何玉良如出一辙：干了再说。
1991年初，筹备组向深圳市提出建立“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但没等批下来，郑元亨就紧锣密鼓地行动了。
为解决筹备资金的问题，何玉良从供销运输部调拨给郑元亨一批铜。郑以此赚了600万元，算是“搭了价格双轨制最后一班车”。
其中的300多万元用在了交易大厅的购置上。筹备组看中了中华富路中建海外装饰大厦B座，买下了其中一层，共700多平方米，做交易大厅和办公室。当时的价格就已经是每平米3250元。
期货合约通常由出市代表在交易所场内公开喊价。筹备组原计划参照“伦敦腔”，口头喊价，无奈有的出市代表口音很重。很多广东人说普通话，分不清“买”和“卖”，极易造成混乱。尔后他们想出了“板书报价”的形式：出市代表依靠一面小黑板，报出买卖价格，再填单交易。
最伤脑筋的是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的起草。按照深圳市领导的说法：“先挖渠而后放水，水才能流畅。”
这部分由郑元亨、管焱彬、彭刚等人负责。彭刚一有机会到北京，就抽空去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查找资料。他回忆：“那时候没有电子图书馆，也没有互联网。当时复印中心期刊资料非常全，我几乎查遍了与期货交易、国际贸易、物资流通、市场建设相关的各种期刊，只要是与期货相关的文章就复印下来，这些资料怕有两尺厚。”
那时候还没有“证监会”，交易所的监察部门被定为深圳市贸易发展局。局长吴镝组织了答辩会，提出的基本问题有20多个，管焱彬等人一一作答。
当时深圳市各部门的认识并非一致。吴镝回忆，有些人提出，既然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由一些国家部委联合兴办的，我们也可以效仿，由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办。但占上风的看法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办的期货市场才有活力。
管焱彬告诉记者，时任中共深圳市市委书记的李灏后来和他聊天时说：“当时为什么支持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脑子灵活，胆子大。”
1991年5月23日，深圳市政府批复了申请。仅10天后，筹备组就在市工商局办妥登记注册，领到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营业执照。
6月10日，金交所宣布成立。联营中心的30多家企业，都成了它的会员单位。经过16家理事单位的推选，时任有色总公司分管副总经理的沃廷枢出任理事长，何玉良任常务副理事长，司徒怀任副理事长，郑元亨被聘任为总经理，管焱彬等为副总经理。
开闸放水
金交所成立了，但还不能开业，因为水闸还没有开：上报的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等，深圳市还没有颁布。
老同志们的担心成了现实，金交所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物资部长柳随年对企业办市场还是不太同意。”何玉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交所一直在争取物资部的支持，成立之前还预留了一个高管的位置。”
但物资部没有“领情”。在他们看来，由包括他们在内的8部委发起的试点，才是正道。1991年6月7日，国家物资部体改司正式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生产资料市场不能由企业来办，应该归属物资主管部门。
听到这个消息，何玉良在北京坐不住了。机缘巧合，彭刚提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对期货有研究，也对金交所有所耳闻，想听取一次正式汇报。
回顾这段机缘，何玉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断重复一个词：命运。“这就是命运。”他说。
7月10日上午，何玉良向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司长杜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副部长乔刚和研究员常清汇报了金交所的情况。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机关食堂吃午饭时，何玉良提出：“深圳市也很支持我们，但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乔刚说：“那我们就到深圳去看一看。”
7月24日，乔刚和常清一行前往深圳，参观了金交所出市代表培训班。乔刚在培训班上讲话：“金交所办在特区，这样的新事物要普及知识，要消除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隔天，郑元亨陪常清到市政府，与贸发局吴镝等部门领导协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次考察，让深圳市吃下了一粒定心丸。
7月31日，深圳市副市长李广镇召开市政府会议，讨论金交所的开业问题。会上几经激烈争论：工商局提出，必须由他们派人进驻金交所进行管理，并对每个交易合同加盖公章，因为这是现行规定；物价部门则认为，如果价格要放开，和其他省份有差别，就必须同他们协商。
李广镇在会上拍板，要求相关部门“克服障碍”。工商局不必加盖公章，交易价格也完全放开。但考虑到上级单位物资部的意见，金交所新增深圳市物资总公司参股。
李广镇特别强调：“我们是特区，适合发展市场经济、适合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事，就应该有突破，不能只考虑部门的利益。”
李广镇1950年就到了老宝安县，见证了从宝安县到深圳市的60年变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初期市政府开会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促进新事物的诞生。提到金交所，他语气中透出了感伤：“当时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但这棵“试验田里的小苗”，最终却没有保住。
这次会议之后，水闸开了。
9月21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管理暂行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发的期货市场管理行政法规。12月7日，《深圳市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颁布。
金交所终于可以正式开业了。
“别当了投机头子”
按照广东人的偏好，开业日期定在1992年1月18日，因为8就是“发”。
开业前一天，深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广镇主持。10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问题都集中在“投机”这个焦点上。
会后，总公司一位部门领导在郑元亨耳边半开玩笑说：“要小心啊，别当了投机的头子。”
1月18日上午9点，开业典礼如期举行。
在“彩旗飘扬、气球升空、纸花遍地”中，穿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郑元亨走进交易厅，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一起，敲响了金交所开业的第一槌。
在金交所上市的有8种金属：铜、铝、铅、锌、锡、镍、镁、锑。当天的交易采用了远期合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货标准合约。几个月后，金交所推出了新中国第一张商品期货标准合约。
在一片“投机”的质疑声中，忐忑不安的创业者们那时还不知道，第二天，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就将南下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
何玉良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但对深圳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从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退休后，夏季住在北京，冬天则南下深圳，不时与当年老友聚会。
这个月，他和司徒怀、郑元亨在深圳见了一次面，商量一本书的出版。
20年前，他们创建了中国1949年后第一个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被深圳市列入特区30年100件大事。郑元亨产生了出书纪念的想法。
当年的弄潮者们为此书欣然撰文。其中的最年轻者彭刚，当时还在中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参与了金交所创建的理论研究。他这样形容与期货的初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但他们当年走得太快了。金交所的“准生证”是深圳市地方政府颁发的，成立3年后，中国证监会才将其列入了国家试点。令他们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此后几年各地纷纷兴办期货交易所，经营水平良莠不齐，导致了证监会1998年对期货市场的整顿，金交所虽多方努力，还是被撤并。
从建立到撤并，金交所的历史只有7年多。郑元亨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经理。
退休后的郑元亨爱上了打高尔夫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深圳高尔夫球场见到了他。他特地选了1号木杆，侧身挥杆开球，体态舒展，不像是一位72岁的老人。但一提到金交所的撤并，他的神情便低落下来：“我们是‘民办’的交易所，不是我们办不好，是国家行政指令把金交所撤并了。”
“若是先汇报，顾忌就多了”
金交所最初的构想出自何玉良。
1983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简称有色总公司），对全国有色金属的产供销、内外贸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时任供销运输部主任的何玉良主管全国有色金属的物资调配。
其时，国内实行价格双轨制。如电解铜的调拨价7000元每吨，市场价格则可能是2到3倍。当资源配置同时受“钱”和“权”的支配时，市场供需关系不明，价格也暴涨暴跌。
几十年来，企业的生产、销售由国家计划安排。现在，企业要依赖暴涨暴跌的价格安排生产，殊为不易。何玉良回忆，总公司每年要进口数十万吨至百万吨有色金属，以填补国内缺口。
国际有色金属市场主要受期货价格影响，对供求关系反应极为灵敏。“当时很苦恼，我们买原材料，国际市场就涨价；我们生产出成品，他们就压低成品价格。”何玉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多岁的他思维敏捷，说话坦率，常常记者的话才问了一半，他已经提前领会并回答。
何玉良开始思考，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期货交易所？他首先想到了老牌金融中心上海，设想在那里以有色总公司的名义办一个有色金属交易中心。“但当时浦东还没开放，政策不够，我们对期货也是一知半解，想法就搁置了。”
何玉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期货交易是1985年夏天。他出国考察后取道香港回国，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深圳联合公司总经理司徒怀请他吃饭。
司徒怀在期货这一行被称为“师傅”。他研究国际期货市场，写了一本小册子《期货概论》，成为中国期货的启蒙读物。这一年，深圳联合公司设立了香港分公司，专营期货业务。
午饭前，司徒怀问何玉良：你要不要做一手期货？他当即回答：好啊。
这时国际市场上铅的价格看涨，何玉良便买了一手铅合约，20吨。午饭还没吃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现在价格怎么样了？但见价格上涨。他示意卖出这份合约。这手交易，他替分公司赚了两千多美金。
何玉良回到北京，便将成立金属交易中心的计划提上了议程。
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这个被邓小平划了圈的地方，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他就此事向总公司下属的生产企业的领导征求意见。他们持保留态度，提醒他：“何局长啊，国际上这一套风险太大，你可要考虑清楚。”
中国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样的大时代，不冒点风险不可能成事。何玉良思量着：“若是先汇报，风险将由总公司领导承担，顾忌就多了。我是技术出身，哪里都能有饭吃。找到人，先办起来。”
期货先行者齐聚深圳
何玉良首先找到的人，就是后来的金交所总经理郑元亨。
时任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经理的郑元亨参观过慕名已久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不足一百平米的交易厅，只有10多位交易员比划叫喊，每5分钟一轮，交易铜、铝、锌等7个品种，但这个小圈内形成的价格信息，却能即时传遍世界，影响整个国际市场的买卖。
“太精彩，太市场了！”郑元亨看罢这个场面，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
何玉良与郑元亨一拍即合。他们计划，先筹建“深圳联营展销中心”，投石探路。
1986年8月，由30多家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投资并联营的深圳展销联营中心成立，何玉良担任董事长，郑元亨任经理。联营中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探索建立一个新型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第二，传播、普及期货交易知识。
不久，时任西北地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供销公司副经理的管焱彬也来到深圳，加入了这个团队。20多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管焱彬依然直言快语，走路快，坐在沙发上也挺着腰板。他回忆往事不无感慨：“这一次调动，把我的命运和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联系起来了。”
经过深圳联营展销中心两年的试水，何玉良在供销运输部召开的“物资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深圳有色金属市场的设想。他告诉记者：“会后老同志反复提醒我，企业办市场要有主管单位，一定要取得国家部委的支持。”
当时，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生产资料的调配归物资部管。但物资部的态度并不明确，这也为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但建立交易所得到了深圳市领导的支持。1990年8月，联营中心举办了三场关于建立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研讨会。会议纪要里写着深圳市参会领导的意见：“交易所可行，大胆尝试。”
交易所成立的时机到了。
其时，中国生产资料市场正在放开。1989年，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复了关于发展期货试点的文件。1990年10月12日，由财政部、物资部和国家体改委等8部委联合发起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以现货交易起步，试图在将来引进期货管理。
但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也很激烈。深圳的交易所究竟是取名“批发市场”，还是参照伦敦、芝加哥打出“交易所”的牌子？何玉良认为，交易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是英国、美国的标志，统一称呼有何不可？
这次商议的结果是：交易市场的名称确定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筹备领导小组，何玉良为组长，司徒怀、郑元亨为副组长。
交易所成立
郑元亨的风格与何玉良如出一辙：干了再说。
1991年初，筹备组向深圳市提出建立“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但没等批下来，郑元亨就紧锣密鼓地行动了。
为解决筹备资金的问题，何玉良从供销运输部调拨给郑元亨一批铜。郑以此赚了600万元，算是“搭了价格双轨制最后一班车”。
其中的300多万元用在了交易大厅的购置上。筹备组看中了中华富路中建海外装饰大厦B座，买下了其中一层，共700多平方米，做交易大厅和办公室。当时的价格就已经是每平米3250元。
期货合约通常由出市代表在交易所场内公开喊价。筹备组原计划参照“伦敦腔”，口头喊价，无奈有的出市代表口音很重。很多广东人说普通话，分不清“买”和“卖”，极易造成混乱。尔后他们想出了“板书报价”的形式：出市代表依靠一面小黑板，报出买卖价格，再填单交易。
最伤脑筋的是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的起草。按照深圳市领导的说法：“先挖渠而后放水，水才能流畅。”
这部分由郑元亨、管焱彬、彭刚等人负责。彭刚一有机会到北京，就抽空去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查找资料。他回忆：“那时候没有电子图书馆，也没有互联网。当时复印中心期刊资料非常全，我几乎查遍了与期货交易、国际贸易、物资流通、市场建设相关的各种期刊，只要是与期货相关的文章就复印下来，这些资料怕有两尺厚。”
那时候还没有“证监会”，交易所的监察部门被定为深圳市贸易发展局。局长吴镝组织了答辩会，提出的基本问题有20多个，管焱彬等人一一作答。
当时深圳市各部门的认识并非一致。吴镝回忆，有些人提出，既然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由一些国家部委联合兴办的，我们也可以效仿，由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办。但占上风的看法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办的期货市场才有活力。
管焱彬告诉记者，时任中共深圳市市委书记的李灏后来和他聊天时说：“当时为什么支持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脑子灵活，胆子大。”
1991年5月23日，深圳市政府批复了申请。仅10天后，筹备组就在市工商局办妥登记注册，领到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营业执照。
6月10日，金交所宣布成立。联营中心的30多家企业，都成了它的会员单位。经过16家理事单位的推选，时任有色总公司分管副总经理的沃廷枢出任理事长，何玉良任常务副理事长，司徒怀任副理事长，郑元亨被聘任为总经理，管焱彬等为副总经理。
开闸放水
金交所成立了，但还不能开业，因为水闸还没有开：上报的交易规则、管理规定等，深圳市还没有颁布。
老同志们的担心成了现实，金交所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物资部长柳随年对企业办市场还是不太同意。”何玉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交所一直在争取物资部的支持，成立之前还预留了一个高管的位置。”
但物资部没有“领情”。在他们看来，由包括他们在内的8部委发起的试点，才是正道。1991年6月7日，国家物资部体改司正式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生产资料市场不能由企业来办，应该归属物资主管部门。
听到这个消息，何玉良在北京坐不住了。机缘巧合，彭刚提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对期货有研究，也对金交所有所耳闻，想听取一次正式汇报。
回顾这段机缘，何玉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断重复一个词：命运。“这就是命运。”他说。
7月10日上午，何玉良向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司长杜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副部长乔刚和研究员常清汇报了金交所的情况。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机关食堂吃午饭时，何玉良提出：“深圳市也很支持我们，但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乔刚说：“那我们就到深圳去看一看。”
7月24日，乔刚和常清一行前往深圳，参观了金交所出市代表培训班。乔刚在培训班上讲话：“金交所办在特区，这样的新事物要普及知识，要消除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隔天，郑元亨陪常清到市政府，与贸发局吴镝等部门领导协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次考察，让深圳市吃下了一粒定心丸。
7月31日，深圳市副市长李广镇召开市政府会议，讨论金交所的开业问题。会上几经激烈争论：工商局提出，必须由他们派人进驻金交所进行管理，并对每个交易合同加盖公章，因为这是现行规定；物价部门则认为，如果价格要放开，和其他省份有差别，就必须同他们协商。
李广镇在会上拍板，要求相关部门“克服障碍”。工商局不必加盖公章，交易价格也完全放开。但考虑到上级单位物资部的意见，金交所新增深圳市物资总公司参股。
李广镇特别强调：“我们是特区，适合发展市场经济、适合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事，就应该有突破，不能只考虑部门的利益。”
李广镇1950年就到了老宝安县，见证了从宝安县到深圳市的60年变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初期市政府开会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促进新事物的诞生。提到金交所，他语气中透出了感伤：“当时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但这棵“试验田里的小苗”，最终却没有保住。
这次会议之后，水闸开了。
9月21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管理暂行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发的期货市场管理行政法规。12月7日，《深圳市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颁布。
金交所终于可以正式开业了。
“别当了投机头子”
按照广东人的偏好，开业日期定在1992年1月18日，因为8就是“发”。
开业前一天，深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广镇主持。10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问题都集中在“投机”这个焦点上。
会后，总公司一位部门领导在郑元亨耳边半开玩笑说：“要小心啊，别当了投机的头子。”
1月18日上午9点，开业典礼如期举行。
在“彩旗飘扬、气球升空、纸花遍地”中，穿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郑元亨走进交易厅，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一起，敲响了金交所开业的第一槌。
在金交所上市的有8种金属：铜、铝、铅、锌、锡、镍、镁、锑。当天的交易采用了远期合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货标准合约。几个月后，金交所推出了新中国第一张商品期货标准合约。
在一片“投机”的质疑声中，忐忑不安的创业者们那时还不知道，第二天，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就将南下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